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覓（中）和她的成都創業姐妹花成立了自己的攝影工作室（今日照相館供圖）所有人都覺得成都比“北上廣”慢了幾步，但很明顯，步子這兩年在縮短。“成都的變化是近兩年最直觀的。”新開餐館裝修比北京更高檔，獨立精品咖啡館的數量趕上了上海。2017年，成都的服務消費升級指數排名全國第一。他們的緊迫感來自于，“要快點做得更好，要不然很快就有同類型的競争出現了”。
成都城市消費的升級，創造了無數機會，衍生出更開放、包容的文化。這對年輕一代的吸引力，遠遠大于房子。
成都合夥人：對日常的尊重
這對高中同桌殊途同歸。一個用美國互聯網經驗獲取了創業方向，義無反顧地走上回成都創業之路；另一個闖蕩北京、上海，輾轉國企和外企，成家立業之後，卻對成都有了新的創業期待。兩個人都是成都人，彼此見證，互相幫助。我本來是被王小覓一套特别有日常氣息的攝影作品所吸引，那是她目前創業的新起點，她拉上了曾一起創立包子鋪的盧懷抒。
不像王小覓那麼兜兜轉轉，盧懷抒一開始就确定了，如果回成都，就創業。2009年她在密蘇裡大學新聞學院的廣告專業讀本科，導師給她在達拉斯的互聯網公司找了個實習職位。
這個眼神堅定的女孩說，自己高考“失敗”上了四川大學，在川大第一年就申請了美國的學校。“中介說密蘇裡大學新聞學院特别牛，我也考察了一圈，覺得還行。”一到美國她的行李就寄丢了，一個人也不認識，看到美國的家庭，用皮卡送孩子上大學，她突然想起了父親，“我讀川大時我爸就是這麼送我的”。之前太叛逆了想離開，她突然有了來自距離的醒悟。
留下本地人，是非一線城市發展面臨的主要挑戰。王小覓在天津念完本科，去英國讀了碩士。在倫敦的鳳凰衛視實習，回國後去了北京的鳳凰衛視和張藝謀的圖蘭朵項目工作了兩年。和盧懷抒不同，王小覓想先去北京開眼界長知識。而盧懷抒在美國實習和工作的一年中，已經敏感地發現，大量美國新興科技小公司有對競價平台的訴求。她決定以此作為創業的方向。
“沒有大甲方，甲方、乙方都很缺乏”，這是她們面對的真實成都的人才環境。但同時盧懷抒認為這是個機會。“真心講，創業是很恐怖的事，需要其他因素盡量可控。”她需要家庭做後盾。她的表姐一家當時在北京，也準備舉家遷回成都，兩個人整天在網上聊回來的事。但考慮到房價、孩子等現實因素，表姐和她完全不同。2012年回國時，盧懷抒畢業的密蘇裡大學，在成都普遍的認知裡往往得到“哦”的一聲，隻有學新聞的人知道這個學校。“這幾年排名越來越靠後”，但她嘿嘿笑着，毫不介懷自己“學霸”人設的崩塌。
成都市高新區牽頭的“大孵化”戰略，從1996年開始，經過十幾年的推進，已經衍生出多個創業園區。盧懷抒創業成立的公司，就是天府軟件園“創業場”裡的一個。“申請、評審、入駐”全部在網上公示，公開透明。辦公室三年免租，還有5到10萬元的啟動資金。她的創業方向是互聯網，一個人用具體的項目，在創業場每年審評的800個項目中，層層過會，拿到了成都市的小規模企業啟動資金。除了免費的辦公場所，還有投資、技術和圈子的專業服務。
2012年，在北京闖蕩的王小覓，接受了家庭的建議回到成都。同樣是不如想象樂觀的就業情況，王小覓進入一家國有大型旅遊集團，過上了父母眼中的穩定生活。“大集團裡接觸到的不是董事長、總經理，就是各地方旅遊局的局長，對接的都是資源口。”她工作上手很快，卻失戀了。為了讓她用工作忘記煩惱，盧懷抒拉她一起創業。盧懷抒、王小覓還有幾個初期的事業創始人，是成都實驗外國語學校的中學同學。“我們學校盛産夫妻”，也盛産創業合夥人。她們倆一起出去，别人總是先介紹王小覓，“這是某某集團的”，到了盧懷抒這裡就要卡一下。
