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珂：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副教授
王萌：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國際創新研究中心研究員
2016年7月28日，《關于深化改革推進出租汽車行業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和《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的出台，意味着網約車模式在中國市場終于走出了灰色地帶。中國政府成為全球第一個承認網約車合法的國家。
說2012年是中國人打車出行的新元年應該不為過。在此之前，中國人一直飽受“車難打、價格貴、服務差、司機臉難看、話難聽”等出租車出行的痼疾困擾。2012年5月和6月，兩家新銳公司——杭州快智科技有限公司和小桔科技，分别在杭州和北京成立。成立不久，兩家公司很快在同年的8月和9月推出快的打車和嘀嘀打車（後改為“滴滴出行”）。2013年4月和5月，兩家公司在分别獲得阿裡巴巴和騰訊的戰略投資之後，便迅速從多家網約車創業公司中脫穎而出。
2014年優步進入中國市場之前，滴滴和快的就已經在網絡預約出租車業務中處于雙寡頭壟斷的地位。當優步正式在中國開展業務時，滴滴、快的迅速跟進，相繼推出了專車服務和快車服務。
騰訊和阿裡巴巴支持的企業在網約車行業做得風生水起，百度作為BAT的首字母企業早就按捺不住了。2013年百度就曾經想投資上海的一家網約車公司——大黃蜂。滴滴采取的策略是主動示好百度，承諾可以讓百度投資滴滴，實際是争取了一個月的時間把大黃蜂在上海的數據砸下去。谷歌地圖在中國受限使優步十分重視百度的地圖系統，而百度錯過大黃蜂後遲遲沒能進入網約車行業。雙方一拍即合，最終優步獲得了百度的戰略投資。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2015年2月，滴滴和快的迅速完成了合并。随即便與優步展開了一輪又一輪的融資和補貼大戰。但是，就像人們當初沒想到滴滴和快的在瘋狂血拼之後，竟然合并成為一家公司一樣，在獲得蘋果公司的戰略投資之後，滴滴又主動向優步抛出了橄榄枝，雙方開始探讨合并的可能性。最終，網約車合法化促成了滴滴和優步的合并。回顧中國網約車的曆史，可以看到，滴滴和優步的發展速度着實驚人。
中國網約車作為一個龐大市場，其中充斥了傳統租車行業、政府、消費者、新進入者等多種角色，且其關系複雜。滴滴和優步合并後必将在這個商業生态系統中扮演重要角色。
所謂商業生态系統，可以理解成一個為了達到一定商業目的而形成的利益相關者集合。在這個集合之中，利益相關者彼此相互依存、競争、協同演化并分享願景。如此，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滴滴、快的、優步都能在激烈的相咬相殺之後，卻能夠握手相歡。
網約車生态系統中的利益相關者包括：網約車公司（滴滴、優步）、乘客、專車司機、傳統出租車公司、出租車司機、投資人和政府相關部門等。這些利益相關者構成了生态系統的三個組成部分：價值平台、産品服務和資源池。在網約車生态系統中，網約車公司（滴滴、優步）扮演價值平台的角色，平台連接着乘客、專車司機、出租車司機等價值創造和價值獲取過程的參與者；平台所提供的各類出行方案作為産品服務，是價值創造和價值獲取過程的載體；而包括社會公衆、投資人和政府在内的利益相關方構成了生态系統的資源池，為生态系統提供養分，包括政策法規、資金和基礎設施等。
