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戛納電影節頒獎禮結束時，這一任務也似乎像往屆一樣順利完成。得到最高榮譽的電影人是日本導演是枝裕和，他憑借《小偷家族》拿到金棕榈獎。這部有關家庭、貧窮和社會不公的作品，有着“正當時”式的誠摯。評審團大獎頒給了斯派克·李的《黑色黨徒》（BlacKkKlansman），電影中的種族主題也正好是當下熱點。
不過，今年的戛納電影節期間，也不斷有人發出質疑：戛納的光彩是否依舊？這個曾經是全球最有聲望、最迷人也最重要的電影節，是否已經輝煌不在？從Netflix的崛起到好萊塢頒獎季的威力，這些改變是否已經将戛納架空？或者，一個最直接的問題是：那些最好的電影是否都不選擇戛納了？
最後一個問題的關鍵點并不在于戛納，而在于戛納所處的時代，在于戛納以不變應萬變，卻因此被改變的地位。Netflix今年退出戛納帶來的影響，有些被誇大，雖然戛納因此錯過了阿方索·卡隆的《羅馬》（Roma）和奧遜·威爾森的《風的另一邊》（TheOtherSideoftheWind），但像戛納這樣級别的電影節，難道隻因為一家公司退賽，就會黯淡無光了？如果說戛納的時代性在減弱，其根本原因，恐怕也不是Netflix回應組委會新政的“不玩拉倒”。
戛納的窘境，更深層、也是衆人不願提及的原因，是非英語電影近年來的沒落。在二戰後的50多年間，這部分在美國被稱為“外語片”的電影，找到了自己的話語權，并周期性地引發讨論熱潮。但如今這種現象已經消失，從影片數量上就能看出端倪——曾經定義戛納本質的部分，本身正在失去時代性。
如今的電影兩級分化愈發明顯，一邊是商業大片，一邊是獨立影片。對于前者，觀衆仍然會買票走進電影院，但那些多為藝術片的獨立制作卻越來越難吸引觀衆。這種分化在戛納電影節上亦有所表現，今年戛納的開幕影片是伊朗導演阿斯法·法哈蒂的《人盡皆知》（EverybodyKnows）。這部倫理劇發生于西班牙馬德裡郊外的村莊，由佩内洛普·克魯茲和哈維爾·巴登主演，講述一場綁架案牽出家庭秘密的故事。影片雖然收獲了好口碑，但對導演的批評聲卻始終存在——這位伊朗目前最有聲望的導演，無論是在語言還是文化上，都不适應電影的西班牙背景設定。影評家質疑最多的是法哈蒂本人的國籍與電影故事文化間的“沖突”。事實上，與衆多不用母語就不會拍片的電影人相比，法哈蒂交出的這份作品，說是“原汁原味”的歐洲片都不為過。對此而發的負面聲音，難免讓人覺得有“仇外”情緒摻雜其中，這種指責分明就是在說：法哈蒂除了拍伊朗片就不應該拍别的，他這種試圖獲得國際認可的“行為”，玷污了戛納所謂的“純潔”。
2018年戛納電影節真正的問題是，缺少具有事件性的電影，缺少能引發觀衆更深層思考的作品。
布萊德利·庫珀自導自演的《一個明星的誕生》（AStarIsBorn）倒是适合戛納的電影，可惜要到年底，也就是頒獎季最熱鬧的時候才能上映。這也是其制作公司華納兄弟拒絕參加戛納的原因——不想太早曝光。從制片公司的角度來看，這種安排是合理的，但問題來了，如《一個明星的誕生》這樣希望“沖奧”的主流影片，以後是否都會為此避開戛納？我們知道，如今的頒獎季從每年8月就拉開序幕，以特柳賴德、威尼斯和多倫多三大電影節為标志，在這種情況下，戛納是不是隻能被擠到局外？
回答是：倒也未必。但要解決這個問題，戛納需要放下身段，與各大電影公司搞好關系。至少這樣能給人積極向上、求新求變的印象，而不是永遠活在過去光環之下的老古董。
今年戛納電影節明令禁止在紅毯過程中自拍，聽上去好像無關大局，但這難道不代表着戛納骨子裡對21世紀的“抗拒心理”？不僅如此，戛納出台這樣的禁令還十分“打臉”，曾幾何時，星光熠熠的紅毯明星和攝影師瘋狂的閃光燈，正是戛納電影節最經典的标志性場景，是藝術魅力集中體現的強光。明星自拍正是這種魅力的延伸，是自媒體時代的新文化。禁止紅毯自拍，無疑削弱了戛納的感染力，遑論放走了多少社交平台上的流量。
在今年的電影節上，凱特·布蘭切特和阿涅斯·瓦爾達帶領着82位女性共走紅毯，代表過去71年裡，進入過主競賽單元的女性導演電影數量。71年82部，相當于每24部影片中隻有1部出自女性電影人，要改變這一現實，除了改變最顯而易見的行業性别歧視外，也應該承認，增加女性的參與度，能在很大程度上彌補許多戛納缺少的新氣象。從更廣泛的層面來說，戛納需要新的能量和激情，來改變目前的尴尬局面，重新找回生機。
未來，戛納與其花時間制定新規則，不如想想如何讓通往電影天堂的紅毯，重新找回吸引更多電影人踏足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