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多中心治理；“1+N”中心；國家治理；治理現代化
DOI:10.19422/j.cnki.ddsj.2018.04.002
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體制早已不是中央控制型的單中心(monocentric）體制，同時也不是所謂的多中心(polycentric)體制，而是“1+N”中心治理模式。這是一個多中心與單中心相結合的模式，既有多個中心，但是多個中心又圍繞着一個單中心。在不同的情境下，“1”與“N”具體内涵不同，一般而言，其中的“1”是指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中國共産黨作為領導型政黨，不但是國家的領航者，也是社會的組織者與黏合劑，其中“N”是指不同部門、地方政府、企業、公民等多元主體共同參與國家治理。這是一種結合了統一與多元，效率與開放，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新型國家治理模式。
競争性選拔
“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善治之本就是要把最有德性、最能幹的人選上來治理國家。中國自古就有選賢舉能的傳統，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權力還和血統、出身密切相聯，少數貴族階層壟斷政治權力的時候，中國從戰國就開始向平民開放權力體系，到漢代以後，從平民中選拔精英參與國家治理遂成定制，出現了征召、孝廉、方正、科舉等形式，形成君主與專業化官僚集團共治的格局。
當代中國的競争性選拔體制同樣是選賢舉能制度，同時又與現代政權組織形态結合，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中國共産黨從社會各階層吸納先進分子，而8900多萬黨員中的一部分群體進入了治國理政的幹部隊伍。這一點類似于傳統士大夫集團扮演的文官集團蓄水池角色。同時，作為現代政黨，其組織性是傳統文官集團難以比拟的。通過黨的全面建設，培養黨員幹部隊伍的政治忠誠，提升道德品性，鍛煉履職能力，是一種選才、養才、用才相結合的組織形式。
中國進入公共部門工作需要經過公開考試、競争選拔，這類似于傳統科舉制選拔人才的方式，但不論是選拔的開放性、公平性還是職位匹配性都遠超傳統的科舉制。
幹部隊伍的晉升主要依靠實際工作業績，層層曆練、層層競争、層層遴選。一方面，保證了選拔的幹部有豐富的經驗和經過實踐檢驗的勝任力；另一方面保證了公共職位的開放性。中國自古講究“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發于卒伍”，無論是奧巴馬還是特朗普都沒有治理地方的經驗，而習近平主席則不同，其是先治村（6年）、治縣（3年）、治市（11年，3個市）、治省（11年，3個省）而後再治國，即便是到了中央也曆經五年來熟悉全國的全面性工作，才擔任國家最高領導人。其他黨和國家領導人有的擔任過三四個省的省委書記或省長。十九屆政治局常委省級任職平均為14年，正省級平均任職8.5年。經過地方曆練之後，他們還要到中央層面來熟悉全國的全面性工作，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平均任職13.5年，政治局委員平均任職7.1年。
中國的競争性選拔體制結合傳統賢能政治與現代西方選舉制度的優點，從而能夠保證權力開放性與職位勝任力的統一。與西方選舉政治相比，領導人的勝任能力是基于豐富經驗、長期考驗和實踐檢驗，不像美國總統特朗普，沒有任何從政經驗，隻要赢得選舉，就能擔任國家最高職位。西方有句諺語，“選舉是詩歌，治理是散文”，意思是靠煽動民意也許會赢得選舉，但未必能治理好國家。與傳統賢能政治相比，從基層的幹部到最高領導人都是選賢舉能，權力的開放性更徹底。
競争性選拔體制的主要問題在于選拔方式主要依靠自上而下的遴選過程，普通群衆參與程度很低，因此需要進一步探索群衆評議、組織推薦、黨委決策的新型幹部選拔模式，以更好地将自上而下遴選與自下而上評議有機結合。[1]
實際上，全國人大廣泛介入了政策決策過程，而人大表決的高通過率，則反映的是高度政策共識。2018年3月20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閉幕會。圖為人大代表在唱國歌。事前充分協商吸納，事後制衡
