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朝鮮國務委員會委員長金正恩與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新加坡舉行兩國在任領導人史上首次會晤。與此同時，為如此不同的兩個國家元首提供第三方平台的新加坡又一次備受矚目。事實上，在此之前，新加坡在兩岸關系上就不止一次地提供互動交流平台。
1992年，在新加坡，海峽兩岸開啟高層直接對談，第一次“汪辜會談”如期而至。此次會談簽署了有關兩岸通信和商貿往來等4項協議，這讓兩岸關系邁出了曆史性的一步。2015年11月7日，新加坡香格裡拉大酒店島嶼大廳，注定被載入史冊——習近平和馬英九的手，握在一起長達81秒。這是自1949年以後，兩岸領導人的首次會面。
新加坡是個面積隻有700平方公裡的小島國，不僅在中國海峽兩岸的交往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還在亞洲及國際事務上發揮着自身獨特的影響力。新加坡的魅力全世界都看得到，其治理模式也是我國改革開放初期學習的樣本，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指出：“出國去看看，并且要向各國學習，特别是向新加坡學習。它們有良好的社會紀律和良好的社會秩序，我們應當向它們借鑒，并且比它們管得更好。”如今，在“一帶一路”的倡議之下，新加坡積極融入其中，在海上咽喉要道上星光熠熠。
魚尾獅：漁港變成商港
新加坡，全稱新加坡共和國。它的地理位置優越而重要，位于馬來半島南端、馬六甲海峽出入口，北隔柔佛海峽與馬來西亞相鄰，南隔新加坡海峽與印度尼西亞相望。人們常常稱新加坡為獅城，所以，如果你願意了解這個國家，就先從魚尾獅開始吧。
魚尾獅是新加坡的象征，它的設計靈感源于《馬來紀年》中一個傳說，公元14世紀，一位來自于三佛齊王國的王子聖尼羅烏達瑪前往馬六甲的路途中經過新加坡，一登陸就看到了一隻神獸，随從解釋說那是獅子。于是，聖尼羅烏達瑪便為這裡取名為“Singapura”，梵文意為獅城。今天人們看到的魚尾獅，頭部是獅子，尾部是魚尾，代表着這裡由漁港演變為商港的寓意。
作為海上樞紐，新加坡這片土地自然就吸引了來自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們前來，他們在這裡融合重構，衍生了各異又和諧的文化社會。
如果說哪個國家與我們幾乎沒有語言障礙，那恐怕就是新加坡了。追溯過往，這種語言上的相通揭開了一段“下南洋”的曆史。19世紀初，中國東南沿海一帶的人們乘坐渡船漂洋過海，帶着“淘金夢”奮鬥在新加坡這片土地上，賣苦力、做生意……一代代繁衍至今，以至于新加坡成為世界上除中國之外第二個以華人為主的國家。
走在新加坡牛車水的街道上，其實很難感受到幾個世紀前華人初來乍到的情景了。所幸，位于寶塔街48号的牛車水原貌館保留了當時最為原汁原味的味道。幾乎到訪牛車水的旅行者特别是華人都會去這裡了解“下南洋”的過往，一張張老照片上定格了華人坐的渡船、吃的餐食、勞動的場面等，都在講述着他們紮根的艱辛堅韌。最初的華工大多是來自于廣東、福建等地，他們在碼頭從事繁重的搬運工作，也因此，這些華工大多居住在新加坡河出海口一帶，吃水全憑牛車來拉，久而久之，華人聚集的地方就形象地被稱為牛車水。越來越多的華人進入新加坡，他們不再僅僅從事重體力勞動，不少人開始經商，點心鋪、裁縫鋪以及藥油鋪等為牛車水帶來了更多的變化。
除了華人之外，印度人、馬來人等共同構成了新加坡的多元世界。在新加坡的街道、地鐵等地，都會同時标有英文、中文、馬來文以及印度文這四種文字，足見新加坡的兼容并包。小印度在新加坡也頗有名氣，從地鐵站一出站，随處可見成群結隊的印度人，這裡就是印度人的聚集地。無論在飲食、生活習慣還是宗教信仰上，這裡仿佛是印度的縮影。街上的店鋪林立，充滿印度風情的服飾、擺件等商品琳琅滿目，到了飯點，大街上飄蕩着濃郁的咖喱味道。此外，馬來人雖然在新加坡占比并不算高，但馬來人是原住民，因此馬來語的影響力很大，特别體現在新加坡的地名上，例如武吉巴督、巴西立、丹那美拉、巴耶利巴、丹戎巴葛、烏敏島。
不同種族不同文化的人們融洽相處，正是新加坡的《公民誓約》诠釋的新加坡精神：“我們是新加坡公民，誓言不分種族、語言、宗教，建立公正、平等的民主社會并為實現國家的幸福、繁榮與進步，共同努力。”
多元世界除了華人之外，印度人、馬來人等共同構成了新加坡的多元世界。攝影／小易中國與東盟的“中間人”
廣西社會科學院東南亞研究所副研究員楊超在撰文中指出，新加坡作為中國與東盟的中間人，有着天然的優勢：既懂得東南亞各國的國情民情，同時也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模式有深入的研究和了解。
衆所周知，中國與東盟一直保持着密切往來與合作。1991年中國與東盟對話開啟，1996年中國成為東盟的全面對話夥伴國。2010年1月，中國與東盟十國組建的自由貿易區，即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正式全面啟動。
尤其近年來，東盟作為全球主要的新興經濟體，保持着較高的經濟增速，這得益于十個成員國經濟一體化進程與對外合作的雙引擎驅動。東盟成員國也是“一帶一路”的重要節點，在吸引中國投資上具有明顯優勢，例如市場龐大、土地與勞動力成本較低、資源與産業優勢，等等。5月31日中國-東盟(海上絲綢之路)商務論壇在北京舉行。東盟作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關鍵樞紐,自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成功建立以來,相關地區經貿往來屢創新高。中國自2009年以來連續9年成為東盟的第一大貿易夥伴,中國與東盟的貿易規模在2017年首次突破5000億美元,雙向投資額接近2000億美元。
