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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需要什麼樣的供給側改革

時間:2024-10-27 09:29:33


    ——專訪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克爾·斯賓塞教授目前,中國經濟正在逐漸轉向内需拉動,外需不振使得經濟轉型更為迫切,要重新選擇增長引擎。供給側改革如國有企業改革、金融體系改革、鋼鐵煤炭行業去産能等措施應加快推進

□中國經濟報告記者馬玉榮吳思

2016年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全面啟動,五大任務是“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闆”。如何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經濟發展和結構轉型成為“2016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的焦點。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紐約大學教授邁克爾·斯賓塞在此次論壇上表示,供給側改革和需求端管理密不可分。放眼未來5到10年,可能的重大改革都集中在供給側,尤其是在中國,隻有這樣才能夠實現經濟增長目标。

随後,《中國經濟報告》記者對邁克爾·斯賓塞作了深入專訪。他表示,轉型中的中國要重新選擇增長引擎,現在中國經濟正在逐漸轉向内需拉動,而外需不振使得轉型更為迫切。供給側改革如國有企業改革、金融體系改革、鋼鐵煤炭行業去産能等措施應加快推進。

經濟下行與結構失衡

中國經濟報告:今年4月份,國際貨币基金組織(IMF)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指出,全球經濟增長仍在繼續,但增速十分緩慢,世界經濟面臨的下行風險上升。你如何看待目前全球經濟形勢?

邁克爾·斯賓塞:世界經濟發展确實緩慢且還有下降趨勢。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世界總需求下降,目前,在很大程度上需求制約了增長。一方面,大量的債務堆積,使得收入增速滞後于債務增速,債務杠杆的上升對總需求形成了極大的制約;另一方面,從分配上來說,世界上大部分地區不平等的加劇也減少了需求。因此,一些國家正在通過多種結構性改革來挖掘最大的增長潛力。

中國經濟報告:全球債務失衡的問題究竟有多嚴重?

邁克爾·斯賓塞: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财政緊縮和資産負債表的修複一直是各國經濟複蘇的口号。然而,時至今日,債務越來越多,使得全球經濟增長前景堪憂。

麥肯錫全球研究所的一項危機後的債務趨勢研究表明,2008年至今,全球債務總額增加了約60萬億美元,即全球生産總值的75%。例如,目前中國的債務比2007年擴大了4倍,并且其債務占GDP的比率高達282%,高于包括美國在内的許多主要經濟體。

中國經濟報告:如何評估債務增長風險?

邁克爾·斯賓塞:通過債務增長拉動總需求,但無法實現潛在的經濟增長,這是一條危險的道路。要評估債務風險,必須考慮以下幾個因素。

首先,必須考慮跨部門(家庭、政府、非金融企業和金融部門)的債務構成。畢竟,這些部門的債務問題對經濟的影響有很大不同。過多的家庭債務極其危險,因為資産(主要是房地産)價格下降的沖擊會降低消費,從而,削弱經濟增長、就業和投資,從這樣的沖擊中恢複将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其次,名義增長率(實際增長率)加通貨膨脹率也是需要考慮的因素之一。如今,房價的增長已被減弱,甚至可能會放緩,而大部分國家或地區的通脹率低于目标,一些經濟體面臨通縮風險。在低增長的環境下,某些形式的違約概率會大幅上升。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債權人還是債務人,沒有人會赢。

評估債務增長風險的第三個關鍵因素是貨币政策和利率。雖然沒有人能确切知道後危機時代什麼才是“正常”的利率環境,但至少不應該像現在這樣,許多國家仍處于接近零利率的水平,還有一些國家甚至是負利率。我們知道,如果一國采用積極寬松的貨币政策,高額并不斷上升的債務還可能維持下去。但不幸的是,不可能無限寬松,零利率或負利率都隻是暫時的過渡性措施,不能認為經濟已經企穩而中斷促進長期增長的改革。

最後一個因素,也可以說是最重要的因素,化解債務風險必然要承受經濟下滑的陣痛。不斷增加債務以維持居民部門和政府部門的消費、投資,顯然是一種不可持續的增長模式。中國應尤其注意這個問題。

中國經濟報告:如何評價目前中國的債務風險?中國應如何通過改革來防控金融風險?

邁克爾·斯賓塞: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擴大債務是不可持續的。畢竟,過高的債務水平會增加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對經濟造成負面沖擊。但要客觀評價中國的債務風險。

很多國家的政府會擴大債務以刺激公共和私人消費。如果過度使用這一方法,實際上是提前消費了未來的需求,這顯然是不可持續的。但如果作為一種過渡性措施,應對短期需求急劇下降的沖擊,幫助經濟實現企穩,擴大債務是沒有問題的。而且,中國作為一個高速增長的經濟體,隻要債務資金投向高收益部門或形成更多的資産,較高水平的債務并不是問題。主權債務則可以看作是未來增長的增量。

