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有一部沒有寫完的小說叫《行走在陽光下的人》，其中關于小時候在昆明長大的幾段故事，我寫了又删，删了又寫，總覺得具備某種自我欺騙的嫌疑，并不真實。文林街的咖啡館、雲南大學的蘇聯建築、師大附中門口的錄像碟店、海埂大壩上的紅嘴鷗……在印象中，作為一個雲南人，在離開她15年之後，我竟然隻能用“某個地方”的概念來丈量這座城市。
小時候就聽父母聊起雲南人的秉性：家鄉寶——一種無論離家多遠多久，最終都會再回來的性格。其實雲南人也是有出走的天性，邊陲即通路，北上南下，天涯不遠。
18歲那年，我坐上了北上的綠皮火車上大學，一天兩夜。火車從昆明開出，穿過貴州的山足足花了一天。當火車跨過長江流域，眼前豁然開朗，是我未見過的開闊平原，火車加快了速度。這是我第一次意識到，雲南之外，還有如此廣闊的世界，這裡有嚴酷的春夏秋冬（18歲前我隻見過一場雪）、有天南海北的口音、有許多不一樣的少小離家的故事，更有一個龐大的城市，讓人感覺慌張和孤獨。
幾個學期下來，我發現一個嚴重的事情，我吃不慣北方的飲食；第一次在霧霾裡感覺呼吸困難；第一次在宿舍裡懷念起那座365天都能看到藍天白雲的城市。從一個遙遠的邊疆之地進入一個真實的世界，再憶起昆明的市井生活，也覺得鍍上了一層金光，透着一種世俗的美好。其間放假回家，吃飽喝足，走時戀戀不舍——似乎所有雲南的孩子在離家之後的頭兩年都是這樣度過的。
大學畢業之後我去了德國，一個更遙遠的地方遊學。當我離雲南越遠，時間越久，我越能看到曾經忽略的美好。雲南在我内心裡播撒的東西，因為遇到了更大的世界，那些質樸的、“憨”的東西便越發讓人感受到珍貴。因有了這種内心裡的韌勁兒，我愛上了走到更遠的地方。德國、西班牙、法國、英國、美國、尼泊爾、斯裡蘭卡、越南，我越是遠走，那個根植在我内心裡的東西，越發紮實，讓我越覺得有根。
這些話沒辦法和母親說清楚，她在電話那頭兒告訴我：“你就不像一個雲南人，人家都知道要回家，你是越走越遠，簡直是不着邊際。”我從未與她聊到這個問題，重要的不在于每天在這裡，心懷雲南，才是一種更有意義的生活。
小院
30歲的時候，我做了一個重要的決定：辭職。
當時，我在一本時尚雜志從專題編輯做到主編已經六個年頭。那天下午，我向恩師提出辭職的時候，她似乎覺得我在開玩笑。我們坐在北京一家日料餐廳裡談到我的理想——年歲漸長，我發現我已經回不去雲南，北京已經成為我的家，我希望在胡同裡開一家雲南私房菜館，不僅是口味，更承載雲南的生活方式。對此，她覺得惋惜，因我決絕的态度她也隻能作罷。
北京四合院與雲南生活方式的結合——小院（卡生供圖）
（卡生供圖）在開設“小院”之前，我曾有過短暫的迷失，像所有時尚劇裡的生活一樣，我過上了參加品牌秀場、每天穿着不同設計師服裝的生活。我從一個胖子餓成了一個瘦子，至少看起來和時尚圈有了更近的關系。我開始在談論包和鞋的時候有了某種特殊的優越感，這種迷失我将它稱之為一個時尚小白的蛻變曆史。
當我意識到欲望的膨脹，似乎我内心的樹根正在枯萎，連接家鄉和過去的東西變少後，我就成了一株漂浮在滇池裡的浮萍，任由飄蕩，卻再無根可言。我想我應該換一種方式生活。雲南人那股子“憨”勁兒又回來了，小院就這樣在2014年，在很多人的反對聲中開始了運營。雲南人大概都是這麼任性。
北京四合院的生活和雲南的生活方式有許多的共通之處。生活在市井之中，靈魂又可遊蕩在其外。這是根植于一種市井文化發展而出的“烏托邦”。小院裡的雲南菜是我記憶中的味道，沒有添油加醋讓它成為創意菜的原因是因為我武斷地認為，雲南菜是全世界我吃過的最好吃的菜——酸辣的配比、食材的多樣、制作的家常無疑是我通向回家的一條路。
我要做這個院子，是要去還原我和雲南的關系。質樸無華、返璞歸真不是偷懶，隻是我想坐在院子裡吃着家鄉的菜時，我能找到這樣的共情感。盡管這在龐大的北京似乎是一個飛地。學校門口的臭豆腐、小鍋米線、狼牙棒土豆、涼拌豌豆粉，這些兒時的路邊攤，配合着小院裡樹濤的聲響，時光靜止，成為了鄉愁的一部分。到今天，家裡的廚師已換了三輪，現在的是個佤族少年，來自雲南的邊陲小鎮臨滄，所有菜的故事和來源我都與他分享，希望他能做出我少年時吃到的菜的味道。
