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記者侯耀晨
中國人心裡時常供奉着三個人:老子、孔子和釋迦牟尼。反映在工商界,是所謂的“儒商”、“道商”、“佛商”,反映在精神層面是三教融合的曆史,反映在社會制度演變的主線,則是毛澤東的獨到觀察:秦以後,“祖龍雖死魂猶在……百代皆行秦政治”。
“秦政治”的核心是中央集權、垂直管理和易地為官的郡縣制,曆代中國商人群體是在這樣一個超穩定體系裡求得生存和發展。我們尋源中國商人的義利觀時,會發現孔子是一個“穿針引線”的人。
孔子手中的經線,上承周之道統,下啟秦朝之後“内聖外王”的百代沿革,因而在循環往複的曆史周期内,被尊奉為“帝王之師”、“萬世師表”。
孔子手中的緯線,則延展為各個時代縱橫交織的“毛線團”。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天下大勢中,個人隻是一些更小的毛線團,孔子自己也是。
在更大的毛線團裡,小毛線團的終極命運通常有幾種:身與名俱滅,百世流芳,遺臭萬年。如果是商人,則可以翻譯為流傳甚廣的段子:人沒了,錢還沒花完;人還在,錢卻沒了。人沒了,招牌還在。這第三種,大概是商人和企業家追求的最高境界——有後來人傳承其衣缽。
錢,就是一個商人的事業,世事無常,事業亦最是無常。被無常播弄的中國商人群體,得意時當當儒商,失意驚恐之際,上山拜拜廟,求求佛,乃是極正常的事。但是,活在前朝曆代的商人,與後代的商人飛黃騰達的途徑、湮滅的流程往往極為相似,這是尤為值得關注的。
孔子與商人
追尋中國商人的進化史,稀有善始善終如陶朱公範蠡這樣的,青史中留下美名的,幾乎都在秦代以前。曆代巨商大賈,富比王侯,甚而至于富甲天下後,往往難免與當時的權力階層糾結在一起,是為飽受诟病的“官商勾結”。
官與商的協作,無非是利益使然。所謂“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情節,不過是一再重複着昨天的故事,隻是換了角色。
一個人是否應該去追求财富?
現實運作中是沒有問題的,所謂“商人重利輕離别”,“千裡當官為謀财”,社會上一直有這樣的流弊。但是在意識形态裡,同時也運行着另一種流弊:求财是可恥的。
“求财可恥”的觀念,大概來源于孔子的一句話:“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君子”和“小人”是孔子思想中兩個很重要的提法,翻譯成大白話,“君子”是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的,“小人”是飽實終日,不求上進的。在利益面前,孔子主張君子應以道義為重,所謂“君子愛财,取之有道”。
孔子本人不僅沒有反對本乎道義的發财緻富,而且孔子與商人的交往亦堪稱範本。
孔子能為“萬世師表”,被尊為“帝王之師”,在于他的三千弟子中,享有七十二賢人之稱的,既有經濟窮困的,也有大富大貴的。
孔子有個著名的高徒原憲(顔回),便在七十二賢之中顔回,隐居在市民雜居的陋巷裡,生活條件也很差。孔子贊美他:“一箪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另一個學生子端木賜(子貢)則是由官而商,是同學中最為富有的。子貢在孔子那裡學成畢業後,先是去衛國當官,卸任後,又去經商。他常年往返于當時的曹國和魯國之間,從事“國際貿易”,物價上漲,他就賣出,東西便宜了,他就買進,很有生意頭腦。
子貢富有,與列國諸候有很好的交情。據《史記》載,他常坐着四匹馬拉的車子,帶着很貴重的束帛之禮去拜訪諸候們。所到之處,國君們隻與他行賓主之禮,而不行君臣之禮。所謂“分庭抗禮”,即由此出。子貢顯貴,不忘師恩,經常人前人後輔助孔子。司馬遷感慨地說:“夫使孔子名布揚于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
如果子貢生活在現在,也一定是被世界各地競相招商引資的“跨國企業家”,他也會把老師的核心價值觀弘傳到更遠的地方。
問題是,孔子之後,誰能教他呢?
“厚德載物”與“心能轉物”
孔子稱贊顔回,是以顔回的“厚德”為美,他周遊列國,與各國達官顯貴交往,但他的觀念裡并沒有放棄人民群衆。孔子始終得到富有的子貢一路買單相助,但他并沒有因為子貢馬車裡拉的東西而放棄自己的學術主張。
所以說,顔回和子貢,就是“厚德載物”的範本:窮而有德,能使心安;有德而富,名垂青史。
孔子能為帝王之師,當然也能教商人。
子曰過的“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真正的意思是強調,君子愛财,取之有道,并非提倡“官商勾結”損公肥私。
孔子常提到的“君子”和“小人”,類似于佛教中的“覺悟者”與“未悟者”,以及道教中的“得道者”與“學道者”。
儒家、道家、佛家,這三家之所以能在中國曆史上和諧共存,成為建設社會主流價值的重要精神來源,是因為儒家的“知行合一”、道家的“天人感應”、佛家的“因果報應”,都強調“心能轉物”的重要規律,以及“厚德載物”的根本道理。
儒家、道家、佛家的修養發揮到工商領域,就是所謂的儒商、道商與佛商,大家背的課文不一樣,制服不一樣,但追求的境界沒有本質的不同。
儒商也好,道商也好,或者有志氣要去做一個佛商,如果是奉行“取之有道”的義利觀,則會把“心能轉物”、“厚德載物”的規律各自發揮到極緻。如果隻是口頭說說,見利而忘義,那就跟三家的教育體系一毛錢關系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