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中辦、國辦印發《國稅地稅征管體制改革方案》，從2019年1月1日起，企業為職工繳納的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生育等多項社保費由稅務部門統一征收。
此前，各地社保征收分為社保經辦機構征收和稅務征收，而稅務征收又分為稅務代征和稅務全責征收。受此影響，市場一時風聲鶴唳，持續下跌。
此後，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表示，相關部門要抓緊研究适當降低社保費率，确保總體不增加企業負擔；目前全國養老金結餘較多，可确保按時足額發放。這稍微緩解了市場情緒，但快遞、建築和電子等勞動密集型上市公司面臨的沖擊受到市場關注。
勢在必行
根據國務院1999年出台的《社會保險費征繳暫行條例》，社會保險費的征收機構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規定，可以由稅務機關征收，也可以由勞動保障行政部門按照國務院規定設立的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征收。
在此次調整後，“分征”體系将變為稅務部門統一征收，在國稅地稅征管體制改革大背景中，社保由稅務部門統一征收其實是對于社保征管權利的進一步強化。
改革前，個稅與社保分别歸口稅務和社保部門各自征管，社保繳費基數申報不透明、不規範，管理征收效率低的問題長期存在。
《中國企業社保白皮書》的數據顯示，2013年，僅31%的企業合規繳納社保，統一按最低基數繳納的占比近1/3；民營企業和50人以下小規模企業合規繳納占比不到20%。2016年，社保繳費基數完全合規的單位僅占25%，接近75%的企業未按照職工工資實際核定，其中36%的企業統一按最低基數繳費。2017年，基數合規單位占比又進一步下滑至24%，即76%的企業未按照職工工資實際核定繳費基數，其中23%的企業統一按最低基數繳費，還有11.3%的企業按固定工資部分不算獎金繳納。
中國統籌結合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由于曆史轉軌成本和人口老齡化的來臨，使得養老金未來的缺口将逐步加大。2017年，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總收入43310億元，其中征繳收入33403億元，全年基金總支出38052億元，當期征繳收入已經低于當期支出，且資金規模僅相當于當期基金支出的87.78%。
據國泰君安測算，未來社保項目收支缺口呈不斷擴大之勢，2020年将達1.8萬億元左右，2030年将達3.2萬億元左右，意味着後續用财政補貼來彌補這些缺口的需求将會越來越大。随着人口老齡化，社會保險、社會救濟和醫療衛生等社會福利的支出将不斷增加，支出越來越剛性化。
社保征收改制對于補充社保資金缺口、改善居民福利具有長遠意義，還将有效改善目前的社保資金缺口問題。
快遞行業：首當其沖
從7月20日印發《國稅地稅征管體制改革方案》至今，順豐控股股價已經從45元下跌到39元左右，跌幅超過10%，且股價創2017年1月以來新低。由此可以看出，此次的社保征收改革對于勞動密集型企業影響巨大。
有專家測算，假定當前一個制造企業用工成本占總成本的30%，做到完全依法參保意味着繳費人數和繳費基數的上升，用工成本大約上升30%，總成本大約上升10%。
以快遞行業為例：中金公司估算，加盟模式快遞總部上市公司員工數量約在1萬人至2.4萬人，每年人力成本在7億元至16億元，根據年報，2017年繳納社保與工資的比例為8%-10%，如果按照工資全額的20%計算養老保險，需要多繳的金額在8000萬元-1.5億元，對淨利潤（2017年）的影響幅度為4%至8%。但是，快遞公司可以通過自動化設備投入繼續降低對人工的依賴。
