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回顧這四十年不平凡的曆程，中國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創造了許多奇迹，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從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從跟随世界到引領世界，目前正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由投資驅動、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而中國企業也經曆了從小到大、由弱變強的飛躍，正以産品生産為導向、追求市場份額、以價格和量取勝的階段進化到以滿足利益相關方的期望和訴求為導向，以追求高質量發展、可持續發展、和諧共生為特征的價值創造階段。
進入新時代，新的使命與定位将為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發展帶來新格局，而新時代中國社會所面對的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也更加強烈地呼喚中國企業重新審視自身的時代角色和責任擔當。放眼全球，企業社會責任越來越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重視。社會責任是企業獲得競争優勢、成為偉大公司的戰略之錨，是企業構築商業文明、推動社會進步、建設美好生活的崇高使命。
如何理解CSR
CSR全稱是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即企業社會責任，所謂企業社會責任一般是指企業在創造利潤、對股東負責的同時，還應承擔起對勞動者、消費者、環境、社區等利益相關方的責任。
CSR概念在歐美早已提出多年，但CSR的話語與實踐仍在經曆一個相對複雜、廣泛參與的過程，這包括國際發展結構、制定國際化準則，學界、智庫進行各個方向、各個相關利益者的研究，企業不斷地探路實踐，以及政府對規則的制定和引導。
4月15日，“新時代新責任”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社會責任主題論壇在北京舉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寶鋼經濟學教席教授吳敬琏在論壇上表示，十九世紀形成的社會結構模式是通過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分别處理社會問題，這一模式在發展中逐漸顯露出了缺陷。随着公共領域問題的複雜化，需要用更多的資源和人力去處理。政府在處理社會問題上需要付出的成本越來越高，但依然無法滿足民衆要求，也容易促成官僚主義，這種情況中外皆然。由非政府組織處理某些特定領域的公共問題，這種模式發展雖快，但力量薄弱、資源不足，在社會中所占比例很小。
吳敬琏認為，若想突破這個界限，讓千千萬萬的商業性企業來做公益，力量就可擴大幾十倍、幾百倍甚至幾千倍，成為二十世紀後期的潮流。
作為支撐的一個理論基礎是“剩餘風險”，這種理論認為承擔企業最後風險的（合同外的風險）并不僅僅是企業所有者、股東，而是所有的員工、社區，甚至整個社會。因此，企業也并不隻能向股東負責，也要向供應商、銷售商甚至整個社會負責。
起初，這一理論并未受到學界和企業界的接納，但是随着形勢的逐漸發展，越來越多的政府開始認同這一理念，并嘗試将其制度化，企業要按照規定定期發布它們履行社會責任方面的行為和結果。希望中國也有類似制度興起，讓商界為解決社會問題提供更多幫助。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院長李銘俊教授在緻辭中指出，在全球商業環境裡，社會責任将成為重要的企業競争力。伴随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未來脫穎而出的企業依靠的可能不單單是某一項獨創的專利或者某一個獨特的商業模式，更依靠企業對社會的擔當，對利益相關者的責任。作為具有經濟與社會雙重屬性的企業組織，唯有追求社會利益和商業發展的雙赢，才能符合新時代的商業準則。
人文财經觀察家、秦朔朋友圈發起人、中國商業文明研究中心聯席主任秦朔将企業社會責任劃分為三個階段：1.0版本——企業與社會間有一種潛在的、默示的契約關系，企業的利潤應視為企業有效使用社會資源、成功地向社會提供所需服務的結果；2.0版本——社會價值驅動型企業應運而生，即産生了一批因善而興、向善而行的企業；3.0版本——通過企業家精神在社會公共空間創造社會價值，這是對未來的展望。秦朔引用了亞當·斯密在《道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寶鋼經濟學教席教授吳敬琏中歐校友總會常務理事、社會責任委員會聯席主任、彙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李文從其公司踐行社會責任的角度分享了體會。