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在競選過程中指責中國是彙率操縱國，聲稱要給中國征收45%的關稅。顯然，打貿易戰不是目的，他是要逼迫人民币升值。美國是最大的經濟大國、軍事大國和國際政治大國，總體實力肯定比中國強得多。不過，中國在一些方面也具有不對稱優勢。這使得中美雙方都不大可能以終極實力對決。對于中國來說，彙率政策需要符合本國的利益，會與之鬥智鬥勇。中美各方用于博弈牌都有哪些呢？
中美博弈的優劣勢分析
物價的相對水平被視為國與國之間競争力比較的主要指标。物價水平較低的國家在國際競争中擁有成本優勢，因此較易獲得經常項目下的順差；同時低成本國家又容易吸引外資從而有望獲得資本項目下的順差。國際收支表上的順差，會帶來彙率上升。
前段時間福耀玻璃老闆曹德旺先生的一段視頻引起熱議。曹先生作為企業家提醒政府關注中國企業經營環境，是很有意義的。究竟應該如何看待中美的競争力？要讨論這個問題，讓我們從索洛（Solow）的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開始。
索洛在20世紀50年代提出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Y=A•F(K,L)，其中K代表資本，L代表勞動力，A代表技術水平。F可理解為對兩種要素——資本和勞動力的合理配置，而經濟規模與技術水平A成正比。傳統經濟學強調土地、勞動力和資本三大要素，索洛模型卻隻強調勞動力和資本。根據這個理論，筆者分析一下曹先生視頻中所涉及的中美國家競争力的關鍵因素。
關于土地因素
從進入全面工業化的現代世界經濟看，土地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确實不是關鍵的要素。相對于農耕時代，發展制造業所需要的土地是有限的。以色列那麼小的一個國家，可使用的土地不多，但是卻可以經營一個很大規模的經濟體。深圳市的陸上面積大約是珠海的1.1倍，可GDP規模是珠海的近九倍。就目前的中國來說，土地在北上廣深一線城市非常稀缺，價格很昂貴，可是這幾個一線城市經濟發展動力仍然強勁，因為它們做的是比較高端的産業，對土地的依賴性小。曹德旺先生說在美國設廠“土地不用錢”，這個信息不重要，因為福耀玻璃如果願意到國内的中西部投資設廠，應該很容易得到低價，甚至免費的土地。
關于稅收因素
稅賦的高低沒有對錯之分，隻有是否合适之分。稅收是政府的主要收入，百姓承擔的“合适”稅賦，以能夠适當抵償國家支出為标準。國家财政收支，實際上是一個社會财富再分配的過程。國家支出的預算中，教育、衛生、國防等等項目的高低和比例也沒有一個統一的标準。而利益相關各方，當然通過各種方式博弈，以求最後的方案有利于己方。政府在編制預算的時候，需要平衡各方的訴求，既要考慮本國各方面的需要，同時要盡量保持本國競争力。特朗普聲稱要給企業大規模減稅，要形成一種稅收機制，鼓勵美國企業回國設廠。中國方面當然也需要把這個博弈因素考慮進來。不過，想象一下，如果要拼減稅的招數，中國的底氣應該更足些，因為中國政府債務的相對規模比美國要小得多。在這個因素上，美國不占優勢。關于能源成本因素中美在能源方面的成本差異，原因有點兒複雜。這個行業中國過度集中的國有壟斷，應該是重要原因之一。作為一種國家戰略，中國也有必要繼續深化經濟的市場化改革。從國家的角度，稅收和國有壟斷經營收入等，似乎都是“鍋裡的肉”，安排給誰不改變總量，但市場化可以把相關的分配變得更合理和更有效率。相信這也有利于進一步提高中國競争力。
關于資本因素
