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都像打仗一樣”
武漢市江岸區惠濟路上，有一所外表老舊的民宅大院。大院位于惠濟路與惠濟二路的交界丁字路口，與武漢市委隔街相望。與漢口的新華路等主幹道不同，惠濟路幽靜無擾，大院在兩排冠蓋亭亭的梧桐庇護下，與世無争地注目着稀少的車流駛過。
這裡是楊森公館，四川軍閥楊森1928年大興土木修築的私人花園，建國後被列為武漢市優秀曆史建築。2017年，它有了另一個嶄新身份：全國首個實體化招才局辦公地點。與隔街戒備森嚴的市委大院不同，楊森公館對外開放、出入無需登記，門口有一塊紅底金字的“武漢市招才局”招牌，像是要敞開懷抱歡迎所有人。
辦公地點是一棟老式建築，室内仍然用着那個年代的木地闆，走起路來咯吱作響。晚上9點，咯吱聲依然響着——武漢招才局員工都沒下班，晚飯後自覺回到公館，伏案工作或接待來訪者。“這都很正常，加班是常态。”48歲的武漢招才局綜合管理處處長何慧超說。
何慧超同時兼任武漢市委組織部人才工作處處長，他這樣解釋武漢成立招才局的原因：過往人才工作都分散在不同部門，人社、經信、科技等多個部門都有自己的人才工作職能。“就像九龍治水、撒胡椒面一樣，政出多門，解決不了問題。”人才需要到處找政策、跑項目，浪費時間、占據精力，還不乏有人多渠道申報，重複享受不同部門的類似政策和資助經費。
招才局成立後，從17個部門中梳理了81項人才管理職能，将近五年出台的65項人才政策進行優化調整，研究整合了35項人才項目資金。“一個平台一個窗口對外，統籌起來，不浪費。”何慧超說，武漢的“百萬大學生留漢”以及“百萬校友資智回漢”兩大工程，換做組織部人才處的工作力量，“是難以搞起來的”。
1.6月22日，一場大雨中，武漢大學舉辦了2018年的畢業典禮
2.成立伊始，武漢招才局的工作就十分忙碌
3.2月23日，武漢一人才市場舉辦的新春首場大型綜合招聘會上人頭攢動（承影攝/視覺中國供圖）這個思路的提出者，是前任武漢市委書記陳一新。後者在2017年1月履職後，将人才工作列為一把手工程，命市委組織部研究新型機構的定位和職能，為成立招才局做準備。此前，陳一新曾在任職浙江金華、溫州期間，同樣成立了招才局。
但因涉及編制增設問題，金華、溫州的招才局都采取了“虛拟機構、實體運作”模式。武漢更進一步，将招才局實體化，挂靠在市委組織部，組織部部長兼任招才局局長。在凍結編制的情況下，市委組織部專門從各部門抽調在編幹部，到市級招才局工作。目前，全市各區亦成立招才機構14個，配備工作人員128人。
在2017年4月的成立大會上，被聘為武漢“招才顧問”的小米科技董事長兼CEO雷軍還笑言，起初以為是招“财”，沒想到是招“才”。此前一天，雷軍在淩晨近2點抵達武漢，他最大的感觸和感動是，為他接機的竟然是時任武漢市委常委、組織部部長兼首任招才局局長的楊漢軍。
這隻是武漢開始對人才表達重視的明顯信号之一。成立伊始，招才局就被委以重任。何慧超說，如今武漢市委市政府專題會議常要求招才局列席。而在武漢率先将招才局實體化運作并推出購房八折、最低薪酬等政策後，全國各地人才辦都紛紛到訪，想向武漢取經。
“事情比過去多得多。”2018年初，何慧超開始兼任招才局綜合管理處處長，工作一下子變得忙碌起來。他的微信消息太多，已顯示不出具體數量，隻有一串紅底白色的省略号。
采訪已是傍晚，其間他接聽了5個電話，均為工作相關。頭一天，他剛剛在華中科技大學（簡稱“華科”）給其他城市的人才學習團講完課；采訪後，他還得準備翌日會議材料。下一周，他将同組織部部長兼招才局局長一道飛赴海外，做武漢全球引才工作。
