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習近平總書記對當今世界性質和人類未來走向的重大判斷和指導新時代中國外交的行動指南。對于如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重大問題，學界形成了外交路徑論、發展路徑論、綜合路徑論三種觀點。探索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路徑，需要根植已有的實踐探索和豐碩成就，遵循這一思想内在的自治和治理的邏輯，從深邃淵遠的中國智慧中提取中國方案，走出一條世界各國包容互鑒、共同繁榮的康莊大道。
關鍵詞人類命運共同體；路徑；治理；中國智慧DOI:10.19422/j.cnki.ddsj.2018.06.001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習近平總書記對當今世界性質和人類未來走向的判斷。尤其是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将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十四條基本方略之一，并将其寫入黨章，成為指導新時代中國外交的重要行動指南。如何在實踐中探索和研究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路徑，是一個重大理論課題和戰略任務。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提出背景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提出的一個重要背景是全球化遭遇了挫折。近年來，在全球生産力實現革命性發展的同時，也越來越暴露出一些固有的弊端。比如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貧富差距拉大，發展鴻溝、數字鴻溝、福利鴻溝等制約着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面對這些挑戰，以“華盛頓共識”為主要内容的“美國方案”、以推動區域一體化為主要思路的“歐洲方案”和以政府驅動發展為主要動能的“日本方案”等都紛紛失去了光澤，有的甚至還引發了更嚴重的問題和危機，成為制造沖突和戰争的根源，也是造成世界經濟不平衡和全球貧富分化等的深層原因。
歐美發達國家的方案之所以問題重重，是因為這些方案更多考慮全球資本的利益，忽視全球勞動的正當利益，片面考慮發達國家自身的收益，排斥廣大發展中國家對正當權益的訴求，甚至不願意承擔對全球氣候變化、全球減貧、救濟難民等的國際責任。在這種情況下，全球生産力發展所驅動的經濟全球化，迫切需要新的理念來加以指引。
然而，對于全球化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形形色色代表“全球化輸家”呼聲的“逆全球化”思潮大行其道，這些人将全球化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看作是全球化走錯了路，轉而鼓噪各種本土主義、排外主義和民族主義情緒，試圖将人類曆史拉回到閉關自守和封閉僵化的老路上去。面對全球化出現的各類問題和形形色色的逆全球化思潮，習近平主席代表中國鮮明地提出了“中國方案”，即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
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成熟的重要标志是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大會上的講話。2015年9月28日，習近平主席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出席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時發表的題為《攜手構建合作共赢新夥伴同心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講話中，分别從政治、發展、安全、文明和生态五個層面闡述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内涵和政策方案，即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諒的夥伴關系；營造公道正義、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謀求開放創新、包容互惠的發展前景；促進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構築尊崇自然、綠色發展的生态體系。[1]顯然，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中國提出的新型全球化方案，這一方案并非否定全球化，而是發展和完善全球化，推動全球化向着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路徑選擇
毫無疑問，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絕非易事，面臨着衆多現實挑戰和艱2018年4月8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時指出，“國際上的問題林林總總，歸結起來就是要解決好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問題。我們需要不斷推進和完善全球治理，應對好這一挑戰。”（圖片來源：新華社）一、外交路徑論
這一觀點認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外交議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主要依靠外交途徑進行。因此，持這一觀點的學者普遍關注中國參與全球氣候和經濟治理、國際發展援助和“一帶一路”倡議等外交實踐，例如中國創建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等。在他們看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是中國國内發展模式在國際發展領域的轉化和投射，有利于全球治理的進程，甚至會創造出新的地區和全球秩序。的确，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外交的一個目标，但僅靠外交路徑是不行的，需要統籌國内國際兩個大局，将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标與中國國家發展目标有機結合起來，協同推進。
二、發展路徑論
這種觀點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的一項國家發展戰略，是試圖尋求解決全球治理危機的“中國方案”[2]。一些研究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夢”的對外政策組成部分，目的是在保障國内穩定和發展，保障中國的能源資源需求的同時“走出去”：推動人民币國際化、維護中國的海洋利益、應對美國同盟體系的壓力。還有研究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針對歐美國家現代性危機提出的“中國方案”，志在創建新的世界秩序。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方案”，但不能扭曲為“中國中心主義的方案”，需要與其他國家、國際組織、跨國公司、非政府組織等共同努力，建設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