資本是索洛模型中兩個最關鍵要素之一。中國的經驗可以佐證該模型的有效性——外資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前30年中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不過，中國近年開始逐步成為資本淨輸出國，世界第二大對外投資國，美國在資本方面已經沒有明顯的優勢。當然，美國資本市場的市場化程度很高，方便企業進行各種投融資活動，相比來說，中國的資本市場建設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關于勞動力成本因素勞動力是索洛模型中另一個關鍵因素。如前所述，美國的物價水平據稱相當于中國的1.8倍，其背後體現的，主要應該是勞動力成本的差異。曹德旺先生所提供的資料驚訝了很多人——“美國藍領工人的工資水平相當于中國的八倍，而白領人士相當于中國的2.5倍。”
勞動力成本之所以重要，一方面是因為勞動力的供給缺乏彈性；另一方面是因為勞動力成本（工資和福利）易升難降。本國貨币貶值，可以在國内工資水平不變的情況下，降低以外币計算的相對水平。貶值使國内的競争力提高，這也是很多國家喜歡讓本币貶值的原因。
關于技術水平
索洛模型顯示，經濟規模與技術水平成正比。從發達國家走過的路看，随着一國經濟發展程度越來越高，其技術水平也逐步上升。更高的技術水平可提高生産率。體現在産業發展上，就是發達國家的企業通常會逐步放棄對技術要求較低的中低端産業，而選擇高端産業，或者從一個産業鍊的低端部分走向高端部分。與技術水平提高同步變化的，一般是勞動力成本的上升（部分原因是勞動力受教育程度高了），導緻發達國家在産業制造環節越來越缺乏優勢。從比較利益的角度，會逐步把工廠搬到欠發達國家或地區，逐步搬過去的可能還有營銷物流等，僅保留研發部分。盡管制造業部分遷出，但西方國家通過技術專利貿易和技術服務在整個産業鍊中賺取的利潤并不少。中國表面上是世界工廠，工業産值很大，但是付出了大量勞動力和環境污染等代價。最近霧霾問題讓中國人更加有緊迫感去搬走那些低端産業和污染産業。現在比較有意思的是，中國人很羨慕美國占據産業鍊的高端位置，而美國人似乎很羨慕中國龐大的制造業。當然，中美雙方互相羨慕的是對方好的部分。比如，特朗普想重建美國的制造業，隻是想得到更多的就業機會，而不是更高的成本，更不是霧霾；而中國人希望有美國的高新技術，但不想失去就業機會。
關于金融股權投資
股權投資是經濟産業鍊的頂端。實際上，技術研發工作離不開制造業的需求和應用，發達國家到最後很可能把研發部門也搬出去（美國的微軟、谷歌和蘋果等高科技企業都在中國設立研發中心），最後很可能僅持有金融市場上可以随時套現的股份。可以說，到了這個階段就是玩金融了。美國第三産業占GDP比重高達77%，法國甚至達到80%。第三産業的内容并不隻有洗腳、桑拿、按摩，還有物流、教育、技術服務和金融交易收入等等。在國際産業鍊中，控制着高端的技術環節和股權環節，通常可以享受到利潤最豐富的部分。國内大學畢業生現在喜歡到金融投資領域，不喜歡進入實業企業工作，不少人批評這些傾向。其實，這是人之常情——能“靠臉吃飯”的人，怎麼會願意去幹苦力？
從自然界的食物鍊來說，頂端的動物如獅子和老虎的數量總是很少的，低端的牛和羊等則靠數量維持物種的生存。食物鍊頂端的動物通常在自然界控制力比較強，預期壽命也比較長。如果可以選擇，人們都應該甯願當獅子也不想當綿羊。不過，從恐龍滅亡的例子，也許可以說明，處于食物鍊頂端的動物也是很危險的。不過，美國的制度有很強的自我修複能力，目前通過金融市場掌控全世界财富的流向遊刃有餘。全世界經濟現在普遍感覺日子難過，美國人卻在歡呼股市屢創新高。就算中國未來成為世界第一的經濟大國，美國仍然會是中國的強勁博弈對手。
中美各方博弈思路分析
在彙率問題上，中美各方的情況不同，想法也不一樣。
比較優勢與比較優勢陷阱美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很高，制造業先後遷出有其合理性。在全球化中，比較優勢（ComparativeAdvantages）學說是很重要的指導理論。美國有資本、有技術，但勞動力成本很高；中國缺資本、缺技術，但擁有豐富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所以，中美過去30多年一直是好“基友”，合作愉快。美國的制造業持續不斷地流向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同樣的情況發生在法國、德國和日本等國家。如果中國老老實實做自己低端的制造業，那麼，跟美國可以相安無事。不過，中國很可能會陷入所謂“比較優勢陷阱”！
