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前總統樸槿惠首次出庭受審7月20日下午，韓國前總統樸槿惠的“違反公職選舉法案”與“收受國家情報院（NIS）特殊活動費”兩案首度開庭審理，檢方要求判刑15年，韓國法院對兩案各判決2年及6年，一共8年刑期，同時沒收樸槿惠33億韓元，約合超過2000萬人民币的資産。在今年4月6日“閨蜜門案”一審中，樸槿惠被判處24年有期徒刑，并處罰款180億韓元（約11016萬人民币）。
樸槿惠是韓國前總統樸正熙的長女，是韓國曆史上首位女總統，也是東亞第一位民選的女總統。但2016年12月9日，因閨蜜幹政事件，韓國國會對總統樸槿惠進行了彈劾動議案投票表決，總統樸槿惠被停止執行職務。從韓國首位女總統到該國首位被罷免的總統，樸槿惠的從政之路可以說是十分坎坷。
在宣揚男女平權的當下，究竟女性政要的從政之路有多坎坷？從近期巴基斯坦大選中一位特殊的女性身上便可窺見一二。
女性從政遭遇更多難題
今年38歲的瑪麗亞·汗是一名跨性别女性，她是巴基斯坦西北部的開伯爾-普赫圖赫省的參選人，也是參加省議會選舉的11名跨性别者之一。就在今年5月，巴基斯坦剛剛通過了法律，保證跨性别者的參選權，而瑪麗亞正是第一批能以跨性别者身份參加選舉的候選人。
瑪麗亞14歲時，她的母親給了她2000巴基斯坦盧比（約107元人民币），便将她逐出了家門，因為不能接受家裡有一個跨性别人，她的父親也因為她受盡白眼與屈辱。
瑪麗亞說，因為參加競選，自己受到了恐吓和嘲笑，有人甚至撕碎她的競選海報以洩憤，但這并不能動搖她“赢得競選、服務巴基斯坦人”的堅定意志。
除了瑪麗亞·汗之外，希拉裡可謂國際政壇上極具代表的女強人。她不僅經曆過丈夫、前美國總統克林頓的“萊溫斯基性醜聞”事件，還曾以近70歲的高齡參加美國總統競選，卻又不幸兩度敗北。希拉裡的從政之路可謂跌宕起伏，她内心的強大絕非常人能及。
另一位頗具代表性的女性政要德國總理默克爾已經執掌德國政權十多年。作為女性政要，媒體總是“糾結”于她的着裝外貌，而這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卻從不會影響男性領導人。在2008年的奧斯陸歌劇院開幕式上，默克爾穿着一條低胸晚禮服出席，這與她一貫的着裝格外不同。這使得在事後，聯邦議會周一早上的例行記者會上，記者的提問都聚焦在她的晚禮服上。
哈西娜：穆斯林國家的女總理
在孟加拉，同樣有一位曆經過風雲變幻的女總理，她就是謝赫·哈西娜。在2008年12月29日舉行的議會大選中，哈西娜赢得了她的第二屆任期，并出任總理一職至今。
哈西娜是孟加拉國“建國之父”以及第一任總統謝赫·穆吉布·拉赫曼的女兒，她的父親及大多數家人在1975年8月的一次軍事政變中遇難。之後，哈西娜接任孟加拉國人民聯盟的主席一職。在發生政變時，哈西娜和她的姐姐在國外，兩人成為家中僅剩的幸存者。
哈西娜在1996年領導人民聯盟獲取政權，但是在2001年被其主要政治對手齊亞和她領導的孟加拉國民族主義黨擊敗。
2004年，哈西娜再次死裡逃生。伊斯蘭激進分子嫌疑人在一次政治集會中投擲了一枚手榴彈，炸死20多人，并導緻數百人受傷。哈西娜在那次爆炸中也喪失了部分聽力和視力。
孟加拉國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國家之一，也是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在哈西娜的帶領下，孟加拉是否能順利完成脫貧創收，走上富強之路呢？
在2014年6月8日，我們就曾采訪了這位孟加拉總理哈西娜。采訪前，工作人員将哈西娜先父的遺照擺在了她的身後，國旗的旁邊。
孟加拉的大部分人口都是穆斯林，大部分人可能會有一種陳舊的觀念，認為在這樣的社會裡，女人掌權應該是非常難的。我們也在采訪中問道，在孟加拉做一名女性總理是什麼感覺呢？
哈西娜：這是一個很常見的問題，我曾無數次被問到過。你知道，孟加拉人民的思想是很世俗、很包容的。盡管他們是穆斯林，但他們并不執念于隻有男性才能擔任總理，他們從來不這樣認為。他們接受我做他們的領袖，這是最重要的。
