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開始，我都不敢跟你們講話。我覺得你們真的挺棒的！”2018年6月，在一艘郵輪上，一個中年女性親昵挎着旗袍打扮的馮真（化名）。原本，兩個人并不相識，她是被馮真等人的旗袍秀吸引過來的，想湊個熱鬧。但走近之後，她随即發現這是一個不一般的群體，周圍的橫幅和标語提醒着她，眼前的這個喜氣洋洋的隊伍是一群同性戀孩子的父母。她有些不好意思和尴尬。
“沒關系的，我們早就放下了。我們和孩子都挺好的。”馮真并不避諱，她大方熱情地回答對方，還揮手招呼過來一群年輕有朝氣的孩子給對方認識。他們有的20歲左右，也有的30歲出頭，個個打扮得幹幹淨淨，禮貌而大方。“我特别希望跟外界的人打交道，希望他們能夠更多地了解這個群體，而不僅僅是将孩子們跟‘亂’‘艾滋病’等字眼聯系在一起。”
馮真今年63歲，她的兒子今年33歲，在2002年向她出櫃。出櫃是同性戀群體的常用詞彙，即公開性取向的意思。馮真參與的這次活動也是為了慶祝他們的組織“同性戀親友會”成立10周年。這是全國最早的同性戀親友組織，由一個男同性戀的母親發起，其主要宗旨是幫助同性戀者的親友更好地與他們的同志家人或朋友相處。跟馮真一起來參加活動的有800多人，包括同性戀群體及其父母。
馮真于2014年加入了同性戀親友會，在此之前，她一直不願意接受兒子是同性戀的事實，與兒子徐平（化名）互相抗衡了十幾年。馮真是一個敏感的人，她是自己發現兒子是同性戀的。2002年左右，她在兒子書包中發現了一張紙條，上面奇奇怪怪地寫着，“為什麼别人都喜歡吃又大又紅的紅蘋果，而我偏偏喜歡又酸又澀的青蘋果？同志兄弟，我該怎麼選擇？”她拿着紙條去質問兒子，兒子卻說是随便寫的心情表達，“不要當回事”。
“同志兄弟是什麼意思？”她不罷休，繼續問兒子。
“同志你應該了解啊，你們不是整天‘同志長’‘同志短’地稱呼嗎？”兒子不緊不慢地回答。
“那‘如何選擇’又是什麼意思，同志還需要選擇嗎？同志明明是同性戀的意思。”
“你連這個也知道。”
幾個回合的對話最終以兒子的沉默告終。馮真卻沒有放棄懷疑。她開始密切關注兒子的舉動。有一天她回老家幾天，事前沒有跟兒子打招呼就回來了。進門之後發現兒子跟一個男生坐在一起聊天，神情有些不自然。桌子上擺着一盤盤吃剩的菜，那是她臨走前給兒子做的，一盤盤摞在冰箱裡。很明顯，菜是一次性吃光的。馮真有強烈的感覺，男孩應該在家裡住過。“當時就覺得兩個人眼神是不對的，像青春期的男女朋友對視的眼神。”
後來有一天上午，馮真從單位回家取東西，又再次見到了那個男孩，手裡還緊攥着一個東西，她沒有看清。那正是兒子徐平上課的時間。她大怒，問男孩是誰，男孩說是徐平的同學。“是同學你怎麼不穿校服？”馮真再也抑制不住火氣，将男孩趕了出去。在馮真接二連三的盤問下，徐平最終承認自己是同性戀。男孩也不是他的同學，而是一個大二的學生。
馮真一下子失控了，她的眼淚崩了出來。在她的認識世界裡，同性戀等同于“不正常”“流氓”以及“肮髒”。她對同性戀的認知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紀70年代中期，當時她剛剛參加工作。一天在上班的路上，她看到牆上貼了一個布告，一個男人将要被處以死刑。布告上面寫了“雞奸罪”，周圍的人議論紛紛說是犯了強奸罪要送去槍斃。
馮真有些納悶，“強奸就是強奸，為什麼說是雞奸呢？”她向旁邊的同事表達了疑惑。同事告訴她雞奸就是兩個男人相戀，并做了“苟且之事”，“也叫作同性戀”。她不懂，也想不明白男人之間如何苟且，但“同性戀要被槍斃”自此在她心裡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她清楚地記得，布告上面那個人罪名下面打了一個一個紅色的大“×”。