事前充分協商吸納，事後制衡事前充分協商吸納，事後制衡中國自古就有集思廣益的政道傳統，唐朝就設立了中書省起草诏令，皇帝批準，門下省駁正的決策辯駁程序，以防決策失誤。[2]中國曆代都設立了專門的智囊機構，如“備顧問”“參謀議”。新中國成立之後，“一切問題盡量商量，至人人同意為止”[3]更成為具體的政治實踐。與西方相比，中國的協商民主成熟更早，直到20世紀90年代西方才興起了協商民主（DeliberativeDemocracy）研究的熱潮,被稱為繼代議制民主、參與式民主之後的最新民主潮流。[4]
協商民主更是當代中國政治生活的常态。習近平主席說，“我們堅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就是要通過商量出辦法、出共識、出感情、出團結”。中國的重大政策制定，需要反複征求各方的意見，反複讨論，集體決策之後才能出台,而中國的決策過程特征是“事前充分協商吸納，事後制衡”。
全國人大廣泛介入了政策決策過程。以國家“十三五”規劃編制為例，提交全國人大表決之前的一年多時間裡，全國人大通過專題調研、建言獻策、提前介入審查等廣泛參與規劃編制，同時在不同編制階段反複征求全國人大方面的意見，并認真吸收有關意見，修改文件。人大表決的高通過率，實際上反映的是高度政策共識，就如同筆者調研訪談時，一位地方人大領導談到的，政府方面已經反複征求各方意見，并認真吸收，達成共識。
全國政協是專門協商機構，中國共産黨與民主黨派的政治協商是新型政黨制度的重要體現。全國政協廣泛參與了決策過程的協商，在五年規劃編制過程中，全國政協通過專題調研、提案、專題協商、座談會、報送決策咨詢報告、社情民意信息等方式進行建言獻策。“十三五”規劃通過前一年，全國政協就提交了363件“十三五”規劃相關的提案。
十九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和《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也開展了廣泛的協商。根據新華社報道，在文件起草之前，開展了深入調研，以便集思廣益。2017年7月，中央改革辦和中央編辦組成十個調研組，分赴31個省區市、71個中央和國家機關部門，當面聽取了139位省部級主要負責同志的意見和建議。調查組還向657個市縣的1197位黨委和政府主要負責同志個人發放了問卷，收集了31個省份的深化地方機構改革調研報告。工作人員整理彙總了厚厚兩大本、共42萬字各方面意見。文件草案出台後，又廣泛征求意見，2018年2月1日，中央辦公廳發出通知，就決定稿征求各地方各部門意見。2018年2月6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座談會，聽取各民主黨派、全國工商聯和無黨派人士的意見。各地各部門和黨外人士提出的550條意見，文件起草組力求能吸收的盡量吸收，最終對決定稿修改171處。[5]
協商吸納制衡的優勢在于避免了西方民主程序中經常性存在的“議而不決”問題，決策參與者在其中扮演的是意見輸入者的角色，而不是西方決策過程的每個環節中都遍布的否決點（vetoplayers）。這使得中國的決策一方面既能容納多元主體的參與，同時又能集中各方智慧，集聚共識，體現了決策的效率與周全。
協商吸納制衡模式的挑戰在于協商主體的範圍，意見發揮作用的程度主要取決于協商組織者的意願和工作作風。這使有一些協商流于形式，有一些有集中無民主。未來的制度建設需将協商權剛性化，對決策必經的協商程序、認證程序做出明确規定，對于協商意見需要有明确的反饋與質詢機制，以進一步推進決策的程序化、科學化、民主化。
逆向公衆參與
中國政府在不同的政策層面和政策領域都表現出對于公衆訴求很高的回應性。從多元主義視角來看，中國确實表現出較低的公衆正向參與，但是在政策制定過程中，決策者主動地深入廣大人民群衆，廣泛收集民意，集中群衆智慧。有學者将這種機制稱為公衆的逆向參與。[6]對國家五年規劃編制過程的研究發現，[7]逆向參與機制包含決策者主動調研、座談會、正式渠道的公開征集和非正式渠道的公衆表達等機制。
決策者主動調研是指決策者主動同公衆直接接觸和溝通，以了解公衆意見的方式。“沒有調研就沒有發言權，也沒有決策權”。經常性地開展多種形式的調研是中國決策的一個突出特點。國家“十三五”規劃制定期間，總書記、政治局常委、規劃起草組、全國人大、全國政協都開展了專題調研。恰恰是通過廣泛的調研，使得決策者能夠掌握第一手的信息，使得五年規劃編制能夠做到實事求是。
決策座談會通過請進來聽取各方的意見。例如，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起草期間，李克強總理分别召開了三場座談會，聽取各方對政府工作報告的意見，湖南浏陽達浒鎮金石村農民孔蒲、山西臨汾臨猗縣快遞員李明璇作為基層代表參加了座談會。
