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爾登湖且不提國外的讀者，即使在美國人的印象裡，梭羅也隻是一個抽象符号，其生平鮮為人知。
梭羅離開瓦爾登湖的直接原因是：愛默生要去歐洲做巡回演講，家裡缺少一個主心骨，便請梭羅來當管家。與大多數偉人之間的友誼一樣，這對師徒兼朋友的關系也是磕磕碰碰、起起落落。好在兩人是君子之交，再加上愛默生溫和大方，多加忍讓，所以他們的關系不緻破裂。
愛默生給人的印象是一位智者和聖人，梭羅則始終是個喜歡冷嘲熱諷的憤青。有時愛默生也樂得給他當捧哏，有意激怒梭羅逗自己開心。一次，愛默生自豪地宣稱：“我們哈佛大學有所有學科的分支。”梭羅卻氣哼哼地說：“沒錯，都是枝，沒有根。”
愛默生比梭羅大14歲，兩個人長得像，說話也像。人們都認為梭羅有意模仿愛默生，隻有梭羅他媽不同意：“瓦爾多（愛默生）說話的腔調多像我家亨利啊！”梭羅身上有愛默生羨慕的優點，比如靈巧、實幹。他什麼農活都會，對奶牛瞥一眼就能估摸出重量來，而愛默生笨得連鋤地都會鏟到自己的小腿。愛默生夫人曾抱怨家裡養的母雞把她種的花園給刨壞了，梭羅就給母雞們縫制了爪套。他給愛默生的孩子們制作柳笛，講小雞和螞蟻的故事，還會變戲法：把鉛筆插進耳朵裡，從嘴裡掏出來。愛默生的孩子們非常喜歡梭羅，甚至問：“梭羅先生，你來當我們爸爸，行嗎？”
梭羅和愛默生的友誼因《河上一周》這本書而陷入危機。由于沒有人願意出版這本書，愛默生便建議梭羅自己掏錢出版，梭羅同意了。但書的銷量慘不忍睹——印了1000冊，賣出幾十本，免費送了很多，剩下的700多本全堆積在梭羅的卧室裡。于是誕生了梭羅最為有名的一句隽語：“我有900本藏書，其中700本是自己寫的。”打趣歸打趣，他心裡不免埋怨愛默生不肯為他的書大力推銷。愛默生一方面對其門生的“不思進取”感到失望，“梭羅缺乏雄心壯志……他不肯當工程師的頭領，而要當采漿果隊隊長”；另一方面也對他過于精神化和缺乏人情味失去了耐心：“梭羅好像沒有胃，既不吃，也不喝。”确實，梭羅對一切享樂都不感興趣：不近女人，從不讀小說，厭惡美食和酒、咖啡、茶，村裡人傳說他甚至連水都不喝。
為了償還自費出書所欠下的債務，梭羅不得不努力幹活。很多年來，梭羅一直沒有穩定的工作，被村裡人視為無賴和痞子。他住在父母家裡，但并非“啃老族”，他交住宿費，并且幫父親經營鉛筆廠。他賺錢的方法是給村裡人幹雜活，比如造煙囪、安壁爐、修剪籬笆、測量土地、種樹，當油漆工、園丁、木匠，有時也淘糞、清理廁所。村裡人不明白，這個哈佛大學畢業生為什麼要選擇這樣的生活。他也從不參加同學聚會，跟老同學一刀兩斷。他倒是更喜歡動物，每到春天總是開心地通知村民們藍鳥回來了。
梭羅在《沒有原則的生活》中對自己的生活方式進行了辯護：“永遠向下看的人，偉大不會接近他；那些向上看的人，正在變窮……多數人謀生隻是生活的套路，僅僅是權宜之計，而且逃避生活的正經事。這主要是因為他們不知道該幹什麼，他們也不想知道。”上帝命令西方人工作6天，休息一天，梭羅把這個模式倒了過來：他每周工作一天，休息6天。他說自己一年隻幹6個星期的活計，剩下的時間自由支配：上午讀書、寫作，下午去野外散步。20多年下來，他寫了6本書和14卷日記。
梭羅把大把的時間都用在了旅遊上，他稱之為“自然考察”。他專門定制了一套很醜但耐穿的衣服，還設計了一種有隔層的帽子，沿途摘的花、捉的昆蟲就放在裡面，因為頭皮既能保濕又能保溫。在旅行方面他也有原則，比如堅持步行，并且絕對走直線——遇山爬山，遇水蹚水，絕不繞開。在空曠的大草原上，一家農舍擋住了他的去路，為了遵循“直線原則”，他毫不遲疑地把前門踢開，穿過客廳，從後門出去。那一家人正在吃飯，驚得說不出話來。
偶爾梭羅會在路上遇到他的“兒子”——一隻凍僵的青蛙。他把它放進口袋裡，希望它能緩過來。他喜歡光着身子，隻要遇到小河，他就脫光衣服，裸着身子蹚水前進。一次暴風雨過後，沙灘上積出一個小水窪。他和作家埃勒裡·錢甯下去遊泳、玩耍，半個小時之後才發現水窪裡還有一位遊客——一隻大鲨魚正咧着嘴沖他們微笑。
在梭羅37歲那年，經過7年反複修改的《瓦爾登湖》終于面世了。它的命運比《河上一周》好一些，一開始就受到好評，不過這本書在梭羅死後就被人遺忘，直到20世紀才重新受到關注，其影響在當今的消費時代和生态危機時代愈來愈重要。和許多經典作品一樣，這本書大名鼎鼎，卻鮮有人問津。
（芸澤摘自《世界文化》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