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顯示，2017年，以中小銀行為首的上市銀行綜合成本率較2016年有明顯的上升，平均上升25BP，隻有工行、農行、建行以及張家港行出現小幅下降。主要是同業負債（包含拆入、賣出回購以及存放資金）成本率與應付債券成本率（主要是同業存單）大幅上升所緻，其中，前者平均上升了60BP，後者則上升了50BP。
而存款成本率雖然平均值下降了4BP，但實際上各家銀行有明顯的分化，大行和農商行在存款成本上占優，基本都下降，而部分股份制銀行和城商行存款成本有較大幅度的上升。
2018年，影響銀行負債端成本率的因素更加複雜多變，既有正面因素也有負面因素的影響，未來存在各種不确定性，值得市場重點關注。
綜合成本率下行不确定性大
從負面因素來看，首先，随着M2增速的下滑，貨币供給低于需求。從資本市場大環境來看，從2017年開始，M2同比增速明顯下降，一方面是為了滿足金融去杠杆的需要，另一方面也體現出央行貨币政策調控手段正經曆從“總量管控”到“價格管控”的轉變。2018年一季度，M2同比增速始終維持在9%以下，3月更是隻有8.2%。
相對經濟增長的貨币需求來看，一季度國内實際GDP增長6.8%，加上2%左右的通脹水平以及2%-3%左右的調整項，實際合理貨币供給增速應該在10%左右。很顯然，目前貨币供應量是低于需求的，這是導緻整體市場資金價格（包括銀行負債價格）上升的根本原因。
其次，各家銀行存款增速下滑，結構性存款占比上升。在嚴監管環境下，存款市場競争更加激烈，尤其是中小銀行存款增速持續下降，而大型銀行雖然憑借渠道優勢和品牌優勢，存款增速保持相對穩定，但結構化存款增長也十分明顯。一般而言，結構化存款成本率要高于一般性存款，因此，結構化存款增速快于一般性存款将擡高整體存款的成本率。
第三，存款利率上限或上浮，可能進一步加劇存款市場的競争。2015年10月，央行已經放開了存款利率的管制上限，但實際上，各大銀行之間存在存款利率的行業自律約定，普遍不高于50%的上浮比例。近期，有市場傳聞央行将上調浮動上限10%，以滿足利率市場化和金融去杠杆的雙重需求。
目前，商業銀行存款利率上浮比例大緻在20%-30%左右，結構性存款利率相對較高，但上浮比例高于50%的存款較少，其中，五大行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上浮23%左右，更長期的定期存款上浮比例更是不到20%；股份制銀行定價稍微高一點，但1年期定存利率也隻上浮27%；城商行、農商行定價最高，普遍定價上浮40%左右，個别可能達到50%。
因此，上調存款利率上浮比例可以增強中小銀行的存款競争力，對大行的影響相對較小。但從長期趨勢來看，上浮存款利率上限隻是“利率市場化的一個舉措”，在“利率并軌”的推進下，未來銀行恐怕很難像之前那樣輕易獲取低成本的存款。
當然，2018年，銀行綜合成本率也存在可能下行的正面因素。首先是降準帶來的流動性邊際改善。2018年，市場資金流動性要明顯好于2017年，主要原因就是2018年以來的兩次降準。第一次是年初普惠金融定向降準，預計釋放了5000億元左右的流動性；第二次4月25日的降準100BP置換MLF，預計釋放流動性1.3萬億元，其中，9000億元用于置換即将到期的MLF，這部分資金可以大大降低銀行的負債端成本率（最近一期MLF的1年期成本率在3.3%），剩餘4000億元的增量資金将大大改善市場的流動性。
其次，同業負債利率下降，同業負債占比明顯下降。2017年，在同業嚴監管的情況下，銀行間同業資金拆放的利率在擡升，這是導緻2017年全年負債端綜合成本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從2018年一季度的情況來看，同業負債利率已經出現了明顯的下行趨勢。截至2018年4月底，1個月、6個月和1年SHIBOR利率分别為3.90%、4.18%與4.38%，比2017年年底分别下降了113.52BP、70.23BP和37.61BP。
此外，2017年，各家銀行還明顯壓縮了同業負債的占比。以上市銀行的情況看，中小銀行同業負債下降比例最大，大行作為主要的同業資金融出方，下降幅度較小。因此，在同業負債方面，既有“價”的下行，又有“量”的下降，使得整體同業負債成本呈下降之勢。