盧懷抒的包子鋪在成都開到二十多家，拿到天使輪投資後她開了自己的食品廠（今日照相館供圖）随着時間推移，這些貼在年輕人身上的标簽逐漸失去了意義。今天的成都天府新區和高新區被騰訊等大公司占據，而在2012年，還都是創業小公司的天下。創業者之間辦交流活動、沙龍，政府組織的對接機構每天都在進行溝通，一大堆創業者都在那裡。“氛圍很好。”好好回想了一下，盧懷抒并沒有在這些活動中得到真正的資源，但是卻很有信心，“創業場裡都是小公司，想法也簡單”。
她們過着真正成都年輕人的生活。不休閑，沒有火鍋串串，不需要龍門陣和麻将。
王小覓一邊上班，一邊參與盧懷抒的創業項目。她們不僅和幾個同學一起創立了包子鋪，還一起開了公關公司。“白天上完班，下班就去她的辦公室繼續開會。和男朋友約會也是，他在旁邊聽我們開會，或者我們去他家開會。”男友是上海人，從彙豐銀行派到成都工作的管培生，後來成了王小覓的老公。
在這個以“創業”為口号的城市裡，盡管是本地人，她們倆開始學會審視自己和城市所在的“階段”。2012到2015年之間，她們的同學大都開始從美國和英國陸續回到中國。一到周末，總有8到10個人一起玩。幾個同學把“包子”提出來的時候，用的還是“副業”這個詞。他們跑到包子鋪蹲點，“發現一天居然賣掉了3000個包子！心裡狂激動”。
和很多二線城市因為房地産上漲帶動财富升級有所區别，成都自古以來就是個消費城市。大衆消費和服務是所有産業中最容易沉降的，願意買單的成都人，給盧懷抒帶來了新方向。“上海有了巴比饅頭，成都雖然有很多連鎖食品，但是包子領域還是空白。”盧懷抒說，她從不以海歸、一線城市的眼光衡量和要求成都。“做互聯網的時候我已經知道，電子科大和軟件園有足夠數量和質量的技術人員，完全滿足我的技術需要，甚至他們會為了做點什麼好玩的東西來幫你，并不是純粹為了錢。”重要的是她自己想做什麼。餐飲行業和她一開始步入的互聯網創業已經相距甚遠，但正因為市場混亂，規章不明，她才有機會。“一切都整齊、幹淨、循規蹈矩的社會，就沒有機會留給我了。”
包子鋪掙的是辛苦錢。“最接地氣，不做網紅。隻希望你一個星期吃一兩次。”但盧懷抒一開始就用線上下單的方式。她的啟動資金是幾個同學一人2萬元湊的，她自己的積蓄來自在美國打工的存款和賣車的錢。“5點鐘起床，男生負責打豆漿，早上起碼要賣100多杯吧。收銀、包裝、招呼客人，所有店裡的一切我們都幹。”中午她去員工宿舍睡午覺，看到有人拎着自家包子上樓，心裡驕傲極了。下午繼續換裝，到香格裡拉酒店去開公關會議。“我媽媽特别激動，我終于幹了一件她能聽懂，能宣傳的事了！”
盧懷抒和王小覓以及她們的包子鋪，都散發出一種“鴨子”的氣質。“看起來好像不動彈，兩隻腳卻在水裡拼命撲騰。”第二家店開設之後，盧懷抒看到媒體報道中，國内專投消費領域的明星投資人，投資了“甘其食”，于是主動打電話過去自我介紹，再去上海見對方，隻談了20分鐘，她們的兩家店被估值1100萬元。“真的不知道怎麼估的。合約簽得很松散，沒有任何對賭，不要求利潤。”