這些20多年前的回憶一下子沖到了她的腦海。她沖兒子喊，“你知道嗎？你毀了這個家，從此以後家裡再也不會有什麼歡樂，你必須得改變，不然就滾出去。”徐平摔門而出。馮真索性請了長假，開始跟蹤兒子，隻要看到與兒子交往的男生，她就瞅準功夫找過去聊幾句。慢慢地，她就摸出了門道：那些在她問是否跟徐平是同學能夠迅速回答的，一般是兒子的同班同學；相反，磨磨唧唧，半天講不出來一句話或者隻是簡單答幾個字的一般都是社會上的青年。她也對兒子的同學區别對待，隻要女生來家裡，她就會買上各種好吃好喝的，有時候還會買禮物給女生，并熱情地邀請她們在家裡吃飯，“我把她們當小公主一樣”；但如果是男生，超過一個小時還沒從家裡離開，她就會下逐客令。
兩人矛盾最終爆發是在馮真将徐平手機裡的通訊錄一一錄在了單位的電腦之後。馮真本想根據這個嚴密掌控與兒子有關的聯系人。但這很快被精通于計算機的徐平發現了。他删除了記錄，并将兩盤磁帶扔在了桌子上，那是家裡電話的通話錄音。電話中，馮真跟妹妹哭訴自己的兒子是個同性戀，不知道該怎麼辦。“家醜不可外揚，你至于嗎？”他冷冷地對馮真說。
馮真一下子瘋了。“你自己做這種見不得人的事情，還對媽媽使用這種下三爛的手段。你不覺得你變态，丢人嗎？我以後怎麼見人。你中邪了，你看你交往的都是什麼東西，我看見你都惡心。”“你不正常，你已經不是原來的媽媽了，你就是一個瘋子。”徐平第一次放開聲音跟趙真吵，他本是一個安靜的人，說話細聲細語，在馮真的接連質問下，他掄起了手旁的椅子，砸向了地面，地闆裂了，出現了深深的坑，驚得鄰居都跑了上來。
吳幼堅（東方IC供圖）走向前台的同性戀父母
同性戀親友會的創始人吳幼堅理解馮真表現出來的崩潰和瘋狂。“那時候，社會上對同性戀群體是很少有認知的，媒體上也沒有人談論同性戀，有的一些内容都是極為負面的，和變态、性病相關聯。”吳幼堅是一個雜志的編輯。1998年，雜志開了紀實文學的欄目，吳幼堅四方尋找可以作為雜志内容的題材。她的眼睛瞄向了同性戀群體，“因為覺得新鮮”。
她去尋相關的資料來看，隻找到了性學家方剛寫的一本小冊子，那時，他還隻是個青年記者。後來，李銀河的書籍《同性戀亞文化》出版，她又找來看了。“那時，一般情況下，除非是相對應的社會工作者，普通人是不會像我這麼去找同性戀相關内容看的。”兩本書對吳幼堅認識同性戀起到了啟蒙的作用。她得出的結論是，同性戀是一個客觀的存在，“我如果認識一位同性戀人士，不管他是誰，我一定會對他表示我的理解和尊重，但我又不知道誰是，我也沒見過，所以也就算了。”
吳幼堅沒有料到，這個人就在她的身邊。她是個編輯，關心的是自己的青年作者，先生是位中學老師，注意力在學生身上，兩個人從未想到兒子會在第二年向他們出櫃。那是一個平淡無奇的晚上，如果非要列舉一個值得記憶的點話，即是高考前夕。吳幼堅看稿子累了，去找兒子聊天，聊到了婚姻愛情觀。兒子趁機告訴她了自己的性取向。
吳幼堅說自己并沒有吃驚，隻是向兒子表達出了疑問。第一，同性戀群體那麼少，隻占人口比例的3%～5%，而且都不願意公開身份。“你去哪裡找朋友，我怕你找不到朋友。”她對兒子說。兒子讓她不用擔心，“媽媽，我們的人知道他們在哪裡，我現在還小，等我需要找朋友的時自然有很多渠道”。第二個問題則是同性戀很容易得艾滋病，應該如何避免。兒子明确地告訴她，艾滋病是性行為混亂的結果，而不是因為兩個男生發生性行為。
2004年，兒子開始公開接受采訪為同性戀群體争取權利。幾乎是沒有猶豫，吳幼堅選擇支持兒子。她開始在雜志上寫一些關于同性戀的文章，這幾乎成了國内最早關于同性戀的正面文字。文章被放到網上後，引起了軒然大波。吳幼堅記得，支持者和反動者分成兩個陣營：一方很感動，覺得說出了自己的心聲；另一方則充滿了謾罵，認為吳幼堅在“妖言惑衆”，教年輕人不學好。
