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第一個蘇維埃政權自1927年建立以來，“一直遭到銅牆鐵壁一樣嚴密的新聞封鎖而與世隔絕”①。1936年春，中共中央密電上海地下黨組織，希望邀請一名西方記者到陝北訪問。1936年7月埃德加·斯諾訪問延安，成為進入陝甘甯革命根據地采訪的第一位外國記者。斯諾根據此行的見聞寫成《紅星照耀中國》（又名《西行漫記》）。該書成功地撕開了國民黨新聞封鎖的鐵幕，向全世界報道了關于中國和中國紅軍的真實情況，推動了中國共産黨的一系列基本政策和對時局的主張在國際上的廣泛傳播，解開了當時許多圍繞着紅色中國的謎團。
一、斯諾的紅色中國報道為何能夠成功？
斯諾的職業素養和專業技能，他對西方讀者心理的了解和對中國曆史文化的熟悉，以及他對人類命運的曆史正義感，保障了《紅星照耀中國》内容的真實可信，也體現出他對曆史發展的某些預測的科學性。
1.高度的新聞敏感和深刻的現實洞察力
20世紀30年代，關于中國紅軍、蘇維埃和共産主義運動，人們提出過很多問題，針對這些問題西方有一套現成答案。但斯諾認為這些答案始終很難令人滿意，并質疑：“他們是怎麼知道的呢？他們可從來沒有到過紅色中國呀。”②對此，斯諾認為，“相當一個時期以來，竟沒有一個非共産黨觀察家能夠有把握地、準确地、或是用親身調查過的事實解答這些問題，這似乎是荒唐可笑的”③。在他看來，對“紅色中國”的祛魅是當時中國惟一值得采訪的消息。
這種職業新聞工作者的敏感和洞察力是斯諾進入蘇區後能夠和中共領導人進行對話、提出諸多深刻問題的前提。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斯諾通過在東北的實地采訪敏銳地察覺到這隻不過是日本侵華戰争的一個序曲。1933年，他在《遠東前線》中一針見血地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的野心。他在新聞報道中體現出的批判精神和曆史正義感，也是他獲得信任、受邀訪問陝北的一個重要原因。
2.對中國文化的接觸及與左翼作家的交往
1933年至1935年間，斯諾在北平燕京大學新聞系任教，同時學習中國語文，開始更為系統地接觸中國的曆史文化，并對中國社會的現實有了更深刻的認知。魯迅成為他深入理解中國的一把鑰匙。在魯迅的幫助支持下，斯諾譯編了中國現代短篇小說集《活的中國》，向國外民衆介紹了中國的左翼作家及其思想。這本書被視為《西行漫記》的前奏。
斯諾受到共産黨的邀請成為進入蘇區的第一位外國記者，一定程度上和他與史沫特萊、魯迅、宋慶齡及一些中共地下黨員的接觸不無關系。有研究者指出，雖然史沫特萊和中國左翼的聯系更為密切，但也因此使人擔心她的作品的發表領域可能受到限制。相比之下，斯諾是一個獨立的美國新聞記者，沒有任何政治傾向，鑒于斯諾個人在新聞界的活躍度，他撰寫的文章更容易被發表也更容易被信任④。周恩來見到斯諾時也曾表達了類似的意思，他說：“我接到報告，說你是一個可靠的新聞記者，對中國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說可以信任你會如實報道。”⑤
3.深入現場用鮮活的事實講生動的故事
《紅星照耀中國》作為一部報告文學的佳作，通過精心的結構，将斯諾在陝北根據地獲得的“豐富的未經利用、為人不知的材料”合理地組織起來，用事實說話。
在這本書中，斯諾用簡潔有力的語言，富有生活氣息的描述，平實真誠的對話，客觀具體地展示了根據地人民生産、生活、訓練的諸多典型場景。他有時甚至退居幕後，讓根據地的農民、工人、“紅小鬼”自己講故事，增強了内容的可信度。
斯諾熟悉西方讀者的閱讀心理，他在寫作中采用了一種故事化的寫作風格。比如他突出了前往陝北的冒險色彩，幽默地寫道：“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難道不值得拿一個外國人的腦袋去冒一下險嗎？”⑥
交流能夠得以進行的必要前提是交流的雙方有共通的意義空間。共通的意義空間有兩層含義，一是對傳播中使用的符号含義有共同的理解，二是有大體一緻或接近的生活經驗、文化背景。斯諾在寫作中适當調用了西方讀者熟悉的文化資源，比如他用堂吉柯德來形容中國紅軍對日作戰，收複失地的行為；把毛澤東形容為“看上去很像林肯”，拉近了讀者對報道對象的距離。他還通過巧妙地鋪設懸念，吸引讀者閱讀。
