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懷中李若愚／文
第二次安倍政權自2012年12月成立距今已有大緻三年半的時間，其間安倍内閣雖經過多次改組，但安倍的個人色彩非但沒有随着内閣改組減弱，反而還有增強的趨勢。重視外交是第二次安倍政權的重要特點，早在2013年1月安倍發表施政演說時就提出了“俯瞰地球儀外交”的構想。根據安倍自己的說法：“日本的外交不僅要關注與周邊國家的雙邊關系，更要以全球的視野，立足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價值觀，并以此為基礎積極推進外交活動。”從近幾年日本的外交來看，“俯瞰地球儀外交”并非隻是安倍腦海中一閃而過的空想。事實上，安倍正按部就班地将其付諸實施。截至2015年11月27日，安倍出訪了62個國家和地區，成為日本出訪次數最多的首相。據擔任安倍政府閣僚的山本一太統計，安倍用在出訪上的時間有185天，占其兩年11個月就任時間的17.3%。換言之，作為日本首相的安倍晉三，有将近五分之一的時間是在出訪中度過的，其對外交的重視程度可見一斑。[1]
從安倍政權總體的決策方式來看，“官邸主導型”是其主要特征。“官邸主導型”決策并非安倍首創，它指首相在決策過程中起到主導性作用，這種決策模式在小泉純一郎執政時期表現得尤為突出，但在第一次安倍政權後期和福田康夫政權初期遭受了挫折。[2]
“官邸主導型”決策需要有一個強勢、具有絕對領導能力的首相，第一次執掌政權時還略顯青澀的安倍顯然不具備這樣的執政能力。因此，當安倍卷土重來以後，他更加注意任用和自己有相近價值觀的親信，建立一個以官邸為中心的執政團隊，以把日本内外政策制定的主導權收歸首相掌控。
具體到外交領域，“官邸主導型”外交意味着安倍不僅在外交決策的制定過程中居于主導地位，外交實踐領域也被染上了濃重的安倍色彩。然而，濃重的安倍個人色彩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對安倍右傾保守化理念抱有疑慮的國家與日本的邦交，在此情勢下對政府外交起到有益補充作用的就是執政黨外交。
作為緩沖器的日本執政黨外交
安倍作為日本右傾保守化政治的代表性人物，其全力推動的“強軍修憲”政策在世界上，尤其是飽受日本侵略之苦的東亞各國間引發了重重疑慮。加之安倍固守“曆史修正主義”史觀，不顧亞洲人民的感情悍然參拜靖國神社，中韓兩國人民對安倍的信任一度降到了冰點。
安倍的錯誤言行一度讓中日關系陷入僵局，而打破這種局面的正是執政黨外交。2014年5月4日，高村正彥率領超黨派的“日中友好議員聯盟”代表團訪華。高村在日本被視為對華友好派人士，他在擔任“日中友好議員聯盟會長”一職的同時，還有另一重身份——自民黨副總裁。對于安倍一系列錯誤言行對中日關系的負面影響，日本媒體心知肚明。因此，很多媒體對于高村一行能否如願見到中國黨和國家領導人做出了種種猜測。5月5日，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高村一行，謎底才正式揭曉。
高村此次訪華使用的是“日中友好議員聯盟會長”的身份，這在一定程度上規避了安倍在中國給自民黨造成的負面影響。正是借這次會見之機，作為自民黨副總裁的高村向張德江委員長提出：希望能于2014年11月在北京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會議期間，安排安倍與中國領導人見面進行中日首腦會談。有了高村的良好開端，随後一個由自民黨稅制調查會長野田毅牽頭，成員完全由自民黨議員組成的“自民黨亞非問題研究會”代表團也在5月9日受到了中國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的接見。根據日本共同社的報道，野田同樣提出日方希望在11月亞太經合組織會議期間能舉行中日首腦會談。經過多方面的努力，中日兩國在2014年11月7日就處理和改善中日關系達成了四點原則共識。