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民
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研究員
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客座教授
中國改革開放論壇理事
2017年是台灣“228事件”70周年，海峽兩岸各界以不同的方式紀念或讨論這一對當代台灣政治社會發展影響深遠的重大事件。然而，由于這一事件本身的特殊性、複雜性與兩岸不同史觀與政治立場，各界各方對“228事件”爆發的原因、性質、意義與影響有着完全不同的認識與解讀，形成“一個228，各自解讀”的局面，無法有一緻、共同的結論與認知。盡管如此，我們仍需要站在曆史的高度，以更宏大的視野，更加務實、理性的态度認識與分析這一事件，盡可能做到客觀、準确評判，不偏不倚，以正本清源，還原曆史真相，以史為鑒。
就技術層面觀察，這一事件的爆發是偶發事件，但就縱深曆史發展觀察與當時的國共内戰以及國民黨當局的兩岸戰略看，則有其必然性，原因要複雜得多，定性也難得多。這一事件是日本侵占台灣與進行殖民統治的曆史後遺症。台灣光複，台灣回歸祖國，台灣由日本的殖民統治與治理，轉為中國國民政府的治理，要實現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社會制度的轉型與對接，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有太多的不适應，有太多的矛盾和問題。因此，這一事件實際上是光複初期台灣社會劇烈轉型過程中發生的一次制度碰撞，一次治理方式的碰撞。這種制度碰撞的背後，則是日本殖民主義與皇民化教育造成的台灣民衆國家觀念與認同的變化，對祖國的陌生，對國民政府的陌生與隔閡。國民黨接管台灣，治理台灣，面臨不同于大陸其他省份的治理挑戰與内外複雜的政治社會經濟局面。
需要強調的是，觀察“228事件”的發生背景與過程，還需要深入了解當時台灣特殊的曆史背景、社會結構與政治社會環境。其中，在海峽兩岸學界争議的焦點之一是，“228事件”是階級矛盾、階級沖突還是省籍矛盾或省籍沖突。在大陸學界，普遍認為“228事件”是階級沖突，是官民沖突，而非省籍沖突，非人民沖突。事件爆發之初，确實發生了本省人針對外省同胞的暴力事件，因此是具有一定省籍成分的官民沖突，但主要矛盾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矛盾，是階級矛盾，不是族群矛盾。
“228事件”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一是影響了台灣政治發展與治理模式，實現了地方充分自治。二是改變了台灣民衆對代表祖國的國民黨或國民黨政權的重新認識，讓國民黨背上了沉重的曆史包袱，成為國民黨在台灣民主政治化之後走向衰落的根源之一。三是為台灣民衆留下了深重的曆史創傷，是台灣“悲情意識”的源頭之一。台灣光複與回歸後，國民黨的高壓統治與落後治理方式，與台灣民衆過高的期望，引爆“228事件”，有許多民衆傷亡，許多家庭受到牽連，對台灣民衆造成内心長久的傷痛。四是造成複雜與長久的省籍矛盾。盡管“228事件”主要是官民矛盾與沖突，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矛盾沖突，但台灣光複後接收與治理台灣的主要是來自大陸的國民黨官員或管理人員，也就是外省人，進入管理階層的台灣本地人甚少，而被管理者或被統治者自然是當地人，自然表面上會有外省人與本省人的特殊關系，也就是統治者的外省人與被統治者本省人的關系。在“228事件”發生初期，确實發生了局部針對外省人的傷害事件，盡管也有許多本省人保護外省人的事情，但不可避免地“開啟了台灣省籍矛盾的先河”。五是“228事件”成為“台獨”勢力制造族群矛盾與社會對抗、尋求“台獨”的理論依據。台灣政治民主化後，“台獨”勢力趁勢崛起，開始以“台獨史觀”或特定政治立場研究與認識“228事件”，将這一以官民或階級為主的不幸沖突事件，扭曲為外省人屠殺本省人的事件，視為蔣介石政府對台灣人的大屠殺，視為台灣人民争取民主獨立的事件，有意無限擴大台灣民衆的傷亡人數（不到2000人的總傷亡被擴大為數萬或10萬人的傷亡），為“台獨”尋求理論依據。
另外，“228事件”造成台灣民衆親日的逆反心理。今天台灣社會普遍有強烈的親日情結或傾向，甚至嚴重的媚日心态。其原因複雜，除了日本對台灣長達51年的殖民統治之外，與戰後國民黨當局接受台灣過程中的政策不當以及“228事件”的處理過程有密切關系。台灣民衆對國民黨的失望與不滿，甚至仇恨，反而某種程度上開始懷念日本殖民統治後期的改革與社會經濟發展，這是一種心理的逆反與投射。
我們不斷認識與紀念這一事件，是要總結曆史經驗，吸取血的教訓，避免類似的悲劇事件再次發生，避免繼續以此制造族群對立與社會仇恨，以促進島内族群融合，實現社會和諧發展，讓它成為促進台灣民主政治發展與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曆史标識。紀念這一事件，不隻是要告慰在“228事件”中死難的兩岸同胞，而且是要牢記曆史，不忘曆史，以史為鑒，彌合曆史傷痕，化幹戈為玉帛，共同攜手，共建中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