這是一棟1895年建造的木屋，光“廳”就分客廳、餐廳、遊戲室等。1929年，馬丁·路德·金在這棟木屋裡出生，一直居住到12歲。導遊指着牆上的照片告訴大家“這是金博士的外公家”。我以去年在國内跟裝修隊大戰的經驗，一眼看到當初自己舍不得用的實木護牆闆和華麗牆紙在這裡被用得何其妥帖。而另一位同學則敏銳地注意到其他設施：電烤箱、洗衣機、抽水馬桶、浴缸……那時美國黑人已經過上這麼好的日子了？
導遊說，屋裡的陳設都是金博士小時候的原物，唯一新添的東西是廚房的水槽。一群中國學生陷入了沉默。
以為自己了解美國民權運動的曆史，但稍一接觸，固有的知識在現實面前像牆灰一樣紛紛剝落。
我親愛的牧師同道們：我在伯明翰市監獄裡閱讀你們最近的聲明，它把我現在的行動形容為“不明智，也沒把握好時機”……鑒于你們看起來深受“外人來多管閑事”這種觀點的影響，我想我應當說明一下，我來伯明翰，是因為這裡存在着不公正……任何一個地方的不公正都是對“公平正義”本身的威脅。
寫下這些話的時候，馬丁·路德·金投身民權運動已經8年，坐牢不止一次，還沒得到機會在林肯紀念堂前發表那篇讓他留名青史的《我有一個夢想》。他是一個個子小小的黑人牧師，不光住得好，也接受過高等教育。舉行婚禮的時候，新娘科麗塔穿的蕾絲長裙、戴的頭紗與薄紗手套，看起來都優雅考究。參觀了馬丁·路德·金紀念中心後我才知道，那時候，美國當局遵循的原則是“平等而隔離”，從理論上說，不管什麼膚色的人，都是“平等”的。黑人逛動物園的時候，門口也會挂上牌子：白人禁止入内。
展室裡播放着20世紀60年代一些白人怒吼的鏡頭：“為什麼黑鬼非要來讀我們的學校？他們在自己的學校也能接受頂尖的教育，為什麼非要跟我們湊在一起？”
下一次課上，帶我們去參觀的老師挨個問學生，在金博士的故居有什麼想法。一個土耳其學生的話引起了老師的共鳴：“沒想到金博士和他家人能天天一起吃晚飯、聊天。我的3個兒子啊，每逢去上足球課的傍晚，連坐下來正經吃飯的耐心都沒有……”而我卻想不明白：馬丁·路德·金的日子過得這麼好，從小就不愁吃穿，他怎麼會憤怒到要去争自由呢？
你們也許會問我：“為什麼要這樣直接行動？為什麼要靜坐、遊行，把事情幹得這麼出格？談判難道不是更好的方式嗎？”……有些人也問過我：“為什麼你不給新一屆市政府多一點時間？”……從過去痛苦的經驗中，我們已經知道，自由從來不是壓迫者自願施舍的，它需要被壓迫者去争取。坦率地說，我從未參加過任何能被普通人認定是“時間點把握得剛剛好”的直接抗争運動。那麼多年來，我一直聽到别人說“再等等”。
從這些文字裡，依稀能看到馬丁·路德·金遭遇的質疑。可是身在21世紀美國的老師似乎不大明白我的問題。“我想，他在對的時間，出現在了對的地點。當蒙哥馬利罷乘運動開始的時候，金博士剛好是當地黑人社區的牧師，也就是說，他是社區的領導人物，他必須站出來。”
道理我都懂，但有很多話我沒有辦法對老師說。
我突然就問不出口——金博士出生在亞特蘭大這棟維多利亞式小木屋的時候，距離林肯發表《解放黑人奴隸宣言》也就60多年。會不會有人這樣對他說：你們這些人，60多年前還都是吃不飽穿不暖的奴隸，現在能住上小洋房、開上小汽車，還當着黑人社區的領袖——你咋不知道感恩？為啥知足呢！
我沒法問她，馬丁·路德·金怎麼就沒被“平等而隔離”那一套說服呢？他完全可以安然過自己的幸福生活。公交車上黑人被司機要求給白人讓座的遭遇，不會發生在他的身上。當他投身黑人抗争運動之後，家被炸了，自己被FBI（聯邦調查局）監聽，還有人拿着FBI竊聽到的婚外情錄音給他發威脅信，說他會身敗名裂。來自黑人同胞的批評也沒斷過：有人覺得他堅持“非暴力”原則是軟弱，也有人覺得他的所作所為是“違法”的，與極端分子無異。
他偉大的地方，是不是在這兩條路中選擇了抗争，并堅定地走到頭呢？
老師看起來還是不大明白我在問什麼。倒是一個來自沙特阿拉伯的同學說：“看這個展覽很有意思，因為已經過去了那麼多年，時間可以過濾掉很多雜質。你可以看見當年有人理直氣壯地擁護着種族隔離制度，也可以聽到馬丁·路德·金充滿愛的話語。一對比，前者的荒唐、自私再清晰不過了。”
我不知道她是否記得馬丁·路德·金中心影片裡節選自《伯明翰獄中書信》的話。也許是展覽館的視頻做得好，他的這幾句話，現在還總在我腦海中浮現：
也許對于沒有身受種族隔離之痛的人來說，“再等等”是很容易說出口的話，但是……當你結結巴巴沒法跟自己6歲的小女兒解釋為什麼她不能去電視上介紹的公園裡玩，當你必須組織一個答案去面對5歲兒子的問題“爸爸，為什麼白人對我們那麼嫌棄”……當你的名字在别人嘴裡變成“黑鬼”“小子”（不管實際上你幾歲）或者“喂”，而你的妻子或母親永遠不能被人尊重地稱呼一聲“夫人”……那你們就會明白，為什麼對我們來說，“等待”是那麼艱難。
先生們，我希望你們能理解我們合理且難以遏止的渴望。
（伯仲摘自《中國青年報》2017年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