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我坐了4個小時巴士，去探訪日本塗（漆藝）的代表地輪島。在熟悉了鐵路旅行模式後，輪島這個世外之地卻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輪島塗是日本手工藝的巅峰。漆在日本被稱為“神之血”。我以為上百名漆匠雲集的輪島，必然已經将旅遊、服務、商業發展成熟，沒想到，荒僻的漆藝島隻負責生産環節。與正倉院的國寶琵琶上那精緻的塗和莳繪，能夠代表日本漆工藝巅峰之作的輪島塗國寶“玉蟲廚子”，相差深遠。政府籌資修建的工坊冷清，旅遊紀念品攤販粗制濫造。沒有旅館，沒有餐館。拖着行李走了40分鐘到達的小旅店，是摩托車環島騎士驿站，晚上我睡在摩托車店樓上的小床位上，想喝水，要在無人的路上走很遠，才找到一個自動飲料販售機。
論實用價值，漆器顯然不能進入通行的西式生活的模式。廉價、便捷和快節奏的生活裡，一個日本家庭購買漆碗，不僅日常使用要小心，壞了還得去專門的匠人處修補。在采訪過程中，我闖入了一位沉金師的烏漆麻黑的作坊，他衣衫破舊，裹着頭巾，手是永遠洗不幹淨的黑麻麻的漆黑，佝偻着腰，跪在自己的工作台前，手在漆和水之間周旋。但他轉過來的一瞬，眼睛裡好像沒有我們，不和我們交流，也沒有說話的欲望。他筆下的沉金小金魚，在漆酒盅裡浮遊的眼神，頑皮動人。老師傅再看我，眼神比小金魚更加古靈精怪，不需一語，我知道他能繪出物的靈妙。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輪島塗的昂貴。米其林料亭店愛标榜用輪島塗來盛放食物，而輪島塗館，堪比日本任何一家奢侈品名店。乍看起來差不多的漆作品擺在漆藝館華麗燈光照射下的商品展示櫃上。買門票進入後，我們先等着服務人員帶領，了解各個工藝的展示細節，再由她們戴着白手套将一個個漆藝品拿出，從一樓到二樓的一個個小物件以藝論價，當代漆器名家作品的價格從數萬到數十萬日元不等。
輪島和以便利、高效作為無聲準則的現代日本大相徑庭。現代日本社會經曆了高速經濟發展和衰退，已經進入平和、回歸的狀态。這種在生活狀态上的“提前”，正是近幾年我們以茶道、花道、香道、建築設計、居住空間、電影主題等等文化角度，切入日本的重要原因。特别是2016年和2017年，我參與寫作了兩次《日本風物記》封面故事。兩期的銷量都排在當年前列，這給了我們一個啟發，日本這樣的國度，看似近，實而遠。以生活方式作為出發點，探讨日本美學中，究竟是什麼在一直觸動我們。
到日本去，我們為什麼很容易領會和理解其文化真正的優點和缺點？第一輯我采訪了日本第一宮大匠，修繕世界上最古老木建法隆寺的小川三夫。他說從小學着師傅西崗常一的每一個動作，連師傅摸摸哪裡，他也要去摸摸，恨不能将身心化作師傅的一把刨刀。那野心勃勃、毫不膽怯的眼神，讓我感到一個70歲的老人身上的純粹和質樸，那是一種相信自己本事的真實力量。
我寫過龍泉瓷、富陽紙這些曾影響深遠，在國家層面達到巅峰的手藝，也有傩面具、羌繡等未經廣泛傳播的原始地方文化。采訪日本手藝作家鹽野米松的時候，他非常困惑于中國的手藝人的處境。中國近10年來文化和旅遊業興起，表面上看把這些曾經失落的手工藝又推向了前端。在我近幾年采寫《年貨》《春宴》等地方民俗美食的專題報道中，在陝北、川南、黔東北看到，擁有制作古老美食技藝的人，生活舉步維艱。他們的處境常讓我覺得，消費熱潮裡主打的情懷牌，并沒有真正使他們受益。而受到普遍喜愛的各種匠人工坊、手作出産的手工藝品，早已脫離了中國曾經達到的水平。技藝雖然有高下，也有“非遺”這樣從中央到地方的強有力的官方執行項目，但這些手藝人，無論物質還是精神上，都很難自洽，論證、解釋和堅持自己的處境。