德國柏林的一家同性戀公寓，這裡的年輕人和老人生活在一起（視覺中國供圖）這是吳幼堅第一次領會到網絡的力量。她開了博客，将文章放到網上，她沒有學過輸入法，也不會打字，隻好用兩根手指頭一個鍵一個鍵地敲。來傾訴的人越來越多。那時，博客隻能通過發小紙條（私信）聯系，還有200字的留言限制。有時候早上醒來，吳幼堅打開電腦，會看到七八條小紙條，都是一個人發來的。她又申請了郵箱。
成立親友會的初衷源于兩封來信。一封來自一位母親。她在信中提到發現了女兒與女同學的通信，從信的内容來看，像是戀人的書信。她懷疑女兒有同性戀嫌疑，但又不敢确定，雖然信中母親痛苦、自責，但她聲稱會為了女兒的快樂而接納同性戀；另一封則來自一個女孩。女孩說，因為父母方面給予的壓力，女朋友要跟她分手。她希望吳幼堅能夠繼續将博客寫下去，讓更多的母親明白，有很多年輕人在為愛而努力。
此時，吳幼堅剛剛讀了一本書，書上說美國有個小學教師為了兒子成立了同性戀親友會。“孩子們有需求，家長也有需求，我為什麼不做一個類似的親友會組織呢？寫博文、回信都隻能在小範圍内進行，隻能影響到一點點人。”2008年5月4日，吳幼堅發表博文呼籲成立同性戀親友會。這一想法很快得到了現在的負責人胡志軍的支持。他當時正面臨着失去愛人的苦惱——與他相戀十幾年的男朋友在父母的壓力下跟他提出了分手。此前，他也在網上開了博客，經常有人跟他傾訴類似的苦惱。他覺得，中國同性戀群體面臨的主要問題還是自我家庭接納的問題，也就是從那時候開始，讓家庭接納自己的同性戀子女便是“親友會”最重要的工作内容。
籌建同性戀親友會比預想的困難多了。雖然在網上不少父母和同性戀成員表示了支持，但真讓他們從隐秘的網絡中走出來則是一件難上作難的事情。第一次籌建大會隻有四個人參加，吳幼堅、胡志軍以及他找來的兩個男同志，其中，隻有吳幼堅是家長。四個人圍在一起想章程，想到一點是一點，其中一個人負責記錄在電腦上。同性戀親友會成立後，他們留下了兩個郵箱給外界，一個是吳幼堅的，一個則是胡志軍的。後來，他們又開設了專門的熱線，從2008年到2012年，吳幼堅接聽了2000多個求助電話。
俄羅斯社會活動家柳德米拉·羅莫迪納和組織成員，為同性戀家庭提供幫助（視覺中國供圖）第一次同性戀父母親友懇談會的召開已經是在親友會成立半年後，是在廣州舉辦的。所有的人包括同性戀人員、媒體記者以及家長，加起來也不超過50人。家長的人數更是屈指可數，這還是求着過來，事前跟人保證不會拍照、不會錄像。為了達到好的宣傳效果，吳幼堅想了一個折中的方法，所有的人圍成一個圓圈坐下，願意露面的，面朝着攝像頭，不願意的則背對着鏡頭。“這樣看上去，起碼有幾十人的樣子了。”那時候，父母來了就是哭，吳幼堅等人也不強求，“至少願意來開會了”。
許多人覺得吳幼堅是在博眼球、想出位。吳幼堅也不否認，“我就是想出名，如果我不出名，我的聲音怎麼能放大？媒體怎麼會來找我？我的力量和影響都是有限的，如果想發揮更大的力量來幫到更多的人，我是必須出名的。也隻有這樣，才能找到更多的家長出來。”截止到現在，同性戀親友會已經在全國擁有59個分會和3000多名經過專業心理培訓的志願者，在為30萬同性戀人群提供着服務與幫助。
“你們不能改嗎？”
2014年，一次偶然的機會，馮真參加了親友會的活動。此時，距離兒子向她出櫃已經過了10年。大學畢業後，為了遠離她，兒子選擇去蘇州工作。她也很少跟兒子聯系。她查了一下資料，有數據說，中國八成的男性同性戀會進入婚姻或者已婚。“你說你的性取向是天生的，既然80%的人都能夠做到，你為什麼就不可以？”她找不到說服自己接受兒子的理由，“一提到同性戀這幾個字，我就心裡煩”。