對新出現的商業生态系統而言，合法化是生态系統參與者能否積極地提供發展所需資源、産品服務并持續改進，以及價值平台是否能為參與方創造價值的重要決定因素。網約車在中國的合法化之路對衆多在“灰色地帶”進行商業模式創新的創業者而言，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合法化之路：網約車競逐與演化的曆程
中國網約車生态系統的核心企業或價值平台除了滴滴和優步，還有易到、神州租車等。價值平台之所以能成為生态系統的核心企業，是因為他們構建了一個願景，并在生态系統中分享、傳播。願景是生态系統的粘合劑和連接器，将生态系統中的利益相關方緊緊地綁在一起，共同演化。正是基于“讓出行更美好”的願景，使得滴滴和生态中的其他合作夥伴一同促進着商業生态的演化，包括推動網約車合法化的進程。
通過對滴滴、優步、傳統出租車公司、消費者、政府等相關方的研究，我們認為中國網約車合法化的過程可以分為差異化、競争加劇、合作競争以及合法化（共赢）四個階段（見表1）。
階段一：差異化
與生态系統的合作夥伴（出租車公司）合作，開展差異化運營，是滴滴、快的進軍網約車市場的早期策略。
滴滴、快的并不是中國網約車行業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但卻是最早一批以出租車約車業務切入的企業。2009年，網約車鼻祖優步在美國成立後，很快就為中國的企業所模仿，例如2010年成立的易到用車和2011年成立的搖搖招車。然而，2012年之前組建專車團隊在中國還不現實，因為智能手機還不普遍，兼職司機的基礎設備（智能手機）也不配套，全職司機的運營成本又過重。
以滴滴為首切入出租車市場的網約車企業發展則非常迅猛，雖然也同樣面臨智能手機普及率低等問題，但是其運營成本卻低了很多。滴滴在創業初期相當于一個為傳統出租車司機提供網絡約車服務的工具。滴滴上線之後迅速開展與出租車公司的合作，在很多出租車公司演講，并在出租車司機的聚集點為司機提供免費安裝服務。滴滴開始并未獲得出租車司機的信任，2012年最慘的時候系統隻有16盞燈亮着，表示隻有16個司機在使用滴滴。
為了将這種合作關系維持下去，滴滴開始了掃樓等行動，大面積贈送打車券，并專門招募打車的員工，每天給四百元打車費，繞着北京三環用滴滴打車。這種合作關系在2012年冬天終于迎來了轉機，一場大雪讓人們出行變得困難。當用戶發現使用滴滴真的可以足不出戶便能打到車時，滴滴很快便在社交網絡引爆。作為價值平台，滴滴讓消費者體驗到了其所帶來的價值，用戶數開始急劇上升。
平台的網絡效應導緻乘客用戶數增加的同時，另一邊出租車用戶數也同樣在增長。從2012年底開始迅速增長，截止2014年1月份，滴滴打車在一線城市的訂單成功率達到85%，使得出租車司機通過滴滴可以降低空車率、增加收益。利益的驅動使得出租車司機主動通過滴滴這個工具來獲得更多的收益。滴滴在與出租車公司進行合作時不再被動，雙方進入了一段蜜月期。
階段二：競争加劇
優步很早便開始觀望并籌劃進入中國市場。優步成立後在美國運營及沉澱了兩年，2011年正式開啟其全球化之路，平均每半年就會進入一個新的市場（見圖2）。
中國作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出行需求極為旺盛。優步雖然早就有進入中國的打算，其中文網站也于2013年8月就已經成立，但考慮到中國政府的作風和中國市場的複雜性，優步于2014年6月才正式在中國市場提供服務。
優步進入中國時已經失去了與出租車公司合作的可能性。經過兩年的市場教育，滴滴和快的等中國本土網約車公司已經使一線城市的消費者養成了網約車出行的習慣。市場教育通常需要很大的投入，而滴滴和快的也因此獲得了阻止優步入侵的最有利武器——網約出租車市場的絕對壟斷。
