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宇燕姚枝仲
從截至2015年10月的世界經濟形勢，可以看出2015年世界經濟增長率相比2014年有所下降。全球經濟增速放緩，增長格局繼續分化，發達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之間的增長率差距進一步收窄。世界經濟增長動力仍然不足，通貨緊縮風險加大，國際貿易從低速增長變為負增長，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低迷，資本流動加劇，全球總債務水平持續增高，全球金融穩定風險加大。
我們預計，2016年世界經濟增長形勢依然不容樂觀，按PPP計算的增長率約為3.0%，按市場彙率計算的增長率為2.5%。如果爆發金融危機且具有較強的傳染性，按PPP計算的世界GDP增長率将下降至2.0%。2015年10月IMF預測，2016年世界經濟按PPP計算的增長率為3.6%，按市場彙率計算的增長率為3.0%。我們的預測仍然低于IMF的預測。2015年1-9月平均原油價格約為54美元/桶。原油價格的下降幅度超出了我們的預期。我們預計，2016年原油價格将在低位繼續震蕩，且略有上行，全年平均價格為60美元/桶左右。
發達經濟體需求管理政策效果顯現，但可持續性堪憂
美歐日等主要發達經濟體從2007年以來開始采取擴張性的貨币政策，至今已有8年之久。其間間或采取了擴張性的财政政策。由于擴張性财政政策不斷增加本來已經處于高位的政府債務水平，引發對政府債務可持續的擔憂，導緻發達經濟體轉而普遍采取财政整固措施，逐步降低政府财政赤字與GDP的比率。發達經濟體當前主要依靠擴張性的貨币政策刺激需求增長和經濟複蘇。其擴張貨币的手段除了将利率降低到零附近之外，還采取了非常規的量化寬松政策，甚至将名義利率降到零以下。
發達經濟體擴張性的需求管理政策在危機初期對于促進經濟快速反彈和防止衰退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同時，也對當前發達經濟體在經濟增長率二次探底之後的複蘇功不可沒。但是，當短期的宏觀刺激政策被連用7年并且還将繼續使用下去的時候，其累積的問題将對政策效果及政策本身的可持續性産生不利影響。
需求管理政策并非總是有效的。其主要問題有：貨币政策無法應對潛在增長率的下降。長期低利率，甚至負的名義利率和實際利率，嚴重損害了養老基金和保險公司等長期投資者的收益，迫使他們轉向高風險的投資。其更大的矛盾體現在：極低利率對于刺激實體經濟的效果遠低于刺激資本市場的效果，從而使得在實體經濟并沒有完全複蘇的情況下，資本市場的泡沫率先形成。
美聯儲加息對全球經濟的影響
雖然美聯儲加息的條件并沒有完全成熟，但是美聯儲仍然于2015年12月16日發布政策報告，認為美國經濟增長雖然不強勁，但持續上升，2%的核心通脹也有信心實現。因此，美聯儲宣布将聯邦基金利率上調25個基點，這是美聯儲9年多以來的首次加息。
美聯儲加息可能引發三大後果：一是美元升值雖然會增加歐洲和日本的出口有利于其經濟複蘇，但是由于導緻資本向美國彙聚，從而會抵消歐日央行寬松貨币政策的效果。二是美元彙率如果出現大幅度震蕩将引起全球資産價格和資本大規模異動，從而引發國際金融市場和部分國家國内金融市場的動蕩。三是加息遏制了美國的複蘇勢頭，并進而帶動全球經濟增長進一步下滑。
債務積累過快對增長和金融穩定造成威脅