正式渠道的公開征集是指決策部門通過建言獻策的方式征集民意。“十三五”規劃編制期間，國家發改委開展了“共建共享，同心同德”的國家“十三五”規劃問計求策活動，廣泛收集人民建言，1.6萬多人參與并提出了3萬多條優秀建言，其中一些優秀建言，在規劃中得到體現。[8]
非正式渠道的公衆表達指大量的公衆意見通過公開渠道影響決策者。公衆通過網絡等公共平台來表達自己的意見，也成為起草者了解民意的重要來源之一。
與多元主義公衆參與相比，逆向參與強調公衆的意見代表性，而不是利益代表性；強調分散觀念的共識，而不是分散利益的妥協，有助于吸納參與能力較弱群體的觀點，從而獲得更完整的代表性。
逆向參與的問題在于公衆參與感不足，同時，由于決策過程公開程度較低，也制約了公衆參與。未來可以通過鼓勵圍繞特定政策議題，開展公共政策辯論，除非保密需要，對于決策各環節的議題讨論、會議過程一律公開，以利于公衆參與和監督。同時，除了注重對于公衆分散意見的集中，也要注重對于公衆分散偏好的識别與集中。如同筆者調研訪談時，一位地方人大領導談到的，政府方面已經反複征求各方意見，并認真吸收，達成共識。2018年3月20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閉幕會。圖為全國人大代表李書福、肖偉、楊偉在“代表通道”接受采訪。政治集中與行政分權相結合
中國是一個地域遼闊，人口衆多，地方差異巨大的大國，如何處理中央與地方關系，自古就是個難題。周行封建，“封建親戚以藩屏周”；秦“制天下以郡縣”，以私心造就了大公之制，使得“百代都行秦政法”，但卻不得不在郡縣制的大框架下，考慮地方的自主性。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顧炎武在《封建論》中提出的“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可謂不刊之論。
當代中國作為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單一制大國，中央政府具有不容置疑的政治權威，同時中國又是高度行政分權的國家。一方面，在政治上要維護并不斷完善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體制機制，以确保全國一盤棋，上下貫通，令行禁止。中央通過政治引導、行政壓力機制傳導能夠将地方的積極性有效地引導到中央的政策目标上來。研究發現，“九五”規劃以來，地方的五年規劃目标函數與中央趨同的比例不斷提高，到“十二五”規劃，二者趨同的比例達到74.9%。
另一方面，中國的治理權是中央政府通過目标、标準和政策進行宏觀引導，将具體任務“層層發包”給下一級政府，在行政上大力下放給地方政府更多的自主權，由地方政府根據實際情況靈活執行。中國雖為單一制的大國，但是地方的公共财政支出比重一直很高，而且改革開放以來，持續上升，“六五”期間支出的比重為50.2%，到“十二五”時提高到85.2%，2016年為85.4%，[9]這在全球各大國中都是很高的。例如美國作為聯邦制國家，2016年地方政府的支出比重隻占52.5%。[10]
政治集權與行政分權要義在于政治上取郡縣之優勢，行政上取傳統之優勢，二者之所以能夠有機結合，根本上是由于中國體制不是政治與行政二分，而是政治與行政不分。地方官員既是專業的官吏，同樣又是黨的幹部，政治性是其第一要求，從而形成中央地方兩得之勢，這使得國家在保持其強大國家能力的同時，又保持地方政策的靈活性，調動地方的創造性和積極性。
黨的動員能力和社會自組織有機結合
社會治理體系是國家治理的龐大根系。中國社會治理不是社會與國家二元分離的模式，而是國家與社會分工協作、互聯互通模式，黨的基層組織、群衆自治組織、群團組織、事業單位等扮演了國家與社會、政府與市場溝通的橋梁與紐帶。
現代社會依據專業分工的原則設立不同類型的組織，但這種基于分工交換的組織關系，并非真正意義上的所謂“有機團結”。有機系統除了各器官與組織基于分工交換之外，還在于整體性系統的調節作用，循環系統與神經系統都是如此，而人類則進一步上升到有意識的調節。
國家治理也是如此。針對當代社會日趨分散、多元的特點，中國共産黨依據精密的組織原則，設立了多種分工嚴密、靈活多樣的政治組織，并以其堅強、廣泛、柔性的領導貫穿其中。正是由于中國共産黨的組織嵌入到不同類型組織中去，才真正實現了國家治理的“有機團結”。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中國成了一個世界最大規模的“超級網絡組織”，中國共産黨的網絡末梢神經延伸到中國各類組織之中，各種社會組織、經濟組織與黨組織存在着千絲萬縷的網絡聯系。截至2015年底，中國共産黨的基層組織達到451.8萬個，不但在各類公共機構實現了全覆蓋，在公有制企業、非公企業、全國社會組織法人單位的覆蓋率也達到了91.3%、67.9%與58.9%。[11]
