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wlongwillthetradewarbetweenChinaandUSAplay?Whatwilltheresultbe?WhatwillthisbringtoChina'smanufacturingindustry?moredangeroropportunities?Howshouldwefaceourownproblemsandchangethem?Whatshouldwedointhefaceofseverechallengesandgreatopportunities?Toknowtheanswers,thereportersofInternationalFinancingMagazineinterviewedDrWangWen,ExecutiveDeanofChongyangInstituteforFinancialStudiesofRenminUniversityofChina.“中國制造業也要打一場‘持久戰’——中美貿易戰的最終結果不可能在短期内見分曉。我相信中國能在中美持續博弈中，最終實現規劃目标，建成制造業強國”面臨挑戰,中國制造業準備好了嗎?
記者：你如何看待當前中美貿易戰?
王文：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逐漸開始建立一套完整的工業體系，1978年改革開放，中國制造業加速發展到今天，貌似已經發展得十分強大，但現在面臨着美國以“貿易戰”為主要方式的挑戰。我們需要從國家曆史、成功經驗中去尋找應對當前風險和危機的智慧和方法。我認為，中國制造業要打一場“持久戰”——中美貿易戰的最終結果不可能在短期内見分曉。
我相信中國能在中美持續博弈中，最終實現規劃目标，建成制造業強國。
記者：你認為中國制造業面臨哪些挑戰？能否具體談談？
王文：從中國國内的角度上來講，是三大問題：一是政策落實的怠慢，二是驕躁情緒的鼓噪，三是核心技術的落後。第四個問題是來自國際上的，即外部技術的防堵。說到這四大挑戰，我認為主要問題還是來自中國國内的三方面挑戰。哲學上講，内因是事物發展變化的根據。中國未來能否成為制造業強國，關鍵在于我們現在的政策是否落實到位，高新科技從業者是否能夠真正崛起。這三方面之間不存在哪一個是更主要的，而是他們之間能否相互配合的問題。一方面，地方政府是否能貫徹落實中央政府的戰略、政策，如果地方政府走偏了，地方上的創新就不可能突破瓶頸。另一方面，從創新者角度講，一些企業存在通過技術造假，從政府那裡騙取财政撥款的問題，以及企業能力不足出現的方向偏差問題。要解決中國國内這些問題，歸結到一點，就是要走官民合作之路。
突破技術瓶頸需要官民合作
記者：請問為什麼說中國國内原因更重要，會對中國制造業産生巨大的影響呢？
王文：第一，中國現在已經一定程度上渡過了西方遏制住中國發展的階段，但關鍵前提還是要保證自己不犯錯誤。第二，中國這些年來取得的成績，基本都是官民合作的結果。我不太贊同這樣的觀點，認為完全可以依靠市場而政府不加扶持就能夠突破核心技術。這也不是發達國家的經驗。普遍地看，核心技術走向市場是要依靠政府引導與支持的。但僅有政府也無濟于事，還得要有市場上的大量的民間力量和社會力量。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任何一方都是不可或缺的。
記者：那你認為這種官民合作的機制應當是什麼樣的？
王文：這個機制實際上高度考驗着中國政府如何對高新技術産生巨大的引導力量，也考驗着高新技術從業者如何利用好中國政府優惠政策。兩者間互動機制非常重要。而現在的情況是有點兒脫節。也就是說，現在有些很了不起的民間創新者，不知道政策獎勵機制是什麼，也不知道能夠從哪兒拿到這些資金，更不知道如何進行市場轉化；而政府也不知道财政撥款的流向是否給到了最需要資金的、掌握着領先技術的企業。為了解決這個脫節問題，從政府層面上來講，關鍵需要進一步加大對高新科技創新的引領以及各種優惠投融資政策的落實，政府要做好督辦角色。現在中國在高新科技突破層面上，政府投入之後的成果在哪裡？财政撥款到底有沒有落到真正需要的單位和高新技術從業者手裡？在這個問題上，其實某種程度上是可以借鑒過去五年反腐的一些經驗的。從成果着手，可以成立創新成果的後期巡視小組。另外，還應加大軍民融合的力度，因為我們國家很多軍事領域的高新技術實際上還沒有延伸到民用領域。
中美貿易戰需要進一步巧作為、精作為和實作為
記者：為什麼2018年的中美貿易關系反複無常，這一情況的背後反映了什麼樣的問題？
王文：美國特朗普政府在國際社會頻繁退群，臨時改變政策帶來的不确定性，是“二戰”結束以來國際“地震”中強度最高的。首先，我們要對美國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和貿易領域的反複無常有足夠的心理準備。第二，目前的中美貿易戰對中國産生的預期影響不能被低估。盡管7月6日美國開始強加500億美元中國商品的關稅，并馬上揚言要再次加征另外2000億美元中國商品的關稅，對這種大動幹戈、甚至颠覆了中美正常貿易關系而有可能導緻下一步中美貿易關系繼續惡化的情勢，要做好最壞的心理準備，要對防止局勢的惡化持有底線思維。