值得欣慰的是,中國大部門債務都用做了投資,所形成的資産将促進未來的經濟增長。但問題是,2008年危機後中國釋放的信貸大多數進入了房地産和重工業部門,這些部門的投資回報率是負的。

因此,中國所謂債務問題的本質其實是投資問題。為解決這一問題,中國必須改革其金融體系和投資模式,特别是改革政府對國有銀行的隐性擔保,避免風險定價失真,減少低效和負回報率的投資。

當然,一些發達國家也沒能投資于高收益部門,但其原因與中國不同:預算緊縮和債務積壓導緻投資減少。這雖然會降低負債率,但也使得經濟增長放緩并陷入通縮。所以,為了刺激增長和就業,這些國家必須密切關注債務問題。如果債務是為促進增長的投融資,這是沒問題的,但如果為拉動短期需求而借債,将面臨高風險。這些問題并不是老生常談。投資回報率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并且因國家而異,因此,很有可能将債務投向錯誤的部門。比如,在長期低利率和短期需求不足的國家,由于公共投資可能會對私人投資形成擠出效應,這些國家可能會采取财政緊縮的措施。但實際上,正确的公共投資會刺激更多的私人投資。如何識别好的投資,應在探讨債務問題時予以關注。

中國在進行改革以防控金融風險方面,應認識到美國的金融危機源于金融部門利用信息不對稱獲取壟斷利益和過于寬松的監管。因此,金融部門的改革應該強調降低這兩方面的風險,以防止債務過度累積。即使允許家庭部門使用抵押貸款購買房地産,也應該嚴格限定其範圍。中國需要深化金融部門的資産管理,從而,有利于個人和機構進行理性投資并控制風險。

供給側改革和需求端管理

中國經濟報告:你如何看待中國的供給側改革措施?“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杆”是否會減緩中國經濟增速?

邁克爾·斯賓塞:中國供給側改革的政策方向是正确的。實際上,即使對一個非常成功的中等收入轉型期的國家而言,6%-7%左右的增速是健康的。如果以10年為周期來觀察一些國家的經濟發展情況,各國的情況都不一樣,中等收入國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過程很複雜。當前,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和水平是沒問題的,而期望中國經濟一直保持9%或10%的增速很不現實。

中國經濟報告:你對中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哪些建議?

邁克爾·斯賓塞:首先,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市場在不斷地自我運行,從産生價值,到投入資金,再到投資形成人力資本、知識和技術,這是一個自發的過程。所以,政府需要明确政府和市場的邊界。

第二,供給側改革的本質是提高資源分配效率,疏通那些阻礙資源有效分配的環節。舉例來說,中國有許多私人創業的企業,這些創業企業需要大量資金,但當前的金融體系并不願意将資金配置給這些企業。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供給側改革的一個重要維度是改革金融體系,增強市場導向,以确保所有的企業都能獲得資金維持經營,而不是隻偏向于國有企業。這樣可以避免無效投資,并減少政府的直接幹預,有利于避免包括國有企業和房地産開發商在内的企業部門的超額債務。

第三,為了解決市場失靈問題,中國需要改革監管框架。尤其是在信息不對稱的領域,中國需要更強有力的消費者保護、更完善的食品加工與種植監管、更公開透明的金融監管等等。因此,中國政府需要加強制度建設,通過完善制度,可以提高生産效率和産能。

上述幾個方面都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該推進的,也是改革的關鍵所在。當然,我認為中國已經在行動了。在未來,改革的時間點及其階段性成果十分關鍵。

中國經濟報告:供給學派的核心觀點之一就是大規模減稅,你如何看中國的減稅和财政赤字?

邁克爾·斯賓塞:政府增加少許預算赤字來支撐需求是可以的。當然,這種刺激經濟增長的做法是否長期可持續,還有待觀察。我認為這些預算應該更多瞄準必要的公共投資和有價值的社會服務(如教育、健康等)。

房地産稅對地方政府增加收入來償付債務,以及進行基礎設施建設至關重要。這一點對于正在推進的大規模城鎮化意義重大。

中國經濟報告:中國目前在重點推進供給側改革,應如何處理好供給側和需求端關系,以更好地促進中國經濟發展?

邁克爾·斯賓塞:我認為供給側和需求側同樣重要。供給側的改革是非常重要的,比如,中國現在要改革國有企業、改革金融體系、在鋼鐵煤炭等行業去産能等舉措還将繼續進行。

但對于全球經濟而言,最主要的問題是需求不足,這可能會在某種程度上拖累中國經濟,這是中國無法控制的。市場真正擔心的是中國經濟增速放緩是否成為長期趨勢。如果市場失去了信心,需求又不見增長的話,那麼增速放緩就會從短期變成長期趨勢。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不應該忽視需求側。當然,不僅僅要拉動總需求以應對經濟下行的沖擊,還要優化需求結構,否則供求方面也會扭曲。

因此,中國在推進供給側改革的同時需要管理總需求。但按照通常刺激經濟的做法,可能會存在一定風險,因為中國當前面臨過度投資和投資低效的問題。因此,中國在需求側和宏觀政策上需要相當謹慎。投資作為供給和需求的結合點,一方面可以創造新的需求;另一方面又可以重塑供給結構。無論是公共部門還是私營部門,在公共服務、社會保障、基礎設施、人力資本、科學技術等方面的投資都還遠遠不夠,要提高投資效率和投資回報率,才能從長期促進經濟增長。

中國經濟報告:你曾表示,中國未來10年的重大改革都将發生在供給側,其他國家有什麼經驗可以讓中國借鑒嗎?