截止2014年7月，滴滴和快的擁有中國網約出租車市場90%以上的市場份額。這就迫使優步如果想要在中國發展，必須繞開網約出租車業務。優步在中國選擇的是通過它的高調營銷策略，從高端專車入手來撬動中國市場，例如優步邀請明星佟大為來做專車司機等。
面對優步的強勢來襲，及與本土化公司不同的發展策略，滴滴和快的不約而同地迅速跟進，展開與優步在中國市場短兵相接的肉搏競争。2014年6月優步專車進入中國市場，快的便于7月推出了“一号專車”，滴滴也于8月推出了滴滴專車。2014年8月優步又推出了更接地氣的“人民優步”，提供更便宜的租車服務和拼車服務。滴滴和快的緊随其後，推出了“一号快車”和滴滴快車。
優步進入中國，标志着網約車市場進入了最為激烈的競争階段。首先，是不同網約車業務間的競争，以及網約車與傳統出租車之間的競争。專車業務推出之後，吸引了大量價格敏感度較低，卻追求優質服務的出行需求者。專車業務配備的更舒适的車型，車内配置的充電器、水等物品，以及态度良好的司機，使得專車服務在乘客之間口口相傳，很快就擁有了大批忠實用戶。同時，快車服務因為原本價格就比出租車便宜，再加上網約車公司大量的補貼，使得價格敏感度較高的消費者更偏向于快車。
中國傳統出租車行業，由于壟斷所導緻的出租車服務态度惡劣、繞路、挑客、壓榨乘客的現象屢屢發生，早已為人诟病。網約車的專車和快車業務推出之後，乘客中幾乎人人稱快，傳統出租車在專車、快車的夾擊下很快敗下陣來，隻有習慣路邊攔車或需要發票報銷的人才會更多地選擇出租車出行。
傳統出租車行業的敗落，必然會導緻提供出租車服務的壟斷企業不滿，出租車司機收入的下降也引起了出租車司機對網約車的不滿。2015年，全國多地爆發了出租車集體罷運事件，出租車行業聯合抵制“專車”。出租車行業也給了地方政府很大壓力，多個地市相繼出台了嚴禁私家車主利用互聯網和手機軟件從事非法運營行為的通知、通告，并配合釣魚執法進行處罰。有一段時間，執法人員、專車司機和出租車司機之間經常會爆發一些打架鬥毆的惡性事件，這些事件又升級為社會問題，受到政府、媒體、學者和大衆的廣泛關注。
競争同樣來自于滴滴、快的、優步等幾家網約車公司之間的博弈。在滴滴、快的合并之前，兩家的競争策略基本是圍繞瘋狂的補貼和融資大戰來展開。有數據顯示，滴滴和快的在2014年一年，因為補貼燒掉的錢有24億人民币；而雙方的融資都已經達到D輪。2015年2月，為了共同抵禦“外敵”優步，滴滴和快的在資本的推動下合并，新公司得到了騰訊和阿裡的共同支持。
滴滴快的擁有強大的線下團隊和本土運營經驗。基于出租車業務打下的良好基礎，滴滴不斷地開拓新業務，比如公交、代駕等。優步則擁有共享經濟鼻祖的光環，在進入中國之前就通過媒體炒作等方式做了預熱。通過邀請明星、網絡紅人做司機和代言，營造出了一種高大上的出行方式。
滴滴和優步之間的競争不隻是局限于中國市場。2015年，滴滴大膽地展開了全球化布局，先後與東南亞打車軟件Grabtaxi，美國打車應用Lyft，以及印度打車軟件Ola達成戰略合作意向，其中Lyft是美國第二大打車軟件。滴滴開展國際業務之後，國人以後在美國依然可以使用滴滴軟件，而提供服務的就是Lyft等戰略合作夥伴。要知道中國赴美人數在逐年增加，這些人如果接受的都是Lyft的服務，對優步大本營美國的沖擊可想而知。
雙方激烈的競争同樣都沒有繞過燒錢的門檻。僅2015年一年，滴滴虧損達到100億人民币。優步的燒錢速度也與之不相上下，2015年優步中國的虧損達10億美金。以至于這場戰争的勝負手變成了融資的速度，于是我們看到了柳青加盟後滴滴的快速融資，而優步也獲得了百度的投資。最終在滴滴獲得了蘋果的10億美金戰略投資後，這場融資之戰才逐漸告一段落。
階段三：合作競争
