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一個意外頻發的特殊年份，預示着全球博弈、秩序重組、經濟競争進入到了有别于過去的新階段。正當國人還在為美國制裁中興通訊憤憤不平、各抒己見、化“芯痛”為力量之時，經過近一個月的發酵交鋒，這一軒然大波似乎就要峰回路轉了。
當地時間5月13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突然在社交平台Twitter上說：“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我正在一同努力為中興通訊提供快速恢複業務的途徑。（因中興受制裁）中國有太多工作崗位流失，我已告知商務部盡快完成這項工作”。
輿論對此普遍認為，陷入絕境的中興通訊有可能命運得到反轉。這對中興來說，當然可以舒一口氣，但它未必高興得起來。銷售禁令對中興和中國無疑是一次錐心之痛和深刻教訓。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核心技術是國之重器。互聯網核心技術是我們最大的“命門”，核心技術受制于人是我們最大的隐患。“那就好比在别人的牆基上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可能經不起風雨，甚至會不堪一擊。”
無論中興是否順利渡過這次劫難，隻要不自力更生徹底解決“卡脖子”的核心技術，芯片危機或者科技危機還會卷土重來，這不僅是國人揮之不去的陰霾，更是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絆腳石。所以，我們有必要進行回顧與反思，在争辯和碰撞中探尋創新驅動發展的鑰匙與路徑。美國制裁中興引發芯片危機
美國商務部在美東時間4月16日宣布，将禁止美國公司向中興通訊銷售零部件、商品、軟件和技術7年，直到2025年3月13日。理由是中興違反了美國限制向伊朗出售美國技術的制裁條款。中興通訊從電信設備、手機終端，到軟硬件供應都極其依賴美國供應商，美國商務部的裁決相當于滅頂之災。
中興通訊成立于1985年，是中國第二大、世界第四大電信設備生産商，2017年營業收入1088.2億元人民币。中興目前有近8萬員工，如果中興破産，算上産業鍊，渠道商将有數十萬人受到波及。
針對美方宣布對中興通訊的出口管制措施，商務部新聞發言人于4月17日應詢發表談話指出，将密切關注事态進展，随時準備采取必要措施，維護中國企業的合法權益。
4月20日上午，中興通訊發布關于美國商務部激活拒絕令的聲明，稱在相關調查尚未結束之前，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執意對公司施以最嚴厲的制裁，對中興通訊極不公平，“不能接受！”中興通訊還表示，拒絕令不僅會嚴重危及中興通訊的生存，也會傷害包括大量美國企業在内的中興通訊所有合作夥伴的利益。
5月9日晚間，中興通訊發布公告稱，受拒絕令影響，本公司主要經營活動已無法進行。中興還表示，本公司及相關方積極與美國政府相關部門溝通，推動美國政府調整或取消拒絕令，推動事情向好的方向發展。
美國商務部針對中興長達7年的全面禁售令，不啻于一聲“晴天霹靂”，警醒了我們所有人：原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核心技術上是被人卡着脖子的。此次中興遭制裁，所涉産業鍊涵蓋了核心電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和基礎軟件，正是國家科技重大專項排名首位的“核高基”專項攻關領域。
“缺芯少魂”的問題，再次嚴峻地擺在國人面前。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集成電路市場，占全球份額一半以上。根據中國半導體行業協會統計，2017年中國集成電路産業銷售額達到5411.3億元，同比增長24.8%。但這一全球最大的集成電路市場，主要的産品卻嚴重依賴進口，尤其是從美國進口。
據美國市場研究機構ICInsights統計，全球排名前十的芯片代工廠商，台積電占59%，美國格羅方德占11%，台灣聯華電子占9%，中國制造僅占9%。
《2017年中國集成電路産業分析報告》顯示，當前中國核心集成電路國産芯片占有率低，在計算機、移動通信終端等領域的芯片國産占有率幾近為零。