通過創業，王小覓觀察着盧懷抒的成長。員工最多時達到過100人，導緻她壓力山大，穩定在了30多人後她輕松多了。拿到風投，第一件事就是建食品加工廠。“‘甘其食’從一開始直營到200家店，到後來縮減到一半，上市無望，實際上已經把我們的路預演了一遍。”她們最喜歡複盤别人的經驗，“找自己的短闆”。“其實餐飲是不算創業圈的。”她很明确自己就是要讓“兩塊錢的生意”上一個台階。加工廠的設備、各種證件、所有關卡，都由她一個人跑。
“2012年隻有高新區有政務中心，現在溫江、各個區都有了，我感覺是成都越來越進入市場經濟正規化的跑道，而且沒有失去人情味。”新“鲶魚”盧懷抒的工廠隔壁是廖記棒棒雞、安德魯森這些本地連鎖店總廠，旁邊是康師傅、頂新等食品行業的超級大佬和各種食品原材料企業巨頭。因為是企業主，她加了三個企業主的群。“我需要什麼醬料了，馬上就能得到醬料企業的信息。我的廠子的設計和審批都有專業的中介公司幫助辦理，他們拿錢做事，相當靠譜。”在溫江，食品行業已經是一個非常成熟、專業的領域。就在我們采訪期間，當地政府還成立了健康食品産業聯盟。盧懷抒一開始把店址放在郫縣，卻發現郫縣引入富士康之後更注重工業園區的環境，并不适合食品加工，于是果斷地轉入了溫江。同行都以為她是“家族企業”，她眉毛一揚，“傳到第二代才做我這麼點規模也太差了吧！”
“我尊重的是日常性。”盧懷抒告訴我，“我不是為了好玩、風格，或個性在創業，而是用長遠、認真的态度，尊重小餐飲給我的機會。”包子太接地氣了，所以互聯網浪潮過去了，包子事業卻一點也沒受影響，食品廠開始給其他包子、餃子、抄手店供應半成品餡料。肉源、制作時間、材料來源全部明晰。“我們不是要擠垮那些婆婆店、夫妻店，正相反，能夠減輕他們一線的工作，提高效率、衛生标準等等，我要做的是這個生意。”脫離艱苦初創階段的王小覓暫别盧懷抒，和男友去上海成家立業，去了迪士尼工作。
“成都人追求的就是日常中的一點小點綴、小提升。對新鮮事物有好奇心，也進取，但不焦躁。一個新東西在成都不會受到那麼多的‘judge’。”王小覓想用自己的創意回成都創業。盧懷抒有用的經驗擺在那：前期成本可能很高，但是帶着抱怨慢慢适應以後，會發現節奏感一緻。王小覓創立了有十來個員工的攝影工作室，拍非常有生活感的商業照片。“我帶着不到一歲的寶寶去花海裡拍狗狗，孩子和狗狗們躺在一起，咯咯笑了一天。”這種家庭記錄在上海已經火了一兩年，但成都還是空白。“也許競争很快就會出現了，我得讓産品變得更好才行。”
随着她們的步子越邁越大，王小覓說，成都的步伐也在加快。“2012年，成都比北京和上海慢了兩步甚至更多，但此後卻一點點地在提速。”“盆地意識是很明顯的，以前成都人覺得成都很好，根本不比北京、上海差。最近幾年，這種差距逐漸被意識到了。”意識，就意味着追趕。“隻剩下0.5步的優勢了。”
Kaka：北方的南方
做廣告行業的Kaka發現，準一線城市當中，“成都”作為城市形象的曝光率最高。“總是一下子就能想到這個地方。”吸引感不是一天造就的。他在蘭州上大學時來過兩次成都。在北京工作後，成都車展規模龐大，他經常需要到成都出差，自己一年還要來玩個三四次。“周五晚上到，周日回。”成都到北京的航班雖多，但是很少打折，飛行時間三個小時左右，快要趕上出國了，但是Kaka說：“一下飛機味道就對。”
“成都比哪裡都像一個城市，是那種真正的中國城市。有細節，有熱鬧，有精緻，及人情味。當然這是對北方人來說的。成都就是北方的南方。”作為三裡屯通，Kaka發現太古裡更有味道。“每一家同品牌店，成都的都有北京的三倍大。”“作為本土時尚icon的戰場，三裡屯還隻是下了班才熱鬧，而太古裡是任何時候都熱鬧，節假日就要爆。”除了成都市中心的太古裡，成都近幾年把建設重點放在南邊的高新和天府，這也使得城區裡的布局，依然保留古典框架的眉目，嵌入細微的神韻，舒緩的發展速度，讓Kaka覺得吻合内心。