對于加盟商，末端快遞員可能普遍存在不繳或者少繳社保的情況，如果按每個快遞品牌相關從業人員30萬人（申通快遞－2016年年報），每人每年新增成本1萬元計算，則對于全網成本的影響可高達30億元。
直營模式快遞公司以順豐和德邦為例，2017年其員工數量分别為13.6萬人和9.4萬人，職工薪酬分别為143億元、69億元，約占總營業成本的25%、34%，2017年繳納的社保與工資的比例約為6%至7%。如果按照每人每年增加3000元至5000元的成本計算，則對于順豐和德邦成本的影響幅度分别為4.1億元至6.8億元和2.8億元至4.7億元。
社保新政無疑對直營模式的順豐和德邦影響更大。
國泰君安認為，在征管體制改革後，企業與個人将補繳共計近2萬億元。若企業與個人按照當前費率共同承擔，将影響企業利潤總額的13.4%，短期增加企業運營壓力。若完全由個人負擔，将進一步壓低當前居民消費，累計對GDP帶來1.5個百分點的沖擊。
而根據興證交運測算，社保征收改制對加盟制企業影響較小。假設按以下方法測算社保“費改稅”後的影響：從各快遞企業的2017年年報中的“應付職工薪酬”項目下的明細數據，把當期新增的醫療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加總除以當期新增的工資，得出企業當前實際社保費用比例，再結合當地社保規定的比例，計算公司社保應增加比例，最後結合各公司上年支付工資的現金流測算新增成本。
總體上，各家快遞企業普遍存在社保未足額繳納的情況。韻達股份、圓通速遞、申通、德邦股份、順豐的五險費用占職工工資比例分别為13.7%、15.9%、12.8%、8.7%、8.9%。其中，韻達、圓通、申通、德邦需按照上海市人社局規定需替職工繳納31.2%的五險費用，順豐需按照深圳市社保局規定替職工繳納15.5%左右的五險費用。
根據各企業2017年“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來測算，若完全按規定繳納，各企業需新增的費用分别為1.55億元（韻達）、2.90億元（圓通）、1.74億元（申通）、19.69億元（德邦）、10.55億元（順豐），占其2017年利潤總額的比重分别為7.2%、15.2%、8.8%、280.4%、16.2%。
以上測算結果說明，社保征收制度改革對加盟制快遞企業的影響明顯小于直營快遞。加盟制快遞企業幹線員工數大約隻占全網的10%，成本結構中人力占比很小，主要成本是設備、土地、運輸工具等産生的成本，而直營快遞企業末端的人力成本占比較大。
建築行業：影響分化
社保繳納基數并非實際工資，繳納比例上海地區合計30%左右。關于社保繳費，我們首先需要了解：1.企業為員工社保繳費的基數，并非完全按照員工實際工資繳納，而是以上年當地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的300%作為上限、60%作為下限，比如上海市2017年職工平均工資為7132元/月，相應地，2018年度月工資繳費基數上限為21396元，下限為4279元；2.企業為員工社保繳費的比例，全國各省市略有不同，同樣以上海市為例，企業應為員工按照已确定繳費基數繳納養老保險20%、醫療保險9.5%、失業保險0.5%、工傷保險0.2%至1.9%、生育保險1%，合計31%至32%。
建築業高度依賴人工，項目承包制和勞務分包制下，員工分為編制體系内和體系外兩種。建築企業在實際經營中有兩個常用的制度值得關注——項目經理負責制和勞務分包制。這兩個制度下，建築企業的員工就分為編制體系内和體系外兩種，比如按照中國鐵建2017年年報，其上市公司編制内員工總數約為26萬人，但其勞務分包人員可能達到200餘萬人（公司2017年勞務外包報酬約1655億元，假設人均每年工資8萬元，測算得該勞務外包人員數）。