第三，在新的監管框架下，央行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很可能會從減低銀行負債端入手。2017年，為了降低同業負債，央行主要以降低M2增速，收緊市場流動性的手段進行。這也是出于在分業經營的管理體制下，金融監管交叉重疊區域和監管真空區域并存的情況下的無奈之舉。由于銀行貸款利率的市場化程度已經較高，因此，這種收緊的直接後果就是企業融資成本的擡升。
2018年，中美貿易戰為經濟增長蒙上陰影。而随着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的成立，銀監會、保監會合并為銀保監會，“一委一行三會”的新監管框架加強了央行對社融的把控力度。在外部環境需要和内部條件成熟的雙重影響下，央行需要并且能夠從降低銀行負債端成本來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最近一次降準就是最好的證明。
綜上分析，2018年，銀行負債端成本在結構上可能會有一些差異變化，存款負債成本可能會因為市場競争的加劇而上升，而同業負債成本（含同業存單）可能會出現邊際上的改善。
總體來看，2018年，銀行綜合成本率的變化方向很可能是向下的，核心原因就是央行降低企業融資成本主要手段是降低銀行負債成本。在金融去杠杆初顯成效的情況下，同業負債成本将比2017年有明顯的改善，這是确定性較大的因素。
而且，存款成本不見得會因為競争加劇而出現大幅上升。一是目前銀行存款利率上浮比例普遍在20%-30%左右，隻有部分中小銀行可能會上浮到50%，因此，上調存款利率上浮上限隻會對中小銀行的存款成本率有擡升作用，對大型銀行的影響較為有限；二是目前的降準以及未來的持續降準将做大存款市場的規模，可以沖銷部分競争加劇帶來的影響；三是從最近兩次業績發布會可知，雖然各家銀行逐漸開始重視“存款立行”的戰略，但大行表示還是會保持自身穩健的存款發展戰略，從提高客戶服務滿意度出發來增加存款規模，而不會一味地在存款上打“價格牌”。
由于在銀行負債結構中，存款負債占比在80%左右，其他負債（同業負債、同業存單以及央行借款等）占比在20%左右，在兩項一增一減下，對整體綜合成本率的影響較難進行直觀判斷。
因此，中信建投做了如下情景假設分析。假設一：2018年，綜合負債規模、存款負債規模（日均數）增長同2017年的增速；假設二：2018年，在樂觀情景下，存款成本率上升2BP，其他負債成本率下降40BP；在正常情景下，存款成本率上升5BP，其他負債成本率下降30BP；在悲觀情景下，存款成本率上升8BP，其他負債成本率下降20BP。
基于以上假設可以判斷，在樂觀情景下，上市銀行綜合負債成本率可能有6BP的降幅（算術平均）；在正常情景下，綜合負債成本率可能有1BP的降幅；而在悲觀情景下，綜合負債成本率才會有4BP的升幅，但該幅度相對2017年也有明顯的下降。
生息資産收益率向上确定性大
回顧2017年上市銀行生息資産收益率的變化情況可知，從總體上來看，2017年，上市銀行綜合收益率有所分化，且升多降少，以大行和農商行為首的上市銀行綜合收益率有小幅下降。
從結構上來看，受嚴監管的影響，銀行同業資産收益率與同業成本率一樣有比較明顯的上升，平均上升45BP，這是銀行提高2017年綜合收益率的主要原因。但占比最高的貸款收益率反而下降了18BP，這點與2017年央行公布的“金融機構人民币貸款加權平均利率”上行不符。
此外，在債券投資收益率上，雖然2017年債市持續走弱，但各家銀行平均收益率仍然提高了12BP，隻有大行和股份制銀行有1-4BP的下降，這與各家銀行債券配置結構和投研實力有很大的相關性。
綜上所述，2017年，銀行生息資産占55%左右的貸款收益率有小幅下降，占比在10%左右的同業資産收益率反而有明顯的上升，而占比在30%左右的債券投資收益率變化不一，最終導緻了2017年銀行綜合資産收益率的相對分化。
相對于2017年而言，從綜合負債端來看，2018年綜合資産收益率上升的确定性要更高，核心原因是占比最高的貸款收益率與債券投資收益率上升的概率很大，而同業資産收益率雖然有可能下降，但影響較小。