三、綜合路徑論
這類觀點關注宏觀規劃和總體布局，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是一個涉及衆多領域的系統方案[3]。關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施路徑，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原副部長于洪君同志提出“四路徑”說，要注重意識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注重政策措施的綜合性；推動建立開放、包容、透明的國際制度體系；各國政府要做到權責均衡，内外兼顧[4]。在具體實踐層面，學界嘗試從文化層面、價值傳播、戰略布局和全球治理等具體層面思考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現問題。但是，強調綜合路徑不是不分主次地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有賴于制度創新和治理之道創新，着眼于提升全球集體行動能力。
在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指導下，中國已經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實踐探索。比如中國提出并推動了“一帶一路”倡議，主導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等，同時在二十國集團（G20）和亞太經合組織（APEC）等全球和地區治理框架中不斷提出新理念，提供新方案，受到世界各國的普遍歡迎。2017年2月10日，聯合國社會發展委員會通過“非洲發展新夥伴關系的社會層面”決議，“呼籲國際社會本着合作共赢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精神，加強對非洲經濟社會發展的支持”[5]，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首次被寫入聯合國決議中，彰顯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強大國際影響力。因此，研究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路徑，必須根植于已有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實踐，深入研究其内在邏輯和經驗。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治理之道
中國不僅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積極倡導者，更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積極實踐者，“一帶一路”正是通往人類命運共同體之路。“一帶一路”是中國道路在特定曆史發展階段的一種實現形式，是中國道路在歐亞非和南太平洋地區範圍内打造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的偉大實踐，它看重的是通過推動更大範圍、更高水平、更深層次的大開放、大交流、大融合，走出一條互尊互信之路，一條合作共赢之路，一條文明互鑒之路。因此，“一帶一路”就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路徑。人類命運共同體與“中國夢”“一帶一路”的内在邏輯是一緻的。
然而，在理論上這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邏輯呢？2018年4月8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時指出，“國際上的問題林林總總，歸結起來就是要解決好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問題。我們需要不斷推進和完善全球治理，應對好這一挑戰。”同時，習近平主席還特别強調，“中國正在統籌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态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這五方面也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要内容。”[6]因此，如何把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複興，為世界謀大同有機結合起來，形成一條融社會治理、國家治理和全球治理于一體的治理之道，即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必由之路和核心線索。
人類命運共同體在本質上是一個互聯互通的全球生活單元，核心是在多樣化的社會生活基礎上逐漸形成人類命運休戚與共的身份認同，此種人類命運認同與多樣化的國家認同、社區認同、族群認同和宗教認同等并不矛盾。因此，作為一種治理之道，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最核心的任務是發展和完善全球和地區的治理結構，打造一個涵蓋了國家、跨國家、非國家等諸多行為體互動形成的治理體系。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指出，“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7]人的社會性原理表明，人有作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維度的類的屬性，表現為全球公民，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要把全球公民丢失了的鄰裡關系、社區關系、國家關系在全球範圍内重新恢複起來，讓備受全球市場和國家關系擠壓的空間活動起來，探尋全球公共事務的治理之道，這就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魅力。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在面對大自然的挑戰面前，不是在統治邏輯和商業邏輯中展開的社會公共生活，而是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基礎上展開的以關愛、互助、包容、共赢為基礎的交往和治理秩序。因此，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國際社會、全球市場和全球公民社會互動的網絡、資源、平台和機會空間的總和，它的基本邏輯是自治和治理，是國家的權威原則、市場的效率原則和公民社會的公正原則互動過程的産物。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智慧