群衆性團體組織是國家與社會聯結的重要橋梁與紐帶。它不但成為國家與特定群體聯系的紐帶，也是與聯系這些群體的社會組織的紐帶。這種紐帶作用表現為雙向溝通：一方面，群團組織為貫徹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提供了一套積極有效的傳達和動員機制；另一方面，群團組織發揮着重要的群體利益代表功能，成為所聯系的不同社會團體和民衆的各種利益訴求與建議表達渠道，最終在國家決策中得到體現。例如，聯系着全國8500多萬殘疾人的中國殘疾人聯合會通過專項調查、到基層聯系點調研、數據監測、日常調研等方式了解殘疾人需求，并通過中國殘聯的代表大會代表和主席團委員、地方殘聯、各專門協會的活動反映殘疾人的需求。[12]
中國具有高度活躍的社會組織，官方注冊的全國社會組織法人單位達到了49萬個，而這還隻是中國結社狀況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大量未注冊的愛好者社團、學生社團、宗教社團、聯誼社團、網絡社團等更是難以統計的龐大群體。
黨的領導與社會自治有機結合形成了一種靈活而不亂，自由聯合的社會新形态，使得中國社會表現出高度活力的同時，也避免了西方公民社會興起帶來的碎片化、分離化問題。
總之，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作為國家治理方式是人類曆史上前所未有的善治模式，是中國各項事業取得勝利的根本保證。在國家治理的不同層面，正是由于多元主體的充分參與，又以中國共産黨堅強領導貫穿其間，從而造成一種放而不亂、活而有序的體制。這種“1+N”中心治理模式，适合中國國情，也具有普遍意義。對其他國家，特别是對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國家治理的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
（作者系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副院長，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責任編輯：魏銀萍）
[1]鄢一龍：《中國道路辯證法：社會主義探索四個30年》，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6-58頁。
[2]白鋼主編：《中國政治制度史上卷》，天津：天津出版社，2002年版，第396頁。
[3]徐悲鴻給陳西滢的信，手稿，1950年11月。[4]Goodin,ReflectiveDemocracy,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03.
[5]《又踏層峰望眼開——<中共中央關于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和<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誕生記》，新華社北京3月22日。
[6]王紹光：《毛澤東的逆向政治參與模式—群衆路線》，載《學習月刊》，2009年，第3期。
[7]王紹光、鄢一龍：《大智興邦：中國如何制定五年規劃》，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
[8]國家發改委規劃司：《國家“十三五”規劃問計求策活動獲獎名單》，2016年11月2日。
[9]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摘要》，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7年版，第70頁。
[10]https://www.usgovernmentspending/fed_spending_2016USrn.
[11]中共中央組織部：《2016年中國共産黨黨内統計公報》，http://www.xinhuanet/politics/2017-06/30/c_1121242478.htm.
[12]鄢一龍等：《在國家治理現代化建設中提升殘疾人組織治理能力研究》，國務院殘疾人工作委員會辦公室委托項目，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