“每天都像打仗一樣。”武漢招才局青年人才處處長石柏林同樣忙碌，他在準備幾天後的一場宣講發言，但這次宣講不是為了引才，而是為了紀念一位之前病故的同事和領導——深夜接機雷軍的楊漢軍。
楊漢軍病逝于2017年8月9日。生前10天，他曾輾轉波蘭、以色列、俄羅斯等國家開展武漢全球引才工作，10天内行程1萬8000公裡，搭乘3趟紅眼航班，此後突發心髒病因公去世。2018年4月，中共中央組織部追認楊漢軍“全國優秀組織工作幹部”稱号，并在組織系統廣泛開展向楊漢軍同志學習的活動。
“像打仗一樣。”這是成立一年多來武漢招才局的态度和強度。武漢招才局提供的材料，彰顯着他們“招才引智”的決心：“不是階段性地設立‘臨時機構’，而是規範有序、常态運作的專職招才部門……不是應時應景的‘突擊工程’，而是着眼武漢複興、未來發展的長遠戰略。”
楚才東南飛
武漢複興，首要目标就是留下武漢每年數以30萬計的大學畢業生，在何慧超等幹部看來，這是武漢“真正的富礦”。2017年2月，武漢啟動“百萬大學生留漢創業就業工程”，力争5年吸引100萬大學生留漢，并在全國範圍率先提出大學生無門檻落戶。
2018年，這個工程提出了另外一個口号：“留漢不留憾”——長期以來，武漢都被标記為一座“充滿了遺憾的城市”。其标記之一就是，留不住人。
這座地理位置優越的交通樞紐，擁有包括7所211在内的84所高校，在校學生逾120萬，是全球大學生最多的城市之一。但過往，被武漢高校培養的楚才，多數人并未選擇留在武漢。他們像孔雀一般，源源不斷地東飛、南下或北上。
武漢互聯網招聘信息平台WHITer負責人王亮2010年畢業于中國地質大學（武漢校區）。那時全班30多人幾乎都離開了武漢，包括曾經的他在内，多數去了長三角、珠三角發展。“唯一留下的是個女生，還是武漢人。”王亮說，“我們學校算是211了，武大（全稱‘武漢大學’）、華科留下的就更少了。”
華中科技大學就業指導中心負責人告訴本刊記者：“從就業單位地域分布看，華中科技大學畢業生超過50%集中在珠三角、長三角地區就業。”該校近年發布的就業質量報告透露，選擇簽約就業的本科畢業生中，留在湖北的比例約在25%上下。武漢大學、華中師範大學（簡稱“華中師大”）也大緻在這一比例。華中師大學生就業工作處副處長郎東鵬說：“每年留在武漢的比例約有17%～18%，10年來變化不大。”
“2013年、2014年之前，基本上是淨流出狀态。”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長、長江中遊城市群研究中心主任秦尊文說，“主要還是産業吸納能力有限，這跟武漢民營經濟不太活躍有關系，待遇很低。博士能留下的可能就幾個點，研究生也很少，本科生留下的不超30%。”
學子不留漢，隻是武漢過去發展的一個縮影。“起個大早、趕個晚集”，是很多人對武漢發展道路的形容。作為“九省通衢”，清末民初的武漢曾是全國最大的城市之一，坐擁兩江三鎮。武昌打響辛亥革命第一槍後，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的寫道：“武漢應略如紐約、倫敦之大……若以之建設，亦是理想上之城市。”武漢雄厚的工業基礎和科教資源，就得益于清末年間湖廣總督張之洞的布局。
直至1949年建國後，武漢的地位也舉足輕重，作為中南局所在地，一度中央直轄。“一五計劃”中确定的156個重點項目中，武漢鋼鐵廠（武鋼）、武漢重型機床廠（武重）、武漢鍋爐廠（武鍋）等7個項目皆在武漢，包括今日仍川流不息的武漢長江大橋在内。“清末民初、20世紀50年代，是武漢發展最好的兩個年代，全國範圍内僅次于上海。”武漢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伍新木說。
