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國迎來改革開放的“不惑之年”。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使社會主義中國的面貌發生了曆史性變化。改革開放的40年，也是當代中國企業家從誕生到成長的40年。40年來，一支具有較高政治素質，較強政治判斷能力，以及市場應變能力和協調管理能力，埋頭苦幹，敬業奉獻的企業家隊伍正在不斷茁壯成長，這是中國企業改革發展重大成就和最寶貴的财富。今天，我們開辟這個專欄，從一塊塊曆史的碎片中尋找當代企業家成長的烙印。溫故而知新，激勵中國企業家在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之路上策馬前行。
1989捐産和“傻子”入獄
1989年1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同心同德艱苦奮鬥——1989年元旦獻詞》，《元旦獻詞》裡寫道：“1988年，我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嚴重問題。最突出的就是經濟生活中明顯的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幅度過大，黨政機關和社會上的某些消極腐敗現象也使人觸目驚心。這一年的秋天，針對前進中遇到的新問題，我們黨召開了十三屆三中全會，确定了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導方針。中國的航船正迎着風浪，向着既定的目标前進！”
針對在改革的第十年遇到的嚴重困難和問題，當時，全國上上下下、黨内黨外絕大多數人缺乏足夠的思想準備，一時間議論紛紛。經濟局勢發生了動蕩，針對改革政策的質疑也從四面八方射來。便是在這種思潮的影響下，針對公司的整頓運動開始了。
1989年8月11日，國務院舉行第四十五次常務會議，讨論進一步清理整頓公司的問題。會議指出：自1988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清理整頓公司的決定以來，清理整頓公司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還遠沒有取得預期效果。會議認為：必須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進一步把清理整頓公司的工作抓緊、抓好、抓到底。這既是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又是堅決懲治腐敗、振奮黨心民心的一項重要措施；不僅是經濟領域的問題，而且是全國上下十分關心的政治問題。會議要求：在清理整頓工作中，中央國家機關要首先帶頭做好，作出表率。各部門、各地區要按照中共中央、國務院總的要求，結合自己的實際情況，采取具體、明确、切實有效的措施，認真負責地進行。8月15日，國家審計署審計長呂培儉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公布對中國康華發展總公司、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光大實業公司、中國工商經濟開發公司和中國農村信托投資公司的審計結果。8月1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關于進一步清理整頓公司的決定》。8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關于貪污受賄投機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須在限期内自首坦白的通告》。8月19日，監察部發布《關于有貪污賄賂行為的國家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必須在限期内主動交代問題的通告》。
來自政治和經濟上的雙重壓力，使很多私營老闆産生極大的恐慌心。
為了避免遭到更大的沖擊，一些人主動地把工廠交給了“集體”。王廷江是山東臨沂市沈泉莊的一個私人白瓷廠廠長，9月，他突然宣布把千辛萬苦積攢下來的家業——價值420萬元的白瓷廠和180萬元的資金無償捐獻給村集體，同時，他遞交了一份入黨申請書。在捐獻财産的兩個月後，他當上了村委會主任，接着又當選全國勞動模範和十屆全國人大代表。跟王廷江很相似的還有江蘇宜興一位27歲的電纜廠廠長蔣錫培，他也把自己投資180萬元的工廠所有權送給了集體，由此獲得了“集體所有制”企業的“紅帽子”。在這一年，把工廠捐掉的還有後來靠造汽車出名的李書福，他當時在台州建了一家名叫“北極花”的冰箱廠，它當然是一個沒有出生證的非定點廠，就在杭州對非定點冰箱廠一片喊打聲中，他慌忙把工廠捐給當地鄉政府，然後帶上一筆錢去深圳一所大學讀書去了。蔣錫培在捐産後當選為全國勞模和全國人大代表，他在2002年通過回購股權，又成為企業的資産所有者，據估算當時他的資産已超過10億元。