低利率和高負債是一個自我強化并最終會崩潰的組合。債務水平高企必然要求維持較低水平的利率，否則債務人将面臨巨大的還債壓力。利率水平總體低落，借款成本降低，從而又加速債務累積。低利率還和資産價格上升并存，使資産負債表看上去不那麼捉襟見肘。這一方面提升了進一步負債的空間，另一方面又刺激了泡沫的形成和積累。然而，一旦利率、負債水平和資産價格組合中的某個環節出現問題，或者加息，或者杠杠控制和流動性不足，或者資産價格下跌，就會造成連鎖反應式的金融市場大崩潰。如資産價格下跌會迫使信貸緊縮，而信貸緊縮造成的流動性危機又會使資産價格進一步下跌，并形成惡性循環。一些經濟體目前已經出現低利率、低增長和高負債這一“有毒組合”不斷積累的趨勢。這種趨勢不僅損害貨币擴張對實體經濟的促進效果，而且将對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造成威脅。防止債務進一步積累的趨勢已經迫在眉睫。出現當前這種狀況，在很大程度上源于2008年後的大衰退與19世紀30年代大蕭條之間的一個重要區别，即前者沒有讓壞賬得到全面清理，沒有讓金融系統得到整頓，也缺乏使全面清理的政治應對成為可能的呼聲。
一些風險因素或推動新興市場經濟進一步放緩
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增速出現了結構性放緩與周期性放緩疊加的局面。結構性放緩是指潛在增長率偏離曆史平均水平的變化（實際上是指潛在增長率下降），是導緻經濟增長率下降的一些長期因素在起作用；周期性放緩是指實際增長率偏離潛在增長率的變化，是導緻經濟增長率下降的一些短期因素在起作用。
新興經濟體已經進入了中速增長軌道。當前仍然存在一些導緻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進一步結構性放緩的風險因素。這些風險因素包括制度、基礎設施、人口結構與産業結構等四個方面。制度對經濟增長至關重要。新興經濟體最近在縮小政府規模和鼓勵私營部門發展方面已取得進展，但過度監管與監管不足，以及産權保護不足等方面的問題仍然制約着經濟長期增長。大多數增速較高的低收入國家都面臨着由于基礎設施不足而導緻經濟增速放緩的風險。這些基礎設施包括交通、運輸、通信和電力等。
新興經濟體中導緻經濟增長周期性放緩的因素主要是宏觀經濟因素，主要包括過度抑制通脹引發經濟衰退的風險，過度實行金融開放和金融自由化引發金融不穩定造成經濟低迷的風險等。特别是巴西和俄羅斯等國滞脹的存在，以及中國等國家正處于快速金融開放和金融自由化過程中，這些因素顯得尤其重要。
區域貿易談判取得進展，但其全球影響仍存争議
2015年10月，12國達成跨太平洋夥伴關系（TPP）協議。該協議将建立一個出口占全球23%、進口占全球28%的巨型自由貿易區。該協議的達成是區域貿易談判的一個重大進展，是國際經貿規則設定中的一個重要事件。其重要性主要體現在TPP的目标是建立一個開放性的、高水平和高标準的區域一體化安排。當然，TPP協議的達成是美國主導的。
對TPP的影響到底有多大還存在一些争議。第一，TPP不會在短時間内生效。TPP協議需要經過12個成員國中至少6個國家的議會批準，且批準協議國家的GDP之和要大于12國GDP的85%才能生效。美國一家的GDP大約占12國的60%，故關鍵在于美國國會是否批準該協議。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預計，按照美國國會的審議程序，美國國會最早審議TPP的時間是2016年2月，TPP最早生效時間是2017年。第二，TPP是各成員國利益交換與妥協的結果，比如某些産品規定了25-30年的降稅過渡期。第三，TPP在進行貿易創造的同時，也将轉移貿易，尤其是将中國這樣的貿易大國排除在外，很可能産生較大的貿易轉移，從而在總體上降低TPP成員的福利。第四，現有的模型還難以計算出非邊境措施帶來的經濟後果。
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已見谷底