記者：你認為應該怎麼應對？
王文：第一，放棄幻想，捍衛國家利益。第二，要在必要時找到戰略空間，推行戰略利益交換的靈活外交思維。外交是妥協和博弈，隻要有利益訴求，雙方就有談判的空間。第三，要廣泛聯合并建立國際統一戰線。特朗普貿易戰的大炮對準的不隻是中國，是全世界。看上去有危險，但對中國而言也是最好的時機。過去的這些年，中美兩國之間戰略地位出現了微妙的調整，中國相對于全球來講，從戰略寡助到了戰略多助。美國的盟友很多，獲得的支持也很多，現在卻出現了逆轉迹象。第四，要利用這次中美貿易戰倒逼中國國内改革，督促相關政策落實。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央推出了大量全面深化改革的措施，但是執行機構落實得不好，這與中央與民衆的期待存在着巨大的落差，必須要補齊這一塊短闆。中美貿易戰的發生正好倒逼中國國内改革：該簡政放權的一定要簡政放權，該要有負面清單的就要公示負面清單，該鼓勵創新就要真正把水流到該流的地方，流向真正需要的企業。
記者：中美兩國分别作為最大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發達國家，位居全球GDP前兩名，中美貿易戰可能會給全球化發展帶來怎樣的影響？
王文：目前來看，全球化處于十字路口。中美GDP總量占全世界總量的近40%，貿易總量占全世界總量的50%多，中美之間的貿易戰就像是兩頭大象打架，最後遭殃的是地面上的草皮。在這個問題上，沒有任何行為體——國家，企業和個人，能夠在中美貿易場大打出手時幸免于難。全球化未來發展的路徑，在相當大程度上取決于中美之間貿易沖突上的解決程度，也取決于中美兩國高層對于未來的戰略期許、戰略遠見和戰略共識。中美兩國就像是兩個發動機，拉動全球經濟往前走，如果兩個發動機往兩個方向運行，勢必會造成全球分裂，所以必須要朝着同一個方向去推動全球化。從現在看，美國明顯是希望能夠按照它的利益方向重塑全球化。但中國的想法更加符合絕大多數國家的利益。要進一步發揮我們的主觀能動性，發揮我們自己的塑造能力，發揮中國方案的有效性。中國方案的有效性也要包括美國。現在需要我們主動去制造時機，需要巧作為、精作為、實作為。
記者：那你能不能具體說說巧作為、精作為、實作為？
王文：比如說對美國，我們可以做得更加巧妙一點。雙方可以有更多的利益交換；還有，我們推進“一帶一路”倡議已經五周年，其他國家對我們期待很高，但我們不可能滿足那些國家的所有要求，一方面我們要給予他們更多投資、貿易、貨币，并推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另一方面也要通過市場化運作在“一帶一路”國家獲得階段性的實際收益；第三，我們在“實作為”方面也不能光有大承諾與大口号，還要實實在在地履行，以此提升中國威望。
中國處理中美貿易關系時需要更多的戰略定力
記者：那你覺得怎樣才能推動中美貿易穩定發展？
王文：中美貿易摩擦正在沖擊兩國社會的心理預期。這些年，中美貿易總體趨勢在增長，但一方面，我們要對特朗普強加的貿易戰給予高度重視，尤其是對資本市場、社會心理沖擊的重視；另一方面，我們也要認識到全球化的趨勢和浪潮是不可能被個别人所遏制的。中美貿易穩步往前走時可能會有一些波折，但趨勢是不可能被遏制住的。中美兩國人口合計約17億，每年都有六七百萬人次的往來。我本人幾乎每兩個月就要去美國一次，這些年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中美間在不斷開辟新航線，過去隻有北京、上海到紐約、華盛頓大城市的航線，現在中國重慶、成都、鄭州、武漢這樣的二線城市也都有直飛美國舊金山、洛杉矶、底特律等城市的飛機，而且每個航班上乘客都是爆滿，幾乎沒有空位，這就是民間力量。特朗普發動貿易戰，增加的關稅相當大一部分是老百姓埋單。有人認為，近年來美國失業率下降，股票指數上升，實際上，這是奧巴馬時期政策慣性使然。在經濟上升擴張期，特朗普用減稅的方式繼續刺激它，無疑于像是奧巴馬執政八年給美國經濟吃補藥，讓美國經濟逐漸恢複。特朗普上台後用減稅、移民、貿易戰、再工業化等一系列措施再次給美國經濟吃了偉哥，其結果很有可能适得其反。
記者：在嚴峻挑戰與重大機遇面前，中國該怎麼做？
王文：第一，要有戰略定力，相信我們對于世界形勢的判斷并由此制定的戰略規劃是正确的。目前社會輿論心理較為脆弱，見不得風吹草動，仿佛有一點兒動靜就感到大兵壓境，沒有信心。第二，要有戰略恒心，必須要讓戰略可持續發展下去，像“一帶一路”倡議、人類命運共同體、對外投資、對内全面深化改革等，都要持之以恒地做下去。
中國靠共商共享共建融入世界
記者：你認為中國所代表的先進文明究竟先進在哪裡？
王文：從曆史的角度來看，美國的文明是20世紀的，美國文明的崛起是建立在18世紀到19世紀大英帝國崛起的基礎之上的。大英帝國是怎樣成為“日不落帝國”的？依靠殖民、販賣黑奴、攻城略地、列強戰争、鴉片貿易等。美國在崛起過程中吸取了英國的經驗，代表20世紀的文明，不再像英國那樣靠殖民、土地兼并和販賣黑奴，而是依靠貿易經濟金融體系，像美元霸權和貨币超發建立的霸權來盈利，通過“胡蘿蔔加大棒”政策來引領世界，與18世紀到19世紀相比，肯定是更加先進了。世界進入21世紀，中國不需要靠戰争崛起，也不再靠不平等的國際體系而崛起，而是靠制造業立國、貿易立國、勤奮立國崛起，靠共商共享共建融入世界。