體系内外職工社保繳納的主體有所不同，體系内的員工社保由上市公司繳納，而體系外的則由第三方如勞務公司負責。對于上市公司編制體系内的員工社保，一般均按照國家規定的基數和比例繳納（尤其是國企）；而對于編制體系外的，其繳納規範性或難以保障，其原因跟勞務人員流動性高以及工資結算特點（如多以現金結算）均有較大關系。
通過查閱企業年報薪酬數據，長江證券對這些企業的社保繳納比例進行了統計，結果發現：1.央企和國企繳納标準總體高于民企，比如中鐵、葛洲壩等繳納比例在20%以上，沒達到30%比例預計或與工資基數有關系；2.民企中設計咨詢企業繳納比例高于以工程施工為主的企業，或一方面源于設計咨詢企業平均工資較施工企業更高，另外施工企業往往大量采用項目經理制和勞務分包。
基于以上情況，長江證券認為，社保征收改革對國有企業來說影響總體較小，而對于施工類民企的影響可能會相對較大。但考慮到勞務分包模式下繳納社保所面臨的現實困境，以及項目經理負責制下項目經理對社保繳費也有部分承擔責任，長江證券估計實際落地時對企業影響或許比預想的也會小很多。
電子行業：影響淨利不超過12%
下邊再來看看社保征收改革對于電子行業的影響。電子企業分布密集的城市面臨社保支付成本攀升壓力。
電子行業“社保低繳”問題實際存在，公司間個體差異較大，首先分别對社保繳納基數及繳納标準進行假設。
社保繳納基數一般是員工上一年的實際工資（包括獎金），一方面企業可能存在無需繳納國内社保的海外雇員，另一方面也有可能部分員工工資超過當地社保繳納基數的上下限，在測算時忽略這兩種情況，直接以企業員工上一年的實際工資作為社保繳納基數，實際繳納基數可能更低。上市公司财報中涉及員工工資的有兩處：1.應付職工薪酬下的工資、獎金、津貼和補貼，作為社保繳納基數的第一種算法，記為算法一；2.現金流量表中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包含工資、社保、福利等），借助應付職工薪酬下工資的占比近似計算出員工工資數額，作為社保繳納基數的第二種算法，記為算法二。
就社保繳納比例而言，各地政府對社保繳納比例的規定不同，且上市公司有較高比例的員工分布在各地的分公司甚至孫公司，這部分員工的社保應按照具體所屬公司所在地規定繳納，而根據上市公司現有披露資料，難以獲取公司員工及其薪酬的地區分布數據。中信證券測算，社保繳納标準采用公司總部及主要子公司所屬地區社保繳納标準的最小值，一是對沖沒有考慮社保繳納基數上限的影響，二是考慮到工人及公司實際情況，以估算出盡可能合理的影響值。而且，測算時暫不考慮員工自身繳納社保部分的影響：社保征收改革落地後，員工自己也需繳納更多的社保，可能引發員工的漲工資需求，由于對企業具體的影響程度因企業而異，且無法測算。主流公司五險實繳比例約11%，但“社保低配”實際存在。
中信證券分别計算出兩個算法下27家樣本企業五險在社保繳納基數（即上一年員工工資）中的占比，在極端情況的測算下，電子行業上市公司存在不同程度低繳，具體繳納比例公司間個體差異較大。待社保改革落地後，相關企業可能面臨薪酬開支增加的壓力。如果未來出現曆史欠繳補繳問題，則征收改革對企業沖擊會較大，根據行業實際情況，中信證券判斷這種概率幾乎非常小，目前不用擔心。
就測算結果而言，對于電子企業的沖擊需綜合考慮社保足額繳納程度、成本結構與稅率：1.原先社保足額繳納程度：電子行業内不同企業社保實際繳納程度不同，原先全部繳納或繳納比例較高的企業受沖擊較小，而原先低繳甚至不繳的企業受影響程度更大；2.企業成本結構：在職工工資支出金額也影響企業受社保改革沖擊程度，若公司人工本占比較低，則改革影響相對較小；3.實際所得稅稅率：對公司而言社保是一項成本或費用，存在一定的稅盾效應，而不同企業的實際所得稅稅率相差較大，也會影響社保改革的沖擊。