以此為契機，安倍也得以在來京參加APEC會議期間見到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但是，在日方迫切希望下，習近平主席應約會見安倍并不意味着中方完全打消了對安倍右傾保守理念的疑慮。恰恰相反，這種疑慮一直持續至今，所以才有了中國外長王毅在2016年3月8日的記者招待會上的一段精彩比喻。王毅外長一針見血地指出：“盡管在雙方有識之士努力下，兩國關系出現了改善迹象，但是前景仍然不容樂觀。日本政府和領導人，一方面不斷聲稱要改善中日關系，一方面又不斷到處給中國找麻煩。這實際上是一種典型的‘雙面人’做法。”
事實上，中國領導人對中日關系的大局有着非常清晰的判斷。習近平主席在2015年5月23日發表的《在中日友好交流大會上的講話》中語重心長地提出：“中日兩國都是亞洲和世界的重要國家，兩國人民勤勞、善良、富有智慧。中日和平、友好、合作，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所以，盡管安倍政權在涉華問題上的态度幾經反複，中方還是從兩國關系的大局出發，一直在為維護中日關系做着不懈努力。在安倍态度搖擺不定難以取信鄰國的情況下，執政黨外交成了回避“安倍因素”，維持中日兩國政治交往的緩沖器。
作為日本首相的安倍晉三，有将近五分之一的時間是在出訪中度過的，其對外交的重視程度可見一斑。圖為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涉外特殊場合的“政府代言人”
日本執政黨外交的活動大都是日本政府默許甚至是主使的。除了打破僵局外，安倍政權的執政黨外交還有另一重使命，就是在政府不方便直接出面時，承擔“政府代言人”的任務。
比如在日俄關系上，日本追随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在烏克蘭危機爆發後對俄羅斯進行了制裁。但由于北方領土問題（南千島群島問題）的存在，日本國内對于制裁俄羅斯存在嚴重分歧。《日本經濟新聞》的民調顯示,認為應該“着眼于北方領土談判等因素，采取日本自主外交”的日本受訪者占54%；認為“應與歐美保持步調一緻，加強制裁”的意見占31%。[3]
但是由于《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等一系列因素的制約，日本政府在外交上仍然無可選擇地要緊跟美國而動。此種情勢下，安倍政權的執政黨外交又開始發揮作用。2014年9月10日，日本前首相森喜朗在莫斯科與俄羅斯總統普京舉行了會談。為了獲得俄方信任，森喜朗還在媒體面前為普京“叫屈”：“作為普京的朋友，我為他因烏克蘭問題而遭緻全世界的批判感到遺憾。”根據曾在日本駐俄羅斯大使館供職的前外交官佐藤優披露，在會見中森喜朗首先将安倍首相的親筆信轉交給了普京總統，普京也向森喜朗表明，“俄方願與日本開展持續性對話，并希望能把這個意思轉告安倍首相”。[4]
森喜朗訪俄是安倍政權執政黨外交的一個代表性案例，從中可以看到，日俄雙方都非常清楚由森喜朗出面進行的執政黨外交完全代表了安倍首相的立場，隻是由于一些外部因素，安倍不得不隐藏在幕後遙控指揮。
類似情況在日本的對台溝通上則更為隐蔽。外交權屬政治性事務，行使的主體是主權國家。不論是政府外交還是政黨外交都有一個非常明确的前提，即交往的雙方必須是主權國家，所以作為中日關系從屬的日台關系并不能被稱為外交關系。盡管不存在政黨外交，但政黨交流仍是日本與台灣地區聯系的主要渠道。日台“斷交”後，會員限定為自民黨國會議員的“日華關系議員懇談會”成了日本政界與台灣交流的重要渠道。随着“55年體制”的瓦解，“日華關系議員懇談會”也幾經重組，最終形成了新的超黨派議員團體“日華議員懇談會”（“日華懇”）。一般而言，“民間渠道主要充當官方渠道的輔助角色，而‘日華懇’的功能則遠超出這一角色，發揮着日台間接政治接觸的作用”。[5]