“比較優勢陷阱”指發展中國家生産并出口初級産品或勞動密集型産品與西方國家做交換，盡管從交易中可以得到比較利益，但結構不穩定，長期在國際競争中處于從屬地位，易于受到國際市場價格的沖擊。為什麼很多國家會進入“中等收入陷阱”？多數是因為進入“比較優勢陷阱”！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後，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下跌，俄羅斯和巴西等資源依賴型國家經濟不由自主地陷入同樣的困境——2015年俄羅斯GDP下跌3.9%、巴西下跌3%。悲催的巴西——20世紀70~80年代已經開始工業化，幾十年過去了，現在還不是一個工業化國家！
中國的技術進步以及對西方的挑戰
一個處于工業化進程中的國家要避免進入“比較優勢陷阱”，就必須走技術創新的道路，培養本國的研發能力，逐步在技術方面也獲得優勢。中國經濟最近十年在産業升級、經濟轉型中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出口結構不斷得到優化，中高端技術的産品比重不斷提高，尤其在通信技術、高鐵技術、核電技術和航天技術等方面進入國際前列。特朗普對中國的不滿，就是因為中國竟然在過去的合作中，不斷進入他們本來具有絕對優勢和相對優勢的領域，并形成直接的競争。美國人指責中國不守規矩，包括違反知識産權保護規則。這些指責也許不全都沒道理，不過，後進國家要沖進發達國家的行列，似乎都會走類似的路徑——先模仿後創新。日本和韓國也不例外。最近十年，中國似乎已經走出了模仿的階段，進入了創新階段，并且在一些領域對歐美企業的主導地位發起強力挑戰。如前所述，在經濟發展需要兩大要素中，在資本方面，中國已經具有跟美國較勁的實力；而勞動力成本方面，目前仍然有較明顯的優勢。一旦中國企業在技術上也取得優勢，在跟美國企業競争上就有機會完敗對手。華為和中興通信兩家公司在中國國内算起來工資水平都是很高的，但是跟美國同行相比仍然較低，可是技術已經開始趕上甚至領先，因此在國際上的通信領域，這兩家中國公司幾乎雄霸天下。為了保護本國的通信企業，華為和中興進入美國市場的請求，屢屢被粗暴阻攔。
美國重建制造業的可能性與中國的機會
美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很高，資源分配效率很高。利率和彙率對于經濟和産業能産生調節作用。據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2016年11月2日的報道，2009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的工廠産值“增加了一倍多”，主要的原因是自動化生産和機器人的大規模使用，這說明美國的制造業回歸還是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中國人最近在争論“産業政策”的是與非，顯然特朗普準備學這個招數，用稅收優惠等方法建立重建制造業的“産業政策”。從中國政府過去主導的一些“産業政策”來看，還是會産生一定作用的——包含積極的和消極的作用。從關于特朗普用推特向美國企業施加壓力的報道看，他似乎具有很大的主觀性和随意性。這些做法對于中國這種處于轉型期的國家來說也許可以理解，但對于一個很成熟的市場化國家來說，有點兒不可思議。特朗普也許會在學習如何當總統的過程中讓美國失去一些優勢。