但在改革開放後，武漢發展步伐降了下來，甚至有所衰落。鄧小平在80年代末提出“兩個大局”，第一個大局就是加快東部沿海地區對外開放，使之先發展起來，中西部地區要顧全此大局。一個佐證是，改革開放之初，武漢市上繳中央财政比例達83%，留成比例隻有17%；而同期沿海開放城市則有“5年不上繳”等特殊政策。
湖北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秦尊文“那個年代沿海都要向中央要政策，武漢等地就被犧牲了，中部塌陷就是這樣塌陷的。”伍新木在80年代曾在省人社廳任職，專門寫報告論述這一問題：上繳财政比例過高，導緻了武漢包括公職人員在内的市民薪資普遍較低。
而面對降速的社會經濟與不停外流的楚才，武漢能做的則非常有限。張小龍和雷軍這些如今呼風喚雨的互聯網大佬，都是武漢走出的楚才。這讓武漢的幹部感到可惜。“都是痛，所以我們不是搶人，是留人呐。”何慧超說，“過往武漢也想過要留才，但沒有一個好招，也沒有那麼急切。”
一個直接原因是，曾有直轄史的武漢在80年代成為計劃單列市前後，“省市關系非常不好”。伍新木自80年代先後任武漢人大财經委員、湖北省人大常委會委員等職。他回憶了一則趣事。80年代中期，時任武漢市委書記的吳官正想引進外資，與外商約在了省廳談判，作陪翻譯的是一位英語流利的省科教廳年輕女科長。
雙方商談進展順利，商談一個多小時後進行午餐。但在用餐時，省廳女科長突然用英語對外商說：“你跟武漢市委書記談一點用都沒有，得跟省廳談。”女科長的話不無道理。在當時，武漢市要做任何事，都需要經過省廳層層審批，才能落地。
吳官正畢業于清華大學，英語同樣不錯。他聽懂了這句話，後來在無數個場合提及，表示武漢市的權力太小，發展受限。那家外商最終沒能引進來——直至1992年，整個武漢都沒有一家外資企業。
武漢上繳中央的财政，也多數被交給了湖北省反哺其他地區。“因為湖北很大，發展也滞後。武漢多給省裡，省裡向中央返還時就少一點，聽起來好聽一點。”伍新木說。武漢城市基建，也多因此掣肘，被笑為“中國最大的縣城”。
王亮家在江浙一帶，他至今還記得自己2006年初到武漢時的第一印象：地面髒亂不堪，交通擁擠，“那時的武昌站就像鄉下一樣”。當時，王亮的想法跟如今很多剛來武漢的學子一樣，“趕緊畢業離開這鳥地方”。
何以留漢
上大學後，王亮談了武漢籍女友，跑遍武昌、漢口的大街小巷，到畢業時看法已有很大改變。“相信2006、2007年開始在光谷上學的同學可以切身感受到一座城市的發展變遷。”王亮說，“看着光谷從一個很鄉下的地方發展成今天這樣，讓我對這座城市稍微有了點期盼。”
光谷，亦稱“東湖高新區”，是武漢從一座工業城市轉型發展高新技術産業的最大嘗試。進入21世紀後，武漢在光谷以光電子産業為主導，聚集起了一批高新技術和互聯網企業。今日光谷已初具模樣，但中心地帶的大轉盤仍被工地環繞，将建設亞洲最大的地下商業綜合體。時值下班高峰，車流寸步難行。同行的兩位朋友都在武漢讀的大學，時間跨度從2010年到2018年，他們異口同聲地表示：大轉盤他們上大一時就在修，直到畢業都未修好。
建設中的光谷，是近些年武漢大搞基建的一個縮影。最多時，武漢同時有5000個工地開工，城市負債一路走高，主政市委書記阮成發還被市民冠以“滿城挖”的綽号。身為武漢人的他表示這是在為武漢的過去還債。他說，若幹年後，當人們回頭看，如果不這樣做，“會對不住這座城市”。
