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李大進、張維華之外，還有全國人大代表、四川省質監局局長羅涼清、河南省工商局局長馬林青、三全集團董事長陳澤民、青海省質監局副局長朱台青、上海大衆汽車發動機廠維修部高級經理徐小平等，不約而同地在今年的兩會上提出了制定《質量促進法》的建議。
4年前的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安徽代表團首次在兩會上提出關于制定《質量促進法》的議案。4年來，先後有上百位全國人大代表在兩會上提出議案建議，呼籲我國盡快制定《質量促進法》。代表們認為，适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态，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亟須把質量發展戰略擺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上，亟須從國家層面建章立制，制定《質量促進法》，以質量為立足點，推動經濟社會發展邁入質量時代。
4年來，為何會有如此多的全國人大代表建議制定《質量促進法》？
全國人大代表、甘肅省副省長夏紅民的回答頗具代表性。“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态，質量已經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目标和内生動力。盡快制定《質量促進法》是推動我國經濟轉型發展的需要，也是完善中國特色質量法制的需要。”夏紅民說，一方面，我國盡快制定《質量促進法》的基礎條件已經具備；另一方面制定《質量促進法》可借鑒國際經驗，質量時代呼喚《質量促進法》。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李克強總理強調要“推動中國經濟發展進入質量時代。”這是繼2014年9月在中國質量（北京）大會上首次提出“把經濟社會發展推向質量時代”後，李克強總理第二次在重要的會議和場合重申“質量時代”。“質量時代呼喚《質量促進法》”成為衆多全國人大代表建議加快制定《質量促進法》的重要心聲。
代表們表示，制定《質量促進法》是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重大部署的需要。黨的十八大提出，要把推動發展的立足點轉到提高質量和效益上來，質量建設已經上升到了國家發展的戰略高度，制定《質量促進法》是提高我國質量水平的法制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除了質量方面的考慮，法律方面的原因也是《質量促進法》得到人大代表呼籲的重要原因。“我們在開展品牌質量工作專題調研時發現，我國相關法律法規起步較晚，尤其是質量的相關法律法規并不完善，有關質量促進方面的法律缺失，這對我國的質量發展不利，因此建議盡快出台《質量促進法》。”張維華說。
目前，我國與質量相關的法律主要有《産品質量法》《标準化法》《計量法》《特種設備安全法》《食品安全法》《農産品質量安全法》等直接關聯的法律，以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反不正當競争法》《刑法》等一大批與質量間接相關的法律。
對外經貿大學質量與法治研究中心主任李俊教授指出，一個國家的質量法律體系，應當包含質量責任法、質量監管法、質量促進法3個層面，目前我國的質量法律主要是質量責任法和質量監管法，缺乏質量促進法。
國外質量促進立法的先進經驗，也成為人大代表建議我國加快質量促進立法的重要依據。日本1963年、1999年先後出台《中小企業近代化促進法》和《住宅質量确保促進法》，美國1987年頒布《質量促進法案》、2010年實施《制造業促進法案》，歐盟1995年專門制定了《歐洲質量促進政策》，韓國也于2005年制定《質量管理和工業産品安全控制法》，俄羅斯、巴西、印度等新興經濟體國家近年來也都有相關立法。
“當今世界，質量反映一個國家的綜合實力。從美國、德國、日本、韓國等國家的發展曆程來看，重視質量發展是國家強盛的一個重要原因。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或一定時期時，這些國家政府就适時推出了質量革命、質量振興、質量救國等政策措施，出台相應的質量促進法律，很好地幫助他們實現了質量振興和制造業的發展壯大。”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委員、國家質檢總局原副局長蒲長城說，《質量促進法》将是一部規範政府、企業、質量技術機構、社會團體和消費者等社會主體質量權利和義務的基本法，通過實施質量激勵等促進措施，從根本上提升全民質量意識，進而提高産品、工程、服務和環境等的質量水平，建設質量強國，推動經濟社會在新常态下的轉型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