關于吉利汽車的曆史起源這個問題，大多數人都認為1986年李書福創辦“北極花冰箱廠”才是吉利汽車産生的源頭
年廣九在炒傻子瓜子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即将召開之時，大地回春，年廣久的炒瓜子小作坊已經發展到100多人的“大工廠”，紅極一時。1983年底，有人把年廣久雇工的問題反映到上面，于是，年廣久是資本家複辟，是剝削的說法開始傳播起來，安徽省委派專人到蕪湖調查年廣久，并寫了一個報告上報中央，驚動了鄧小平。1984年10月22日，鄧小平指出：“我的意思是放兩年再看，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麼？傷害了社會主義了嗎？”
1986年春節前，傻子瓜子公司在全國率先搞起有獎銷售，并以一輛上海牌轎車作為頭等獎，3個月實現利潤100萬元，但好景不長，中央下文停止一切有獎銷售活動，讓年廣久的銷售計劃大亂，公司血本無歸。
1989年9月25日，“傻子”年廣久終沒能逃脫第二次牢獄之災，這個大字不識、賬本都看不明白的文盲，因貪污、挪用公款罪被捕入獄，“傻子瓜子”公司關門歇業。兩年前，這個全國聞名的“傻子”跟蕪湖郊區政府聯營辦了一個瓜子廠，他看不懂按會計制度制作的規範賬目，于是企業裡的财務自然是一本糊塗賬，他抗辯說：“我知道進來多少錢，出去多少錢就行了。”
1984年，海爾的前身青島電冰箱總廠他的案子拖了兩年，最終認定他雖然賬目不清，卻并不構成貪污和挪用，不過，法院最終還是以流氓罪判處他有期徒刑兩年。有意思的是，到了1992年，鄧小平在南巡的一次談話中，突然又說起了這個“傻子”，一個多月後，年廣久就被無罪釋放回家。
作為早期改革的标本人物，年廣久在1989年的遭遇并非偶然事件。
1990海爾的故事
早在1984年，張瑞敏初任海爾的前身——青島電冰箱總廠的廠長時，就明确地提出了創造名牌的目标。
據海爾一位老員工回憶，1984年，冰箱的需求量比供應量大得多，海爾生産出來的任何産品，甚至不合格的冰箱都能輕松地賣掉。1985年4月，張瑞敏收到了一封用戶的投訴書，說買的海爾冰箱質量有問題，張瑞敏到了倉庫，把庫存的400多台冰箱，全都做了檢查，發現有76台不合格。張瑞敏很惱火，找來檢查部門的人，問這批冰箱怎麼辦？當時，員工家裡邊都沒有冰箱。有人說既然已經這樣，就内部處理了算了。張瑞敏說，如果這樣的話，就是允許再生産這樣的冰箱。後來，海爾搞了兩個大展室，展覽了劣質零部件和76台劣質冰箱，讓全廠職工都來參觀。參觀完以後，張瑞敏把生産這些冰箱的責任者留下，他拿着一把大錘，照着一台冰箱就砸了過去，把這台冰箱砸得稀吧爛，然後把大錘交給責任者，把76台冰箱全都銷毀了。
當時在場的人都流淚了。雖然一台冰箱當時賣800多元錢，但每人每個月的工資才40多塊錢，一台冰箱是很多人兩年的工資。砸了冰箱以後張瑞敏說，“這些冰箱的責任在我，因為我沒有使全員的質量意識得到提高。”他自己罰了自己一個月的工資。副廠長楊綿綿(現在海爾的總裁)罰了百分之八十工資。張瑞敏說：從現在開始，我們要确立質量方面的一種理念——有缺陷的産品就是廢品。以後我們的産品不能再分一、二、三等品、等外品了，産品就隻有合格、不合格之分。市場隻有合格品，非合格品就不能進入市場，要再進入市場，就追究生産者的責任。以後誰生産了這樣的冰箱，誰負責。
後來很多人談論這件事時，都很佩服張瑞敏狠抓質量的決心，但卻沒有意識到他在塑造品牌中的智慧。單純從物質效應來說，砸冰箱對企業肯定是一筆損失，但砸了以後，一方面給職工以強烈的質量意識，一方面是在向消費者承諾：海爾對質量問題是一絲不苟的。那時，海爾就明确了樹立品牌的目标，這是公司的超人之處。
到了1988年9月該廠冰箱首次獲得“國優金獎”，1990年被中國質量管理協會、國家技術監督局“國家質量管理獎”，1991年被消費者投票選為“中國十大品牌”之一。1995年，張瑞敏榮獲“中國經營大師”稱号，榮獲亞洲周刊“1997年度企業家大獎”，1998年3月應哈佛大學邀請在商學院授課，1999年12月入選英國《金融時報》“30位世界最受尊敬商界領導人”，2000年5月就任海爾集團公司首席執行官(CEO)，2001年8月美國《福布斯》2002年8月6日封面刊登張瑞敏頭像，2001年9月中國國家質量管理獎勵工作委員會授予其“全國質量最優秀獎”。
1990年，東京秋風正勁，“第6次中日企業管理經驗交流會”在這裡舉行。日本的企業管理，連歐美發達國家都不得不歎服，所以在這種會上，中國人仿佛就該隻帶着耳朵來。但輪到張瑞敏發言，他的關于“海爾管理”的故事，使日本同行們耳目一新。
張瑞敏講了這樣一個故事，還是在海爾創業初期，有一位叫王俊成的女工有病堅持上班，檢查出是胃癌，最後去世了。她給家裡人說的最後一句話是：去世後，在去殡儀館的路上，再在廠門口停一下，讓她再最後看一眼自己心愛的工廠，讓她的心魂再一次依傍着廠裡的領導和同事！去世時她才二十四五歲。這在當時對海爾人沖擊力量是最大的。東京大學兩個教授在會後請張瑞敏吃飯時對他說：就因為這個故事，我就認為，海爾早晚有一天會成為日本的本田。他說本田一開始也和海爾一樣是個街道工廠，本田能從摩托車修理走到現在靠的就是這種精神，我認為海爾這種精神是最可怕的、最可敬的。
1990年起，張瑞敏引領海爾走出國門，以創海爾品牌為導向，實施本土化策略，先後在歐美、亞非等國家和地區創建了13家海外工廠和4.8萬個營銷網點。