在激烈的競争之外，滴滴和優步的合謀也是心照不宣的。優步進入中國之後很快便遭到出租車行業和地方政府的圍剿。而以出租車行業起家的滴滴快的則被當做叛徒，背上了背信棄義之名。這樣的背景促使滴滴與優步的關系也從競争變成了合作競争。
在腹背受敵的情況下，滴滴和優步如果想要繼續生存下去，絕不能把精力全部用于血拼和内耗。滴滴與優步的“合謀”表現在：不約而同開發新市場，不謀而合借助輿論力量，直至藉資本方的多次撮合，最終成為一家人。滴滴和優步都明白，唯有更瘋狂的增長，讓網約車成為大衆生活的必需品，他們才有可能在這個市場上存活下來。所以滴滴和優步并沒有在北上廣深決一死戰，而是在适當競争的情況下不斷開發新的市場。
另一方面，滴滴和優步借助輿論的力量，發起了一場關于網約車合法性的“真理大讨論”，大量的媒體、學者通過各種渠道各抒己見。2015年1月7日，濟南滴滴專車司機因對處罰不服而提起上訴，該案件被稱為“專車第一案”。然而迫于多方壓力，判決結果卻一再延期。
資本是競合關系變化的催化劑。2013年夏天滴滴就曾經與優步在美國交流過合并的可能性，當時優步提出占股40%，雙方最終未能達成一緻意見。2016年5月13日，蘋果對滴滴進行了10億美金的投資。蘋果的投資不僅為滴滴的融資作背書，提升滴滴的融資能力，同時也對優步的融資産生了巨大的壓力。另一方面，滴滴在2015年累積完成14.3億訂單，成為中國第二大互聯網交易平台。優步在中國市場已經無力回天。
作為全球共享經濟的鼻祖，優步無法接受折戟中國這樣的事實。優步在中國市場的最優選項就是與滴滴合并。此時滴滴也深知補貼模式的弊端，急需與優步進行談判。雙方在資本的撮合下秘密協商多次，促使雙方達成交易的臨門一腳是新規的出台。對于唾手可得的中國出行市場，雙方沒必要拼個你死我活，合謀吞噬整個市場符合雙方的利益。2016年8月1日滴滴和中國優步正式宣布合并。
階段四：合法化
合法化并不是在滴滴與優步合并之後才推動的，兩個階段在時間上有大量的重合。可以說合法化滲透在之前的各個階段。對于新出現的商業生态系統而言，合法化是生态系統參與者能否積極地提供發展所需資源、産品服務并持續改進，以及價值平台是否能為參與方創造價值的重要決定因素。
網約車合法化的前提條件是，網約車商業生态中各利益相關方均能受益。作為價值平台的滴滴和優步在擴大市場之後自然可以獲得更多的收益，但是在促進合法化的時期，價值平台除了增加收益，更需要加強平台治理，保證平台各方利益和安全。
在合謀階段，滴滴和優步的市場規模急劇膨脹，注冊司機的審查不嚴導緻了一些乘客人身安全受到危害的事件發生。滴滴和優步迅速提高了出行安全的優先級，加強線下司機監管、審查的同時，還要求司機刷臉認證，并在APP上增加了一鍵呼救的功能。
在保證平台各方利益方面，滴滴和優步也采取了很多策略和措施。與出租車行業達成共赢關系是比較困難的。出租車一方面是滴滴的服務提供者，一方面又是滴滴和優步專車的競争者。專車和快車市場的擴大必然導緻出租車市場的萎縮。出租車行業在此期間還會不斷地給地方政府施壓，同時與中央政府溝通，希望能對網約車公司進行限制。對于生态中産品服務的提供者，利益是它們的第一驅動力。滴滴的首要目标就是能為服務提供者增加收益，滴滴為此進行了多次嘗試，如呼叫出租車時可以選擇給司機小費，用戶可以選擇司機打表來接，還可以在服務結束支付時給予司機“感謝費”等等。
推動網約車商業生态最初發展的重要資源是資本。商業生态資源池中的資本方在中國市場已經燒了四年的錢，投資的公司目前還處于巨虧狀态。滴滴和優步有很多共同投資人，相比拿自己的錢來搶占市場，不如兩家合并之後用這些錢來構建新的盈利模式。對于投資人來說，滴滴和優步的合并是十分有利的，而且滴滴在與快的合并後的發展已經充分驗證了滴滴在這方面的實力。
