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肖俏
随着我國電視節目的不斷發展創新，主持人話語的交流語境也在漸漸發生變化。主持人的叙事空間不再局限于單一的演播空間，而是出現了虛拟空間與現實空間、室内空間與外景空間等。叙事空間的分化産生了處于不同空間的主持人，簡單地說，可分為第一現場的主要主持人和第二現場的輔助主持人，而且目前越來越多的電視節目都傾向于二者的結合，如《中央電視台春節晚會》、《開門大吉》、《非你莫屬》等。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中央電視台的公益類尋親節目《等着我》就是以倪萍為核心主持人，同時加入了第二現場主持人舒冬，與同類節目相比，該節目将電視節目的叙事空間進行了多種形式的分割與組合，兩個現場的主持人相輔相成地把節目内容完整地傳遞給受衆，第二現場主持人成為了必不可少的構成部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構建張弛有度的叙事節奏
《等着我》從2013年開播以來，經過了多次的改版，每一次的改版或細微調整均與主持人有關。首先是在董卿主持時期，主持人、求助者、被尋者都處于同一演播空間，它是以簡單的區域劃分來區分三者的交流空間。其次是在倪萍主持時期，形成了以場内主持人叙述空間為主，場外主持人去補充信息、設置懸念的存在形式，這時兩人産生出相互交織與斷裂的叙述層次，使得叙事節奏更加得張弛有度。
開播初期，該節目僅有董卿一個主持人，節目流程主要是由她來介紹求助者的背景、目的及簡單情況，并引導求助者來講述自己的有關經曆，接着求助者在舞台的另一空間去完成單獨的詳細叙事。這一時期的主持人既要向觀衆傳遞完整的事件信息，又要很好地營造與調節現場的情感氛圍，主持人的叙事語言與情感表達的基調也要和諧，因此節奏變化受到了一定的束縛，情感表達更多的是向理智叙述妥協，使得節目初期缺乏了一些應有的人文關懷。2014年4月5日，《等着我》改為由倪萍與舒冬分别擔任第一、二現場的主持人，主持人的性别差異、語言風格、主持空間都有着明顯的區别，使得節目形式煥然一新，并形成了獨特的叙事節奏。倪萍曾說，“我比較适合做互動節目，我希望能讓嘉賓發言，我也參與進來。作為主持人，我覺得我說話還是很有特點的，和觀衆說話的時候，定位是比較好的，知道怎樣吸引觀衆，知道收和放，知道和觀衆如何交流。”①。确實，她在節目中充分發揮了情感真摯、善于溝通、長于現場調控的優勢，而舒冬作為第二現場的主持人，他的任務是進一步推進事件的深層講述，揭示事件的結果以及尋人過程，提供第一現場的未知信息，兩位主持人之間相互的配合充分顯示了感性與理性的互補、過去與未知的銜接。也正是由于倪萍的舒緩自然、娓娓道來與舒冬的沉穩理智、簡潔流暢，以及倪萍對過往事件的全面呈現與舒冬揭開懸念的講述，形成了節目跌宕起伏、快慢有序、張弛有度的叙事節奏。
二、區分事件的叙事層次
電視節目的叙事層次一般分為外叙事層與内叙事層。外叙事層是由編導、攝像、燈光等構成的叙事機制，它們作為不現身叙事者形成了具有主導作用的框架叙述，而主持人僅僅作為内叙事層的信息傳遞者來承擔節目事件的講述，通常情況下，僅有單一叙事空間的電視節目是無法實現事件的叙事分層的。
《等着我》在開播初期，演播廳的場景被劃分為兩個舞台空間，一個是具有傳統風格的桌、椅擺設的舞台空間，它為主持人和求助者提供了交談場所，另一個則是用于求助者單獨講述的舞台空間，這時的主持人受到叙事空間的限制，缺乏叙事層次區分的功能，不能更好地針對事件進行深層解讀，事件細節也就不能得到充分展現。而在加入第二現場主持人後，節目形成了現場采訪與場外調查共同建構的叙事空間，第一現場的主持人倪萍主要是引導嘉賓講述、與“助尋團”互動，把握節目的整體性構架。第二現場主持人則負責進行事件的深度追蹤與報道，講述事件的進展與結果。這時，第二現場主持人是處于第一現場控制下的次叙事層，具有補充、輔助第一現場表達的作用，因此他們之間存在主與次的叙事層次關系。可見，第二現場主持人的存在既保持了節目整體叙事的流暢性，又有利于深入講述事件的局部細節，進而保證觀衆去獲得較為全面、詳盡的信息。
三、揭示被遮蔽的叙事懸念
設置懸念是吸引觀衆注意力、激發觀衆期待值的有效藝術手段，現在許多電視節目也常常會進行懸念設置，它基本分為以下幾類：探求原因；期待結果；插入突發事件。《等着我》的懸念主要是由期待結果引發的，這已成為該節目特有的、固定的懸念形式，并且它是求助事件本身自然存在的，非編導刻意為之或經過後期剪輯而成。該節目是通過對已知情節的鋪陳、推進、分析，利用關閉的“大門”阻斷了現實與未知的連接，時間與空間的延續在此凝結，而足夠的蓄勢又将事件懸念推向了頂點。此時，第一現場的主持人與求助者、觀衆一樣處于未知狀态，而真正解開懸念的隻有第二現場的主持人。