2013年以來，中國每年需要進口超過2000億美元的芯片，超過石油進口，而且連續多年位居單品進口第一位，2017年更達到曆史新高：2601億美元，同比增幅高達14.6%。中央第九巡視組副組長季曉南曾透露：“中國高級芯片90%以上依賴進口，高檔芯片現在是第一大進口産品。”
以中興通訊為例，其去年向供應商采購金額超過百億元。中興通訊2017年财報顯示，中興向最大供應商的采購金額為31.69億元，占本集團年度采購總額的5.46%，向前五名最大供應商合計的采購金額為106.12億元，占本集團年度采購總額的18.28%。
在中興的手機、基站、交換機等各類核心産品中，僅芯片領域，中興通訊就有多達數十家美國芯片供應商，更為緻命的是，在中興通訊幾乎所有産品領域、所有細分環節都有着美國芯片的身影，而國内的芯片少之又少。
觀點碰撞：如何振興中國芯片産業
生存還是死亡，面對美國禁芯，中國高科技産業、中國制造業升級該怎麼辦？科技界、産業界、學界、媒體以及衆多網民這段時間紛紛為中國芯片面臨的危機與未來出路出謀劃策。現擇其代表性觀點如下。
強起來離不開自主創“芯”。4月19日，人民日報刊發署名為李拯的評論員觀察文章指出，面對技術差距，既不能盲目悲觀，也不能被非理性情緒裹挾，而應該激發理性自強的心态與能力，通過自力更生掌握核心技術。文章還援引一位投資人的評論：“可以預見，從現在開始，中國将不計成本加大在芯片産業的投入，整個産業将迎來曆史性的機遇。”
李拯表示，對互聯網和信息産業來說，商業模式的創新固然能夠帶來流量和财富，但最終比拼的還是核心技術實力；對政府部門而言，應該形成更加有利于創新驅動發展的制度環境，比如說芯片設計具有試錯成本高和排錯難度大的特點，就需要從更大層面統合科研力量、實現集中攻關。
李拯認為，面對高科技的技術攻關，封閉最終隻能走進死胡同，隻有開放合作，道路才能越走越寬。繼續擴大開放，努力用好國際國内兩種科技資源，在與世界的互利共赢中實現自主創新，這個方向不能動搖。
核心技術是用出來的。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計算機學會名譽理事長李國傑4月18日表示，芯片的研發和生産水平一定程度反映了整體科技水平。可怕的不在于差距，最大的問題是我們有沒有掌握主動權。中國在芯片研制方面的問題不是短期内可以解決的，不是靠“砸錢”就能追上的，經驗和人才都需要積累。
李國傑認為，核心技術是用出來的，隻有在用的過程中才能不斷提升。“不要等到國産芯片和外國芯片一樣好的時候再用，不會有這樣的機會。國家應該大力支持使用國産芯片，最初問題一定會很多，但堅持住、邁過一個門檻後就會實現良性循環。”
針對“頭重腳輕”（應用型人才多、基礎研究人才少）現象，李國傑指出，一方面是因為芯片等底層技術有較高門檻，隻有頂尖院校才培養得出來；另一方面也因為國内人才培養體制機制仍存在一些問題。目前，國内高校和科研機構對計算機人才的考核大多以發表論文為主要評價标準，而芯片研究領域發論文較難，因此入選“國家傑出青年基金”等培養計劃的機會也更少。此外，科研機構的芯片研發人員的薪資待遇與互聯網公司也相差甚遠。“我們現在做終端操作系統是出于戰略的考慮”。關于中國自主知識産權的芯片和操作系統，早在2012年9月間，華為創始人任正非在“2012諾亞方舟實驗室”專家座談會上就明确表示，“如果這三個操作系統（Android、iOS、WindowsPhone8）都給華為一個平等權利，那我們的操作系統是不需要的。為什麼不可以用别人的優勢呢？微軟的總裁、思科的CEO和我聊天的時候，他們都說害怕華為站起來，舉起世界的旗幟反壟斷。我對他們說我才不反壟斷，我左手打着微軟的傘，右手打着思科的傘，你們賣高價，我隻要賣低一點，也能賺大把的錢。我為什麼一定要把傘拿掉，讓太陽曬在我腦袋上，腦袋上流着汗，把地上的小草都滋潤起來，小草用低價格和我競争，打得我頭破血流。”
任正非說，我們現在做終端操作系統是出于戰略的考慮，如果他們突然斷了我們的糧食，系統不給我用了，我們是不是就傻了？同樣，我們在做高端芯片的時候，我并沒有反對你們買美國的高端芯片。我認為你們要盡可能用他們的高端芯片，好好地理解它。隻有他們不賣給我們的時候，我們的東西稍微差一點，也要湊合能用上去。我們不能有狹隘的自豪感，這種自豪感會害死我們。我們的目的就是要賺錢，是要拿下上甘嶺。拿不下上甘嶺，拿下華爾街也行。我們不要狹隘，我們做操作系統和做高端芯片是一樣的道理。主要是讓别人允許我們用，而不是斷了我們的糧食。斷了我們糧食的時候，備份系統要能用得上。