作為資源池中的另一個重要角色，政府決定着網約車的未來。滴滴和優步在與中央政府積極溝通的過程中，不斷強調提供的就業崗位，優化出行并提供出行解決方案能夠節能減排、改善環境。滴滴估值的劇增以及與國際公司的合作，使得中央政府對網約車的态度受到了全世界的關注。在中國産業轉型，并希望成為全球創新創業領軍者地位的特殊時期，成為第一個承認網約車合法的政府可以為中國政府樹立這樣的形象。不斷受出租車行業施壓的地方政府，在這個時期加強了對網約車的監管。滴滴一面安撫受罰的專車司機，一面積極遊說地方政府，甚至為地方政府提供公車管理的配套方案。政府的受益正是網約車合法化的決定性因素。當商業生态中的各個利益攸關方之間實現共赢時，生态基礎設施的構建就會為各方共同推動。雖然各方的獲益程度有所不同。網約車的合法化也自然水到渠成。
2015年10月10日，交通部發布了《深化出租汽車行業改革指導意見》和《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出台後，交通部一個月内就收集到了5千多條意見。2016年夏季達沃斯論壇上，李克強總理在發言中肯定了共享經濟的意義。一個月後，2016年7月28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召開發布會，正式發布《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标志着網絡約車在全國範圍内的合法化。
然而，網約車的合法化道路總是峰回路轉。2016年十一假期之後，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地幾乎同步公布了網約車經營服務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規範各地網約車運營。地方政府的規範對網約車軸距（≥2700mm）、排量（≥1750毫升，≥1.8T或2.0L）、車輛準入年限（≤兩年新車）以及網約車駕駛員必須有當地戶籍等規定，引起了包括滴滴在内的網約車企業和社會公衆的廣泛關注。滴滴公司認為，網約車相關地方規定提高了網約車的準入門檻，可能造成四個方面的影響：車輛供給驟減、司機大幅減少、網約車車費翻倍、出行效率大幅降低。
可以預見，在網約車合法化的道路上，政府、傳統出租車企業、網約車企業、網約車司機、消費者、社會公衆等相關利益群體間的博弈還将繼續呈現出紛繁複雜的動态演進關系。
合法化之路：如何走出創業的灰色地帶
厘清商業生态千絲萬縷的動态關系
中國網約車合法化進程，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絕佳樣本，來分析處于創業灰色地帶的企業應如何實現合法化。上文通過四個階段分析了網約車合法化之路，圖3則勾畫出了整個商業生态系統的動态關系。
如圖3，中間部分的價值平台作為核心企業，與商業生态中的各個利益相關方均有千絲萬縷的聯系。
由于業務的區别，滴滴和優步雖同屬價值平台，但與傳統行業的競争關系有所不同。優步與傳統出租車行業屬于純粹的競争關系，而滴滴與傳統出租車行業則是從合作走向了競争。傳統出租車司機是滴滴的用戶，滴滴的創新必須基于出租車司機利益的維護。
在網約車合法化過程中，我們認為滴滴的貢獻多于優步，也正是由于滴滴在中國的成功，中國才會成為第一個承認網約車合法的國家。所以我們将滴滴和優步整合，在圖中表示為價值平台或創新企業。我們發現動态圖中存在多個三角關系：例如滴滴、優步、出租車組成的競争三角；創新企業、傳統企業、政府組成的價值三角；政府、資本、公衆組成的資源池三角等。
由于滴滴、優步、出租車三者的競争關系在合法化階段已經進行了闡述，在下文中，我們主要分析商業生态中的社會價值三角和資源池三角。社會價值比商業價值更重要
在新的生态系統形成過程中，創新企業、傳統企業和政府會動态考量企業所創造的商業價值和社會價值（見圖4）。