他認為：“社會責任與生俱來，是企業存在的意義；社會責任創造社會資本，是企業重要的核心競争力；社會責任的内涵随着企業發展和時代進步不斷深化。”良好的公司治理、充分的組織保障以及融入公司的企業文化，是企業踐行社會責任的三個要素。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管理學副教授蔡舒恒作為教授代表在論壇上發布了《2017中歐企業社會責任(CSR)報告》(以下簡稱“報告”)。他表示，報告的企業社會責任指标體系大緻包括社會責任管理、公司經營管理、産品質量與創新、員工責任、多元化與機會平等、環境責任、社會貢獻與慈善等方面。特别強調的是，本報告應用了大數據研究方法與技術，通過數據獲取、數據清洗、數據挖掘等一系列大數據處理流程，形成現有指标。
國際CSR發展趨勢
報告指出，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源于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古典經濟學派認為，企業的唯一任務就是在法律範圍内，在經營中追求利潤的最大化。如此一來，經濟利潤是衡量企業成功的唯一标準，是企業的天性，社會責任則不然。随着社會生産力的快速發展，以及企業數量與規模的不斷擴大，“利益相關者”理論逐漸進入更多人的視野和更多學者的研究範疇，也成為了許多企業踐行社會責任的理論依據。
趨勢一：CSR賦予企業在經濟危機中抵禦風險的能力
報告指出，2008年國際金融海嘯在全球範圍内的破壞力史無前例，而那些在企業社會責任方面付出更多努力的企業，卻在這次經濟危機中體現出了“反脆弱”的能力。
國際相關研究表明，在2008年—2009年的經濟危機中，那些擁有更高社會資本——即擁有更多CSR舉措的公司，其股票回報率要比擁有較低社會資本的企業高出4%到7%。此外，CSR評分較高的企業擁有更高的盈利能力，利潤、銷售增長、員工生産力方面要比CSR評分較低的企業表現更好——這意味着企業應該建立自身的社會資本，以便在外部環境發生劇烈震蕩時抵禦風險。
趨勢二：消費者對CSR行為和活動越發“挑剔”
在全球範圍内，将CSR納入企業日常活動中的企業越來越多，這些CSR活動為企業帶來了更高的消費者反響和良好的産品評價，并且加強了企業與各個利益相關方的關系。與此同時，企業在CSR活動中所采取的方法與形式也截然不同。
報告指出，相比直接資金資助的形式，非現金形式的CSR活動在消費者看來更為投入并且更富有感情——這也代表着，消費者很可能更傾向于公司以非現金的形式來進行CSR活動。另一方面，消費者對于企業所宣稱的CSR行為天生就具有一些懷疑的情緒。甚至不乏有消費者認為，CSR對于某些企業而言，隻不過是“裝裝門面”的事情——這些所謂的CSR活動隻不過是為了轉移公衆的注意力，粉飾或者掩蓋企業存在的真正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企業更應該使用更為經濟、更為有效、更為人信賴的方式向消費者傳遞信息，以期獲得消費者積極正面的回應。
趨勢三：CSR對雇主與員工的影響日漸明晰
員工是公司内部利益相關者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組織對待員工的方式、态度會深深地影響員工的心理感知，從而決定其态度及行為付出。報告援引兩位學者的研究顯示，許多員工相關的CSR提升主要發生在那些勞動力集中、競争更為激烈、受制于更容易不滿的利益相關者的行業中。而CSR的提升能夠增加員工的創造力，使自己與競争對手與衆不同，并且減少員工對公司負面形象的不滿。
此外，國際研究還表明，将雇主和員工放在同一個矩陣中對于衡量企業相關CSR的一緻性，以及對雙方可能産生的效果而言非常重要。例如，一旦社會責任身份與社會責任行為之間産生不一緻，便會在雇主與員工之間産生信任的缺失，甚至導緻有害行為的發生。
中國CSR倡議與實踐
面對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社會信息化的大變革時代，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不斷提升的中國，在國際社會中堅定展現大國的擔當、風範和責任，越來越多地開始扮演倡議者、推動者和引領者的角色，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治理觀，不斷為全球發展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在社會責任實踐領域，中國企業也在加快追趕國際潮流，積極響應“2030可持續發展目标”，并以《中國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國别方案》為指導，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
精準脫貧、污染防治被黨的十九大報告确定為未來三年三大攻堅戰之二，成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亟須補齊的短闆。
