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德羅·威爾遜的一句名言是:“我們因夢想而偉大,所有的成功者都是大夢想家。”丹朗先生雖經曆了幾次政治和時代的變遷,但外在環境的變化未能影響到他對藝術夢想的追求,甚至對藝術的熱愛有增無減。在我們的生活中因為一個“現實”的借口,很多人抛棄了自己的夢想、遺忘了自己的所愛,面對現實的同時不知不覺的迷失了自己,再也找不回自己真正的方向了。這是多麼可悲的事,但很多人正在經曆着……丹朗先生在有權有勢的貴族生活和有藝術氣氛的平民生活,兩種不同的生活狀态中選擇了後者,選擇了聽從自己内心的聲音,有多少人能做到這點?有些人調侃說丹朗先生是“傻帽”,其實我認為真正的“傻帽”,是抵擋不住外在的誘惑從而放棄自己内心的人,面對物質從而放棄靈魂的人。我想在這裡緻敬像丹朗先生一樣有夢想,并為之付出真正的行動,讓它成為神聖事業的人們。是您們讓世界變得更精彩!
——桑旦拉卓讀後感
拉薩西北郊的堪培烏孜山下,有一座貢巴薩寺,曾經是一座規模不小的寺廟。隔着拉薩濕地往南看,可以清楚地看到布達拉宮,背後山溝裡生長着繁茂的綠樹鮮花,山下有大片的寺屬土地。第四世貢巴薩活佛在這裡生養了五個子女。丹增朗傑是他的長子,生于1950年。熟悉他的朋友及同人都稱呼他為丹朗。丹朗一歲的時候,西藏曆史上發生了驚天動地的大事——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簽訂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丹朗說,那時候他太小,但還隐約有一點印象。他家别墅旁的平房裡,住進了八九十個士兵,那是首批進藏的人民解放軍,應當是進軍西藏部隊的先遣隊。
貢巴薩寺始建于七世班禅時期即公元18世紀,其最大的主寺在現在外蒙古地區。貢巴薩·土登吉紮是這座寺院的第四世活佛,1917年生于朗縣,5歲時被認定為貢巴薩活佛轉世。貢巴薩·土登吉紮19歲時,蒙古貢巴薩寺院大管家多次來函,要求貢巴薩活佛到蒙古接管寺院事宜。此時恰逢喜饒嘉措大師應國民政府教育部和蒙藏委員會的邀請,于是貢巴薩·土登吉紮陪同大師,由拉薩出發,取道印度,途經香港、上海到達南京。貢巴薩·土登吉紮準備借此機會前往蒙古處理在蒙古的貢巴薩寺院一事。然而,1937年7月7日,爆發了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日本侵略軍發動了對華全面戰争,國民政府即派出一個護衛隊,将喜饒嘉措大師、貢巴薩活佛一行護送至西甯,交馬步芳部護送回藏。貢巴薩活佛在内地的經曆和喜饒嘉措大師的教誨,使他對西藏與祖國關系有了最初的感知和認識。丹增朗傑後來才知道,“十七條協議”簽訂之後,張經武将軍受中央委派,作為中央代表,一行共計十二人,繞行中國香港、印度,從亞東進入西藏,會見了當時正準備出走印度的十四世達賴喇嘛。兩人見面後,張經武介紹了協議簽訂的經過和具體内容,轉交了毛澤東主席給達賴喇嘛的親筆信,随後十四世達賴喇嘛回到拉薩,接受了“十七條協議”。張經武也進入了拉薩,當時住在一處叫赤莫的院落裡,但由于藏軍嚴格把守,外人不得與之接觸。貢巴薩活佛得知,張代表的藏文翻譯叫朋措紮西(彭哲),是青海人,曾經受教于藏傳佛教大師喜饒嘉措,而貢巴薩活佛也曾是喜饒嘉措大師的大弟子,因此,可以算是同門弟子。