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齡，著名晉商，清末票号改革家。因經營票号而卓立于當時商界，創造了不少商界奇迹，在當時不隻是個一般的商人，而是一位具有政治頭腦，觀察事物敏銳，對時事有一定了解，具有開拓進取精神的商人。
李宏齡在擔任蔚豐厚票号分莊經理期間，值時局激烈動蕩，先後發生了甲午之戰、庚子事變、兩宮去世等事件。在時局變故面前，唯有李宏齡的“蔚豐厚”票号這一枝獨秀，不僅能免遭損失，而且資産還大幅增值，想必與其獨具遠見、主觀努力、靈活處事、信義為重和開拓精神是密不可分的。陳立三在《平遙李君墓表》中稱贊說：“君雖治商，而好讀儒生性理諸書，有所得報，膺而躬行之，所與遊多一時知名土。”
征戰商界名震京師
李宏齡(1847-1918)，字子壽，清平遙縣西源祠村人。平遙縣是山西票号三大幫之一的根據地。其先世也曾以業商緻饒，後遭戰亂中落。李宏齡自幼好學，因家道中落，入錢鋪學徒。清同治七年(1868)，21歲的李宏齡憑着好相貌、利索的嘴皮子和寫得一手好字等硬件，經同鄉曹惠林的推薦，順利考入當時赫赫有名的“蔚豐厚票号”，成為票号夥計，開始了為期三年的夥計生涯。
蔚豐厚票号的财東是山西介休北賈村侯氏，資産很雄厚。據《清稗類鈔》記載，侯氏資産達七八百萬銀兩。李宏齡因其辦事幹練、忠誠、吃苦耐勞、任勞任怨，逐漸為主事者所器重，先後被調往北京、上海、漢口等分莊任經理等職務40多年，成為當時身份顯貴的“銀行”金領，對票号的保全及發展其功甚大。李宏齡為人極重義氣，事業發達後，不忘當年的保薦入号人，當曹惠林病故後，曹家極為貧寒，李宏齡便主動負責贍養其妻兒子女十餘年，直至其子女長大成人，能自謀生計。
光緒十九年(1893)，李宏齡由京赴滬途經揚州，适值分号接總号電示，不得收上海彙銀，否則以違犯号規論處。揚州分号經理白子直大為作難。李宏齡遂直言道：“應照收無誤，如總号見責，由我負擔，與分号無關。”年終結賬，揚州分号獲利三萬餘銀兩。李宏齡到達上海後，發現經營疲軟，生意清淡。調查核實，得悉主要原因是經辦人員對官銀彙兌的庫費、平碼等規定不熟悉，服務客戶不及時。即加強訓練，将其有關事項一一羅列，讓夥友們熟記，為客戶提供及時便利的服務，因此上海分号很快興隆起來。
光緒二十四年(1898)五月，李宏齡赴漢口任分号經理。初到任，即命夥友将所有外放款收回。八月漢口遭亂，傷數千人，燒毀房舍貨物無數，不少票号因放款無法收回而受到損失，甚至歇業。獨蔚豐厚票号未受其累。其不僅主持商務，而且關懷下屬疾苦，發現不少夥友因不适應南方氣候，健康受損，面黃肌瘦。多次向總号去信，建議以鐵路開通之便利，可改變過去“三年一下班”(三年内可回家度假半年)的舊章程，讓駐外從業人員經常短期回家輪休，體現關心之情。
光緒二十九年(1903)，李宏齡又調北京任分号經理。時經八國聯軍侵略和掠奪，京城經濟遭嚴重破壞，市面謠言四起，人們紛紛向冶煉金銀業的爐房提兌現銀，緻爐房敗在旦夕。李宏齡分析形勢，認為各行各業利益相連，如果爐房度不過此劫大量破産，必将産生連鎖反應，影響整個商界。李宏齡親自出面聯合同業，以巨款接濟爐房，市面漸趨穩定。光緒三十四年(1908)冬，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後先後去世，京城銀市動搖，爐房再次出現危機。李宏齡又聯合同業予以支持，士農工商各界“莫不交口頌李君才賢”，盛譽其“獨以任俠識大體”。