武漢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伍新木這些建設都在為武漢以後吸引足夠多的人口做準備。2018年，武漢開始在光谷推進存儲器、航天業等國家級新基地建設。何慧超說，武漢要與其他城市形成錯位競争，“挖掘自身資源禀賦引進産業所需要的人才”，在第二波人口紅利中優化武漢人口結構。“政策都是‘春江水暖鴨先知’，人才已取代土地成為經濟發展的第一要素。”
“現在的人才工作，内涵和外延都比過去發生了很多變化。”招才局任職半年後，何慧超如此總結自己的體會。比如，組織部負責黨管人才，聚焦高端人才。“現在既是政治工作，但更多是一種經濟行為，所以工作越幹越多。”
2017年“兩個百萬”元年，效果立竿見影。整個2017年，武漢大學生留漢達30.1萬人，包括14.7萬在漢應屆生、4.3萬外地高校應屆生、11.1萬往屆生。而據石柏林透露，從2018年的情況看，留漢大學生數量總數已超50萬，任務完成量超一半。9場校友資智回漢專場，簽約項目投資額也達1.3萬億元。
華中科技大學相關負責人則表示，留漢畢業生逐年增多，2017屆畢業生中選擇就業的有接近1/3留在武漢就業創業。“畢業生越來越看重個人發展空間及晉升渠道，當然各地人才優惠政策及地區因素也會影響到學生就業選擇。”
相較于其他地區在落戶門檻、補貼上做文章，武漢推出了兩大針對大學生的政策：大學生八折租房買房、應屆生最低薪酬指導價等，二者與落戶一起，被何慧超譽為“三件法寶”。這是招才局聘請第三方機構，針對大學生戶籍、薪酬、安居、服務進行調研後制定的政策。
“比如調研顯示，大學生畢業後前4.7年都是租房，之後買房需求猛增。95%的大學生認為單租最好，不搞合租合住。面積實際需求比我們想象的還小，平均37個平方米足以。”石柏林說。
6月9日，采訪前兩天，石柏林在現場見證了首個八折購房現場的搖号。位于武漢東西湖區“臨空港青年城”首批392套房源。總共報名1萬餘人，符合條件者1853人。中簽者可在三種小戶型中選擇，以低于市場價20%的6800元/平方米購入。2017年畢業留漢的湖北大學知行學院畢業生胡振幸運地搖中一簽。他來自黃陂木蘭山，中簽能為他“省下來十幾萬”。
胡振說，當天搖号現場十分壯觀。上千個人，出了地鐵口就一路向會場狂奔。會場能夠容納3000餘人，搖号學子和家屬分在兩個區。搖号時，原本坐在凳子上的所有人都站了起來，仰頭目不轉睛看着屏幕，場面壯觀。“這絕對是痛點，絕對沒錯。”石柏林目睹了這一幕後說。
政策并非沒有質疑。采訪間隙，招才局幹部帶我走進了市委大院——曾經的中南局辦公所在地，建國後武漢一度輝煌的見證。何慧超和石柏林偶遇了一位市政研究室幹部，後者閑談間問及招才局推出的畢業生最低薪酬政策，似乎是想要弄清政策出台背景與依據，語氣不乏質疑。
2017年底，武漢出台大學畢業生在漢就業指導性最低年薪标準：本科5萬、碩博分别為6萬與8萬，而根據“前程無憂”調查，2017年武漢本科生起薪僅約3300元/月。石柏林解釋，這些标準都是軟性而非強制的，但有實際意義。“首先大學生跟企業談判時，會有一個标準和籌碼，倒逼企業提薪。”
“雖說薪酬制定應是市場行為，但政策能對市場有引導。”石柏林說，“武漢工資很低，這也是痛點。不能滿足最低薪酬指導價的企業，還真不一定是武漢市真正需要的企業。有一種倒逼機制在内，還能惠及周邊城市。”
這話聽來似曾相識。與中國很多城市一樣，武漢重大的經濟發展節點，都離不開政府行為刺激。早在“滿城挖”前，建國後落戶武漢的武鋼、武鍋、武重等重點項目都在2000年後逐漸搬離主城，隻剩新中國首座橫跨揚子江的武漢長江大橋，仍在奔騰的江水之上默默地履行着使命。
