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清代中後期，長期的和平使得拉薩的城市面貌一片繁榮，這在當時駐藏人員的記錄中屢屢可見。
駐藏大臣衙門和其機構，本身就成為拉薩城市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駐藏大臣衙門最先設置在八廓街北面的通司崗，前臨八廓街，背靠沖賽康，《西藏圖考》中記載，駐藏大臣衙署“聞系三層樓房，樓高牆固，即偶有意外之事，易于防守”。在通司崗之亂中，衙署被焚毀，舊址上興建了傅清、拉布敦祠堂。駐藏大臣衙門則搬遷到今天小昭寺甘丹康薩一代的珠爾默特那木紮勒官邸，“業聞多栽樹木，引水入内。後因入官，作為該大臣衙門，曆任駐藏大臣俱略為修葺”。特别是慶麟和雅滿泰任駐藏大臣期間大肆修建住宅房屋。
再後來，駐藏大臣衙署移至紮什城。到了清代中後期，駐藏大臣衙門長期位于今天大昭寺西面，朵森格路南段一帶。無論是在英國人繪制的拉薩第一張精準地圖上，還是根據駐藏大臣有泰的日記，都反映出這一時代位于朵森格路的駐藏大臣衙門，規模相當可觀。
除了辦公、生活區域外，駐藏大臣衙門和紮什城軍營内還有衆多的神壇和廟宇，如蕭曹廟、丹達廟、呂祖殿、财神廟、龍王廟及轎班住房等，駐藏大臣等每月拜祭，操閱紮什城的軍隊，熱鬧非凡。
城市發展和擴大，拉薩的人口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嘉慶《大清一統志》記載“衛地諸城，首曰喇薩……今達賴居此，有五千餘戶”，再加上遠超俗人的僧人數量，嘉慶年間拉薩的城市人口已達萬人左右。宣統年間，拉薩城市人口有較大幅度的增加，據《西藏新志》載拉薩“商貿輻辏，街市繁盛，人口約五萬餘”，再加上衆多的流動人口，一遇盛大宗教活動如傳召大法會，人口更是劇增，全城人口達十萬以上。意大利遊者在20世紀初寫道，“拉薩人口稠密，不但有當地的居民，而且有大量來自其他地方的人，比如鞑靼、中原内地、俄羅斯、亞美尼亞以及克什米爾、印度斯坦和尼泊爾等地。他們全都以行商而聞名，在這裡也都賺了大筆的錢财。這裡的房屋一般都很寬敞，高大，用石頭建造，一共有三層樓……”
“市中心是一個大廣場，從早到晚都有人在這裡進行商品交易，從下午直到日落，人們都可以在這裡看到各種各樣的東西，人頭攢動，擁擠不堪，要想穿行而過也很困難。”拉薩市區擁有飯店，戲台、商店等設施，有的商店規模很大，商品品種多樣，“來到吉科定又稱覺康或拉薩覺沃康，即漢人所稱的大昭寺），南邊的街上，我們發現街道兩旁有幾層樓的尼泊爾商店，也有漢人商店、絲綢、瓷器和各種磚茶都擺出來賣”。
20世紀上半葉,數次造訪拉薩的英國殖民主義者貝爾(C.Bell)也不得不承認，拉薩“不純粹是一個西藏人的城市。這裡有從西伯利亞邊境和西伯利亞本土來的蒙古人，從中國很多省份來的中國人，來自尼泊爾和克什米爾的人，來自中國土耳其斯坦(新疆)的人以及來自西藏邊遠地區的西藏人。這
種情況，在錫金或大吉嶺是很難見到的”。乾隆時代的官員周藹聯在自己的《西藏記遊》一書中惟妙惟肖地描寫了分别來自不丹、廓爾喀、克什米爾等地商人的舉止、神态和銷售的貨物。
晚清光緒年間的《有泰日記》也提供了可貴的旁證，駐藏大臣有泰記錄他在拉薩街上買到的種種珍奇玩物，也足以表明拉薩市面的繁華。例如“代買小套子史記精華一部，共四十本四套，價藏錢四十枚”，“送到洋人照藏内山水人物一大冊有十幾斤重，皆系布與厚紙所成，堅實固屬堅實”，“早即紛紛送年禮，竹君送藏圖一張，乃布達拉山一面橫披，甚有趣。王永福拿來本地燒土罐土瓶等十件，皆按古樣……”
歡樂的衆神
多樣的人群和種族，帶來了聖城拉薩裡豐富多彩的信仰和文化生活。據四川師範大學王川、楊永明考證，清代中後期，拉薩擁有多座廟宇。例如，僅關帝廟就有四座，分别是磨盤山關帝廟，吉日關帝廟（又叫“雲南廟”，清代中期以後，為一批來自雲南的皮革加工工人所建。從此,凡在拉薩做生意的雲南籍商人，不管其家境貧富與否，均需捐獻一定數量金錢用于這座關帝廟的擴建）。還有熱木其石橋關帝廟，據說20世紀50年代前，該廟之廟祝還是漢族尼姑。
有财神廟（“才喜妙”拉康），位于拉薩市八廓街居委會轄區内措那小巷内，廟中供奉财神趙公明。
有丹達神廟，位于今拉薩市魯固居委會轄區内，為供奉進藏路上天險丹達山神而建，近代拉薩丹達神廟并供有關帝像。“常住在拉薩城内的漢族人常到廟内燒香拜佛,逢年過節還舉行廟會,演出漢族民間戲。”
有龍王廟，一處位于龍王潭，一處位于羅布林卡涼亭側。
人數衆多的回族人口，從元明時期就遷入西藏地區。回族來到拉薩，起初多為商業人口，後來逐漸定居。回族的遷入，亦将伊斯蘭教傳入拉薩。根據清代的匾文,拉薩清真大寺始建于康熙五十五年，乾隆五十八年進行了擴建。離清真大寺大約100米的西面還有一座小清真寺,建于20世紀20年代。直到今天，在大昭寺東面，清真寺的拜聲與大昭寺的法号聲依然交相輝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