2017年是我國脫貧攻堅事業承上啟下、全面突破的關鍵之年。從政府到企業，這場自上而下的脫貧攻堅戰已經如火如荼地展開。2017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營造企業家健康成長環境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的意見》，提出“引導企業家主動履行社會責任”，并特别指出，引導和支持企業家參與“萬企幫萬村”精準扶貧行動。
中央企業在扶貧工作中具有重要骨幹和示範引領作用。2017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中央單位定點扶貧工作的指導意見》，對脫貧攻堅的主要任務和具體要求予以明确。2017年，多家大型央企紛紛發布本企業有關扶貧的白皮書，梳理企業多年來的扶貧經驗和典型案例。其他國企和民營企業積極參與精準扶貧也成為常态。更多企業認識到，扶貧工作不僅是社會責任，也是發展機會，将創造經濟價值與承擔社會責任統一起來，以“授人以漁”的方式進行産業扶貧，最終實現多赢共享。報告指出，從行業來看，金融、地産和互聯網等企業在扶貧工作中尤為積極。
人文财經觀察家、中國商業文明研究中心聯席主任秦朔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院長李銘俊教授伴随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未來脫穎而出的企業依靠的可能不單單是某一項獨創的專利或者某一個獨特的商業模式，更依靠企業對社會的擔當，對利益相關者的責任。
目前，新發展理念已成為社會共識。2017年的環境日主題是“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環境保護的政策推動、監管落實和社會響應在2017年得到全面加強，污染防治的重要性已被提升至新的高度。4月16日，新組建的生态環境部正式挂牌。
按照中央确定的任務，生态環境部将在未來三年打七場标志性的重大戰役，包括打赢藍天保衛戰，打好柴油貨車污染治理、城市黑臭水體治理、渤海綜合治理、長江保護修複、水源地保護、農業農村污染治理攻堅戰，并确保三年時間明顯見效。到2020年，使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大幅減少，生态環境質量總體改善。
新組建的生态環境部整合了原環境保護部的職責和其他六個部門的相關職責，負責制定并組織實施生态環境政策、規劃和标準，統一負責生态環境監測和執法工作，監督管理污染防治、核與輻射安全，組織開展中央環境保護督察等。
首任生态環境部部長李幹傑介紹，從監管者角度，新成立的生态環境部，把原來分散的污染防治和生态保護職責統一起來，實現了“五個打通”：打通了地上和地下；打通了岸上和水裡；打通了陸地和海洋；打通了城市和農村；打通了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也就是統一了大氣污染防治和氣候變化應對。
在應對氣候變化和推動節能減排方面，中國是最早批準《巴黎協定》的國家之一，也是最早向聯合國提交應對氣候變化國别方案的國家之一。
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過去五年，單位國内生産總值能耗、水耗均下降20%以上，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持續下降，重點城市重污染天數減少一半，森林面積增加1.63億畝，沙化土地面積年均縮減近2000平方公裡，綠色發展呈現可喜局面。這裡面，中國企業一直在行動，許多國企、民企和外企積極踐行綠色發展，為環境保護作出了重要貢獻。比如能源企業、家電企業、醫藥企業、建築企業、新能源汽車企業、節能環保企業、互聯網企業等。
作為世界電力生産和消費大國，我國發電裝機與發電量穩居世界第一位。随着能源轉型的不斷推進，風能、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占比越來越高。按照《能源發展十三五規劃》，到2020年，我國能源消費的增量有68%以上将來自非化石能源和天然氣。清潔低碳能源将成為我國能源供給增量的主體。此外，中國企業還為國際社會的環境保護增磚添瓦。截至2017年，中國風電出口累計已達340萬千瓦，涉及34個國家，金風科技等風電企業在中國風電“走出去”方面作了很大努力和貢獻。
報告同時指出，近年來，中國企業特别是A股上市公司發布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漸成風氣，報告内容與用途日趨多元化。據統計，2017年，滬深兩市共有792家A股上市公司披露其2016年度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含可持續發展報告），較上年增長49家，同比增長約6.59%。
此外，投資界也正在積極推動以保護環境資源、維護社會正義、強化公司治理為核心的責任投資。互聯網行業從商業競争開始向公益領域延伸。中國企業越來越體會到，企業社會責任不僅是成本或約束，更是一種孕育機會、促進創新、獲得競争優勢的戰略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