《等着我》将求助過程分為了講述往事、揭示結果、補充講述（由當事人或第二現場主持人講述）三個部分。第一現場的主持人主要負責的是事件“過去時”的講述，而第二現場的主持人則以不同方式參與到了尋找的過程當中，向觀衆講述了隐藏在時間背後的事件。在揭示結果的時刻，節目還專門設置了儀式性環節：倪萍說出“為緣尋找，為愛堅守”後，與求助者一起等待“大門”的開啟，這扇“大門”正是節目懸念的形式性标志。然而“大門”之内的結果并非都盡如人意，于是第二現場主持人的重要性再次凸顯，他成為了揭開被遮蔽事件真相的不可替代的人物。在2015年7月19日播出的節目中，著名作家畢淑敏受朋友之托尋找西藏阿裡地區的軍區老政委，“尋人團”幾經周折尋其下落，但是當“大門”打開時，老政委的身影并未出現，而是由舒冬展示了一組老人的照片，與畢淑敏共同回顧了老政委的生活經曆，遺憾地告訴觀衆老人已去世的消息，并請上老人的女兒講述了他的晚年生活。另外，舒冬還經常在尋人現場進行實地尋訪與報道，以參與外拍短片的形式講述事件的進行過程，突破了室内演播廳的局限性，将斷裂的事件很好地銜接起來。舒冬正是利用第二現場主持人不用限于某一固定空間的優勢，參與和見證了事件發展的過程，因此由他來揭開懸念，也就更加客觀、真實、全面，具有不可質疑的說服力。
四、拓展事件的叙事視角
“無論是在文字叙事還是電影叙事或其他媒介的叙事中，同一個故事，若叙述時觀察角度不同，會産生大相徑庭的效果。”②在2014年5月13日播出的節目中，一位求助者帶着深深的忏悔來到現場，想找尋因家庭暴力而離家出走的妻子。在第一現場中，倪萍與求助者為觀衆還原了事情經過：由于妻子打麻将的緣故緻使丈夫第一次對其實施暴力，相隔兩年後再次拳腳相加，不堪忍受暴力的妻子報警并懇求警察将其帶走。最終，結婚7年的妻子選擇離家出走。但丈夫的一面之詞未免有偏頗之嫌，為了使真相不被掩蓋，節目組把已經尋找到的妻子安排在了第二現場，由舒冬負責與她交流溝通，此時相悖的講述出現了：在結婚前，他已經有實施家暴的舉動，而不是如丈夫所說因婚後的麻将事件開始第一次動手；也并非兩年後丈夫才第二次毆打她，而是如家常便飯般的，面對越來越多并持續升級的家庭暴力，妻子隻能選擇離家出走。兩個現場兩位主持人處于不同的叙事空間，面對不同的交流對象，通過多角度、立體化的形式去還原了事件本真面貌，來降低一葉障目的主觀講述對事實客觀呈現所産生的不良影響。為了達到同步叙事的效果，這期節目将第一、二現場的情景放置在了同一電視畫面中，顯然，這樣的叙事方式與效果僅靠第一現場主持人是無法完成的。
另外，電視觀衆從場外視角進行觀察并參與節目，是節目内容的延伸與拓展，而第二現場主持人則是觀衆與節目的橋梁，他讓現場以外的視角與聲音被感知。我國最早的第二現場主持人是趙忠祥和盧靜，他們出現在1984年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當中。此後，幾乎曆屆春晚都采用了第一、二現場并存的形式，這樣可以讓全國人民通過現場開通的熱線電話來表達節日祝福，并參與到節目的互動環節中來，第二現場主持人則主要負責與場外觀衆溝通交流，或代為傳聲。《等着我》中，舒冬也起到如此作用。2014年4月5日，該節目的第一現場迎來了一位參加過抗美援朝的老戰士，他曾經親手埋葬了犧牲的同志，如今，耄耋老人希望能找到與自己一起并肩戰鬥、出生入死的其他戰友。他的事迹感動了無數的電視觀衆，大家紛紛以各種方式提供有效線索，表達對老人的敬意。其中，第二現場的主持人舒冬此時也成為了連接場内外的關鍵性人物。這裡，觀衆視角的參與也讓單一向度的事件更加多元化、立體化，成為了節目構成的必要部分。
《等着我》實現了主持人、嘉賓、“尋人團”、求助者、被尋者、場外觀衆跨越時間與空間的交流，尤其是讓第二現場主持人的功能更加凸顯。在第一現場與第二現場主持人相得益彰的密切配合下，該節目為許多骨肉分離、緣分未了的家庭實現了“團圓夢”，傳遞了社會正能量，成為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公益性節目。
注釋：
①人民網：倪萍：一個偶像的華麗轉身，http://book.people.cn/n/2013/0115/c69360-20210436.html。
②申丹、王亞麗：《西方叙事學：經典與後經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88頁。
（作者系山西傳媒學院副教授、山西師範大學在讀博士生/責編：胡斌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