2015年大宗商品價格下跌的主要原因包括：世界經濟增長率下滑，需求減緩；美元走強，以美元計價的油價自然變低；能源市場結構轉型，包括需求結構和供給結構均在轉型。在需求結構方面，各國對環保的重視導緻各國采取更多地使用非化石能源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等方法推動增長。這些均會降低石油需求的收入彈性，即1個單位的全球收入增長帶來的能源需求降低。OECD國家實際上已經實現了負的能源需求收入彈性，即其收入增長不僅不帶來原油需求增加，反而減少原油需求。在供給結構方面，伊朗重新進入國際石油市場，增大了石油供給。
上述導緻大宗商品價格下跌的因素在2016年将繼續發揮作用，大宗商品價格将繼續在低位徘徊。同時，由于價格過低将導緻投資開采量減少，供給的自動調整會實現大宗商品價格的總體穩定和上升。另外，俄羅斯、伊朗和委内瑞拉等主要産油國之間的博弈，也将使各國不會主動減産以提高價格。當然，也不排除金融市場不穩定和地緣政治變化引發的大宗商品劇烈波動。總體來說，2016年大宗商品價格會在低位徘徊後緩慢上升。
競争性的彙率政策成為隐憂
主要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均面臨潛在增長率下降和總需求不足并存的現象。潛在增長率下降主要是勞動參與率下降、教育水平增長放慢、創新體制不健全和創新能力不足等長期因素引起的。改善這些長期因素需要較長的時間，短時期内無法通過改善長期因素來提高經濟增長率。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成為應對經濟下行的首選。其中财政政策在金融危機後的經濟刺激中産生了較大影響，其作用也被重新認識。
但是，由于财政政策的實施受到各國财政能力的制約，同時也受政府債務累積可能引發債務危機的制約，很大一部分國家或經濟體轉而采取比較嚴格的财政紀律，刺激經濟主要依靠寬松貨币政策。然而，寬松貨币政策對刺激經濟的效果不明顯，反而更容易引發金融市場動蕩。為此，尋求其他宏觀經濟管理工具來防止經濟下滑和刺激經濟将逐漸成為部分國家的政策選擇。在出口負增長的背景下，出口部門受到損失将成為一個較大的問題，改善出口部門的呼聲也将逐漸放大。為了促進出口和總需求，貨币貶值将成為越來越重要的備選工具。一國的競争性貨币貶值很有可能引發以鄰為壑的貨币競争，從而帶來全球外彙市場甚至整個金融體系的動蕩。
内外經濟政策高度政治化
經濟政策的政治化在某些情況下有利于經濟問題的解決。一旦經濟問題被列入政治議程，而且解決方案被強大的政治意志和政治力量所推動，則有助于超越相關部門或者集團利益，打破過去的制度僵局，形成有利于解決問題的政治環境，使經濟問題得到有效解決。但在當前的世界經濟中，内外政策高度政治化更多的是在阻礙經濟改革，無法形成有效解決問題的經濟政策。
當前國際經濟政策政治化的危害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可能引起貿易保護主義以及競争性的貨币政策和彙率政策；二是無法推動國際貿易多邊談判，無法對國際金融體系進行有效改革，難以形成有效地解決重債國債務問題以及全球債務水平高企問題的方案；三是排他性的區域經濟協定在新一輪國際經濟規則重塑中形成新的壁壘。
國内經濟政策也越來越具有政治化的傾向。任何政府均有追求高增長的驅動力，這是因為他們要兌現競選中或者上任前的承諾；他們要促進更多的就業以維持社會和諧；他們要獲得更多的稅收資源以便解決額外的問題；他們還因恐懼通貨緊縮而追求經濟增長。但是，政府在推動經濟增長的過程中将受到較大的制約。在短期的宏觀經濟政策中，貨币政策的獨立性相對較高，但财政政策則容易受到各種利益的制約；長期的、有助于提高潛在增長率的政策，如促進競争、推動創新和制度變革等結構改革措施将使一部分既得利益者利益受損而受到利益集團阻礙。面對各種制約，政治領導人或者無力推動政策出台，或者不願推動政策出台。正如前盧森堡首相容克所說：“我們都知道該做什麼，但不知道做了以後能否獲得連任。”正是這些經濟政策的政治化傾向，在阻礙世界經濟的強勁複蘇和世界經濟問題的有效解決。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