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記者侯耀晨
中國人心裡時常供奉着三個人：老子、孔子和釋迦牟尼。反映在工商界，是所謂的“儒商”、“道商”、“佛商”，反映在精神層面是三教融合的曆史，反映在社會制度演變的主線，則是毛澤東的獨到觀察：秦以後，“祖龍雖死魂猶在……百代皆行秦政治”。
“秦政治”的核心是中央集權、垂直管理和易地為官的郡縣制，曆代中國商人群體是在這樣一個超穩定體系裡求得生存和發展。我們尋源中國商人的義利觀時，會發現孔子是一個“穿針引線”的人。
孔子手中的經線，上承周之道統，下啟秦朝之後“内聖外王”的百代沿革，因而在循環往複的曆史周期内，被尊奉為“帝王之師”、“萬世師表”。
孔子手中的緯線，則延展為各個時代縱橫交織的“毛線團”。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天下大勢中，個人隻是一些更小的毛線團，孔子自己也是。
在更大的毛線團裡，小毛線團的終極命運通常有幾種：身與名俱滅，百世流芳，遺臭萬年。如果是商人，則可以翻譯為流傳甚廣的段子：人沒了，錢還沒花完；人還在，錢卻沒了。人沒了，招牌還在。這第三種，大概是商人和企業家追求的最高境界——有後來人傳承其衣缽。
錢，就是一個商人的事業，世事無常，事業亦最是無常。被無常播弄的中國商人群體，得意時當當儒商，失意驚恐之際，上山拜拜廟，求求佛，乃是極正常的事。但是，活在前朝曆代的商人，與後代的商人飛黃騰達的途徑、湮滅的流程往往極為相似，這是尤為值得關注的。
孔子與商人
追尋中國商人的進化史，稀有善始善終如陶朱公範蠡這樣的，青史中留下美名的，幾乎都在秦代以前。曆代巨商大賈，富比王侯，甚而至于富甲天下後，往往難免與當時的權力階層糾結在一起，是為飽受诟病的“官商勾結”。
官與商的協作，無非是利益使然。所謂“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情節，不過是一再重複着昨天的故事，隻是換了角色。
一個人是否應該去追求财富？
現實運作中是沒有問題的，所謂“商人重利輕離别”，“千裡當官為謀财”，社會上一直有這樣的流弊。但是在意識形态裡，同時也運行着另一種流弊：求财是可恥的。
“求财可恥”的觀念，大概來源于孔子的一句話：“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君子”和“小人”是孔子思想中兩個很重要的提法，翻譯成大白話，“君子”是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的，“小人”是飽實終日，不求上進的。在利益面前，孔子主張君子應以道義為重，所謂“君子愛财，取之有道”。
孔子本人不僅沒有反對本乎道義的發财緻富，而且孔子與商人的交往亦堪稱範本。
孔子能為“萬世師表”，被尊為“帝王之師”，在于他的三千弟子中，享有七十二賢人之稱的，既有經濟窮困的，也有大富大貴的。
孔子有個著名的高徒原憲（顔回），便在七十二賢之中顔回，隐居在市民雜居的陋巷裡，生活條件也很差。孔子贊美他：“一箪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另一個學生子端木賜（子貢）則是由官而商，是同學中最為富有的。子貢在孔子那裡學成畢業後，先是去衛國當官，卸任後，又去經商。他常年往返于當時的曹國和魯國之間，從事“國際貿易”，物價上漲，他就賣出，東西便宜了，他就買進，很有生意頭腦。
子貢富有，與列國諸候有很好的交情。據《史記》載，他常坐着四匹馬拉的車子，帶着很貴重的束帛之禮去拜訪諸候們。所到之處，國君們隻與他行賓主之禮，而不行君臣之禮。所謂“分庭抗禮”，即由此出。子貢顯貴，不忘師恩，經常人前人後輔助孔子。司馬遷感慨地說：“夫使孔子名布揚于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
如果子貢生活在現在，也一定是被世界各地競相招商引資的“跨國企業家”，他也會把老師的核心價值觀弘傳到更遠的地方。
問題是，孔子之後，誰能教他呢？
“厚德載物”與“心能轉物”
孔子稱贊顔回，是以顔回的“厚德”為美，他周遊列國，與各國達官顯貴交往，但他的觀念裡并沒有放棄人民群衆。孔子始終得到富有的子貢一路買單相助，但他并沒有因為子貢馬車裡拉的東西而放棄自己的學術主張。
所以說，顔回和子貢，就是“厚德載物”的範本：窮而有德，能使心安；有德而富，名垂青史。
孔子能為帝王之師，當然也能教商人。
子曰過的“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真正的意思是強調，君子愛财，取之有道，并非提倡“官商勾結”損公肥私。
孔子常提到的“君子”和“小人”，類似于佛教中的“覺悟者”與“未悟者”，以及道教中的“得道者”與“學道者”。
儒家、道家、佛家，這三家之所以能在中國曆史上和諧共存，成為建設社會主流價值的重要精神來源，是因為儒家的“知行合一”、道家的“天人感應”、佛家的“因果報應”，都強調“心能轉物”的重要規律，以及“厚德載物”的根本道理。
儒家、道家、佛家的修養發揮到工商領域，就是所謂的儒商、道商與佛商，大家背的課文不一樣，制服不一樣，但追求的境界沒有本質的不同。
儒商也好，道商也好，或者有志氣要去做一個佛商，如果是奉行“取之有道”的義利觀，則會把“心能轉物”、“厚德載物”的規律各自發揮到極緻。如果隻是口頭說說，見利而忘義，那就跟三家的教育體系一毛錢關系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