2000年，中國著名電影導演吳天明第一次走進海爾，深深被海爾的企業文化打動。這裡是一片淨土，一切都是積極向上的。更令他震撼的是張瑞敏的人格魅力。除了看書和工作，張瑞敏沒有任何愛好，他一手把瀕臨倒閉的集體小廠變成家電王國。海爾砸冰箱，砸醒了質量意識，砸的是人的觀念。
當時，很多企業花錢找到吳天明給自己拍電影，吳天明都不願意拍。而當吳天明向張瑞敏談起了自己的拍攝計劃，卻被簡簡單單的一句“還是低頭幹事的好”婉拒了。然而，被海爾精神打動的吳天明，還是用兩年時間在此體驗生活，參觀了十幾個海爾工廠，查閱了大量資料。吳天明第十次修改劇本後，張瑞敏答應了他的拍攝計劃：“如果這部影片能對中國民族企業走向世界起到鼓舞作用，就拍吧！”對于張瑞敏來說，吳天明懂自己，懂海爾的自強不息、拼搏不止的精神。
影片播出後的很多年裡，很多中國企業、高校将它作為教學片，還有日本企業也在學習這部電影。那些日本人說：“我們看到這些電影，看到我們自己身上曾經擁有的精神，為什麼現在我們沒有了這些精神！”中國電影基金會理事長張丕民說，《首席執行官》讓企業家精神在熒幕上發光。
牟其中重歸自由，成為坊間的熱點。有人視之為教訓，有人尊其為楷模，更有不少人希望他能像褚時健一樣東山再起——據說牟其中已開始籌備恢複南德試驗1991牟其中罐頭換飛機
牟其中出生于四川省萬縣市——一個瀕臨長江的中等城市。曾經曆過四年牢獄生活。1980年，恢複自由的牟其中開始做生意。1988年通過牟其中和全體員工的努力，他帶領員工走出四川盆地，來到風光秀麗的海南島，創立了南德經濟集團。不久，又把總部遷入深圳、天津等地，最終闖進了北京城，成為全國知名的大企業之一。1991年，牟其中做了一件震驚海内外的事情。他一下子買了4架嶄新的俄羅斯産中型客機。起初誰也不相信牟其中能做這麼大的買賣。直到1991年底，第一架能載164人的圖—154客機飛抵成都的雙流機場，并交付給牟其中的南德集團時，人們才不得不承認這個事實。根據1991年中期，南德、川航與蘇聯方面達成協議，牟其中把飛機轉手賣給了四川航空公司，成了中國最大的“倒爺”。更令人們驚訝的是，中方用價值4億元人民币的500車皮日用小商品換購四架蘇制圖-154飛機。圖—154客機比美國的同類飛機便宜2/3，雙向交換産品總價值4.2億法郎。這筆買賣成為中俄民間貿易史上最大的一宗易貨貿易。牟其中做成這筆買賣的秘訣是：他知道俄羅斯有飛機賣不出去，又迫切需要中國的輕工業産品，而中國有大量的輕工業産品和食品積壓在倉庫裡，國内航空公司卻缺少飛機，牟其中就利用這些條件“組裝”出了一個物物交換的市場。人們常說一個主意值萬金。牟其中的這個創舉為随後中俄易貨貿易的飛速發展開了先河。這筆貿易經媒體報道後，牟其中頓時成為全國熱點人物，他自稱從中賺了8000萬到1個億。
有專家評論，牟其中在1991年前後的冒險成功，不是一個偶然的事件。在經曆了13年的改革之後，計劃體制已經在内外交困中面臨逐漸瓦解的邊緣，缺乏市場開拓能力而造成貨物積壓仍然是困擾很多國營企業的最大難題，這無疑給很多像牟其中這樣的大小倒爺提供了巨大的運營空間。通過創新的方式在流通環節中獲取利益，成為這些冒險家屢試不爽的緻富手段。不過，由于缺乏規範的資本工具和遊戲規則，這些經營活動便往往非常的傳奇和詭異，也充滿了種種的不确定性。
1992東風吹來滿眼春
“1992年，又是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寫下詩篇……”1992年，鄧小平再次南行，這次事先沒有張揚的南行，是鄧小平的最後一次南行。東風吹來滿眼春。在這次南行過程中，小平同志的“談話”回答了關于改革開放的一系列重大問題，确認了市場經濟在社會主義體制中的地位、也進一步堅定了改革的步伐，并對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有着極其重要的指導意義。
這次南行對随後十多年來的中國社會産生了巨大的影響，也必将繼續影響中國在新世紀的發展。“要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關鍵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隻能是死路一條。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這是鄧小平在南行時說的非常有力的一句話。小平同志的這一番話是針對當下錯綜複雜的國内外形勢，針對人們對社會主義和改革開放的懷疑、對基本路線的動搖而講的。也正是這一番話，進一步端正了改革開放的航向，使航船向既定的目标前進。
站在珠海的粵海大廈的旋轉餐廳，飽覽珠海和澳門的景色，鄧小平情緒高昂，心情愉悅，他說道：“在這短短的十幾年内，我們國家發展得這麼快，使人民高興，世界矚目，這就足以證明三中全會以來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确性，誰想變也變不了。說過去說過來，就是一句話，堅持這個路線、方針、政策不變。”