那麼哈西娜認為是什麼讓自己如此特别，讓民衆接受她的呢？哈西娜的父親，孟加拉國父謝赫·穆吉布·拉赫曼
孟加拉國總理謝赫·哈西娜哈西娜：我認為人民能夠感受到我的誠意。他們知道我是為了他們在做總理，不是為了自己或家人，而是為了他們。在我父親遇刺21年之後，我成為了總理，我知道是時候該做些什麼了。不是去成為一個了不起的人，而是為人民做一些實事。這是我的宗旨。我認為他們能感覺到，所以他們才擁護我來做總理。
哈西娜回憶道，在父親被暗殺前，他們解放了孟加拉國。在國家解放期間，巴基斯坦軍方逮捕了哈西娜的父親和其所有的家人。當時，哈西娜還懷着她的第一個孩子，所以那是一段至關重要的時期。軍方把他們關在被人監視的小房子裡，而且房子的條件很差，隻能住在潮濕的地闆上。但正如哈西娜說的那樣，他們一直都很受她的父親拉赫曼的鼓舞。他想要解放這個國家，當時解放正剛剛開始，他們都期待着有一天國家被解放。最終，孟加拉國獨立了。
講起自己的父親，哈西娜打開了話匣子。哈西娜是這樣描述自己的父親拉赫曼的：
哈西娜：事實上，自從我還是孩子時，就認為為國家和人民奉獻是最重要的。你知道，我出生并成長在一個政治家庭裡。在我的孩童時期，我的父親就做出過許多犧牲。很多時候，他都被關在監獄裡。他常常會針對任何政府渎職的行為進行抗議，總是會為民衆的權益搖旗呐喊。這鼓舞了我。
如果哈西娜的父親沒有不幸遇刺，那麼哈西娜還會成為一名政客嗎？
哈西娜：作為長女，我常常聽我父親講他要如何發展這個國家，他要如何幫助孟加拉的窮人。他曾夢想要把孟加拉變成一個脫離貧窮的國家，他過去常常聊他所有的計劃，我的父親和母親為此傾盡全部心血。這深深地鼓舞了我。所以我想：是的，我要完成父親的夢想，要為孟加拉人民做些事情。
女性執政不易，在近期“METOO”運動聲勢浩大的浪潮中，我們僅以此篇緻敬所有正在鬥争或者奮鬥前行的女性們。
德國總理默克爾是自我奮鬥型女政客，但仍時常遭遇一些雞毛蒜皮、獨屬于女性政客的小麻煩延伸閱讀
女性政治家仍難以與男權政治體制抗衡
（來源：鳳凰網評論）
公衆看待女性政治家仍帶八卦色彩
記者：有越來越多的女性正在登上世界政治的舞台，您怎麼看這一現象？
劉兵（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教授）：這應該說是一個很好的進步，這是近100年來全球女性追求平等解放的女性主義運動的一個結果。雖然說這些女性政治家标志着男女平等的狀況有所改變，但是我們也要意識到，這個進步是階段性的、有局限的。按照女性主義的立場來看，性别其實應當分為生理性别和社會性别。前者很好理解，就是天生的、生物上的性别概念。而社會性别則區别于生理性别，它是自身所處的環境以社會性的方式建構出來的社會身份和期待。社會性别理論認為，男女兩性所承擔的性别角色不同和地位差别并非是由生理決定的，而主要是在社會文化的建構以及國家參與運作下的制度化過程中形成的。
記者：您覺得中國現在走到了哪一步？
劉兵：從社會性别的意義上來說，特别是在中國，很大程度上是走了第一步：生理性别上為女性的人能進入更多的領域，但是社會性别為女性——社會建構出的女性價值觀、行為準則、文化觀念、思維特點都沒有進入主流領域，從而和社會性别意義上的男性共存。我們都知道，在中國有一類人從政非常有優勢，就是“無知少女”，這個“女”也僅僅是生理性别上的“女”。
記者：中國傳統上對于女性政治家有沒有偏見或者謬誤？
劉兵：傳統性别文化對于女性存在着諸多偏見，比如男權社會将女性塑造成一個賢惠、溫順、隐忍、依賴的角色，這樣的角色會被質疑不适合參與社會經濟活動，尤其是擔任管理者和領導者——強勁、果斷、待人有度量、看問題有高度、處理問題有水準的男性往往被認為符合管理者和領導者的要求。公衆看待女性政治家往往都帶有些八卦色彩，常用“女強人”之類的并非褒義的概念來界定這些“男性化”的女人。雖然很多女性進入了政界，但是他們主要采用的仍然還是男性的标準。從老百姓的角度來看，他們對待女性政治家更多的隻是關注傳統上“政治家”的屬性，而在一些名單裡姓名後邊括号中帶着的“女”，就好像笑話一樣。
女性的個人力量很難與大的政治系統相抗衡
記者：在您看來，女性得以進入政界的原因是什麼？