首先，從美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并不是所有制造業都值得美國做的。有些項目基于比較優勢的原則，美國公司到國外設廠也許是最合理的，也符合經濟原則。特朗普說要對在海外設廠而産品轉内銷的美國公司征收高稅收，這很可能就讓美國公司失去一些海外好的投資機會。其次，從一系列數據看，美國目前的勞動力成本很高，制造業雇工困難（曹德旺先生稱他在美國的工廠雇請的工人多數超過60歲），企業如何滿足他回美國設廠的要求呢？蘋果手機制造過程中涉及的零部件很多，有相當多的環節屬于典型的勞動密集型制造，還沒法使用自動化生産的，要在不增加成本的前提下在美國建立整個産業鍊，對公司是很大的考驗。華為帶着在中國生産的MATE9正在登陸美國,蘋果卻必須用美國的成本生産手機，真不知道他們如何應付。
特朗普擺正“車馬”準備讓美國與中國争奪制造業，對于中國來說也是好事。首先，讓政府感到壓力（包括來自曹先生等企業家的呼籲）去檢讨和優化相關政策，盡量減輕企業的負擔；其次，加強智能化制造和機器人的研發和應用，争取在制造業的技術上能與歐美同步發展；再次，對于中國的制造業來說，本來也到了需要“走出去”的時候。應該趁美國跨國公司業務回縮的時候，鼓勵國内企業主動出擊，提高國際投資市場的占有率。
中美博弈策略與人民币兌美元彙率
美國金融曆史學家約翰·戈頓在他的著作《偉大的博弈》中說，曆史經常重複，沒有一個領域，像金融市場這樣重複率這麼高。中美目前的貿易情況和彙率上的沖突，跟20世紀80年代初美日的情況有點兒類似。分析日本及日元當年的變化情況，有助于中國采取合适的博弈策略。
關于美日貿易沖突與中美貿易沖突的比較分析
美元從1971年解除與黃金挂鈎後，美元兌其他貨币開始了持續貶值。其中，兌日元的彙率從360日元開始，一直下跌到1979年的177；此後裡根上台，采取供應學派政策，美元彙率指數持續上升，兌日元彙率強勁反彈，最高曾經到277點，幅度超過50%，該幅度約等于上一波跌幅（360到177）的50%；美國的經常項目有巨大的逆差，而且其中40%是來自于美日貿易，因此美日貿易摩擦不斷。1985年9月，美日英德法五國在紐約廣場酒店簽訂協議，同意聯合幹預外彙市場，使美元貶值以解決美國的貿易赤字問題。此後美元兌日元彙率急劇貶值，兩年多時間裡，美元跌至120附近。
中國目前面臨的情況跟日本在1985年的廣場協議簽訂前的情況幾乎一樣：其一，美元彙率從2014年初開始進入上升周期，美元兌人民币也有較大升值（人民币貶值）；其二，美國2015年的貿易逆差達7350億美元，其中3657億美元（占近50%）是來自中美貿易；其三，特朗普的經濟發展思路也與當年的裡根推行的供應學派政策有幾分相像。
不要誇大“廣場協議”對日本經濟的負面作用
很多人認為，當年的“廣場協議”迫使日元大幅升值，是日本最近30年經濟增長乏力的最重要原因。筆者認為，這個協議的作用被過分誇大了。
美國學者哈裡·登特在他的著作《下一個大泡泡》中指出，日本泡沫破滅的主要原因是人口的減少。日本泡沫爆破的标志是1989年日經指數從近四萬點“高空”開始暴跌。這一年剛好跟一個數據重合——日本的勞動力人口開始減少。日本人口增長的拐點在随後幾年也出現了，現在大約每年減少30萬。人口減少，是日本經濟天然萎縮的因素。日本不像美國那樣，可以通過引進移民不斷補充由于出生率下降導緻的人口萎縮。從這個角度來說，日本的經濟隻要不出現負增長，就很不錯了（不能小看日本，日本在自動化生産和機器人的研制方面居世界領先位置）。
城市化進程被認為是對經濟發展有推動力。萬科公司的譚華傑先生從美國和日本的經驗中發現，在城市化比率達到75%以前，城市化進程對經濟增長（以及房價）的推動力很強，此後就會明顯減弱。日本城市化比率在1990-1992年達到75%~77%的水平，而這個時間點剛好跟日本的人口拐點基本一緻！筆者認為，人口和城市化因素同時進入重要節點，是日本經濟近30年陷入停滞的最關鍵原因。