“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于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深圳的重要經驗就是敢闖。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幹不出新的事業。”鄧小平站在深圳大橋橋頭，踩得踏實，看得踏實，說得也很踏實。
在小平同志的“談話”的背景下，改革開放後的第二代企業家開始誕生，這些由體制内轉向體制外的社會的主流精英階層，他們是中國現代企業制度的試水者，是中國最早具有清晰明确的股東意識的企業家代表。他們自稱是92派的企業家。
陳東升是“92派”代表人物，現在他是1992年從體制内向體制外移動的那一批人中最成功的一位。1992年，他第一個向中國人民銀行非金融管理司提交創辦人壽保險公司的申請，1993年陳東升創辦了嘉德拍賣，1996年又創辦了泰康人壽。在談到為什麼選擇1992、1993年間去創辦企業的原因時，陳東升說道：有三個很重要的因素。第一個因素是國際政治環境。在1980年代，參與中國經濟改革的那一批年輕的社會精英都在探讨體制問題、借鑒國際的經驗等等。1990年代初，這批精英開始分化，尋找出路，其中一部分人選擇了從事商業。1991年蘇聯解體，接着東歐劇變，在《參考消息》上我們經常會看到說，東歐國家原來的部長在地鐵口擺報攤。正是這些事件加速了群體的分化：經商，從政，到海外，做學問，或者幹脆無聲無息，做了老百姓。第二個因素是鄧小平南巡。這是這個群體分化的基礎，鄧小平南巡講話是強大的助推劑。第三個因素是1992年出台了兩個重要文件——《有限責任公司暫行管理條例》和《股份有限公司暫行條例》。這兩個文件出台後，真正的中國現代企業才出現。在之前沒有股份公司，隻有國有企業、鄉鎮企業、外資企業、個體工商戶這四種企業類型。真正最核心的公有制的主體形式以及混合各種所有制形式的企業形式——股份公司——到1992年才開始出現。我認為，這兩個文件在中國曆史上的地位相當于1978年關于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文件，隻不過是因為各種因素，沒有被大家關注。這兩個文件掀開了中國企業進步的革命性的篇章，真正地影響了中國企業。
在中國的國企收購改造讓黃鴻年被稱為“中國資本運作的第一導師”，其案例也被寫入衆多大學MBA教材1992年，黃鴻年年近50，新加坡籍企業家。
他是印尼著名華人财團金光集團董事長黃奕聰之次子。1960年12歲的黃被送回國就讀于北京26中，1966年畢業後，經受"文化大革命"洗禮，并到山西插隊作了一名知青。
黃鴻年20世紀70年代初出國後，協助其父經營家族産業。1980年代末，黃自立門戶，在港以中策公司為基地，伺機進入中國内地。1992年，中國經濟加速，機會來了。
從那時起，他在中國掀起的國企并購浪潮，讓中國企業界至今難忘。
中策公司開始大量收購國有企業，步驟大緻如下：投入資金與國企合資，通過增資上項目等方式取得合資企業的控股權，将股權納入海外控股公司名下，海外上市套現，實現滾動收購。兩年間，中策分别收購了太原雙喜輪胎公司（注入499.8萬美元）和杭州橡膠廠（注入1524.9萬美元），将股權納于在百慕大注冊的中國輪胎控股公司名下。而後以ADR方式增發新股，并在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共募資1037億美元。之後，又用所募資金收購了重慶、大連和銀川等地的3個橡膠廠，資産規模大增，這5家企業有3家是中國輪胎行業的9大定點廠。
用同樣方式，黃鴻年還殺入了中國啤酒行業。這些都是進口關稅較高的行業。黃鴻年最有名的是一攬子收購泉州全部37家國企，組建中僑公司。而在大連，中策公司與該市輕工業局協議收購了101家輕工企業。黃鴻年的戲法兒引來紛紛議論。贊成者稱：這種做法是國外金融資本的正常操作，至于轉賣股權，實際上是二次招商引資，有利于企業和當地經濟的發展。反對者說：此事雖合法卻不合理，黃購買兩家輪胎企業的控股權不過用了3000多萬美元，可收回的錢卻大大多于此數，都成了中策一家的盈利，這是典型的投機掙快錢，占了我們的便宜。現在，人們逐漸明白，這就是資本運作。香港《明報》出版社出版的《黃鴻年傳》如此評價他對中國内地企業的影響：“他……的運作手法，如今正被内地企業家廣為效仿。”
禹作敏憑借一己之力将大邱莊由一個遠近聞名的窮村改造成為盛極一時的中國“首富村”，在當時的影響力與“天下第一村”華西村不相上下1993落馬
上世紀90年代初期，鄉鎮企業“異軍突起”成為中國經濟最活躍的力量，大江南北湧現出無數草莽豪傑。1990年1月，在農業部的發起下，成立了中國鄉鎮企業協會，會長由農業部部長何康兼任，副會長兩人，分别是天津大邱莊的禹作敏和浙江萬向節總廠的魯冠球，這是農民企業家所能得到的最高的帶有“官方色彩”的職務，“禹北魯南”，一時輝映。