幾年裡，他甚至不再需要本地朋友和親戚指點，對成都的小巷子、小面館了如指掌。“我可能就是來吃的，我是西北人，愛吃辣。”他不喜歡壓抑，上海、香港的大樓“撲面而來”，“還好北京二環以裡不準建高樓”。也不喜歡農家樂式的土，“觀光獵奇”的優越感他不需要。“成都人很細地活。走在大街上你看人的精神面貌，都是很舒服，不辛苦。北上廣的街上，是白領模樣的人居多，而在成都，真的很難從外表給人們做職業劃分。”
2017年把戶口遷到成都來的Kaka，隻用了不到一天就辦完了所有的手續。這年“五一”期間他到成都來玩，發現這裡的年輕人很願意在酒吧花錢，但是可選的範圍、種類還是不夠豐富。上世紀90年代起，成都的酒吧夜場文化開始蓬勃發展，培養出張靓穎、譚維維等許多歌手，這些年裡，酒吧和餐飲業一樣更新換代，水漲船高，讓成都的吃喝玩樂氛圍一直保持着高水平。除了Space這樣全國數一數二的電音吧以外，種類越來越多元，更妙的是，永遠不缺酒吧門口排隊等位子的年輕人。
Kaka每晚7點準時來酒吧開業，回頭客和新客是6比4（今日照相館供圖）2012年Kaka從蘭州到北京，還有農村孩子進城的感覺。5年裡，Kaka在廣告行業，從一個“小朋友”，變成了甲方的廣告人，生活節奏終于慢了下來。和他玩的人都比他大，以1979到1982年出生的人為主，在這些前輩身上，Kaka看到了10年後的自己，他不想變成這樣。
他特别喜歡北京，和很多逃離北上廣的人感受到的壓力不同。“從公司出來，站在東單的天橋上，看一眼最美的西邊的雲彩，什麼煩惱、壓力都得到了撫慰。”2012年的北京，經曆了奧運會前後的大規模建設，進入平穩繁榮的城市氛圍。北京教會了他在最時髦的三裡屯，尋找最好玩的酒吧。本來是工作和社交需求，卻變成了一種心情釋放，再後來變成興趣愛好。他的時間都貢獻給了這些“如數家珍”的地方：“走進一個特别破的黑膠唱片店，第一家做speakeasy的就在那”；“從新東路到亮馬河一大片七八家不同風格的大衆小酒吧，都是一個集團的”；“年份威士忌分開小杯地賣，老闆不差錢”。他在周一周二這種悠閑時段去和調酒師套瓷，探索鐘愛的雞尾酒，搞懂冰、酒、味道的奧秘。這些“玩耍”的樂趣不斷地放大，北京的雞尾酒吧種類紛繁，玩法衆多。“你想花錢，可以有更多更好的花錢方法。”這讓他對自己人生的“享樂主義”定位有了認知。
但下了班喝一杯的生活已經不夠。“生活感”和辛苦工作之間，Kaka覺得并不是簡單畫等号的。他在爺爺奶奶身邊長大，沒吃過苦，沒存過錢。工作頭兩年裡他負責車展，一年200天在出小短差。在北京時晚上10點半下班，打車回家，睡覺之前最後還要看一眼工作短信。廣告行業裡的等級非常明确，前面的人最高做到總監。“換公司，升Title，加薪，但也就到頭了。”天花闆雖然還遠，但就在那。“台階感特别強，但就是那樣。”
“不能跳着走。”他大學時做兼職主持人和模特掙得錢已經比畢業生還多，天性愛社交又适合廣告行業。“隻要找到一個新的、成都人沒見過的東西，大家就會感興趣，這是個很好的噱頭。”Kaka已經等不及了。