在過去十幾年裡，同事、朋友的孩子一個個都結了婚，有了孩子。馮真先是陪着她們去選婚禮穿的衣服，個個都鮮豔漂亮。朋友們慫恿她也買一件。她推脫“用不着”，不願意試。實在推不掉，就說以後借她們的穿。後來，兒子過了30歲，經常有人問她的孩子是不是結婚了，她也說結了。有一次，對方問她兒媳婦是做什麼的，她回答“小學老師”。這正好被另外一個同事聽到了，“你上次不是說是會計嗎？”
馮真覺得累，她回到家裡跟老伴說：“我好像露餡了。”在親友同事面前，她就像一個裝在套子裡的人，每天都想着如何僞裝自己。“露餡就露餡了，以後不交往就行了。”老伴安慰她。其實，能斷的關系早就斷了。有一個好朋友氣憤地跟她說，“你變了，變得冷漠了，從不主動聯系我們，是怕我們找你麻煩不是？”她推脫說自己不如意。對方說：“總覺得你在隐瞞什麼。”
當馮真在親友會現場看到一個個家長時，她是難以理解的，自己的孩子幹了這麼難以啟齒的事情，他們還在這裡抛頭露面，但心裡也暗自慶幸，“倒黴蛋也挺多的，不是我一個人”。在活動上，主持人希望她能夠站起來講講話。她直接否決了，“我說的都是負能量的東西”。“負能量我們也聽。”底下一片回應聲。
馮真站了起來，台下估摸着有五六十号同性戀男女，她抛出了困擾自己十幾年的問題，“阿姨就說一句話，你們能改嗎？”
台下一片靜寂。
馮真動了動嘴唇，握緊了話筒，又說：“能改的能否舉個手給我看一下。”
足足有半分鐘，沒有人舉手。馮真盯着離她最近的一個女生，長得特别漂亮，眼睛大大的。女孩把頭低下了。
馮真有些受到了打擊。“難道我真的不了解兒子嗎？”她一遍遍質問自己。她随後參加了志願者的培訓，負責接熱線電話，隻為了多了解一下這個群體。跟她一起參加培訓的家長有12個人，每天喜笑顔開的。剛開始，她不說話，也不參與讨論，“孩子都這樣了，你們還笑得出來。”後來，她也慢慢融了進去。“你會覺得自己是真實的，不用編謊言，也不用騙人。你的腦子怎麼反應你就怎麼說，你所說的都是真的。”馮真喜歡這種不用僞裝的交流，“總是僞裝，費勁死了，累死了。”
剛開始接求助熱線時，對方在電話那頭講自己孩子的事情，哭得一塌糊塗，馮真就在這邊掉眼淚。“剛開始也不知道怎麼疏導别人，就是互相傾訴，抱團取暖。”慢慢的，聽多、見多以後，馮真也開始去總結一些共性的東西，比如說，家長傾訴一般會提到三點問題：一是面子上過不去；二是家裡傳宗接代的事情怎麼解決；第三則是以後誰給孩子們養老。同性戀群體面臨的困惑則是文化不認同、社會不理解、家庭不接納。
馮真曾遇到一個男性家長，已經接納了女兒是同性戀的事實，但要求女兒必須找人生個孩子，給家裡留個後，女兒答應了，說幾年之内一定做到。但父親執拗，一定要孩子現在生。馮真看不下去，“你為什麼要這麼逼孩子，你要想生的話可以自己生啊！”馮真說，男性家長剛剛50歲，離婚後再娶，妻子也隻有30來歲。最後，他還是逼女兒當衆簽了日後不要家裡任何财産的協議。她還經手過一個案例，有個同性戀孩子，有份很好的工作，但家長愚昧，将孩子送到了精神病院，孩子最後瘋瘋癫癫，家長也很後悔。“三十好幾的孩子，本來已經在為父母撐一片天了，現在父母還得為他撐一片天。”
現在，熱線電話也已經被微信語音所取代，每天至少有五六個人來加馮真好友。由于精力有限，對于添加她的孩子們，她會選擇一兩個進行輔導咨詢，但對于父母，她從來都不拒絕，“他們能夠走出來尋求幫助本身就是件不容易的事情，我有這樣的經曆。”在交流的過程中，馮真覺得自己也在成長和改變，“你會理解孩子，會知道他們也很難，面臨的壓力更大”。