1974年，禹作敏擔任大邱莊大隊黨支部書記的重任。由于禹作敏決策正确，1981年後，大邱莊的工業企業飛速發展。1982年，建起印刷廠和電器廠。1983年，建立大邱莊農工商聯合總公司，并把建分廠的權力下放到各廠。此後，以冷軋帶鋼廠、高頻制管廠、印刷廠、電器廠為中心，每個工廠都以滾雪球的方式建起若幹個分廠。1987年，将4個總廠改為四大公司；1992年，又将四個工業公司改為堯舜、萬全、津美、津海四大集團公司。1992年，投資10億元，在村西北方建大邱莊百億元工業區，每年生産能力達100億元。是年底，大邱莊共有工業企業200餘家，從業人員12342人，固定資産總值150137萬元；利潤47344萬元，比1981年增長300倍；工業總産值402761萬元，比1981年增長835倍。1979年－1982年，連年被評為鄉、縣級優秀黨員。1983年，被評為天津市勞動模範，天津市優秀黨員。1985年－1987年，連年被評為天津市優秀黨員。1987年9月，被評為全國當代最佳農民企業家，并獲全國改革人才金杯獎。1988年，任全國第七屆政協委員。1989年，獲全國農業改革10年創新獎，并被國務院命名為全國勞動模範。1991年，被評為全國鄉鎮企業優秀企業家。1992年底，被《半月談》雜志評為92’中國十大新聞人物。那時侯，禹作敏一直春風得意。他領導的天津大邱莊由一個華北鹽堿地上的讨飯村變成全國最富有的村莊。在1992年的國家統計局《統計年鑒》上，大邱莊成為社會總産值、人均收入等多項經濟指标均高居第一位的中國“首富村”。
1992年12月,大邱莊萬全公司經理病故,查賬時發現其可能有貪污行為,于是大邱莊派四人審查該公司業務員危福和。危被非法拘禁,并于12月13日被人用暴力毆打緻死，死時全身創傷380處。事發之後,“老爺子”禹作敏決定包庇犯事者，他讓相關疑犯或連夜離開大邱莊，或躲藏起來，一切事宜都由他出面抵擋。1993年1月，檢察部門派出六名人員到大邱莊取證，不想卻被非法拘留13小時，其間還不給任何飲食。随後，當檢察院對四名疑犯發出拘傳令時,前來執行公務的公安幹警又被大邱莊設卡拒之門外。
事态由此惡化。2月18日淩晨,天津有關方面動用400名全副武裝的武警封鎖了通往大邱莊的所有通道,禹作敏命令全村一百多個工廠的工人全部罷工，上萬本村及外鄉的農民手持棍棒和鋼管把守小村的各個路口，與武警全面對峙，并聲稱“一旦警察進村，就要全力拼搏”。禹本人則以退為進，向外界宣布暫時辭職。如此一觸即發的緊張局勢，整整相持了三天三夜，禹作敏已經身陷法律的雷區而不能自拔。後經再三交涉,禹作敏才勉強同意武警人員進入這個“禹氏莊園”。警察對大邱莊進行了搜查，禹作敏作僞證說，疑犯已經全數外逃，而事實上，其中幾人一直藏在村裡。
1993年4月15日，中共天津市委辦公廳給靜海縣委書記崔士光發來明傳電報：“高德占同志于今日下午2時30分在一所一号（即迎賓館一号）邀禹作敏同志談話，請通知禹作敏同志，并請你一同參加”。老謀深算的禹作敏接到天津市委新書記要找他談話的電話後，經過反複考慮決定前往。到達後，公安人員出示了拘留證，禹作敏隻好束手就擒。
8月23日和24日，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對禹作敏和7名同案犯所犯罪行為進行公開審理，并于27日作出一審判決：根據禹作敏所犯罪行的事實和情節，以窩藏罪處有期徒刑六年，妨礙公務罪處有期徒刑三年，行賄罪處有期徒刑十年，剝奪政治權利二年，非法拘禁罪處有期徒刑三年，非法管制罪處有期徒刑三年，決定執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剝奪政治權利二年。
就在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對禹作敏等人進行公開審理的同一天，新華社播發題為《國法不容－－禹作敏犯罪事實》的長篇通訊。8月2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前車之鑒》的社論，文章要求：“全國人民一定要從大邱莊事件中吸取教訓，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人民的文化道德素養和法律意識。決不允許在黨内和人民政權内出現誰也管不了的‘土圍子’和‘土皇帝’”。
1994瘋狂的保健品和職業化企業家轉型
32歲的何伯權是一位營銷奇才，他的廣州樂百氏飲料公司創辦于1989年，生産調配型兒童果奶，經過幾年經營，樂百氏已經是當時國内同行的龍頭企業。
1994年，馬俊仁是中國家喻戶曉的人，馬俊仁手中有一個十分神奇的祖傳秘方吸引了何伯權的目光。1000萬，馬俊仁随口說出的價格，立即被何伯權接納了。随後，馬俊仁和他的神秘配方由警車護送，呼嘯而至，何伯權接過用紅綢蓋着的一紙配方後，當即将之送進中國人民銀行的保險庫。他随之宣布，由此配方研制而成的“生命核能”口服液将在兩個月後正式投放市場。
在數百家媒體的持續報道下，市場的胃口卻已經被這個神秘配方吊得老高了，各省經銷商紛紛要求代理“生命核能”，何伯權順勢提出“省級代理的獨家經銷權拍賣”。第一場在湖南，拍出50萬元，第二場在西安，拍到200萬元，第三場在江蘇就漲到240萬元了，一路水漲船高，幾個省市拍下來，樂百氏收進1700萬元，已經超過了支付給馬俊仁的配方費。“生命核能”一役，讓何伯權和樂百氏名聲大振，樂百氏成為國内品牌知名度最高的公司之一。把“三株口服液”刷到中國農村的每一面土牆——包括牲口圈和茅廁，更首創“讓專家說話，請患者見證”及“專家義診”的忽悠模式，此托兒手法日後傳遍大江南北1994年前後，中國商業的火山口，就在保健品和飲料食品領域，全中國最有野心的企業家們都亢奮地擁擠在那裡。在過去的4年裡，全國保健品生産企業從近百家增至3000餘家，平添30多倍，品種多達2.8萬種，年銷售額高達驚人的300億元，增長12倍。保健品産業成為全國發展最快、最引人注目的“黃金之地”。1993年，國内最大的保健品公司廣東太陽神的營業額達到了創紀錄的13億元，利潤高達3億元。在1994年神州大地上家喻戶曉的保健品企業有如下幾家：