貢巴薩活佛便以探望師兄為名,帶着當時拉薩少有的水果和蔬菜,還有番茄,來到赤莫銀巴大院,見到了他的同學朋措紮西,并由他引薦拜會了張經武代表。此後,貢巴薩與十八軍首長建立了親密的關系。因此,首批進藏的先遣人員,最早就在貢巴薩大院落腳。不久,又進來四五百人,可能是一個團,房屋住不下這麼多人,貢巴薩活佛便請部隊在自家寺廟前的草地上紮下帳篷。那塊草地鄰近拉薩濕地,與布達拉宮遙遙相望。據說,當時噶廈政府的人還拿着望遠鏡監視這邊的動靜。在西藏尚未進行民主改革、仍然是舊政權時,如此厚待“紅漢人”,把解放軍迎進自己家中,是相當危險的事情,甚至是殺頭之罪。
丹朗記得,他四五歲的時候,駐藏人民解放軍還會派出吉普車,來接他們家人到營地去參加節日聯歡。在他父親的協調和支持下,哲蚌寺将西郊諾堆林卡的閑置土地賣給解放軍,建立了現在的“七一”農場和“八一”農場。解放軍官兵遵照毛澤東主席的命令,“進軍西藏,不吃地方”,在購買的這片土地上開展生産自給。貢巴薩活佛随後就到解放軍的“七一”農場裡,教授解放軍藏語文,成了一名藏文教師。貢巴薩也會在休息日或節日,把十八軍首長請到家裡來做客,客人們還會給丹增朗傑這樣的孩子一些小禮物。
在丹朗9歲時,拉薩的局勢變得十分緊張,即使他隻是一個孩子,也能夠感受到當時的白色恐怖。1959年3月,事态一觸即發。派出的偵察人員,其實就是丹增朗傑的侍傭,從八廓街打探返回,帶來的都是外面叛亂人員集結鬧事的消息,氣焰十分嚣張。當時,貢巴薩一家住在臨近拉薩河的藏族幹部學校,貢巴薩活佛擔任了藏幹校的總務處長。丹朗說,那幾天,解放軍全副武裝,嚴陣以待,父親貢巴薩活佛也是槍不離身。除了長槍短槍外,藏幹校的幹部還每人配發了兩枚手榴彈。因為一時找不到手榴彈袋,父親讓丹朗騎着很罕見的三槍牌自行車,當時丹朗個子還小,隻能斜蹬着自行車架,到藏幹校馬車隊縫紉處,用白色帆布做了一個簡易的彈袋,裝上那兩枚手榴彈挎在腰間。丹朗在外面沿街看到的狀态非常恐怖,正如他父親所說,如果讓叛亂分子得逞,他們全家肯定都要遭殃。貢巴薩·丹增朗傑與本文作者吳雨初(亞格博)在展館(秋天/攝)應該是3月19号那天夜間,解放軍通知藏幹校所有家屬人員,晚上睡覺不能脫衣服,随時可能有情況發生。丹朗說,那會兒是小孩兒,不懂得害怕,反而很興奮,等待着情況的出現。可沒熬多大一會兒,還是睡着了。大概是午夜,被一陣激烈的槍聲驚醒了,解放軍把所有家屬人員全部帶進事先挖好的戰壕。丹朗他們還會偶爾伸着腦袋向外探看,但馬上就被流彈吓得縮回來。緊張的局勢沒有持續超過兩天,拉薩的叛亂基本被平息,丹朗他們走出壕溝,感覺天已經變了,叛軍已經撤逃,勝利的旗幟在飄揚。父親貢巴薩活佛則帶領着解放軍部隊去往墨竹工卡一帶,繼續平息叛亂的戰鬥了。
1964年,剛過13歲的丹朗,坐着汽車從拉薩出發,經過十幾天的颠簸,到柳園換乘火車,終于來到陝西鹹陽西藏公學,成為預科班的一名學生。他喜好繪畫,和另外幾個同樣喜好繪畫的學生一起,成為預科班學生中的美術愛好者,後來就成了學校美術組一員了。民族學院的正規學習不到兩年時間,“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丹朗記得,那天發“紅衛兵”袖章,全班的人都有,隻有他一個人因為出身貴族,沒有得到紅袖章。為此,他十分沮喪。但後來群衆分成兩大派組織,也就不管什麼出身了,他參加了“農奴戟”,算是一個“保皇派”吧。他的美術天分,在“文化大革命”當中的黑闆報、牆報、專欄上得到了發揮。丹朗由此也與同學當中的美術愛好者結成了朋友,後來一起在西藏從事美術工作。