票号改革孤掌難鳴
1897年，随着中國通商銀行的成立，現代制度下的銀行發展速度越來越快。一直到1911年，全國已經有30家銀行。清政府此時頒布了《試辦銀行章程》，仿照西方銀行的模式，對銀行設立給予肯定和支持。
不過這些變化并沒有被山西票号的東家和大掌櫃們察覺，他們依舊沉醉在票号的輝煌之中。1904年春天，李宏齡給平遙總号寫信，建議成立股份制銀行，并且認為“時不可失，機會難再，宜早不宜緩也，宜速不宜遲。”寫完信後，李宏齡又特意挑選了十三張描繪北京風光的明信片寄回平遙，懇請在山西深宅大院裡的東家掌櫃們出來“走一走”。
但大掌櫃毛鴻翰卻對推動改革的李宏齡心懷猜忌，并帶了口信給李宏齡，口信的内容是：“關于合組銀行的事大家都說是你的主意，這件事你不必再張羅了。”此後，收到來自京城李宏齡的親筆信，毛掌櫃一律扔到書櫃頂上，看都不看一眼。他甚至認為“銀行之議，不過是李某人自己想發财罷了。”
1914年日升昌票号倒閉，天津《大公報》在描述當時情況時用了這樣的語言：“彼巍燦爛之華屋，無不鐵扉雙鎖，黯淡無色，門前雙眼怒突之小獅一似淚下，欲作河東之吼，代主人喝其不平。”這樣，李宏齡等發動的票号改革計劃，就在毛鴻翰為代表的一些守舊勢力的破壞下，成為泡影。
著書立說百年沉浮
民國2年(1913)，年逾花甲的李宏齡離開了北京，回到平遙老家。得知李宏齡回鄉，有好友前來拜訪，看到李家的宅子寒酸不已，他提出自己出錢在舊宅旁再蓋一所新宅，算是送給李宏齡的禮物。新宅蓋起來了，可是少有人知，曾經呼金喚銀的李掌櫃居然蓋不起房子。有人問及：李家什麼多?什麼少?答曰：書多，錢少。
據說，李家的書多得放不下，以至于櫃上櫃下、桌上桌下全都是書;小孩子走路摔一跤，低頭一看也是被書絆倒的。可是李家的錢的确是不多，日常生活與普通百姓毫無兩樣，根本不像是一個大掌櫃的家庭。
1917年，李宏齡翻檢舊稿，将任職時往來信函彙編成卷，成《同舟忠告》與《山西票商成敗記》二書，于民國六年自費石印傳世。書中對山西票号業的發展壯大和失敗做了比較系統和全面的介紹，為後人研究票号史留下極其重要的第一手資料。
在《同舟忠告》中他把票号的事業比作一葉扁舟，浮沉于驚濤駭浪的時局之中，他認為票号的最終失敗天災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票号同仁不能同舟共濟，隻在設法玩弄權術争奪名利。他留下一個憤憤不平的命題：我想問一下金融界和經濟學界的有識之士，票号的集體性破産，是這個行業本身不行了，還是辦公室政治所緻?
民國7年(1918)，李宏齡病逝于平遙故裡。縱觀曆史，山西商人在明清稱雄商界五百年，而以清代山西票商為最，曾一度執金融界之牛耳。在當戶部籌辦大清銀行時，山西票商一再錯失良機，拒絕了參加籌辦大清銀行的計劃，緻大清銀行改由江浙綢緞商籌辦，終以葬送自己為結果。而李宏齡發動票号改革的遠見之舉如能實行，則山西商人的輝煌或可繼續。盡管“諸大号主者皆不用”，結果，“不數年國變作，全國叔擾，彙商業遂不支一一如君言”。但李宏齡的票号改革思想，确實代表了當時商人中的進步思潮。由此，李宏齡作為一個商人，他的遠見卓識确屬不易，值得後人借鑒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