劉兵：國際上有很多女性主義的學者也在研究政治學、國際關系這類看似與文化研究、人文主義傳統關系不那麼大的領域。他們發現，按照女性主義理論和視角的分析，政治體制和政治格局實則已經，而且一直以來都深深地打上了男性的烙印。在國際關系的實踐中，往往都存在着對立、抗衡和鬥争，這些都是男性的思維模式。這些思維模式是政治實踐和國際關系上的傳統理念和主流意志。雖然有越來越多的女性進入政界，但是她們的個人力量是很難與傳統的、制度性的、男性烙印很深的制度相抗衡。如果她們想要在政界生存下去，有時候不得不屈服于政治體制。
記者：能否舉一些例子？
劉兵：現代政治中，政治家更多是由政黨“捧”出來的，政治利益才是政黨決策的核心。女性政治家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是政黨出于政治利益的需要。比如在美國，希拉裡之所以能夠參與到2008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競争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作為一個後起之秀，民主黨與婦女運動——當然還包括有色人種、同性戀等亞文化群體運動——結成了政治聯盟，為了獲得女性選民的支持，民主黨将希拉裡推向了前台。
記者：觀察很多女性政治家的案例也發現，除了少數像德國總理默克爾一樣的個人奮鬥型女政治家，有相當一部分是依靠男權而獲得的政治領導地位，您怎麼看？
劉兵：确實有很多這樣的情形，阿根廷總統克裡斯蒂娜·基什内爾、孟加拉國總理卡莉達·齊亞都是“妻承夫志”；韓國的樸槿惠、菲律賓的阿羅約都是本國前總統的女兒；泰國總理英拉則是前總理他信的妹妹。在一個優勢地位仍然是男權的社會中，女性要有所改變，不得不采取這樣的策略，這也是一種現實的嚴酷。
記者：中國的女性政治家和西方有什麼不同？
劉兵：中國近十年來也出現了若幹位女性高官。但是與西方不同的是，中國的女性高官更多地産生于中組部配備女性幹部的規定——一種自上而下的政治策略。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女性政治家們不僅表現出了很強的“男性”特征，而且也由于整個官員選拔機制的因素，她們經常無法代表廣大女性公衆的利益——即使她們想，有時候也感到無能為力。所以從現實的角度出發，很多女性在政界的打拼往往需要依靠政治體制的某個遺漏或者其所提供的某個契機。從宏觀上看，女性政治家隻是政治體制中的一個棋子而已。當然，她們在一些特定的情境下也做出過一些細節的努力，這些也是有價值的。一個大系統不可能被一個人的力量所颠覆，這是一個逐漸改變的過程。
性别政治：中國是“一元價值觀”的問題
記者：中國是世界上非常早提出男女平等，并賦予女性選舉權的國家，是不是說中國其實還是在一些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劉兵：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政府在形式上号召強調男女平等的理念還是非常突出的，這也是構成了我們傳統的特色。但是按照今天的立場，從女性主義研究的視角來看，這種形式上的平等更多的是基于生理性别的平等，并且是忽視了女性特點的平等——這其實又是不平等的。中國政府所倡導的這種平等，實際上追求的是無差異的、絕對的、形式上的平等，而非在承認差異存在基礎之上多樣性的平等。比如，高個的人适合打籃球，矮個的人可能就适合練體操，這種差異是客觀存在的，但是沒人會認為矮個的也适合打籃球。如果要追求這樣一種絕對的平等，那麼為什麼不要求男性去繡花？難道也要要求女性去砸石頭嗎？其實這種平等的追求，實際上正是反映了一個男性主義的社會，一個沒有追求多樣化的社會。
記者：為什麼會造成這樣一種現實？
劉兵：可能學界、政界、大衆傳媒都有原因。一方面來自傳統文化的束縛，而另一方面則是來自現代中國社會的約束。性别問題是一個問題，但是要想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和它背後的社會結構、社會深層的運作相聯系。現在我們的問題在于過度地強調一元價值觀的存在，強調一個标準、一樣正确、一種真理。兩性之間不平等，就在男性群體内部來說，不平等的現象也是顯而易見的：官員和平民、富人和窮人。