1965年西藏公學改為西藏民族學院。1970年8月,丹朗畢業回到西藏。畢業分配時,他主動向學校申請要到最艱苦的地方去工作,于是被分配到拉薩汽車修配廠,當上了一名翻砂工,澆鑄汽車的配件。據說,他一天能澆鑄12個配件,每個配件能賣1000塊錢左右,但他每月的工資隻有42元,丹朗感覺到産業工人是特别能夠創造效益的。翻砂工沒幹多久,丹朗被抽調到廠裡的“大批判組”,還是做他的美術工作。他畫得最多的是毛主席像,後來還畫過華主席像。曾經是把鄧小平的像當作大批判當中的漫畫,後來又成為正面形象,後來鄧被再次打倒,又成了漫畫,再後來又成了正面形象。
兩年後,丹朗被調到剛成立不久的西藏人民出版社,專門從事圖書裝幀設計及美術編輯工作。此時,為西藏的革命做出過貢獻的父親貢巴薩活佛,已經是自治區政協副主席了。父親把原屬于貢巴薩寺院的全部物件,基本上都捐贈給國家了。當他母親提醒他是不是要給孩子們留點什麼時,父親說,隻要是他們跟着共産黨,他們都有自己的手腳,還擔心沒飯吃啊?!
作為貢巴薩主席的後代,又曾擔任過多年的黨支部書記,組織上還是很看重丹朗的。從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組織上有意培養提拔使用丹增朗傑,相關部門很正式地安排談話,但他非常喜歡自己的專業,擔心有了什麼級别的行政職務會把美術專業給荒廢了,他委婉而又堅決地辭謝了組織的好意,一直做着美編室主任。那一陣,拉薩業内就有傳聞說,出版社有一個“傻帽”,給烏紗帽都不要。丹增朗傑笑笑,他就是那個“傻帽”,他真的不想當官,隻想做好自己的業務工作。
2008年貢巴薩主席以92歲高齡辭世,當時國家最高領導人立即打來電話表示哀悼并問候家人。黨和政府一直把最早支持解放軍進藏的老人挂在心中。老人去世後,政府撥出專款購買黃金白銀,作為貢巴薩第四世活佛按照藏傳佛教儀軌在哲蚌寺密宗院為他修建了靈塔。
丹朗自己現在也退休了,他還是喜歡自己的專業,經常自己開着車到西藏各地去采風寫生,沒事的時候就到他在太陽島上的一處畫室畫畫。他的油畫《珠穆朗瑪》被人民大會堂收藏。在自治區黨政部門等衆多重要場所均有他繪制的油畫作品。他是西藏百萬農奴解放日徽章的設計者、是自治區成立四十周年大慶、西藏民主改革五十周年、西藏自治區成立六十周年等大慶徽标的中标設計者。
我與丹朗相識于西藏收藏家協會的會議上。他是常務副會長。我問他有什麼收藏,他告訴我,自己并沒有什麼收藏,但前任的會長們說,你這個人就是最大的收藏啊!丹朗是西藏自治區外宣品審定專家組成員,是西藏畫院副院長、油畫學會副主席。去年,他找到我,希望能在我們西藏牦牛博物館舉辦一次油畫展覽,我們欣然同意,那是很有質量和水平的一場展覽。日前,丹朗開車帶着我,來到貢巴薩寺。原來的貢巴薩寺已經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毀了,現在是重建的新寺,也算是貢巴薩的家寺了。為祭奠父親,寺裡的佛像是他們兄妹自己出資請的,平日裡都是哲蚌寺管理着,逢到宗教節日,家人都會到這裡來祭奠老父親。過去的古樹都沒有了,隻剩下幾棵老的桃樹,現在市政部門正在種植新的樹苗和花草。前兩年,拉薩市修建北環路,正好經過寺前,政府指示設計部門,修改圖紙,北環路繞行了60米,以示對這座寺廟的保護,體現對貢巴薩活佛的尊重。
作畫中的貢巴薩·丹增朗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