作為一種全球公共事務治理的“中國方案”，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曆程不可能平坦，最重要的困難在于根深蒂固的現實主義權力政治觀念以及近代以來歐美主導世界的“西方中心主義”思維。近代以來歐美主導世界的格局決定了“歐美方案”在當今世界還頗有市場。
近代以來，經濟全球化在歐美發達國家主導下，走了一條片面的現代化道路。盡管在工業革命和新科技革命推動下，西方主導的全球化給世界帶來巨大的發展動力，但驅動經濟全球化浪潮背後的西方理念存在着巨大的問題，其弊端也随着全球化的發展而日益明顯。無論是近代以來英國主導的奉行叢林法則、殖民主義、勝者為王等原則的全球殖民貿易時代，還是二戰後以來美國主導的奉行零和遊戲、利己主義、赢者通吃等原則的全球自由貿易時代，都共享着一套西方文明所固有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比如強調“文明與野蠻”“二元對立”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追求優勝劣汰、勝者全拿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哲學，以及把自己看作是“上帝的使者”和“文明的光亮”而把其他文明看作是“黑暗的遠方”的傲慢與偏見。所有這些理念主導下建立起來的世界秩序，無不奉行弱肉強食、赢者通吃的叢林法則，是制造沖突和戰争的根源，更是造成世界經濟不平衡和全球貧富分化、醫療健康鴻溝、數據差距鴻溝等問題的深層原因。
由于西方主導的全球化道路存在種種問題，因此，迫切需要對驅動全球化的理念進行創新。對此，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國共産黨人，積極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和五千年中華文明智慧相結合，創造性地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從中國在各種場合表述的主張來看，這一倡議着力打破二元思維，确立包容思維；打破優勝劣汰、勝者全拿的霸道哲學，确立合作共赢、開放普惠的王道哲學；打破利己主義的傲慢與偏見，确立利他主義的共商、共建、共享。所有這一切都表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謀求實現持久和平和共同繁榮的“中國方案”，更是推動全球治理秩序向着公正合理方向發展的新全球化理念，必将開辟一個全球資源配置的新時代。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是一個簡單的跨國層面的發展計劃，它是全球共同發展、共同安全和共同富裕的全球發展和治理改革的“試驗田”，其基本邏輯是同舟共濟，風險共擔，其核心問題是如何找到促進全球和區域共同發展的最為合理的制度表達形式。
與“歐美方案”不同的是，中國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途徑是以目标協調、政策溝通為主，不刻意追求一緻性，可高度靈活，富有彈性，是多元開放的合作進程。“中國方案”之所以具有很大的靈活性和包容性，與中華文化的“政道”和“治道”思維傳統有着直接的聯系。中國古人講，“得民心者得天下”，無論是家國，還是天下，都最終取決于人民的民心。歐美國家在談及政治秩序的時候，更關注國家與社會之間的權力分配，更看重不同階級、不同族群和不同宗教信仰之間的“政體”形式，從古希臘的亞裡士多德開始，西方的思想家們對政治形式的設計苛刻到了極點，拘泥于身份問題、權力安排和分權制衡，充滿了對權力與權利平衡的緊張和焦慮。
但是，在中國人的理念體系中，整個世界是一個家國、天下與天命緊密連接的整體，家國情懷、天下觀念和天命信仰是有機結合在一起的，家庭、國家、世界三位一體，是中國人的世界觀傳統和優勢所在。從這個角度來說，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是中國人的心血來潮，而是推己及人、兼濟天下情懷的合理延伸，人類命運共同體搞得好不好，全球治理搞得好不好，直接影響甚至決定着能否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顯然，中華文明關注的焦點不是不同身份之間的“權力分配”形式，而是對各種形式的安排保持了一種開放的視野和胸懷，努力吸取各種文明的優秀成果，更關注政治秩序的結果，不大在乎政治秩序的形式。在國與國之間的關系上，西方人關注霸權，中國人重視王道。“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标。”中國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是謀求勢力範圍，而是謀求天下長治久安、共同繁榮的美好前景。在具體方式方法上，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是開放的、包容的，歡迎世界各國和國際、地區組織積極參與，強調平等協商，兼顧各方利益，反映各方訴求，攜手推動更大範圍、更高水平、更深層次的大開放、大交流、大融合。
總之，作為一項國際公共産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其建設路徑上必須首先要突破“歐美方案”的叆叇雲霭，将中華文明将與時代潮流相結合，推動不同文明在兼容并蓄、交流互鑒中釋放新的發展活力，以和平、發展、合作、共赢的理念來超越不同國家、不同民族和不同宗教之間的隔閡、紛争和沖突，建設一個更具包容、更加美好的世界。
（第一作者系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教授；第二作者單位：清華大學國際關系學系）
（責任編輯：甘沖）
[1]習近平：《攜手構建合作共赢新夥伴同心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載《人民日報》，2015年9月29日第2版。
[2]WarnerM.Onglobalization‘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AsiaPacificBusinessReview,2017,23(3)，pp.309-316.
[3]郭海龍,汪希：《習近平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生成、價值和實現》，載《鄧小平研究》2016第3期，第40-46頁。
[4]徐栩：《中聯部副部長于洪君率當代世界研究中心代表團訪問波蘭并出席第22屆克雷尼察經濟論壇》，載《當代世界》2012年第10期，第58頁。
[5]《“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首次寫入聯合國決議》，http://www.xinhuanet/world/2017-02/12/c_129476297.htm.
[6]《習近平會見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http://www.xinhuanet/politics/2018-04/08/c_1122651110.htm?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