最終促使馮真接納兒子是因為老朋友的經曆。有一次，馮真去一個城市旅遊，順便去看看朋友。她很驚訝地發現朋友蒼老了很多，白發和皺紋就這麼赤裸裸地擺在她的面前。她才知道，朋友的兒子前幾年出了車禍，癱瘓了，去了全國各大醫院都沒有看好。朋友抱着她哭，撕心裂肺地，說如果孩子能夠站起來，她甯願去死。她見到了那個躺在床上的孩子，跟兒子差不多的年齡。他請求她晚上住在自己家裡，陪母親說說話，“家裡太久沒來人了”。
從朋友家裡出來後，馮真在小區的木椅上坐了兩個多小時。她記得那天天氣特别好，天空碧藍碧藍的。她不停地掉眼淚。“我要的是不是太多了？”她一遍一遍地問自己，“我的孩子起碼是健康的，能夠自食其力。如果我都不接受自己的孩子，社會上還有誰能夠接受？”回到家裡，她跟老伴，兩人開車從北京到了蘇州去看孩子。
他高興就行
接納孩子後，馮真愈發覺得兒子可憐。
她問兒子：“單位同事要是跟你談個人問題，你怎麼辦？”
“我從來不跟人聊個人問題，隻聊工作。”兒子回答。
“兒子，你真可憐，你都沒有朋友，應該挺孤獨的，你的興趣是什麼？”
“興趣怎麼說？我必須賺錢，我以後沒有孩子，必須為自己以後考慮。”
為了兒子，馮真将自己變成了一個鬥士，希望能為他争取更多的權利。2017年6月30日，中國網絡視聽節目服務協會通過了《網絡視聽節目内容審核通則》（以下簡稱《通則》），第八條寫道：網絡視聽節目中含有下列内容或情節的，應予以剪截、删除後播出；問題嚴重的，整個節目不得播出。這條規定包含的情節有，表現和展示非正常的性關系、性行為，如亂倫、同性戀、性變态、性侵犯、性虐待及性暴力。馮真看到了這條通則，她覺得不公平、難以接受，“為什麼将同性戀和性變态、亂倫混在一起，這是什麼意思？”
馮真聯合了幾個同性戀人員的父母寫了聯名信，還一起去廣電總局抗議，但并沒有起到什麼效果。“我們的孩子也是‘70後’‘80後’，你們這麼說，對他們太不公平了。往大了說，他們也是社會的中堅力量，在社會各行各業盡心盡力，你們憑什麼将他們跟性變态混在一起！”說到這裡，馮真一下子哽咽了，但她很快平複了情緒，像是将多年的心酸一下子咽了回去。
馮真開始更熱心地加入到同性戀親友會的工作中去，除了接熱線之外，她還開始去各地做分享會，講述自己和孩子的經曆，以啟發更多的家長接納自己的孩子。幾年下來，馮真也發現，同性戀親友會群體有了一些變化，很多“70後”的父母對同性戀子女的接納度相較以往的父母群體高了很多。馮真提到一個家長，被孩子帶來聽完分享會後，瞬間接受了孩子是同性戀的事實。“一般父母性格比較開朗，容易溝通的，能更快地接受孩子是同性戀的事實；父母孩子都是一根筋的，往往難得多。”更多的人仍然是拒絕和回避的。馮真理解這些父母。她知道跟她曾經一樣，都認為同性戀是一種病，是可以改變的。有一個家長曾在分享會上指着她大罵，“就是因為有你們這些人洗腦，我的孩子才會這樣！”
馮真也有自己矛盾的地方，在分享會上，她很少會講很細節的事情。她忌諱這一點，那是她的隐私。她的先生也不同意，“你之前說兒子已經結婚了，現在又承認孩子是同性戀，不是自己打自己臉嗎？”到現在，她也沒有見過兒子的對象——他和兒子已經相處了很多年，但馮真和先生不願意兒子帶他回家。“你們自己過得好就行，沒有必要給我見。”她對兒子說。馮真還有一層擔心，“我害怕他們關系不長久，異性戀婚姻離婚的都很多，他們一沒法律的保障，二沒孩子的牽絆，如何能夠維持？”
馮真有時候會跟兒子聊天，“你們沒有孩子，以後老了怎麼辦？”
“現在人工智能多厲害，會有機器人照顧我們的。”兒子回答。
“跟一個機器人一起生活多可怕。”
“媽，我會把他人型化的。”
“那如果人型化了，你希望是個男孩，還是女孩？”
“媽，你希望呢？”
“我希望是個女的。”馮真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