成都的精品咖啡館越來越多（行者大仁攝/視覺中國供圖）他在成都發現了非常明确的機會：消費升級還未完成。消費習慣上，他發現成都人更舍得花錢，特别是花時間。北京由于生活成本、交通成本等因素導緻“生活感”被無限地濃縮，而在成都，生活被稀釋、延長。“五一”期間他先找到自己最常去的北京一家酒吧的老闆，對方說早就看好成都了，一直沒有機會。Kaka把想法做成了PPT，明白通曉。遞交辭呈後，他讓高中同學——早就在成都自己經營咖啡館的好友負責找店。北京的東西扔了一半，寄了20個箱子到成都。
“我把打車軟件全卸載了。”第一天他住了個民宿，一看外面是成都的街景了，還是感覺不真實。這個城市和北京的差異太大了。在北京他沒有膽識和魄力去做哪怕是工作中的一點小決定，更不用說酒吧了。“三五年的規劃對我已經很長了。”
之前他在北京和兩個朋友合租了一套三室一廳，一個月3000元房租。而到成都以後，“自己住的地方得自己找”。Kaka終于找到了他的安身之所，一個90多平方米的兩居室，高層毫無遮擋，對整個城市一覽無餘，他驚呆了。用半個月進行了軟裝布置，到太古裡走路隻要10分鐘，房租隻要3300元。
“我這輩子都不想買房，除非房子和衣服一樣買着容易。”來成都一年裡的實現狀态：睡到中午，下午去找一家獨立咖啡館喝下午茶，晚上來酒吧看店，11點多回家，周末去三聖鄉喝咖啡，外加把這周的花買了。另一方面酒吧的裝修和管理都是他一個人在做。“我也問過幾個成都的同行，他們都說開個店太容易了，成本低，玩着就把錢賺了。”目前這個小店的盈利雖然沒有達到他一開始特别樂觀的程度，但運營得也很不錯。“論物質生活的質量，上升得太多了。”
他設計的酒吧裡皮革制的靠柱，正好可以站在一個很舒适的小範圍裡，但是成都人覺得站着喝酒沒面子，這是他也在調整的問題。“成都人對外來的東西都有非常開放的心态，店裡的老客和新客已經六四開了。”雞尾酒本身就是西方文化，Kaka覺得，就是自己喜歡的60平方米的店面，單一種類的雞尾酒，對年輕女孩子來說已經夠了，也足以容納自己。
就在他到成都生活的這一年裡，成都的發展變化極快。“很多小店鋪如雨後春筍一樣出現了。我喜歡喝獨立精品咖啡，成都的小咖啡館數量已經快趕上上海了。”我們約在一個由小咖啡館帶動的老居民區的底商環形的家具店裡，外面是一個街心公園，拍照、玩手機、喝咖啡的女孩子們使得下午兩點多咖啡館就擺出了“位子已滿”的黑闆。旁邊是個鼓店，悅耳的鼓點節奏時不時地傳入公園和店裡，讓人覺得振奮又放松。Kaka在成都的第二間店鋪正在籌備中。
李許珊珊：文化自主的心靈故鄉
李許珊珊是武漢人，有武漢女孩的爽朗、勇敢和直接。她非常明确地告訴我，自己因為身體原因将不能生育，因此房子和戶口對自己沒有利益性的影響，但是她下決心下半年把戶口遷到成都來。“我在成都找到了心靈的故鄉，找到了自己。”她在成都有一個規模不小的女性讀書會。從武漢的大學碩士畢業後，李許珊珊進入上海一家年營業額過億的教育培訓機構工作。她對自己的設定是，人往高處走。因此當朋友遞過來一起創業的橄榄枝，“到美國去”的想法吸引了她。不過當時朋友的公司落地在成都，要她先來熟悉一段時間。
“2013年我還帶着一點在上海職場上的優越感。”當時正是全國風投“圍獵成都”的時期，熱錢湧入，到處是财富故事，互聯網行業非常火熱。公司給她租好了房子，給她車，不錯的待遇，但是公司本身卻成了鏡花水月，離去美國創業的計劃越來越遠。“心很大，很野，但發現不能實現後，成都的慢生活，讓我的心思反而開始了一種整理的狀态，這個在我之前的人生裡都沒有過。”