斯諾筆下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每一個人都有血有肉，性格迥異，富有感染力。他眼中的毛澤東“個子高出一般的中國人，背有些駝，一頭濃密的黑發留得很長，雙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顴骨突出”。他眼中的周恩來是“一個清瘦的青年軍官，他長着一臉黑色大胡子”、“充滿了對生命的熱愛”。他初次見到鄧發時，注意到“這個人的行動有一種黑豹的優美風度，在那套硬邦邦的制服底下，一點也不失輕巧矯捷”⑦。斯諾的人物描寫打破了模式化的套路和刻闆化的框架，被妖魔化的中共領導人在他筆下變得親切、和藹起來。這些具有可讀性的故事，也滲透着斯諾出于正義而迸發的激情，能夠引起讀者的情感共鳴。
二、中國共産黨人國際宣傳的系統設計
斯諾的紅色中國報道在國際上的成功，同時也是中國共産黨人呼應時代需求、尊重傳播規律、立足中國與外部世界的話語共同點和利益交彙點，借外力發内力的成功案例。
1.呼應外部世界的需求，借助外國記者打通傳播渠道
斯諾的陝北之行是在他個人有意願、蘇區有要求、世界有需求三種力量的推動下促成的。出發去陝北之前，斯諾得到了紐約《太陽報》和倫敦《每日先驅報》的支持，并獲得了一筆預付的稿費。1936年斯諾回到北平後，美國大使館專門為他舉行了别開生面的新聞發布會，美國大使詹森、武官史迪威，以及許多中外記者參加了此次發布活動。《紅星照耀中國》于1937年10月由倫敦戈蘭茨公司第一次出版，同年11月該書已經出了五版。20世紀50年代，斯諾應費正清等人的請求，整理了他兩次訪問革命根據地的采訪筆記内容，出版了《紅色中國雜記》一書。這些細節說明打破國民黨的新聞封鎖，把中國的真相告訴世界，不僅是中國共産黨和中國人民需要的，也是西方國家乃至世界人民需要的。
斯諾受邀訪問陝北的背景是，當時面對國民黨的軍事封鎖和新聞封鎖，共産黨隻能迂回借助“國際通道”将抗日根據地的現實生活和蘇維埃政權的外交政策傳達給國際社會，以争取支持和援助。以斯諾的陝北之行為嚆矢，直到20世紀40年代中後期，西方記者對“紅色中國”的探訪熱潮在外力的幹擾下不得不逐漸降溫。回顧曆史，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韋爾斯的《續西行漫記》、福爾曼的《北行漫記》為全世界人民了解中國，為赢得國際進步力量對中國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作出了重要貢獻。
2.采取主動開放的姿态，巧妙地将外交外宣合二為一
周恩來在與斯諾的第一次正式見面時，就表達了允許他在根據地自由活動的誠意。他對斯諾說：“不許新聞記者到蘇區來的，不是我們，是國民黨。你見到什麼，都可以報道，我們要給你一切幫助來考察蘇區。”⑧
這種誠意并非是給斯諾一個人的特權。1944年，在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訪問延安時，周恩來對宣傳工作作出如下指示：“宣傳工作，要實事求是，介紹我們的成績，也要說明我們工作中有錯誤、有缺點，說明我們有克服錯誤、缺點的辦法，切不可搞浮誇，更不可弄虛作假。”⑨
這種敢于用事實說話的作風和當時國民黨的自誇性宣傳形成了鮮明對比。近百名西方記者先後親臨蘇區進行采訪，使得此前國民黨對紅色政權的諸多攻擊性報道、妖魔化報道不攻自破。
除主動開放的姿态，事實求是的作風外，中國共産黨人非常重視通過斯諾來開展國際宣傳和外交工作。外交與外宣兩者互通與融合，尤其體現在毛澤東與斯諾的會談上。1936年7月至10月間，他們先後就六組問題進行了深談：7月15日談外交問題，16日談反對日本帝國主義，18至19日談中國的内政問題，23日談中共與共産國際和蘇聯的關系，9月23日談聯合戰線問題，9月底至10月底談毛澤東的個人生平和紅軍的長征史⑩。毛澤東通過斯諾第一次向世界對國際統一戰線策略、對中國的外交方針做出了系統闡述。
3.立足于共通的意義空間，闡釋基本政策和時局主張
圍繞中國共産黨人的基本政策，斯諾和毛澤東以及共産黨的其他領導人曾經進行了十幾次談話。毛澤東多次向斯諾強調：“反抗日本侵略的鬥争，反抗日本經濟和軍事政府的鬥争——這就是在分析蘇維埃政策時必須記住的主要任務。”11中國共産黨“正企圖在中國建立一個民族統一聯合戰線，召請真心抗日的各黨各派各軍來參加我們的民族解放的共同工作”12。
在解釋共産黨的基本政策和外交立場時，毛澤東非常有策略性及前瞻性地對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利益的一緻性給予了分析：“日本帝國主義不僅是中國的敵人，而且也是全世界所有愛好和平的人民的敵人。它特别是那些在太平洋有利害關系的各國，即美、英、法和蘇俄各國人民的敵人。日本的大陸政策和海上政策一樣，不僅針對着中國，而且也是針對那些國家的……”13