在小院裡，我還給自己準備了一間書房。我想起在昆明讀書的時候，我有一家喜歡的書店——麥田（如今還在），老店位于錢局街上，旁邊是火鍋店和一個自行車店，它夾在中間。門面不大，書卻是很全很偏門，門口坐着一些奇奇怪怪的長發青年、文身青年，喝着酒聽着爵士樂。每每放學，我都會去逛逛，第一本在他家買的書是伍爾夫的《一個人的房間》，那時候的密集閱讀雖然如今看來是在一個過早的時間，閱讀了過早的先鋒文學，正确與錯誤很難分辨，但由此播下的閱讀種子卻是讓我受益匪淺的。所以在開設小院時，我希望在一個紙質書籍被人忽略的時代，依舊有一間屬于自己的書房。
如今，小院已經陪伴我三年多，之前隻知道擁有一個自己的院落是一種風花雪月的生活，但賬單、餐品的穩定、服務、運營、胡同裡的鄰裡關系……即使是一個小小院落，也是一個微型的小企業，需要你去精心管理。這些年，我有諸多變化，最重要的是磨出了一副好性子，我哪曾想過我能做得一手好菜，我哪能想到我有成為手藝人的潛力，更不知是什麼時候開始在院子裡信手塗幾張小畫。是這個院落，讓我逐漸打開了對自我的認知，以及對這個世界的理解。這很像是一個迷信硬派武功的人，突然慢下來打太極，才知過去的時間裡，隻有一味的勇猛，卻少了一份緩慢與耐心。
方言
于堅是我最愛的雲南詩人，他的書籍我幾乎全部都閱讀過。當我閱讀他所寫的每字每句，我都會自動切換為方言去閱讀。用方言去閱讀他，我發現那是一種全新的角度，日常性、市井化的同時不乏國際的視野，這是一種更高級的世界性。雲南的于堅就是裡斯本的費爾南多·佩索阿，他們站在原地閱讀世界。而如我這樣的雲南人，隻有在遠離她之後，才明了這最好的風景。
方言像一個洞穴裡的小火光，微小但能讓你找到一條回家的路。可惜的是，我不是一個能說得好方言的本地人。對于閱讀他，我充滿了矛盾感。
由于我的家庭頻繁遷徙，三歲從縣城丘北到州府文山，又在建立方言系統最重要的五年級去了省城昆明。一路遷徙，當一個孩子想要最快地與周遭環境融為一體，且不被小朋友們嘲笑（現在想來根本沒有嘲笑的意味）的時候，我不想再去學習一門新的方言，而直接開始說普通話——因為它足夠通用，也足夠和周遭的環境保持禮貌的距離感。因為來自小地方怕被欺負，也因為害怕方言學得不地道而成為笑柄，莫不如說普通話，這便省去了諸多的麻煩。但實際上，在邊疆說普通話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很多私下密切的關系都是由方言系統構建的，這也讓我從小與周遭環境樹立了一種微妙的關系，成為了一個和諧、對立的異類。
“方言”似乎暗示了我所有未來的際遇。我羨慕像于堅這樣用方言思維思考和寫作的人，他的故鄉不在别的任何地方，就在自己每一個文字中存活。
鄉愁
不記得從什麼時候開始，回到昆明後，我開始用導航找路，原本熟悉的街景已經不複存在，慢慢随着城市的擴大變得面目全非，而生活在這裡的人又似乎被時光所凍結。這種變和不變，是這個地方特有的屬性。
一方面，雲南的城市建設是迅速的；另一方面，人的狀态是停滞的。這是一個好的結果嗎？當你愛上一個城市的時候，應該說你愛上的是這個城市的古老和人的多元，而這一切恰恰相反。生活在這裡的朋友，積累的抱怨主題從這個城市的迅速擴建，到人的随遇而安似乎從來就存在，這也讓如我這樣的“鄉愁分子”懷疑自己愁的那部分變成了更大的擔心。
當然，這種對于“鄉愁”的探讨是一個世界性的命題，并不一定是雲南獨有的特征，但無疑，雲南人對這個問題的看重是因為每一個人的教育中都與“家鄉寶”有關。
于堅提到鄉愁時說：“我生活在這樣的一個時代，目睹自己的故鄉世界，像一艘報廢的破船那樣被拆除、消失。但昔日造就了我的生命的那一切依然在我的舌頭後面活着，我像一個說謊者那樣說出了他們。”
面對尴尬的鄉愁，人總會有不滅的希望。從我在北京建立了一個假想之中的雲南小院，就一直在努力建立一個王國，與雲南息息相關，其間我也擔心，我所描述的雲南，真的是那個雲南嗎？
一天，我坐在院子裡，寫下一段話：“看一棵樹的生長，吃一頓不是所謂創意菜的雲南菜，好好寫一本小時候的故事，這便是生活的希望所在。”這個小院是我曆經多年後對雲南的理解，寄托着我回不去雲南的遺憾，更是我提前20年的落葉歸根。正如于堅所說，我們沒有故鄉，我們隻有未來。
我從未拒絕遠行，雲南人也有出走的天性。無論在世界的哪個角落，鄉愁不隻是牽連，更會給我力量，讓我保持對生命本質的追求。
（張雷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