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樹勇TextbyLiuShuyong
有關中國弱勢群體和邊緣人群的影像關注與持續記錄，自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成為許多秉持人道主義立場的中國攝影師的重要攝影實踐。那些居身主流社會生活與文化視野之外的人群，他們鮮為人知的生活現實，一一出現在攝影師的影像文本當中。這些影像的價值在于：一、一反當時影像為宣傳服務的僵硬姿态，直抵當下中國底層社會的現實狀況，經由影像的冷峻書寫，為我們揭示出一個處于轉型時期的中國存在的各種社會問題，以期引發全社會的廣泛關注。二、在攝影行業内部，一改當時攝影以藝術為名義，以審美為借口，回避社會問題，不敢直面現實，終日沉湎于風花雪月式影像營造的痼習，轉而開始強調攝影師的在場性和獨立判斷，重視影像作為證言的真實屬性，重建影像的紀實性美學。
20多年過去，這樣的紀實攝影實踐已然成為衆多中國攝影師秉持的方向。對一個個話題的長期追蹤記錄，形成了大量紀實攝影專題作品，無論視覺描述的豐富性，還是相關背景資訊采集、研究的深度，都已遠非昨日可比。更值得看重的是，這些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被看作是“社會主義陰暗面”的影像内容很難公諸于世，随着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和傳播媒體的迅速發展，這些影像已經得到了廣泛的傳播。經由這樣的影像，我們知道了，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我們熟悉的生活經驗之外，還有很多人以另一種我們所不熟悉的方式艱難地活着，我們知道了這個國家遠非過去宣傳的那樣富足和幸福無邊。它還存在着許多我們必須面對和去解決的問題。
紀實攝影家們期待通過自己的攝影，顯現一個真實的中國，并影響那些能夠關注、解決這些問題的人群和力量。可是，多少年過去，有多少人群因為這樣的攝影得到了有效的關注？有多少問題因為這樣的影像得到了徹底的解決？據我有限的觀察，攝影家解海龍先生拍攝的《我要上學》産生的巨大影響，感動了無數善良的人們，無數善款捐助，使得全國的貧困地區建立起一座座學校，讓無數失學的孩子在風雨之外得以接受基本的教育。攝影家于全興先生曆時十幾年拍攝的大型紀實攝影專題《幸福工程》記錄了一個國家發起執行的救助工程，無數貧困母親通過小額貸款的方式，自助自救，得以家有糧吃，身有衣穿，擺脫基本的生存困境。僅此兩案，由于國家的介入與幹預，才使問題得以初步的緩解。
這樣的結果讓我們明白，我們看到的問題遠比我們預料的要複雜得多。抱怨沒有用，單純地寄希望于他人也沒有用。面對這些問題，解決這些問題，需要我們的行政機構和全社會所有人的關注、行動和持續努力。這是每一個有良知的國民和政府必須經曆的過程。唯有如此，我們活着才有意義，我們的工作才有價值。亦唯有如此，懷謙卑之心，任艱難之事，我們才能見到衆生，并最終見到自己。
借此機會，向攝影家于全興先生所做的工作表達我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