創新企業一定是具有商業價值的，就是企業要有賺錢的能力。在資本的推動下，創新企業的商業價值的獲取能力将急劇放大。在網約車商業生态中，滴滴作為創新企業雖然還未實現盈利，但與優步合并之後，滴滴已經開始調整計價模型，并通過出行市場的壟斷提供多元化的服務，如金融、企業用車服務等。
企業的社會價值不僅是企業捐助善款的多少，而且是其造就的新商業生态總價值。如果新的商業生态總價值高于舊商業生态總價值，就說明創新企業是具有社會價值的。決定一個企業社會價值的是其獲取商業價值的方式。如果創新企業的商業價值是通過技術的革新或商業模式的優化獲得的，将有助于社會價值的提高，比如滴滴通過算法實時匹配訂單，降低了空車率等。如果創新企業隻是通過其他方式形成壟斷從傳統企業攫取價值，那麼社會價值就不會明顯增加，甚至惡性競争還會減少社會價值。對于新商業生态的合法化進程，企業的社會價值要比商業價值更為關鍵。
處于灰色地帶的創業者必須清楚地認識價值三角之間的相互作用力。由于自身商業價值的減少，傳統企業必然會向政府施壓。而創新企業在發展過程中，應該盡可能地将傳統企業納入生态圈中，共同演化。很多情況下創新企業和傳統企業是很難兼容的，這就需要創新企業思考傳統企業市場萎縮導緻的失業員工能否被吸納進新的生态系統中。當創新企業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吸納并改善傳統企業員工的生活水平時，與政府之間的溝通就會更加通暢。創新企業隻有揣摩透徹政府的心理，才能更順暢地促進合法化進程。
與資源池各方建立緊密聯系
政府、資本、公衆是商業生态系統中最主要的資源，也被稱為資源池。資源池三角體現的是價值平台從資源池獲取營養并進行價值反饋的動态過程（見圖5）。
價值平台通過願景來吸引資本的進入，資本又推動價值平台的快速發展。從價值平台的角度，早期必須讨好消費者和資本方。隻有與消費者之間形成一種可信賴的關系，用戶數等數據才會持續增長，資本才會持續湧入。就像2012年冬天大雪導緻滴滴的用戶暴增，才開啟快速融資之路一樣。
價值平台與消費者之間建立可信賴關系之後，雙方就會相互影響。由于處于灰色地帶，直接與政府溝通會受到傳統行業的阻撓，價值平台和已經綁定在平台上的資本可以通過與媒體和學者的溝通，制造輿論，從而影響大衆和政府。此時價值平台、消費者、媒體和學者就形成了一個正向相互影響的作用關系。資本無法與消費者直接溝通，但是由于媒體與資本方也有緊密的關系，資本可以通過媒體傳達自己的聲音。
資源池三角右半部分的相互影響又可以反作用于政府，在強大的社會輿論和民意的壓力下，政府在加強監管的同時，會更傾向于與價值平台進行溝通。而資本與政府之間的關系可以作為價值平台與政府之間的橋梁。對于處于灰色地帶的創業者，合理利用資源池并通過願景與資源池各方建立緊密聯系，才能使政府下定決心，推動合法化進程。
啟示：共享經濟模式新興企業的合法化
滴滴、優步在中國走出創業灰色地帶，成功走上合法化運營的過程，為一批緻力于共享經濟商業模式的新興企業的合法化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借鑒和啟示。滴滴、優步、Airbnb等一批獨角獸公司的出現，使得共享經濟成為當今最熱的商業話題。共享經濟從某種意義上是資源的重塑，而非新生。正是這種資源重塑和利益再分配使得共享經濟觸動了傳統行業的利益，使得共享經濟的創業模式長期處在法律的灰色地帶。
對于身處共享經濟新商業生态中的核心企業而言，他們無疑是推動生态基礎建設的關鍵。核心企業在自身發展的過程中，在推動生态共同演化并完善基礎設施時，應該特别關注平衡生态中的各個利益相關方。
