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三聯生活周刊》寫的第一篇稿子是關于宇宙的，内容是基于史蒂芬·霍金教授的一個演講，題目就叫做《預測宇宙的未來》，這是我在三聯的專欄“科學閑話”欄目發表的第一篇文章。我記得發表這篇稿子的那期雜志封面背景是讓人賞心悅目的橘紅色，封面圖片中間是一杯紅茶，那一期的主題叫做《紅茶的性格》。根據這個記憶按圖索骥，我查到那是《三聯生活周刊》第624期，它的上市時間大概是2011年春天。我當時正在廈門。我在鼓浪嶼的報刊亭裡買了一本，然後把它帶上一列去往北京的綠皮火車。在火車上睡了兩夜，我百無聊賴之中把那本雜志讀了個通透，又前前後後地讀了好幾遍自己的專欄文章。臨下車時我把雜志留在了火車上——翻開在有我專欄的那一頁。
我之所以能在一本以生活為名的雜志開設一個有關科學的專欄，是因為在那幾周以前，我在三聯的記者朋友陳賽向當時的主編朱偉推薦了我。我那時回國不久，生活有些窘迫，其實是自己先去找陳賽自薦的。陳賽帶我進了朱偉的辦公室，我第一次見到這位以脾氣火暴聞名的編輯。當時談了什麼我已經記不清，隻記得交談的時間極為短暫，想來大約也就兩分鐘不到。那次見面朱偉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是：“你就先寫個專欄試試吧！”
依着我的專業背景，我打算寫一個與科學有關的專欄，又不想過于嚴肅，于是在“科學”後面又添了“閑話”兩個字，這樣看上去稍微活潑一點。幾年下來，我通過這個專欄已經發表了超過200篇與物理學有關的文章，所以有時甚至也以“科普作家”的面目示人。實際上我的專欄文章短則2500字左右，長則大約5000字——說它們是科普，我不大敢承認，我隻是試着用通俗的語言告訴讀者最近在物理學領域人們有什麼新的發現，以及這些發現的意義之所在。我不大相信這個專欄真的能夠起到科學普及的作用，說它們是科學閑話倒是更貼切。幾年下來，這個專欄在《三聯生活周刊》居然也熬成了一個老面孔，擁有了一批固定的讀者，看上去也就不似當初那麼突兀了，畢竟生活是無所不包的，其中也有科學的位置。
我不算是一個勤奮的作者，不過幾年下來，我也已經為三聯撰稿接近300篇，加起來有了幾十萬字。也并不隻是寫科學，我還在暴雨過後寫過北京的下水道系統，與大學校長對談當代人文精神的缺失，也曾遠赴加拿大探訪異邦的教育系統，更飽含着激情，寫文章回憶過自己的童年以及博士答辯期間的一些私人經曆。寫作的範圍之所以越來越寬，是因為在開設專欄大約一年之後，我正式加入了《三聯生活周刊》編輯部，成為這本雜志的一員。
決定正式加入這樣一本雜志，對我的生活是一次巨大的改變，說是至今為止人生最重大的轉變恐怕也不為過，畢竟我是一路理工科讀下來，最後還拿了一個物理學博士的學位。所以至今仍然有人評價我是“棄理從文”——我依靠寫文章賺取稿費生活，“從文”當然沒有問題，是否“棄理”，抛棄了我多年以來學習的專業？我自己也說不清楚。說到底，我選擇加入三聯，并不僅僅是因為當年朱偉主編許諾我不需要上班，可以遠程工作，而是我感覺到了這裡有一種能夠容忍、容納怪人的寬松氣氛；還有一種允許同事之間相互疏遠，甚至是相互厭惡的自由。與此同時，這些教育背景和脾氣秉性各不相同的人又能夠形成一個高效的整體。這些東西對我來說有巨大的吸引力。
我和三聯的緣分其實遠早于為它撰寫專欄。2006年起我在劍橋大學讀書，在當時過的是一種青燈古卷似的生活，忙碌，平靜，寡淡。我白天穿着防護服在實驗室裡做實驗，晚上回到宿舍也少有消遣，無非是看點電影小說之類的東西聊以自慰。後來國内開始流行寫博客，于是我在網絡上發現了一些頗為有趣的博主。當時我最喜歡看的博客包括王曉峰的“不許聯想”，詩人大仙的新浪博客，又通過他們知道了苗炜。這些人都算是北京文化圈的名人，随手發表在網絡上的文字也是嬉笑怒罵各個風格獨特，讓我知道了還有一種完全不同于劍橋的生活方式存在。我把苗炜發在網上的小說轉給一個我當時很喜歡的女孩看，她也大為贊賞，對我說：“這才是中年男人該寫的文字，你再看看你！”我當時才25歲，不知道該如何作答。苗千（蔡小川攝）
苗千代表劍橋大學達爾文學院在劍河上參加校内賽艇比賽2009年，北京奧運會結束一周年，劍橋大學迎來了800年校慶。劍橋城在悄悄起着變化。由一家中國企業贊助，在國王學院裡豎起了一個詩人徐志摩的“詩碑”，上面篆刻着《再别康橋》的名句，大街上中國人的面孔陡然多了起來，暑假裡學院空出的宿舍被一群中國企業家住滿，似乎是來參加什麼進修班。10月份開學之後，《三聯生活周刊》也開啟了一個介紹世界名校的新主題，第一站就是正在度過自己800歲生日的劍橋大學，第一個來采訪的人就是當時的《三聯生活周刊》副主編苗炜。
我于是在劍橋第一次認識了苗炜，帶着他在學校裡到處走，他向我介紹了當時正在劍橋訪學的青年思想家許知遠。正是在那個時候，我第一次聽說了北京有一本名叫《三聯生活周刊》的雜志，又認識了随後趕來劍橋的三聯記者陳賽和攝影記者黃宇。《三聯生活周刊》的口号是“一本雜志和他倡導的生活”，對我來說，這本雜志就是一種生活方式本身。為這本雜志工作的人，以一種對我來說非常陌生的方式工作和生活，這對我是一個謎，也是一種誘惑，以至于讓我願意在幾年後投身其中。
這幾年來，我成為了三聯的一員，我和它的關系不太緊密，也不算疏遠，算是維持在一個彼此舒适的距離。在北京的生活，讓我認識了更多“北京文化圈”的名人，見識了北京的飯局文化，體驗了這種我曾經好奇并且向往的生活方式。國内的潮流也發生着變化，人們開始用“油膩”來形容中年男性，一時間中年男性人人自危，不敢再向飯局上的小姑娘講人生的大道理，我也又一次離開了北京。我明白了做一個以文字為生，不用每天上班的“文化人”，絕非隻是表面看上去的那樣光鮮潇灑，一個人終須為自己的生活負責。
老主編朱偉在退休之際，在他的博客上專門為我寫了一篇文章《苗千對周刊的意義》，飽含着欣賞與鼓勵，我看過之後隻是覺得慚愧，沒勇氣轉載。時間還長，生活也還廣闊，我知道我和這本以“讀書、生活、新知”為名的雜志還會繼續糾纏下去。
時間究竟是一個一往直前的箭頭，還是一個不斷循環的圓圈？這本雜志迎來了第1000期，其中不知道包含了多少個作者、編輯、校對等各個環節工作人員焦急的不眠之夜，其實這何嘗不是“文化人”另一種真實又無奈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