和她一樣，很多來成都的人，都不是為了“緊緊巴巴過日子的”。“很多到成都來創業的人，起點其實比别的地方要高一點。不像到上海，是赤手空拳的。過去典型的老闆來自四川各縣城，他在小地方掙了錢，到成都來享受生活，先買幾套房，收着租金，然後用餘錢開個火鍋店、茶樓什麼的。後來有西安、貴陽、昆明的人來，他們本身條件也不錯，看中了成都的人力和房租都低，城市發展水平卻不低。”李許珊珊以一個觀察者的角度，發現成都很有趣。她開始寫公衆号，以玩心參加各種社群活動，她本來在成都沒有任何關系背景，卻發現成都的社交極為活躍。“社交類的活動，頻次比上海還高。以前我也喜歡豆瓣同城，到了成都發現，光高新區的活躍社群就有100多個，這些都有線下組織，定期活動，讀書、健身、文藝、創業，通過互聯網，成都人愛熱鬧又善于保持一個良好溝通界面的天賦被打通了。而且成都人特别喜歡打破自己的生活圈。”
社交能力極強的李許珊珊開始研究這裡的社群文化。她在2012年發現自己身體的問題，從一開始備受打擊，到半年後樂觀地接受了一切。“一個人的價值如果無法用家庭實現怎麼辦？我想我有自己的社會價值。”她從小和母親相處得不好，在上海一個人工作生活時，曾經陷入抑郁。到成都參加了很多不同類型的活動，她發現，“這一代人的很多問題，來自于和上一代人的關系”。當她把自己的坎坷挫折拿出來，用書裡的方法做剖析時，她發現許多人跟她有共鳴。從少女時代起，她就不太在意别人的評價。“不是我選擇在成都，而是必須在。”她有了低成本的聯合辦公室，有了許多免費使用的場地和桌椅。“我從小就是第一個舉手，答錯了也沒關系的那個同學。”她說自己“沒有偶像包袱”，從來不擔心說錯。
“成都具有機構投資價值的項目很少，但是具有個人投資價值的項目卻非常多。成都有很多創業女性，都帶有小而美、個性化極強、不可複制的特點。”李許珊珊說，經過前幾年的互聯網熱潮，錢還是在一線城市，資本很難耐心地蓄水養魚，這兩年她通過更深地和人打交道，發現成都的女性創業者更理性。“你本身的項目可以盈利，又不是技術類需要前期的研發投入，可以自己做。”
2008年地震後四川得到了國家層面的扶持，現在已經10年。“地震後，四川人在心态上也活出了自己。”四川人能夠不被大勢裹挾，以自己的節奏推進消費類創業，有文化和經濟的雙重支撐因素。“成都女性很勇敢，很務實，想做什麼說什麼都特别有幹勁。我曾經以為上海女性都是精英白領，後來發現她們太被面子‘腔調’所累，吃東西講求環境，用東西講究大牌，而不在乎這些東西本身好不好。”大城市的高房價、精神空心、發展過快在人身上産生的問題，在上海有很多突出的體現，而成都就顯得平和得多。李許珊珊在成都女性身上發現了“真實”的可愛與可貴。
2014年，天府新區成為中國第11個國家級新區。李許珊珊準确地記得這個時間節點，“因為一下子，一線城市來成都的人就多了起來”。社群在成都開始真正的爆發式增長，正是在這個時間，大量年輕人以新的形式，構造出新的社交網絡。已經寫公号、運營讀書會的李許珊珊，學會了梳理觀點，引發興趣和思考，帶着觀察者的心态，她的活動開始走向全國其他城市，也有了清晰的運營模式。“我在這裡找到了自己存在的合理性。成都讓我有了底氣。”
“去上海我帶着改變命運的想法，到成都我卻想改變命運的調性。”李許珊珊說。我們聊了很久，她對“上海女子圖鑒”不以為然。“一個人成年以後，随着去的地方越來越多，向内看的也越來越多。”來到成都，是她成年後對自己的“文化自主”。
武漢姑娘李許珊珊說，成都是她的心靈故鄉，是她成年後主動選擇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