央行每個季度均會公布《中國貨币政策執行報告》，并會在其中公布各期金融機構人民币貸款的加權平均利率水平及變化，這為我們判斷上市銀行當期的貸款收益率提供了依據。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央行公布的金融機構人民币貸款加權平均利率指的是當期新發放貸款的定價利率，而上市銀行财務報表中的貸款收益率指的是當期貸款利息收入除日均貸款餘額，從而主要是“存量”貸款的收益率，因此，兩者之間存在期限上的“錯配”。
我們将老16家上市銀行平均貸款收益率曲線分别往前平移半年、一年來觀察與“金融機構人民币貸款加權平均利率”的關系。很明顯，平移之後的銀行貸款收益率走勢與“金融機構人民币貸款加權平均利率”幾乎一緻。相關系數表明，T期“上市銀行貸款平均收益率”與T期“金融機構人民币貸款加權平均利率”的相關系數僅為80.53%，但與T-1期的“金融機構人民币貸款加權平均利率”的相關系數達到94.93%，與T-0.5（半年）期的“金融機構人民币貸款加權平均利率”更是高達97.05%。因此，新發放貸款的收益需要滞後半年到一年才會體現在銀行實際利息收入當中。
基于以上規律，我們可以大緻推斷出2018年銀行貸款收益率的情況。《中國貨币政策執行報告》數據顯示，2017年全年，金融機構人民币貸款加權平均利率較2016年總體上升41BP，該變化将導緻2018年全年上市銀行貸款收益率平均上升41BP至5.12%。與此相類似，我們也可以推斷出2018年上半年銀行貸款收益率就可能上升32BP，速度快于下半年，這也符合2017年上半年金融機構發放貸款利率上升幅度高于下半年的特征。
中信建投認為，上市銀行貸款收益率回升是可持續的：第一，貨币政策執行報告顯示，2018年一季度，金融機構加權貸款利率為5.96%，比2017年四季度上升22BP；第二，在表外監管趨嚴的背景下，金融資源回歸表内，實體經濟對銀行表内信貸的依賴和需求均會繼續增強，從而提高銀行的議價能力；第三，銀行貸款重定價能力要慢于存款，因此，2017年同業負債壓力、2018年存款競争壓力均會向2018年及以後的貸款中逐步傳導。
2018年年初至今，在普惠金融定向降準、春節期間臨時流動性動用安排以及降準100BP置換MLF等利好的刺激下，市場流動性較2017年更為充裕，從而帶來債券市場主要品種到期收益率的下降，價格上升。下半年，随着市場流動性的持續改善，以及繼續降準的大概率，從而使得上市銀行在債券投資上的收益率将好于2017年。
綜上分析，對2018年銀行生息資産綜合收益率的判斷要比其付息負債成本率的判斷更容易。貸款收益率與債券投資收益率上升的概率很大，而這兩部分合計占生息資産規模80%-90%；其他生息資産（如同業資産、央行存款等）有下降的可能性，但占比很小。因此，總體而言，2018年銀行綜合收益率向上的确定性比較大，僅需要關注的是上升的幅度。
我們可以做如下情景假設分析：假設一：2018年，生息資産總規模、貸款規模、債券投資規模以及其他資産規模（均為日均數）的增速與2017年保持一緻；假設二：2018年，在樂觀情景下，大行與其他銀行貸款收益率分别上升30BP、60BP（主要考慮到大行與中小銀行客戶對象差異帶來的議價能力的不同），債券投資收益率均上升30BP，其他資産收益率保持不變；在正常情景下，大行與其他銀行貸款收益率分别上升20BP、40BP，債券投資收益率上升20BP，其他資産收益率下降10BP；在悲觀情景下，大行與其他銀行貸款收益率分别上升10BP、20BP，債券投資收益率上升10BP，其他資産收益率下降20BP。
基于以上假設得出以下結論：在樂觀情景下，上市銀行綜合收益率會上升42BP（算術平均）；在正常情景下，綜合收益率會上升28BP；而在悲觀情景下，綜合收益率會上升15BP。
從2018年付息負債綜合成本率與生息資産綜合收益率的因素出發，并基于樂觀、正常、悲觀三種情景下的變化情況可以判斷，生息資産收益率回升的确定性更大，幅度也更大，而影響付息負債成本的因素較多，但總體判斷仍然是穩中有降。基于“淨息差=（利息收入-利息支出）/生息資産平均餘額”公式，我們可以進一步推出2018年全年上市銀行淨息差的情況。
在樂觀、正常、悲觀三種情景下，2018年，上市銀行淨息差有望分别回升46BP、28BP以及9BP；從改善幅度來看，股份制銀行>城商行>大行>農商行。上述數據預測結果比較符合我們的直觀判斷，一方面，股份制銀行、城商行在本輪貸款收益率的上升中收益最大；另一方面，由于股份制銀行、城商行存款占比較低，在本輪存款成本擡升下受到的影響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