在網約車生态中，滴滴、優步、易到等需要不斷地擴大利益共同體，将更多的投資人、政府、民衆等利益攸關方吸引到生态圈中。同時，核心企業還需要以共同的願景，如滴滴、優步就以“讓出行更美好”，來促使各群體一同構建商業生态的基礎設施。不過核心企業同時也要特别警惕成為所謂的平台壟斷方（即平台資本主義），在生态演化過程中，核心企業不能對既得利益強取豪奪，應當合理分配，這樣才能保證生态系統的穩定。君子愛财取之有道，作為核心企業的平台方，隻有做到平台上各方共赢，才是平台生态穩定的基礎。
政府在共享經濟生态中對創新核心企業合法化的進程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中央政府一般對創新都持觀望态度，但是地方政府的監管較為嚴格，因為利益鍊條錯綜複雜。創新企業應該更強調自身的社會價值，強調對就業的影響等。對于地方政府的壓力，創新企業應該通過媒體的手段，協調多方力量共同探讨新經濟和商業模式的利弊。
對于傳統行業而言，由于新興産業必然會對他們的生存狀态構成沖擊和壓力，新興産業在尋求合法化的過程中遇到他們的抵制和打壓在所難免。因此，核心企業在制定生态圈規則時，應該考慮傳統行業從業者的生存狀況，不能一味攫取價值而不顧傳統行業的生死。
對于消費者來說，雖然他們是共享經濟的最大獲益者，但平台的安全性和便利性卻是他們最為關注的問題。核心企業一定要對平台加強監管和治理。在共享經濟時代，核心企業一定要重視社交媒體的口碑宣傳作用和消費者的價值創造作用。讓消費者不僅僅是平台使用者，也成為平台的宣傳者，以及平台的服務提供者，讓消費者真正成為共享經濟的價值創造方。
在商業生态系統演化過程中，利益相關方彼此間雖然相互依存、協同演化并分享願景，但相互間的利益分配和平衡絕非易事，相互間的博弈充斥在演化過程的各個階段。網約車行業在國家層面取得合法地位後，2016年10月8日各地相繼出台地方細則草案，對網約車的平台、車輛以及司機頒布了非常嚴格的準入标準，滴滴等網約車企業紛紛抗議這些可能使網約車生态演化倒退的行為，并再次掀起了一場各界對網約車社會價值的探讨。
如圖6所示，網約車治理方式目前有兩種，左邊是直接控制型，政府對平台公司、司機以及車輛進行嚴格的限制。另一種治理模式是間接控制型或者叫授權型。政府授權平台公司全權負責治理網約車。平台負責司機背景調查，保險，派單等事宜。
地方政府10月8日出台的新規，是直接控制型。對車輛、從業司機和平台公司進行了嚴格的限制。例如，北京、上海的運營車輛排量必須在1.8L以上，這樣大部分的網約車将被淘汰；新規又規定必須是本地戶籍司機，那麼大多數外地司機被排除在外。這些新頒布的法規其實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網約車的規模，幾乎沒有很好地利用平台模式本身所具有的監督作用。因為平台公司為了盈利需要做大規模增加網絡效應，那就必須做好對司機的監察，提升服務，同時做好定位派單的質量，減少等待時間，也做好互評評價體系等等，從而使得顧客滿意。
當平台處于壟斷過于強大，我們呼籲政府和顧客要限制平台資本主義的力量，但是同時我們也不贊成政府對于平台本身可行的商業模式進行過多的幹涉，使它不能激發起應有的網絡效應。因此網約車的治理的确是政府、平台公司、司機和顧客等多方利益相關者協同的治理模式，而不是一方壓倒另一方的治理模式。
根據生态系統演化理論，産業生态演化會經過萌芽期、擴張期、穩定期和更新期。中國網約車生态正處于擴張期，相信政府、傳統出租車企業、網約車企業等相關方的博弈還會繼續下去。所以，無論是網約車企業還是其他處于灰色地帶的創新企業，面對這種動态博弈時需要做的就是盡可能聯合更多利益相關方，凸顯自身的社會價值。也隻有這樣，新商業生态的演化才能從擴張期進入由創新企業主導的穩定發展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