邁克爾·斯賓塞:很多國家都面臨創新的問題。一些政府已經采取行動支持創業與創新。要知道,創新的源泉多種多樣。對人力資本以及基礎研究的巨額投資(通過獎勵和競争的方式)正在并将繼續起作用。減少科研機構、風險資本和企業之間的壁壘也很重要。這其中的困難很多,缺少有遠見的風險投資以及宜商的文化是關鍵。

中國經濟增長新引擎

中國經濟報告:你認為未來中國經濟發展中最需要重視的關鍵因素是什麼?

邁克爾·斯賓塞:最關鍵的一點是提高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培育購買力。隻有有了消費能力,供給側才會出現大量好的創新點。如果家庭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和消費占總需求的比重得不到提高,供給側服務業和制造業的增長将持續不足。比如,人們經常購買的家電、汽車、各種各樣的電子設備以及住房,有購買力的家庭是很重要的基礎。

在這個基礎上,各個領域都可以創新。換言之,從經濟增長的角度來看,創新是最關鍵的因素。中國有大量的創業企業,它們可以生産大量滿足市場需求的新的産品,隻要中國擁有足夠規模的消費市場,這些企業在創新的同時也能夠推動生産力發展。同樣,技術對于物流、服務業等領域的影響也非常之大,有很多創新潛力可以挖掘。因此,創新是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

中國經濟報告:從需求角度出發,在推進結構轉型過程中,出口、投資和消費在國民經濟中将分别扮演何種角色?

邁克爾·斯賓塞:轉型中的中國,要重新選擇增長引擎。現在中國經濟正在逐漸轉向内需拉動,而外需不振使得轉型更為迫切。如果看其他幾個轉型國家,比如韓國,隻要國内消費增長足夠快,那麼就可以比較平穩地将增長動力從出口轉到消費,這樣,出口下降就不會導緻經濟大幅放緩。

中國的情況也是如此,出口仍然是經濟增長的重要組成部分,但要提高中國出口企業在産業鍊中的地位,提高出口産品的附加值。同時,國内消費将在經濟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很多原本用于出口的商品最終将在國内被消費。另外,投資也仍然是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推動力,但和出口一樣,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快速增長,中國不可能一直依賴政府主導的投資增長模式。

中國經濟報告:在經濟新常态背景下,中國新的增長點在哪?

邁克爾·斯賓塞:我覺得各個部門的增長點很多,即使外部需求相對疲軟,中國國内市場仍然強勁,經濟依然保持着較快增長。

從要素市場看,人是最有創造力、最有生産力的生産要素。随着數字技術的發展,必然會降低對要素流動性的需求,很多環節可以在互聯網上完成,促進效率的提高。比如,智能制造和機器人技術,我們通過機器人的自我學習能力,可以進一步加強人工智能、3D打印技術的發展,這兩者之間的結合會改變制造業的發展模式,減少更多的勞動力,甚至改變整個經濟的組織和運行方式。

現在,在很多國家可以看到這種結構性變化,中國的經濟相對來說還是比較靈活的,一個很重要的優勢是勞動力成本。因此,我相信中國可以很快适應這種變化,促進生産力的大幅提高。歐洲的勞動力市場太僵化,一談到結構性改革就意味着高額的勞動力處置成本,根本沒有辦法像中國這樣進行很快的調整。所以,我想中國應該積極推動智能制造的發展,這在中國沒有太大的障礙。

“一帶一路”與G20峰會

中國經濟報告:你如何評價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這種新型國際合作模式?

邁克爾·斯賓塞:“一帶一路”和亞投行對東南亞、中亞、中歐和東非的發展均有積極影響。如果“一帶一路”和亞投行能夠成功地将儲蓄引導至必需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并促進發展,這對全球經濟有好處。

中國經濟報告:2016年中國即将舉辦G20峰會,中國面臨怎樣的機遇?

邁克爾·斯賓塞:作為今年G20峰會的主辦國,中國可以影響會議議程。中國之前的強勁經濟增長和目前外向型組織發起者的角色,也使中國獲得了相應的信譽。一直以來,要在G20峰會上落實任何事情都很難,不過中國可以幫助全球經濟朝着更加平衡、高效的增長模式和戰略方向前行。

中國必須改革其金融體系和投資模式,特别是改革政府對國有銀行的隐性擔保,避免風險定價失真,減少低效和負回報率的投資

當前,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和水平是沒問題的,而期望中國經濟一直保持9%或10%的增速很不現實

(劉映月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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