——沈陽飛龍保健品公司。這家公司推銷的是據稱對男女腎虛有治療效果的飛龍延生護寶液，發展速度居全國醫藥行業之首。
——吳炳新和吳思偉父子以30萬元在濟南注冊成立了三株實業有限公司。他們生産的三株口服液号稱是高科技的生物制劑，主要成分為雙歧杆菌，長期服用對腸胃有保健作用。
——史玉柱在1994年夏天做出重大決策：将巨人集團的“二次創業”目标鎖定在保健品和藥品産業，宣布将斥資5億元，在一年内推出上百個新産品。
1994年的中國商業界，到處彌漫着三株、飛龍式的瘋狂和史玉柱式的激情的時候，1994年7月1日，醞釀已久的《公司法》正式頒布，中國的企業終于步入與國際慣例接軌的規範化管理時期，一種叫做“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新模式在國有企業中開始推行。它的核心内容就是要求廠長、經理們按照《公司法》來管理企業和建立新的管理制度。
1994年，海爾的張瑞敏則開始向職業化企業家轉型。這位好學而勤于思考的企業家對松下幸之助的管理哲學癡迷不已，他深谙制造業的利潤秘訣，“我們必須從過去的以量取勝轉變為以質取勝，在管理上下工夫是海爾獲得成功的出路”。他在一篇管理随筆中這樣寫道。在過去的幾年裡，他一直緻力于海爾生産的規範化，他從日本松下和豐田公司引進了很多管理模式。在1994年，他首次提出了“日清日高”這個新奇的管理名詞，日清指完成當日目标，但日清之後還有更高的目标，這就是日高。它的内涵是要求每一個工人和管理者學會管理自己的時間和目标。海爾的研究者們稱之為“OEC管理法”（OverallEveryControlandClear），意為全方位地對每天、每人、每事進行清理控制。在人才管理上，張瑞敏提出“人人是人才，賽馬不相馬”。正是在這種不懈的努力下，海爾成為當時國内管理水平最高的制造工廠之一。2月，為了紀念創業10周年，張瑞敏在激情中寫了一篇題為《海爾是海》的散文，它後來廣為流傳，并被銘刻成石。這是中國企業家第一次用清晰而富有戰略氣質的語言勾勒出了企業的管理哲學、公司使命與精神。他提出的“敬業報國，追求卓越”的企業精神在相當長的時期内成為諸多中國公司共持的理念。也是透過這些文字，人們看到，一代具有自主意識和強大生命力的企業家群體已然崛起。他們跟傳統意義上的國有企業廠長有很大的區别：更獨立，更自信，更有國際化的眼光。他們還将經受時間的磨砺，在無數的挫折中走向成熟。
被稱為“三九教父”的趙新先掌舵三九長達19年，将三九集團從一個軍隊藥廠締造為一家總資産達200億，下轄400餘家子公司和三家上市公司的龐大企業集團1995袁寶華三論企業家的修養
1995年4月的廣西自治區首府南甯市，可謂“桂風秀沁紅豆鄉，槿豔繁花四月揚。半城綠柳春燕忙，邕江碧浪寫琳琅。”來自全國各地的500多名企業家聚首于此，參加“1995全國企業家活動日”活動。
活動日的主題是：“深化國有企業改革，造就優秀企業家隊伍”。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吳邦國同志和老革命家薄一波同志分别為活動日發了賀信和賀電。吳邦國同志在賀信中，對深化國有企業改革與培養造就職業化企業家隊伍的相互關系及重要意義，作了精辟論述。賀信中說：大批優秀企業家湧現之時，便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興旺發達之日。這是一項長期的，又是十分迫切和重要的工作，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希望中國企業管理協會、中國企業家協會配合政府有關部門與廣大企業、企業家一道為深化企業改革，建設好一支宏大的企業家隊伍作出新的貢獻。
在這次活動日上，中國企業管理協會、中國企業家協會的創建者與主要領導人袁寶華同志作了題為《論企業家的修養》的報告。報告從十個方面論述了作為社會主義企業家應該具備的基本條件，這就是：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二、胸懷全局、腳踏實地；三、艱苦創業、無私奉獻；四、解放思想，開動腦筋；五、清正廉明，依靠群衆；六、疾惡如仇，從善如流；七、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八、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九、丢掉幻想，搏擊市場；十、锲而不舍，刻意創新。這些修養至今仍然是我國企業家應該具備的基本素質。1996年全國企業家活動日上，袁寶華同志進一步闡述了《關于企業家修養和健康成長的若幹再思考》。進而在1998年，主題為“促進社會主義企業家隊伍的健康發展”的1998年全國企業家活動日上，袁寶華同志發表了《再論企業家的修養》，他進一步強調，加強企業領導人的自身修養，提高企業經營者的政治修養，是當前保證企業家隊伍健康成長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企業領導人要提高認識，思想觀念要跟上形勢的變化，特别是要增強克服困難的信心；要加強學習，提高素質，并嚴于自律；要發揚民主，自覺接受監督。