人口和城市化，也是制約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重要因素。中國勞動力人口在2013年開始減少，人口增長率明顯縮小，這是一個很值得重視的信号。不過，政府近年調整了二胎政策以及準備調整退休年齡時間，相信有望讓人口增長的拐點推後，延緩勞動力人口的壓力。從城市化進程來看，中國2015年的城市化比率為56%。這個因素仍然有望進一步推動經濟發展。
在1985年前後，日本的經濟如日中天，影響力巨大。如果美國硬把日本的“牛頭”按下去喝水沒那麼容易。因此，所謂“日本被迫簽署廣場協議”的說法并不真實。國際合作協議都是讨價還價的結果。日本當時也正積極推動日元國際化，需要為日元樹立強勢貨币的形象。估計當年日本政府讓日元升值。應該是“半推半就”的事情。日元是國際化貨币，資本自由流動。近30年日元兌美元的彙率一直在112上下浮動，再也沒有回到1985年的水平，說明日元其實已經找到了其均衡的水平，當時的升值也是自然變化的結果。
中國需要轉變國際收支管理的思路
特朗普非常可能效仿裡根，使用各種可以動用的力量讓人民币大幅升值。而特朗普很清楚中國的核心利益之所在——台灣、南海和東海的權益，這是跟中國談判時很有用的談判籌碼。無疑，美國在二戰以及二戰後的國際地位，決定了其對中國核心利益擁有特别的影響力甚至控制力。不管中國自認為有多少強有力的理由，如果美國人不支持，甚至以武力介入相關沖突，中國很可能要為此付出巨大的代價。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因此，其他辦法，如果可以避免或者減少生命犧牲，都是值得考慮的。關鍵是要算好賬！
人民币兌美元彙率升值，未必不是好事情。尤其是，當這是一個本來就要發生的事情，順水推舟做個“人情”，換取核心利益，何樂而不為？
如前所述，從購買力平價的角度看，人民币從長期來看是被低估了。中國如果能保持目前的增長速度，在“十三五規劃”完成的時候（2020年）跨入發達國家的行列可能性很大，那麼，人民币升值也是順應大趨勢。
政府需要調整國際收支管理的思路，在維持合适的外彙儲備水平下，讓人民币彙率具有更大的浮動彈性。另外，作為一個大國，中國經濟的增長不能長期依賴于外部需求，國際收支需要盡量保持平衡。經常項目的順差，應該通過國際投資向國外釋放。人民币升值無疑有利于人民币推進國際化和市場化。一旦中國商家可以使用本币進行國際支付和國際投融資活動，本國持有外彙儲備的必要性就進一步降低了。當然，那不意味着本國可以無限制的印刷鈔票，隻代表本國在國際收支管理上具有更大的靈活性。
中國的博弈策略
首先，現階段應該允許人民币跟随其他非美貨币貶值。
中國需要為長期人民币升值的前景準備，尤其要準備對付特朗普政府的壓力。當前在大宗商品價格和利率因素影響下，美元彙率指數處于上升周期，應該趁機讓人民币随其他貨币貶值。而且，中國目前的通脹率過低，經濟需要進一步的刺激，而且在國際主要經濟體中，中國的利率水平仍然偏高，還需要降息降準。作為大國，貨币政策必須以我為主，沒必要忌諱人民币短期的貶值。預計在特朗普上台的第一年，雙方在彙率問題上會有一系列的較量。讓人民币自主跟随市場貶值，為未來的談判留下空間，同時，讓特朗普感覺，在彙率問題上，還需要中國政府的配合。另外，從外彙儲備管理的角度來說，既然預計将來人民币會升值，為什麼不趁美元眼前的相對高價讓巨額外彙儲備“減磅”？
其次，特朗普很急切要求中國配合讓人民币升值。如果他願意拿出中國所需要的東西做交換，為什麼不？人民币升值與否，對于中美雙方來說不是零和遊戲。人民币升值，美國得到他想要的，對于中國來說，可以加快人民币國際化步伐，趁機輸出過剩産能，加快并購國外資源、技術和資産。當然，人民币升值給中國企業家帶來升級和轉型的壓力也會更大。不過，大家要明白，這個壓力本來就存在的，企業家都需要主動積極去面對。
最後，中國需要進一步推進并完善經濟各個層面的市場化改革，為人民币國際化和市場化提供一個良好的運作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