善于洞察事态發展趨勢的斯諾也敏銳地捕捉到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是國際社會主義勝利的一部分，中國的抗日戰争是實現世界和平的一部分。他在随後的報道和《紅星照耀中國》一書中向世界傳遞了中國共産黨希望在世界範圍内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結成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迫切希望。
三、對新時期講好中國故事的啟發
斯諾作為優秀新聞工作者的素養和品質，對我國的傳播人才培養具有示範意義。他與中國進步知識分子的交往與交流，讓我們注意到拓展民間外交對提升國際傳播影響力的潛在影響。
斯諾報道的成功，不僅因為他懂得西方讀者的語言習慣和接受心理，熟悉組織叙事的技巧與技術，還在于他通過中國的故事表達了關于人類共同命運的關切與思考，故事背後的意義喚起了西方普通讀者的情感共鳴。傳播并非是單純的符号互動，還是社會關系的互動和意義的流通，這是我們在講述中國故事時需要思考的問題。不隻關注怎麼講，還要思考講什麼；不隻關注講故事的技巧和策略，還要思考故事傳達的理念與價值；不隻關注講中國自己的故事，還要思考中國故事與人類故事的交集，處理好民族性與世界性的辯證統一關系。
斯諾的報道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特點，即通過對話，讓根據地人民自己講故事。新時期講好中國故事，首先要建立在中國實踐、中國道路的現實基礎上，事實是信任與理解的保障。随着國際流動能力的增強，每一個中國公民都有可能成為講故事的人，他們對中國的認知和感悟是中國故事的組成部分。另外，在傳播手段日新月異，傳播網絡日益發達的輿論環境中，還要注意國内傳播與國際傳播的對接和交叉，國内輿論場和國際輿論場的互動與交換。隻有把借外力和發内力結合起來，才能更有效地讓“别人講”與“自己講”形成合力。
講好中國故事要有頂層設計、系統思維和戰略布局，實現傳播與外交的配套。面對國民黨的新聞封鎖，共産黨人敢于将根據地的現實展現給西方記者，給予他們采訪和報道的空間，這是赢得對方好感與同情的關鍵舉措。講好中國的故事，要有開放包容的姿态，敢于将成績和問題同時展示出來，但也要注意搶占先機，有所引導，把握對問題的解釋權。在保障信息開放透明的同時，要增強主動設置議程的意識與能力。
「注釋」
①埃德加·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2010年重印），第1頁。
②同上。
③同①，第5頁。
④詳情參見丁曉平：《埃德加·斯諾：紅星為什麼照耀中國？》，中國青年出版社2013年版，第242-244頁。
⑤埃德加·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2010年重印），第36頁。
⑥同①，第6頁。
⑦同①，第20、34、41、54頁。
⑧同①，第37頁。
⑨金城：《延安交際處回憶錄》，中國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第200-201頁。
⑩孫華：《埃德加·斯諾對中國共産黨早期外交思想的傳播》，《中國出版》2012年第7期。
⑪埃德加·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2010年重印），第66頁。
⑫埃德加·斯諾：《毛澤東自傳》，收錄于《早年毛澤東：傳記、史料與回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版，第37頁。
⑬埃德加·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2010年重印），第38頁。
「參考文獻」
1.埃德加·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2010年重印）。
2.尼姆·韋爾斯著，馬慶平等譯：《紅色中國内幕》，濟南出版社2006年版。
3.丁曉平：《埃德加·斯諾：紅星為什麼照耀中國？》，中國青年出版社2013年版。
4.金城：《延安交際處回憶錄》，中國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
5.斯諾等著，劉統編注：《早年毛澤東：傳記、史料與回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版。
6.芮必峰、李嘉樹：《西方記者探訪和宣傳“紅色中國”的原因》，《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4期。
7.孫華：《埃德加·斯諾對中國共産黨早期外交思想的傳播》，《中國出版》2012年第7期。
責編：譚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