綜合三方面因素，中信證券測算，社保征收改革對于企業淨利潤的影響：即改革前後社保繳納比例的變化×社保繳納基數×（1-實際所得稅稅率）。綜合算法一與算法二，中信證券測算，27家樣本上市公司的淨利潤負向影響多落在零至12%之間，不同公司受社保改革沖擊程度存在差異。此次計算過程沒有考慮海外員工，且假設比現實更為嚴格，因此實際影響可能小于測算值。
區域分化
對不同地區來說，本次社保征收改革的影響也完全不同。分地區來看，補繳壓力指數反映出河南、廣東、安徽、山東等地企業補繳壓力較高。從補繳對居民收入擠壓情況來看，中部與西部地區收入被擠占程度較大，個人補繳占可支配收入比重的全國均值水平大約在6.7%。綜合企業和個人數據，社保改制整體對于中、西部地區的企業利潤沖擊和個人收入擠占壓力大于東部地區。
分行業來說，電子企業分布密集的城市面臨社保支付成本攀升壓力。電子行業上市企業的總部或分公司多分布在長三角、珠三角等制造業産業鍊聚集地區，如深圳、昆山、杭州等地，考慮到各地社保局對企業社保繳納比例的規定不一緻，選取深圳、昆山、杭州三地進行測算（同樣假設月薪為8000元，并忽略員工社保支出增加的轉移成本），中信證券的測算結果表明：1.各地對企業社保繳納比例規定差異較大，深圳、昆山、杭州企業繳納社保的比例加總分别為22%、30%、24%，均低于北京，後續有可能導緻企業将生産線向用工成本整體較低的地區轉移；2.社保改革完成後，若按照極端情況測算，位于三地且原來僅按下限繳納社保的企業在員工社保上的支出均将進一步上升。
征收從嚴會加速小企業出局
從全球來看，與其他國家相比，目前中國企業社保繳費比例極高，不僅普遍高于發展中國家，而且高于大多數發達國家。中國企業社保總費率水平持續保持高位，平均來看，當前企業總費率在30%左右，而美國、澳大利亞、韓國平均費率在8%-10%。對企業而言，社保費用是企業人力成本的重要組成部分，社保費率的高低直接影響着企業的盈利能力和産品的競争力。因此，對于很多以人力成本為主要優勢的中國企業而言，企業逃繳、漏繳、少繳社保的動機很強。
推行社保征管體制改革，一是因為一直以來社保費用“分征”過程中存在企業逃繳行為；二是因為社保資金缺口逐年擴大，政府希望強化征管，減少漏繳、少繳現象。但社保征管力度的顯著提升，預計将大幅提高中小企業的經營成本、沖擊企業利潤，并且對部分居民當期收入帶來負面影響。
但社會保險收費本身就具有準稅收的性質，歐美等部分發達國家早已将社保費改稅，直接由稅務部門來征繳，同時并入到稅法當中來進行管理。這種方式提高了征收管制的效率，促進社保征收體系的透明化和規範化。因此，中國将社保費交由稅務部門統一征繳意味着由費轉稅的性質進一步靠近，從而為将來的費改稅奠定基礎。
綜合來看，本次政策調整是提高社會保險資金征管效率的一大舉措，也是推進中國财稅體制改革的必要環節。然而，本次社保新政可能會産生企業負擔加重的效應，特别是中小企業。一旦社保新政嚴格執行，勞動密集型的行業，如物流、餐飲等企業的利潤會受到很大影響。
稅務部門全責征收意味着，從社保費繳費單位登記、申報、征繳、清欠、檢查、處罰，到征收相關管理工作全部由稅務部門承擔，由于稅務部門可以交叉對比社保費與工資薪酬、個稅等數據，以往不以實際工資全額繳納社保的少繳、漏繳、欠繳企業将無處遁形。這意味着中小型代工廠及勞動密集型公司生産經營成本提高，有利于龍頭公司集中度進一步提升。
由稅務部門統一征收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業社保繳納的強制性。從長期而言，這将有效提升企業社保繳納的規範度，但是對于勞動密集型企業經營成本和經營利潤将會帶來不小的沖擊，成本的增加将會加速小公司和不規範的企業出局，行業的集中度也将進一步快速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