“直到15年以前，武漢還有很多紡織女工，現在一個都沒有了，轉行了。”秦尊文說，如今武漢市區已沒有一家紡織企業，都搬至周邊的鹹甯、孝感。取而代之的智能物聯網汽車等高新密集産業，代表着武漢未來的發展方向。“這些産業既是資金密集型，也技術密集型，都需要人。”
招才之後呢？
“百萬大學生留漢”工作速度比想象中快，但或許更為值得關心的一個問題是：“招才後呢？”2018年，各大城市間上演的“人才争奪戰”引得諸多學者發聲：這些城市是否有足夠的産業承載力和公共服務去匹配落戶大學生。
石柏林說，武漢在搭建一個市級統一就業平台，“将所有企事業單位招人的崗位撈出來，一個區一個區地撈”。所有崗位滿足最低薪酬标準，不滿足的一律删掉。“隻要大學生來，武漢1∶1匹配就業崗位”。目前，該平台已打撈出15萬個符合條件的崗位。
對于武大、華科、華中師大等重點高校而言，政策效果還有待時間檢驗。“更多的人是因為家庭或戀人原因留下的，而并非武漢這座城市本身的吸引力。”武漢大學2017屆碩士畢業生韓青說，湖北或周邊省市的人會更願留下來。家在湖南的她因男友留在了武漢，從事地産行業。她說不會購買八折安居房，“這種房子沒有升值潛力，而且一般比較偏遠”。
即便如此，面對一線城市高不可攀的房價和壁壘，當武漢表達出一定誠意和潛力，也有離開的人歸巢回來。王亮2011年為女友回到武漢，2016年開始兼職做起WHITer平台。“回流比前幾年多了很多，很多人都在觀望。”王亮說。
35歲的武漢人汪濤通過WHITer平台，2016年回到武漢。上海打拼多年後，他仍然無力承擔高房價，也為孩子教育發愁。“至少先把房子買了。”他在武漢找到的工作薪資比上海砍了近一半。而在日新月異的IT行業，他感到武漢能學習的東西也有限。“很多業務以外包為主，技術、思維都比較落後。”但為了孩子和家，他不得不回。
武漢招才局似乎也感受到了這種趨勢：一線城市的高壁壘，讓諸多人才因無法享受良好的公共服務而回流、撤退，而這就是武漢要補齊并發力的地方。為此，武漢已開始醞釀留漢2.0政策，着重大學生留漢後公共服務配套升級。
2.0政策将包括增開幼兒園、兒童醫院等政策。成立招才局前，武漢已着手補齊所有市屬醫院中兒童醫院的短闆，并在全國範圍内預定、招募兒科醫護人員。同時開始建設40所幼兒園與小學。“要保持戰略定力，不降低門檻，也不搞補貼，隻着重優化。”石柏林說。
每次回武漢，汪濤都感覺到家鄉在發生變化。2006年要坐一個多小時大巴到達的光谷，如今坐地鐵半個多小時就到了。他生長的大街小巷，說普通話的人也逐漸多了起來，“以前幾乎沒有說普通話的”。
但往上比，武漢吸引力仍然有限。京滬築起高牆之後，更多人選擇流向深圳、廣州。2017年，兩地常住人口增量分别為62萬、45.5萬，全國前二。深廣一年新增人口，幾近杭州、武漢等8市之和。武漢新增14.8萬人，全國排第六。
“武漢費了這麼大勁，也差一聲不響的深圳很多，證明産業發展還有很大差距。”秦尊文說，好在國家開始重視武漢了。這兩年中央領導多次前來視察，也能說明武漢戰略地位提升。而在1992年，鄧小平南方考察路過武漢，隻在武昌停留了30分鐘發表講話，表達改革決心，連火車站都沒出就南下深圳了。
深圳也是武漢招才局謀劃中的下一站。何慧超說，武漢人才工作将逐步由政府交給市場。下一步計劃，是打算在深圳采取相關手段，探索市場化機制開展運營招才工作。
“經濟活動也是能策劃的，可順勢而為，也可刻意而為。”何慧超說，“人才工作，做與不做是不一樣的，這是我們一年多來最大的體會。”
（文中王亮、汪濤、韓青為化名。感謝WHITer為此文提供幫助）
除學術水平外，武漢大學也以櫻花景色聞名武漢大學櫻園學生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