1996趙新先打響兼并
1996年，這一年物價指數回落到了6.5%，經濟保持10%的增長，農業好收成，金融平穩，外彙儲備超過1000億美元，中國經濟實現了軟着陸，讓世界吃驚。這一年，神州大地再爆股市熱。
1995年底，張瑞敏第一次明确提出，海爾要在2006年進入“世界500強”排名。1996年秋天，國家經貿委宣布，未來幾年将重點扶植寶鋼、海爾、江南造船、華北制藥、北大方正、長虹等6家公司，力争使它們在2010年進入“世界500強”。這6名“種子選手”成為沖刺“世界500強”的國家級先頭部隊。
進入“世界500強”的美好憧憬以，把方興未艾的多元化熱浪推到了一個新的高潮。三九集團的趙新先是最早嗅出“抓大放小”所蘊涵的商機的企業家之一。趙新先，東北人，1964年畢業于沈陽藥學院。1964年8月-1984年12月，曆任第一軍醫大學附屬南方醫院藥劑師、副主任、主管藥師、主任。1985年，他攜帶“三九胃泰”等科研成果和500萬元借款南下深圳，在筆架山下的荒地上創辦了南方制藥廠。
到1988年底就實現産值18億元，上繳利稅4億元，居全國500家最大工業企業第82位。解放軍總後勤部授予趙新先“優秀軍隊企業家”稱号，頒發二級英雄模範獎章一枚，還向全軍做出了《關于向趙新先同志學習的決定》。1996年，當趙新先從各種渠道得知中央将實施“抓大放小”戰略的時候，十分敏銳地意識到這是企業快速擴張的千載難逢的大機遇。
趙新先這位軍醫出身的企業家在筆架山上發出了兼并的号令。在當時，三九品牌響徹國内，舉目四顧，像它這樣既有國有企業的正宗血統，又有資金、品牌和銷售網絡者，幾乎沒有幾家。把企業交給三九，不但能夠救活企業，而且沒有賤賣國有資産的嫌疑。趙新先首先把目光投向了國内的中小藥廠，短時間内就兼并、重組、收購了五十至六十家企業，無論在速度還是數量上都創造了當時的國内紀錄。在擴張的過程中，趙新先選擇的大多都是位于西部偏遠地區的中小型藥廠，他用極為低廉的價格将這些藥廠收購，随後進行改造，冠以三九品牌生産藥品，收效十分明顯。四川雅安制藥廠就是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短短三年，這個原本銷售額不過兩千萬，利稅低于一千萬的制藥廠迅速發展成為利稅超過一個億銷售額幾個億的明星企業。随着這樣一系列的成功操作，短短幾年的時間，三九集團的産值從1992年的16個億迅速發展到1998年的153個億，成為國内醫藥企業的龍頭。在這種跑馬圈地式的瘋狂購并中，三九集團迅速擴張成全國最大的中醫藥企業，總資産猛增到186億元，所屬企業遍及除了西藏之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區，形成了醫藥、汽車、食品、制酒、旅遊飯店、商業、農業和房地産八大行業。
然而，四處出擊的三九在做了種種努力之後，最終不得不回歸藥業主營；靠着放權的“三九機制”搞活的三九，也不得不回過頭來，重新解決機制上的問題。
趙新先也黯然退出曆史的舞台。雖然他生産的三九胃泰、三九感冒靈家喻戶曉，都是很多人家裡的常備藥。然而2005年11月，正是這位一手締造了三九神話的三九教父被深圳檢察機關的工作人員以協助調查為名從北京帶回了深圳，關押在位于深圳梅林的看守所裡。對于趙新先的落馬，國資委主任李榮融也覺得非常可惜，感觸良多：“這是最好的一個例子，證明法人治理結構不健全所造成的毛病。自己決策、自己執行、無人監督，沒誰能制約他。”
1997年6月24日，網易誕生在廣州，26歲的丁磊花了2萬，動手組裝了一台硬盤容量為18G的奔騰PRO，成立二樓網易工作室1997青年創業英雄
1993年，丁磊從中國電子科技大學畢業，分配到甯波電信局機房，一呆就是兩年。這兩年盡管是在機房工作，但他至今覺得受益匪淺———學習了unix操作系統和電信網絡的基礎知識，更重要的是，他意識到互聯網将很快超越話音服務。
1995年5月，甯波青年丁磊辭去甯波市電信局的工作進入外企Sebyse工作。
在Sebyse廣州分公司工作一年後，丁磊又一次萌發離開那裡和别人一起創立一家與Internet相關的公司的念頭。在當時他可以熟練地使用Internet，而且成為國内最早的一批上網用戶。1997年5月，丁磊決定創辦網易公司。此後，在中國IT業，丁磊成了足以濃墨重彩的一筆。2000年，網易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一時間萬衆矚目，可是僅1年以後就遭到停牌，甚至差點被摘牌。
現在看來，停牌事件是網易業務的轉折點。2002年1月1日淩晨，美國納斯達克股票交易市場管理委員會發布消息稱，納斯達克計劃于2002年1月2日上午10點恢複網易公司的股票交易。
網易成功了，2002年是中國短信“爆炸”的一年，而在遍布中國的網吧裡，年輕人正尖叫着大把花錢。2002年8月後，這家公司變成暴利企業。随後是網易股價連續暴漲，當年逃離網易的老員工現在動辄唉聲歎氣。美國《财富》雜志推出的2003年全球40歲以下40位富豪的排行榜，中國内地有6位榜上有名，網易創始人丁磊位居第14位。在2003年的《福布斯》“中國百富榜”中，丁磊以持有網易公司58.5%的股份（當前市值約合人民币76億元），位居“2003年福布斯中國富豪榜”第一名。