2017年，新加坡擔任東盟—中國對話關系協調國，今年新加坡接任東盟輪值主席國。作為東盟成員國的新加坡與中國一直以來在經貿、金融等方面有着良好的互動與合作。在東盟内部互聯互通，以及中國與東盟之間的互聯互通上，新加坡無疑都在扮演一個重要角色。
新加坡副總理兼經濟與社會政策統籌部長尚達曼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随着中國與東南亞地區互聯互通的不斷提升以及跨境交易和投資的強勁發展，東盟對人民币的需求應該會快速增長。位于新加坡的金融機構有能力與該地區的中國企業合作，并通過貿易、金融和投資來加強中國與亞洲的聯系。已經有6500多家中國企業在新加坡設立了分部。其中有很多企業已經設立了區域金融和資金管理中心，利用新加坡的銀行和資本市場來助力其在該區域拓展業務。
“作為一個區域金融中心以及世界上最大的人民币離岸中心之一，新加坡在資助和推動‘一帶一路’項目方面可以發揮關鍵作用，尤其是在東南亞地區。新加坡的銀行正積極幫助中國企業把握‘一帶一路’倡議的契機，開拓東南亞市場，其中一個例子就是大華銀行和中國國際商會在本月早些時候宣布簽署的諒解備忘錄。”尚達曼表示。
在經貿合作方面，優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投資環境吸引了衆多中資企業到新加坡投資，新加坡已成為中資企業“走出去”的首選目的之一，也成為中資企業國際化的一個重要平台。例如，五礦集團、中航油等企業充分利用新加坡作為國際大宗商品貿易中心的地位，積極打造全球貿易網絡；中石油、中石化、廣西柳工、華為等企業在新加坡設立貿易、财務、研發、物流等各類功能中心，支撐企業在東南亞乃至全球的業務發展；京東商城等企業與新加坡企業進行戰略合作，聯合“走出去”，輻射東南亞乃至整個亞太市場。
對于新加坡的“中間人”角色，未來依舊還有更大的施展空間。正如楊超所述，中新經濟走廊是貫穿中南半島國家的跨國陸路經濟帶，新加坡如能參與跨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由新加坡出面與第三國商讨互聯互通合作，更容易消除不必要的阻力，有利于項目順利推進，加快中國東盟互聯互通的進度，從而把海上絲路與陸上絲路有機連接起來。
打造四個平台支持“一帶一路”
商務部的統計數據顯示，新加坡對中國的投資占“一帶一路”國家對華投資總額的85%，中國對新加坡的投資占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投資總額的近1/3。
2015年11月7日，中新兩國政府在新加坡簽署了《關于建設中新（重慶）戰略性互聯互通示範項目的框架協議》及其補充協議，正式啟動以重慶為運營中心的第三個政府間合作項目。截至2016年底，跨境融資交易額已經達到32.2億美元。這些跨境人民币融資渠道有效地為重慶企業降低了0.7個百分點的融資成本，共節省1.52億元人民币。據尚達曼介紹，借此機會，新加坡企業可以通過重慶在中國西部地區分享專業知識并拓展業務，而中國企業則可以利用新加坡的東南亞門戶地位進駐東南亞市場。
此前，中新的合作範本還有蘇州工業園區以及天津生态城。1994年，作為中國和新加坡兩國政府間最大的合作項目，蘇州工業園區誕生了。這裡是學習新加坡模式打造出來的新城，城市規劃、建設與管理，招商引資的親商理念，公共行政管理都與新加坡“看齊”。在具體經濟發展思路上則充分借鑒、創新了新加坡國有控股公司淡馬錫的經驗，讓國資始終扮演了開路先鋒和主力軍角色。
2016年8月，蘇州工業園區出台《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培育發展新動能行動方案》，生物醫藥、納米技術、雲計算成為園區的三大新興産業。目前已聚集了國家級的51家研發機構、外資研發機構147家、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和技術先進型服務企業665家、各類科技型創新創業企業5000餘家，人才總量居全國開發區首位。而在園區建成的第一個十年時，李光耀就對其發出了“青出于藍”的贊歎。去年9月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上，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見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時稱：雙方要推動蘇州工業園區和天津生态城兩大旗艦項目提高質量和水平。
在東盟成員國中，新加坡是比較早支持并積極投入“一帶一路”倡議的國家，新加坡駐華大使羅家良表示，新加坡現在正在打造四個平台來支持“一帶一路”的發展。一是在金融方面，更好地利用人民币推行“一帶一路”；二是硬件設施方面，例如蘇州工業園區相關項目以及重慶互聯互通項目；三是在三方合作領域，可以給“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官員進行培訓；四是在法務合作方面，對于可能出現的商業糾紛，利用現有的市場和社會機制來解決争端，盡量不要把這些問題政治化。
楊超在撰文中如此描繪中新合作的未來：“依靠中國廣闊市場、地處東南亞、聯接中國與亞非歐等幾大洲經貿往來的新加坡，有望在新世紀成為耀眼璀璨的亞洲乃至世界明珠。”
責編尤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