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忠實，中國當代著名作家，主要從事小說創作，代表作長篇小說《白鹿原》，被認為是“一部渭河平原近現代50年變遷的雄奇史詩”。生命形态、精神表達和審美風格的亦重亦輕是陳忠實作品突出的藝術個性，同時也構成了我們走進和把握陳忠實精神世界的重要途徑。
一個農民的兒子
1942年，陳忠實出生在陝西西安一個不足百戶人家的小村落，父母都是地道的農民。1955年，靠賣樹為生的父親實在無力承擔兩個兒子的學費，隻得讓當弟弟的陳忠實先休學一年，供大兒子考上師範學校後再做打算。可是大家都沒想到，這一決定從此改變了陳忠實的命運。
陳忠實先在農村當老師，後來又在區文化部門工作過四年，最重要的是在公社工作了十年。那時他不是以一個作家的身份去體驗生活，而是以公社幹部的身份進行工作。那十年是他對中國鄉村的體驗、理解及生活積累最重要的時期，對農民世界的了解和感受，為他後來創作打下了最堅實的基礎。
陳忠實認為，作家深入生活有兩種方式：一種是直接到某一生活場地去深入；另一種則是在自己的生活位置上全身心地感受生活、感受社會，接觸各種人物、事件，這兩種都是可取的。作家可以選擇屬于自己的深入生活的方式。陳忠實寫作初期的最大特點是，農村日常的形形色色在他筆下尤顯逼真，充滿了強烈的美感。
一部能當枕頭用的大書
直到今天，提起陳忠實，大多數人想到的便是他的《白鹿原》。“我還不打算寫《白鹿原》續集或者姊妹篇，因為沒有要表達的東西，寫不出來了。”陳忠實坦言。
1983年，在文壇耕耘了20年的陳忠實獲得了專業作家的身份，從此可以自由支配時間了，在這樣的情況下他開始醞釀寫一部書，一部“死後可以放在自己棺材裡當枕頭用的大書”。他渴望直抒胸臆，表達自己的生命體驗。
為了潛心創作，他從城鎮帶着鋪蓋，回到了鄉下老家。這個舊宅老屋，可以說是他文學寫作和精神生命中的一個原點。在那裡，他坐在一把小竹椅上，旁邊是歪了一條腿、非得拿麻繩一圈一圈捆結實了才能放平的方桌，想象自己和“白鹿原”上所有男男女女的對話。陳忠實說：“我在創作時必須把自己關在屋裡，這裡筆下的人物仿佛都在我的周圍活動，要是屋子裡進來一個人那些人物都吓跑了，我也就寫不出一個字了。”陳忠實在農家小院一住就是幾年，直到《白鹿原》出版他才回到西安。
結果《白鹿原》大放異彩，陳忠實如同一位智慧的老者講述了渭河平原50年的歲月變遷和一個家族兩代人的心靈秘史，彰顯出厚重的曆史感和濃烈的地域風情，為中國當代文壇育出了一棵根深葉茂、蒼翠生輝的大樹，立起了一座拔地而起、撼人心魄的高峰。
一生不曾改變的鄉土情結
熟悉陳忠實的讀者會發現，陳忠實每一篇文章的末尾，落款往往是家鄉的“原下”“二府莊”等字樣。即使在作協大院寫出的文章，他附上的也是“于雍村”或“雍村”，沒有一次用過街巷或單位的名字。
他潛意識裡依然親和着鄉村。盡管住在城市也有不少年頭了，卻拒絕把某某街、某某路作為文章末尾的寫作地點，而樂于附上某某村、某某寨這些鄉村的名字。這種親和和拒絕的意向，源于他一生不曾改變的鄉土情結。
“不管怎樣，每一位作家都有他的生活場，都在各自的生活位置上經曆、感受生活，誰也無法擺脫。賈平凹的生活場在陝南商州，我的生活場就是白鹿原。”陳忠實說。
1992年春天，當陳忠實在自己綻放梨花的院子裡，把《白鹿原》手稿交給編輯時，他隻說了一句話：“我連生命一起交給你們了。”如今，斯人已逝，但那部以命相換的《白鹿原》将永不荒蕪。
陳忠實訪談錄
問：您是如何想到要寫《白鹿原》這部書的？
陳忠實：我老家那個村子背靠白鹿原。我過去從來沒有在意過這個白鹿原的曆史，都是寫我當下所面對的現實生活。後來，在不經意間我發覺到這個原上曾經發生過很多大事的時候，真是有一種震撼性的心理過程。通過對這些曆史事件的了解，使我對陝西、對關中人的理解，發生了一個很重要的變化。面對我生存的這塊土地，對這塊土地的再認識，就産生了要寫《白鹿原》這個長篇小說的意念。
問：有人認為，《白鹿原》正面觀照了中華文化精神和文化人格，從文化心理結構上對傳統社會做了一個史詩性的觀察和描述。可否談談您的看法？
陳忠實：我主要是關注我們民族的精神曆程。1949年以前，從封建社會解體到共和國成立這一段曆史時期，中國的傳統文化，在鄉村是怎樣影響着、制約着人們的精神心理，這些鄉村的鄉紳和村民的心理是怎樣構架的？當國民革命、共産主義革命在生活中發生的時候，這些以傳統文化為心理結構的各種人，發生了怎樣的精神遷移或者裂變？實際上不要說那個時代的人，就是解放後很長一段時間，一般民衆的精神心理上，仍然沒有完全解構完那些傳統思想。不管是傳統文化中美好的，還是腐朽的東西，都仍然在支撐着中國人的心理結構。
問：小說《白鹿原》中，田小娥是非常出彩的一位女性。她死後最終化為飛蛾，并帶來了一場瘟疫，這讓許多人認為是運用了拉美的“魔幻現實主義”，您怎樣看？
陳忠實：寫《白鹿原》之前，我的确看過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和《霍亂時期的愛情》，但我相信，自己寫的是本民族的事情，生生死死都按照自己的方式，不會去弄什麼概念移植和故作新潮，我不會把人忽然就變成甲蟲了，我們民族沒有那種東西。
問：作家在語言上都格外追求創新，您對自己的文學語言也是下過很大功夫，有着高度自覺，這種思維習慣是如何培養起來的？
陳忠實：在創作過程中，我學習過趙樹理、柳青等作家的語言。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我意識到一個作家必須在包括語言在内的整個創作上形成自己的風格。“大樹底下好乘涼”，但是“大樹底下不長苗”，大樹的葉子把陽光都遮住了。作家不可能用一種語言去寫他的所有生活體驗，他必須根據他體驗到的内容和人物，決定選擇什麼樣的語言。這應該是語言創造最生動的東西。
問：現在許多作家都改行當編劇，還有的寫小說時總考慮怎麼能更适合改編成影視劇本，您如何看待這種現象？
陳忠實：對那些本身具備編劇天賦和才能的作家，當編劇是件好事，但不是每個作家都能當編劇。我不贊同在寫小說時老惦記着改編成劇本，這違背了文學創作的規律。如果老想着怎麼能把情節寫得離奇、驚險，甚至硬要加一些所謂有戲劇性的沖突，這就損害了小說的藝術性。（白輪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