2016年5月5日，安倍的胞弟岸信夫率領六名日本國會議員訪問台灣，并與蔡英文舉行了将近一個半小時的長談。盡管在民進黨提供的會後新聞稿中，并未提及雙方談論了“沖之鳥礁”相關議題，但之後的事态發展卻顯示事實似乎并非如此。“台當局‘行政院’發言人童振源23日指出，在聯合國大陸礁層界限委員會（CLCS）決定‘沖之鳥礁’的定位前，‘台灣不采取法律上的特定立場’。”對此，國民黨主席洪秀柱23日晚間嚴正批評：“台當局若以‘不采取法律上特定立場’的方式面對‘沖之鳥礁’争議，不啻由主動化為被動且讓日本重新取得主導權。”[6]
很明顯，盡管在“沖之鳥礁”問題上的轉向在島内引發了極大争議，但是蔡英文當局仍對此一意孤行，這本身已經展現出安倍政權具有很強的對台溝通能力，在這背後安倍政權推動的政黨交流無疑發揮了重要作用。
雖然安倍政權推動的執政黨外交是授意于安倍，但是作為外交活動主體的執政黨各派勢力也絕非甘心受安倍操縱的木偶，他們積極投身執政黨外交活動、不辭勞苦地四處出訪也是有着個人政治考量的。
作為日本的執政聯盟，自公兩黨在諸如解禁集體自衛權、修改和平憲法與曆史問題上存在差異，黨内派閥林立的自民黨本身也難以在全部問題上做到全員一心。圖為2015年9月18日，在日本東京，警察在國會大樓外的抗議現場警戒。自公兩黨圍繞執政黨外交的政治生态
現今在日本執政的是自民黨和公明黨結成的執政聯盟，安倍雖能以自民黨總裁的身份總攬大局，但是執政聯盟内部卻絕非鐵闆一塊。不僅自公兩黨在諸如解禁集體自衛權、修改和平憲法與曆史認識問題上存在差異，黨内派閥林立的自民黨本身也難以在全部問題上做到全員一心。
首先，作為執政黨一員的公明黨長期奉行“中道政治”，自然與秉持右傾保守化立場的安倍首相拉開了一定距離。加之站在公明黨背後的是以尊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池田大作先生為精神領袖的創價學會，因而公明黨在外交問題上往往傾向于和平主義的一方。像在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上，公明黨就公開表達了本黨的不滿。安倍參拜靖國神社後不久，公明黨黨首山口那津男就在街頭演講中批評安倍，“中國和韓國對此表示不滿是理所當然的，現在連美國、俄羅斯和歐盟都對此表示了擔憂……真誠地傾聽來自各方的聲音，讓日本展現出能為世界和平做出貢獻的姿态，這才是首相該做的事。”[7]
而對自民黨内的其他派系來說，則不僅要在黨内競争中面對安倍所屬的“清和政策研究會”，而且還要思考如何處理與作為執政夥伴的公明黨之間的關系。例如，2014年1月，面對自民黨與公明黨在解禁集體自衛權問題上的分歧，時任自民黨幹事長的石破茂[8]就曾抱怨，“作為黨的幹事長，我必須顧及公明黨在解禁集體自衛權問題上的慎重立場，而安倍首相為了維持高支持率也在向我施壓，不得不向安倍首相提出抗辯的我隻能在首相和公明黨之間受夾闆氣。”[9]對于這些受黨内地位限制，無法與安倍平起平坐的不同派系來說，執政黨外交就是他們彰顯自身主張與存在意義的最好舞台。
現階段，自民黨在日本國内一黨獨大，黨内派系之争激烈，各派政治勢力都想方設法增強自身的存在感，這樣不但有利于在選舉中提高人氣，也可以拉攏更多議員加入自己的派系。投身執政黨外交高調出訪，不僅能登上日本主流媒體吸引眼球，還能擴大本派系在黨内的影響力，可謂“一石二鳥”。同時，公明黨以及高村正彥、二階俊博等自民黨内對華友好人士，在中國擁有的良好口碑和人脈都是安倍所沒有的。坐擁這種對安倍來說稀缺的政治資源，也有助于他們向安倍首相提出本派系的政治主張，這對一名有着遠大政治抱負的政治家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對于參與者來說，投身執政黨外交還有另一重好處，就是可以“夾帶藏私”地申明自身的政治主張。在涉及對外争端時，執政黨内各派系通過發表聲明、舉辦學習會乃至直接出訪等形式發出自身的聲音。這種行為有時可以對政府起到支持作用，有時則能牽制甚至倒逼政府盡快做出決策。最經典的案例就是，公明黨前委員長竹入義勝假扮田中角榮首相特使訪華，最終促成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但安倍有時也會反過來利用這一點，以來自執政黨内部的壓力為由，作為和外交對手讨價還價的本錢。
