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的愚人節，最終成了“一個假節日”，有關“雄安新區”的新聞成了“網紅”。桑德環保集團董事長文一波是北京湖南商會執行會長，他也轉發了“雄安新區”設立的新聞，還特别強調說集團在雄安等幾個縣接了一些環保項目，已經是搶到了先機！
“愚人節新聞你也信！”湘商文化促進會伍繼延會長還在文總的朋友發了幾個字的評論：哈哈哈！
談到剛知道雄安新區的感受時，伍繼延覺得中央決策快得有些“迅雷不及掩耳”，而且保密工作也做得很好。如果按過去的搞法，來來回回可能很多消息就傳出去了，不利于整體的部署。
伍繼延認為，雄安可能會成為經濟、社會綜合改革實驗區。
雄安新區的設立，首選是突破了傳統城市發展路徑的模式創新。此前，伍繼延認為北京作為首都的地位是不可能動搖的。因為曆史上南遷首都的朝代，都沒有一個理想的發展結果。中華民族未來的發展空間，除了向海洋拓展，另一個就是向北方發展。作為一個正在複興的國家，中國的首都放在北京，不隻是有戰略安全上的考慮，而且也有經濟上的考量。從亞洲來看，整個東北亞是最富裕的區域，也是地緣關系錯縱複雜、發展潛力最大的地區。從現實的邏輯來看，中國未來的發展和生存空間，很大的程度上将是在東北亞展開。所以，中國的首都一定是在北京。
首都地位不能動的前提下，如何解決北京的大城市病？讓一些非首都功能搬出北京，當然也是一種選擇，但是這種方案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此，跳出北京尋求破局之道，設立雄安新區就是一個正确的選擇。
雄安新區的頂層設計會體現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可持續發展理念，要比攤大餅式的城市發展模式節約得多，人均用水可能隻是北京人均用水的幾分之一。從雄安周邊的區域資源條件來看，白洋澱東臨南水北調的東線——京杭大運河，西邊靠近南水北調的中線。既然搞了雄安新區，就會突破過去透支資源，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發展模式。當北京、天津、雄安這個鐵三角輻射地區的環境治理好了，對北京的環境治理是有促進的。
“雄安新區”的設立，也會帶來制度創新。伍繼延回顧說，當年深圳之所以能快速發展起來，跟當時深圳的主政者對香港的認識有很大關系。他們看到了法制框架下的自由經濟體激發了市場和社會發展的活力。深圳特區建立之初，最早提出了“小政府、大社會”的城市治理與發展理念。正由于充分發揮了“小政府、大社會”的制度優勢和市場經濟的活力，所以深圳某種意義上成了創新發展的樣闆。“雄安新區”未來的發展，大的央企和高科技企業搬遷進駐隻是一個基礎，如何打造一個法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發展環境，“雄安新區”應該會在制度創新上做出更深入的探索。
伍繼延分析說，“雄安新區”也有可能成為社會治理體制改革的實驗區。大社會之所以大，是因為各種階層和關系的協調、博弈需要社會組織來發揮作用。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提出的“政社分開”的思路來規劃“雄安新區”的社會治理模式，真正創新社會管理體制，大力發展社會組織。包括各種環境、資源問題的解決，都可以通過商會等社會組織起到一個很好的補充和促進的作用。
“雄安新區”的發展，隻借鑒深圳和上海自貿區的經驗是不夠的，還需要成為社會治理體制改革的實驗區。在此過程中，各地商會已有比較成熟的模式和經驗可以帶到雄安去，為營造政社分開的社會治理體系貢獻更多力量。如果在市場經濟解放經濟生産力的同時，通過社會治理體系的改革，激發社會生産力，“雄安新區”的發展就會多一個動力。
未來，“雄安新區”對京津冀周邊城市的輻射和帶動作用也是可以預期的。河北的保定，過去是直隸總督府所在地，解放後也曾是河北省府所在地，發展空間很大。伍繼延認為“雄安新區”發展的頂層設計，在發展模式、經濟制度與社會治理體系等方面的創新，也将會有助于周邊地區的協同發展。他本人對河北的曆史和文化有濃厚的興趣，曾多次前往保定等地考察，而湖南企業在當地的投資也比較多，甚至在某些領域形成主導優勢。比如在白溝，有湖南商會的很多會員企業，幾乎壟斷了當地的箱包市場。近到北京天津，遠至東北三省及俄羅斯的箱包，都是在白溝的湘商生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