記者：請問你對未來的經濟全球化有怎樣的展望？
王文：從短期看，未來經濟全球化具有風險和不确定性，但從長期看，我覺得進步的趨勢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社會不會停下前進的腳步。現在全球化面臨三大力量來提升和完善：
第一大力量就是來源于像中國這樣的新興國家，它會使全球化變得更加公正、平等、民主，不可能永遠隻有西方國家在引領。
第二大力量就是技術力量。這些年來，類似于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讓生活越來越方便，縮短了貧富差距，這是許多人沒有意識到的。比如，微信、諸多APP技術，中低收入者能低成本地享受到很多過去隻有富人能享受到的便利化服務，包括随叫随到的點餐服務、車接車送、家政出行服務等等。互聯網廣泛普及帶來的實際貧富差距縮小是隐性的，實質上是社會服務的便利化。從全世界範圍來看，在這一點上，中國是做得很好的。中國在某種程度上利用先進的智能化技術正在改變自己，也在為全世界帶來便利。這也正是設施聯通在全球的重要性。基礎設施不隻是公路、鐵路，還有wifi、智能化技術，中國正在将這些技術推廣至全世界。這也使得全世界中低收入者因此而受益。
第三大力量就是個體的力量。一些極聰明的個體對世界産生了前所未有的改變，這種現象在過去是沒有的。現在互聯網極大地增加了個人的力量，也增加了個體的摧毀力，比如恐怖主義蔓延；但也增加了個體的創造力，紮克伯格創立Facebook時僅20歲出頭，徹底改變了全世界的信息通訊；張小龍帶領的小團隊用微信改變了全世界等等。個體的力量通過互聯網被高度放大，未來還會有更多的高智商個體可能會研發出比微信還先進的技術。要相信，在互聯網技術日益進步的未來，會有越來越多的天才出現，讓我們的全球化變得越來越好。
中國的股市和經濟要回歸正常水平
記者：現在我們把視野放回中國國内，你對今年中國的經濟和股市有哪些方面的預測和看法？
王文：我不是股市方面的專家。以有限的知識判斷，我認為股市還是要回歸到實際價值。經過幾輪波動，人們對于股市的認識也要回歸理性與正常。股市不是暴富斂财的工具。過去很多創業公司對于股市認知存在誤區，把上市作為終極目标。企業的終極目标是更好地服務于民衆，把上市作為最終目的就是為了圈錢、斂财暴富。對于企業家來說，上市其實應該是企業進入到更好階段的起點，但有相當一部分企業管理者卻把上市作為終點，似乎上市之後再變現就能賺很多錢。這種價值觀是扭曲和浮躁的。股民同樣如此，把資金投入到公司後就是為了一夜暴富！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炒股”。炒股本身就是一個非常糟糕的概念。隻有像中國這樣少數幾個國家有“炒股”一說。把錢投入到股市中是為了投資、保值和增值，有高于存款利息的回報當然更好，但不代表牟取暴利。股市投資不是為了轉移價值，把别人的錢變成自己的錢，而是為了發現價值，讓那些有潛力的公司更好地發展。
同樣的道理，中國經濟也是要從注重量的擴大轉變為注重質的提升，從過去的粗放型增長轉向目前的創新型驅動。中國經濟很長一段時間是依靠房地産大規模投資，但是未來不可以這樣了。我覺得中國的貿易、股市在短期内會出現波動，但不必談險色變，而應抓住“三去一降一補”的機遇，讓有一些疾病的身體能盡快康複。
（攝影杜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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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先生是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兼任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秘書長、國務院參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并在多家知名大學擔任客座教授。他曾任《環球時報》編委（主管評論）和社評起草人，獲2011年“中國新聞獎”。他的專著、譯著、編著包括《看好中國：一位智庫學者的全球演講》、《伐謀：中國智庫影響世界之道》和《美國的焦慮》等30餘本。
王文先生走訪調研了近百國（包括南極點），撰寫的研究報告多次獲國家領導人批示與肯定，是多個部委的咨詢專家，曾獲“2014中國十大智庫人物”、“2015中國發展改革領軍人物”、2016影響中國年度智庫、2017年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等榮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