綜上所述，安倍政權的執政黨已經成了安倍外交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安倍的言行難以取信于人的背景下，如何借助中日兩國的執政黨外交實現我國的外交目标是亟須考慮的課題。2015年12月，已經中斷了六年的中日執政黨交流機制再次啟動。中日執政黨交流機制的重啟對兩國政黨層級的溝通意義重大，尤其在中日關系的低潮期，兩國溝通渠道的暢通将有助于避免政治誤判對中日關系帶來的傷害。根據日本媒體披露的情況，日本民主黨政府上演“購島鬧劇”，就是源于一名日本政權高官提出要以政治主導的方式改變既有擱置争議的政策，這對試圖打破中日關系膠着狀态的雙方造成了誤導。[10]
從這一點上講，兩國執政黨間的交流有利于中日關系穩定發展。但我們同時也要看到，當前日本的“政黨外交”和“首相外交”呈現出一種雙簧的怪相，即一面通過政黨外交由對華友好人士出面，來滿足安倍與中國領導人會面的政治需要；另一面，安倍本人卻肆無忌憚地在國際場合宣揚“中國威脅論”，高調介入我國南海問題。因此我們在展開對日政黨交流工作的同時既要維護政黨層面交流渠道的暢通，也要防止這種交流的成果被日本國内的“雙面人”惡用，淪為其增加自身政治資本的工具。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的日本領土問題研究”（16CSS018）階段性成果。】（第一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研究員；第二作者
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
（責任編輯：張凱）
[1]山本一太官方blog，數字から見る安倍総理の「地球儀を俯瞰する外交」~訪問國數、首脳會談數ともに歴代内閣1位！http://ameblo.jp/ichita-y/entry-12100294503.html.
[2]王新生：《首相官邸主導型決策過程的形成及挫折》，載《日本學刊》，2008年第3期，第3-15頁。
[3]『（本社世論調査）対ロ外交「獨自性を」54%』，「日本経済新聞朝刊」，2014年3月24日。
[4]「獨自ルートが開いた森プーチン會談の道」，http://www.iza.ne.jp/kiji/politics/news/140924/plt14092417400023-n1.html.
[5]蔡亮：《“斷交”後日台溝通渠道的特征及其變化》，載《日本學刊》，2010年第6期，第17-28頁。
[6]《台當局對沖之鳥礁讓步？洪秀柱:捍衛漁權不能沒立場》，中國台灣網，http://www.taiwan.cn/taiwan/jsxw/201605/t20160524_11464782.htm.
[7]『安倍首相靖國參拝公明代表首相にクギ「経済優先、デフレ脫卻を」』，「毎日新聞東京朝刊」，2014年1月3日。
[8]石破茂在自民黨内長期以無派系自居，但是圍繞在他周邊的黨員實際上形成了名為“無派閥聯絡會”的派系。2015年9月28日石破将其改組成為“水月會”，即“石破派”。
[9]「右に首相、左に公明…石破氏、集団的自衛権めぐり闆挾みの日々」，産經新聞網，http://www.sankei/politics/news/140129/plt1401290020-n1.html.
[10]《日本尖閣國有化背後是聽信一官員誤導？》，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網，http://cn.nikkei/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18112-2016020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