布局芯片行業緻力于分享技術。阿裡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雲4月25日在日本早稻田大學與師生交流對話時表示，阿裡巴巴布局芯片行業旨在開發“更具包容性”的技術，讓更多年輕人及小企業分享低成本技術。日本、中國等國家都需要發展自己的半導體技術，以應對美國掌控全球芯片市場的局面。
馬雲說，芯片行業正在發生巨大變化，物聯網時代即将到來，絕大部分用電的東西都會内置芯片，人們需要更便宜、更有效、更有包容性和更安全的芯片，這是一個新領域。作為企業，應該對自己及全球未來負有責任。阿裡巴巴開發芯片并非為了競争，而是讓所有人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能利用和分享這些技術，技術應該讓世界受益。
“不惜一切代價發展芯片産業”是危險的。針對中美貿易摩擦和中興事件，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琏在4月22日清華大學CIDEG主辦的2018學術年會上表示，此事牽扯到對外開放是不是要繼續，國内改革怎麼能夠更加深入，解決我們一些制度上的重大問題。
“對于一個中國人來說，應該考慮的是這個争論能不能促進我們自己的改革開放政策落實。但從網上的反映看似乎有一種危險，這種危險就是由于這個争論使得國家主義更加取得了優勢，就是用更強大的行政力量去支持我們的有關産業，比如說有一種口号叫做‘不惜一切代價發展芯片産業’。”
吳敬琏表示，他曾經在信息咨詢機構裡面工作過，芯片問題其實一直是政府非常重視的，問題并不在于給沒給錢，有許多深層問題需要進行讨論。
振興芯片産業需要企業主導。有經濟學家也表示：“振興芯片産業不能僅靠科技巨頭公司，更不能由政府直接主導做，而是需要由企業來主導。未來，芯片領域的發展将會更多地和人工智能技術相結合，我國應抓住這個人工智能芯片發展的初期帶來的曆史性機遇。”
四路開花，發揚兩大精神。面對美國在科技戰方面的兵臨城下，财經專家占豪認為，應該從四個方向尋求開花結果：一是開舉國體制、集中力量辦大事之花。奇迹一定是源于超常規的模式，要不走尋常路，而中國的體制機制，都允許中國可以實現超常規的發展。二是開資源整合、科學發展之花。應對我國的人力、物力等資源進行整合，再與國内巨大的市場需求進行對接，如此，我國芯片産業會獲得長足發展。三是開軍民融合、優勢互補之花。應該在芯片領域發揮軍民融合的作用，讓軍隊在高端芯片領域進行更多突破，然後再投入民用進行市場測試。四是開改革開放、有容乃大之花。現在西方正在走向封閉，而我國則應該繼續自信地開放、紮實地改革。要張開懷抱，容納一切可以為我所用的資源。
此外占豪還強調，我國尋求芯片領域的突破，還應該發揚兩個精神：一是堅持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二是堅持發揚“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戰鬥、特别能攻關、特别能奉獻”的載人航天精神。
結語：自主創新是一場大變革
中興事件凸顯了中國信息産業面臨的“缺芯”困境，也折射了中國制造的尴尬現狀：大而不強。歸根到底是自主創新能力不足。世界知識産權組織等發布的《2017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顯示，中國排名22位，遠不及盧森堡、冰島等小國。中國在創新指标體系中最“拖後腿”的因素，是制度（排名第78位）。
目前我國的科技創新主力大約80%聚集在高校和科研機構；我國大中型企業的科技研發支出占主營業務收入比重平均僅為1%，與發達國家大企業平均5%的水平存在着明顯差距。由此可見，企業創新依然是社會創新的短闆，企業對創新的重視程度明顯不足。
企業為何不重視創新？企業創新為何薄弱？這不是簡單的觀念問題，而是迫切需要一場全面深層次的大變革，包括市場、财稅、金融、國資、教育、科研、人才、投融資、商事、考核評價等體制機制改革，從社會土壤、氣候、種子等基礎因素方面構建有利于創新的環境、體系和文化，讓每個國民和企業都時時充滿危機意識和創新動力。
9%
全球排名前十的芯片代工廠商，台積電占59%，美國格羅方德占11%，台灣聯華電子占9%，中國制造僅占9%。
14.6%
2017年中國進口芯片創曆史新高，達到2601億美元，同比增幅高達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