記者：西方女性走過的權利覺醒之路，對中國有什麼啟示？或者說，中國如何走自己的性别公正之路？
劉兵：回顧西方女性主義運動的曆史和傳統，我們發現，它與中國現在問題所關注的焦點也是有所不同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女性主義運動在西方興起。在這一時期，女性主義運動以追求權利為主要訴求，選舉權、受教育權都是其中的内容。所以很多人經常将女性主義與女權主義看作是一件事，基本是受到這一時期的影響。然而在20世紀60年代，女性主義運動出現了發展，被稱為“第二次浪潮”。人們那時開始意識到，這個問題是非常複雜的，不是簡簡單單地追求權利的問題，需要學理上更加深層次的讨論。自此，女性主義作為一種觀察世界的視角，開始廣泛進入各個學術領域的研究中。而到了後期，女性主義運動又開始進行了自我反思，因為早期女性運動主要代表的是白人中産女性的價值，缺乏對有色人種、邊緣人群價值觀的關注。後來，人們開始越來越多地将目光投入對多元價值和多樣性的讨論上。從歐美社會的深層來看，女性主義不僅是女性主義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是否允許多元價值并存的問題。看待政治家，如果她作為女性人們可以認可，那麼作為女性同性戀能否認可？我想國内對于同性戀議題的讨論，并不盡如人意。不僅是女性，奧巴馬能當選美國總統是種族的問題。我想在中國其實依然也存在着種族歧視的現象，雖然中國并非是一個多種族混居的國家。
女性主義運動的核心精神就不是追求全球普遍化，解決什麼問題，通過何種路徑解決，平等的标準又是什麼，這些都不存在确切的标準答案。中國和西方的曆史傳統、社會文化、國家制度都有所不同，女性主義對于性别的認同價值隻是大格局裡的一項内容而已。如果不承認一個全方位的多元價值觀的存在，單單從女性主義的問題出發再回到女性主義，顯然是一條死路。這個時候，我們就更應該以一種更開放的心态，在多元價值共存的情況下，實現和諧的平等。
在與阿薩德總統的采訪中我們問道，在2004年訪問中國以後的五年間，叙利亞是否與中國政府保持着溝通渠道？叙利亞有沒有什麼想對中國與中國人民傳達的信息？
阿薩德（叙利亞總統）：叙利亞在中國設有大使館，叙利亞同中國保持着良好的溝通與交流，兩國間的關系并沒有退化。在叙利亞危機問題上，中國四次投了否決票，支持叙利亞政府，支持叙利亞人民，維護了國際法與《聯合國憲章》。所以幾十年來，中國與叙利亞關系一直十分穩固，沒有受到影響。
阿薩德總統還提到，中國現在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這是對中國人民而言最重要的。中國人民所擁有的不僅是一個軍事強大、經濟發達的強國，更是一個有着強大價值觀的國家。中國的政府和政治反映着中國人民的價值觀，它們之間是無法割裂的。
因此，一個國家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越重要，其影響力就會越大；一個國家越強大，對全世界的責任也越大，比如恢複全球平衡、維護正确的價值觀和《聯合國憲章》等等。叙利亞期待着中國人民和政府能在将來，為世界繼續作出貢獻。
中國和阿拉伯國家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因絲綢之路相知相交，中阿關系可謂源遠流長。今天，中阿成為“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合作夥伴，雙方互利合作領域越來越廣。
習近平主席曾用“隻要路走對了，就不怕遙遠”形容中國與阿拉伯國家間的關系。我們衷心希望中國和阿拉伯國家成為不同社會制度、不同信仰、不同文化傳統的國家和諧相處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