從陝西西安到北京，從北京到美國，故鄉漸行漸遠，理想漸行漸近。1995年7月，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獲得博士學位的張朝陽突然有了回國創業的強烈念頭，美國随處可見的“矽谷”式創業更是激起了他的熱情。他清楚地認識到互聯網經濟極為驚人的商業和社會價值，于是下定了創業的決心。當他看到Internet的機遇時，感覺到應該是創業的時候了。
1998年3月25日，哈佛商學院教授林恩路潘恩女士把“海爾激活休克魚”的一組案例寫入哈佛教材，并邀請張瑞敏去哈佛商學院課堂講課。這一天成就了中國企業史上的兩個第一：第一個進入哈佛商學院的中國企業案例；第一個在哈佛講壇開壇的中國企業家張朝陽聯系到了ISI公司，想做ChinaOnline(中國在線)，用Internet搜集和發布中國經濟信息，為在美國的中國人或者對中國感興趣的人服務。ISI總裁當時和張朝陽的想法相近，兩人一拍即合，于是融資100萬美元，張1995年底以ISI公司駐中國首席代表身份，開始用Internet在中國收集和發布經濟信息，為華爾街服務。在ISI的經曆，張朝陽覺得中國Internet的市場潛力巨大。1997年1月初，ITC網站正式開通，1998年2月，張朝陽正式推出了第一家全中文的網上搜索引擎--搜狐(S0HU)。1998年3月，張朝陽獲得Intel等兩家公司210萬美元的投資，他的事業開始蒸蒸日上，1998年9月，搜狐上海分公司成立，1999年6月組建搜狐廣州分公司。2000年搜狐在NASDAQ成功上市，并購了中國最大的年輕人社區網站Chinaren，網絡社區的規模性發展給門戶加入了新的内涵，使之成為中國最大的門戶網站，奠定了業務迅速走上規模化的基礎。1998年10月被美國《時代周刊》評為“全球50位數字英雄”之一，1999-2001年被《中國青年報》連續三年評為“年度IT十大風雲人物”之一，1999年7月被《亞洲周刊》選為封面人物，2001年5月7日，被《财富》雜志評選為全球二十五位企業新星之一，同年，被世界經濟論壇評為全球“明日領袖”之一。
以張朝陽、丁磊為代表的成功的創業者，給中國的年輕人樹立了一種創業緻富的新新人類的形象，這在一定時期内會有很大影響。這個意義上，張朝陽、丁磊是一代青年人的楷模，是個英雄。
1998中國企業家走上哈佛講壇
1998年3月25日。
波光粼粼的查爾斯河南岸，美麗的哈佛商學院迎來了又一個春天。林木蒼蒼的校園裡到處生機盎然。遠離塵世的喧嚣，一切都顯得甯靜而詳和。
在軒敞莊嚴的教學樓裡的一間教室，一位50開外的中國男士，眼含笑意，走上講台向工商管理碩士（MBA）二年級學生講述中國海爾集團的成功。他，就是中國海爾集團的總裁張瑞敏先生張瑞敏演講的題目是：《海爾如何吃“休克魚”》。他說：“所謂‘休克魚’，是指中國‘硬件好而軟件差’的企業，然後，利用海爾獨特的管理經驗、運行模式、質保體系、銷售渠道，利用獨特的文化精神，提高這些企業的素質，引導它們走上超常規的發展道路。例如，1995年海爾集團兼并青島紅電器廠時，這個廠當時虧損700萬元，随後第二、第三個月減虧，第四個月盈虧平衡，第五個月盈利150萬元……在整個兼并中，海爾隻去了三個人，沒增加一分錢的投入，沒換一台設備，也沒有換人，主要是注入了企業管理模式、文化和觀念，就把它救活了。這個廠的洗衣機由行業倒數第一躍為全國第一……”張瑞敏的演講獲得外國學生的地熱烈掌聲。
1997年10月，從美國哈佛商學院發來了一份傳真，發傳真的是哈佛商學院的林佩恩教授。通過網絡，她知道了在中國有一個企業叫海爾，以成功的企業文化激活被兼并的企業。為此，她希望以此來做案例。林佩恩教授在海爾進行了詳細的調研，尤其是張瑞敏“吃休克魚”的比喻使哈佛教授十分興奮，案例就定名為“海爾文化激活休克魚”。海爾文化在大洋彼岸哈佛商學院引起了轟動。幾天後，張瑞敏登上哈佛講壇的消息出現在中國的各大煤體上，一張張瑞敏和哈佛商學院MBA學生輕松微笑的合影令許多人心動。
“海爾為了改變企業面貌，首先改變人的觀念；為了改變人的觀念，建立了一套激勵機制。張先生不在西方生活，在中國長大，卻能夠引進西方先進的管理來改變員工的思想。如果讓我把東方文化中的精華移植到西方，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做到、做好。但張先生作好了，這是他成功的原因。”一位美國學生對案例作出了這樣的評價。
從那時起，開始有更多的海外媒體把目光投向了海爾，他們被海爾每一步的創新所吸引。美國《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英國《金融時報》，日本《朝日新聞》等等，全球著名的媒體幾乎都來過海爾，都采訪過張瑞敏。進而，海爾的美譽度在全球迅速攀升，這些美譽又促進了海爾的國際化進程。
在中國，張瑞敏是産品品種最多、規模最大的家電企業的領導者，是中國制造業最響亮的一塊品牌的創造者。在中國企業界，他無疑是最成功的企業首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