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陝北，是和我的好朋友、上海一家雜志社的記者林華同行。像我們這些城市裡生、城市裡長的人，如同生活在一個再造的世界，我們對自然已經很隔膜，書本才是我們的好夥伴。
我們特别善于從理論上去了解生活、對待生活。我們把生活也看成是書本那樣的再造的自然。
這其實使我們損失了許多，這損失主要在于和自然的情感。
我們總是通過媒介去和自然發生關系，城市裡到處是這類媒介，城市本身就是一個大媒介。
我們的情感漸漸地變成一種形式，它來源于我們的理性認識，而不是感受。我們的頭腦還不錯，心卻漸漸麻木。
當我們聽聞陝北的貧困閉塞之時，就對路遙提出這樣一個“科學大膽”的建議：為什麼不把人們從黃土高坡遷徙出去？這話其實刺傷了路遙的心，他短暫地一怔，然後臉上露出溫和寬容的微笑。
他說：“這怎麼可以？我們對這片土地是很有感情的啊！初春的時候，走在山裡，滿目黃土，忽然峰回路轉，崖上立了一枝粉紅色的桃花。這時候，眼淚就流了下來。”
後來我們目睹了崖上的桃花，它總是孤零零的一棵，枝條疏朗，那一點點粉紅幾乎要被洶湧澎湃的黃土顔色淹沒。
黃土上方的天空顯得格外藍，似乎專為照耀這片黃土，使這荒涼更加觸目驚心。
我不明白在這樣荒涼蒼茫的土地上，為何能迸發出如此嬌嫩的粉紅桃花。它好像是抽空了生命中所有純潔如處子的情感，用盡全力，開放了花朵。
如果沒有路遙的提示，我們不會注意到它。它在黃土與藍天的濃郁背景上隻是輕描淡寫的一筆，但它是路遙眼中永遠能觸動心弦的景色。
2
我們到陝西的日子，還是作協裡興起“算命”熱潮的日子。
我們的算命方式據稱來自弗洛伊德，其實是一種心理測驗。我們讓被測驗的一方快速地報出一隻動物，然後報出由此動物想起的形容詞，報完一隻動物，再報一隻，報三隻為止——第一隻動物的形容詞是你對自己的描繪，第二隻動物的則是别人對你的描繪，第三隻的卻是實際上的你自己。
我們看出路遙接受這項測試是出于不使我們掃興，帶有捧場的意思。
他臉上帶着溫和寬容的微笑，像一個聽話的好學生，一一回答我們的提問，然後耐心地等待我們破譯。
當我們說到第三個動物的形容詞其實意味着實際上的自己的時候，路遙不由“哦”了一聲，臉上的笑容消失，眼神變得嚴肅了。
我記得路遙第三個想到的動物是牛，他形容牛用了沉重、辛勞一類的字眼。
3
據說路遙在病重時流過淚，表現出不甘心的意思，這真是教人痛斷腸了。
他在四十不惑的日子裡辭世，遠沒抵達知天命的年歲。不惑其實是最叫人痛惜的，一切都已明澈如水，什麼都騙不了他們。他們正走在通向最深哲理的路途中，走過去，便得真谛。而他們卻中途夭折，這帶有一種被強奪的意味，一種被生剝活扯的意味。
我永遠忘不了我們行走在黃土溝壑裡，就像行走在大地的裂縫中，崖上的桃花在遙遠的天空上映下疏淡的花枝，路遙的心是如何的被激蕩了。
我想他其實從來不是在稿紙的格子裡寫字，而是在黃土上，用他的心血寫字。我想，用文學這兩個字去命名他的勞動太過輕佻了，那其實是如“人生”一般艱辛的跋涉。
生命就像一場阻擊戰，先是祖一輩的倒下，然後是父一輩倒下，現在兄長一輩也開始倒下了。我們漸漸失去掩護，面對自然殘酷的真相，有人已經嘔盡心血，我們還有什麼理由做遊戲？
其實這世界原是由荒瘠的黃土凝成，綠地隻是表面的裝飾。這個世界上裝飾越來越多，将真相深深掩蓋。
其實，破開綠地，底下是黃土；風刮起黃土，底下還是黃土。
路遙，我們都是黃土的孩子。
（李金鋒摘自人民文學出版社《王安憶散文》一書，本刊節選，李小光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