我曾經覺得，時間是匠人的敵人。在采寫這些擁有神奇技法的老師傅時，我都免不了被他們的現實擊倒。我曾采訪過宜賓“叙府糟蛋”的老工匠，他有極為高超的技術，能将糟制過的生蛋剔殼。然而采寫過程中這個曾經被中央領導特批的小廠，卻陷入了破産和并購官司，他拿來給我的是極長的上訪信，連廠裡的最後一個糟缸都沒法讓我們拍攝。除了情懷，現有的價值體系裡，一個匠人似乎即使有再高超的技藝，也得借由這工藝的使用者來決定。而實際應用的市場卻早已萎縮殆盡。在鹽野米松看來，雖然日本也有一個“塑料”時期，但是随着經濟騰飛和衰落，日本人開始盡力回歸到傳統生活的模式中。葛維櫻（張雷攝）
葛維櫻在雲南怒江采訪滑索鄉村醫生（黃宇攝）
如果僅僅以生存狀态看，日本匠人的收入，居住環境，比中國并沒有更多優越。然而那些匠人的狀态，面容和眼神，卻融合了“天使與魔鬼”混合的特質。他們對待自己的技藝嚴格到極緻，小川說，他曾為了寺廟的角度有問題，險些“切腹謝罪”；另一方面又天真無邪，有意保留自己的笨拙。
作為宮大匠，小川三夫隻能接廟宇神社的修繕工作，這使他的工期漫長，而活計有限。他的師傅在貧病交加中，都堅持沒有修複民宅，以“守衛聖德太子”的心，來保護“宮大匠”的榮譽。小川三夫自己也說，做不到師傅那樣的純粹。小川的得意也來自于自己的同學們60歲就隻能退休，而自己卻可以繼續在木工房裡揮汗如雨。日本的木制古建，尤其是神宮，每20年要落架大修。一個曆經數百年上千年的建築，要拆解，然後修繕組裝，其難度遠遠大于重建新的。這樣沒有效率、毫不經濟的工作，為日本保留下來了大量傳統工匠。
我原本對于新和舊有很明确的界限。以為現在新造一個寺廟，其成就感可能比不上為法隆寺維修。沒想到小川他說：“我想象我修的寺院，三百年後，那屋檐往下微微沉降，像一隻振翅欲飛的大鳥，就可以與千年的法隆寺一同飛翔。”
300年後的飛翔，是我在匠人的眼睛裡找到的期待。在家庭式的作坊裡，我碰到了名校建築系畢業來拜師的碩士，因為喜歡法隆寺而立志來鋸木頭的初中生，還有各種沉默或開朗的普通人。在酷暑的天氣裡探訪他們工作的寺廟，需要一個人體極限的姿勢，長時間蜷縮在建築物的縫隙裡進行作業。雖然我被小川三夫将木頭刨出鏡面般的反光的絕世技法震驚，但是這些默默無聞匍匐、蜷縮在不知名的鄉野的年代人，頭綁汗巾，吃着師弟們做的難吃的食物，不能用手機、不能看電視，拿微薄的薪水一幹就是10年。
把自己制造的新的東西，和古老的東西，相提并論。這是工匠們自然的底氣。國寶級刺繡大師長谷川敏行，曾為美智子皇後繡制禮服，商業上早已與愛馬仕合作。
我本來以為日本的祭典，比如京都的祉圓祭，隻是一種充斥形式感的表演。然而長谷川卻告訴我，他最近完成的得意之作，是用整整8年的時間，為祉園祭更換了主車的刺繡圍擋。我問，上一副呢？“祉園祭已經用了300年，可以換了。”
他的作坊就在京都自家素雅的住宅裡，為我們開門、布茶是日本常見的傳統的禮儀。但房間裡都是長久伏着繡案的學生，唯一的一點裝飾，就是繡了一隻孫悟空，那眼神不羁又目空一切。當長谷川拿出一塊需要他仿制的日本最古老的繡品，和我說他在敦煌找到了上面一個字的原貌，我看他的眼神有如那齊天大聖附體般狂傲得意。
主動地、窮畢生精力，将所創造的東西的生命進行無限延長。接續前人的技術和成果，打磨自己的能力。在這樣一個無創新不成立的時代裡，匠人們看起來卻如此令人安心。日本不像我們這樣絕對地區分新與舊，真與假。正倉院的國寶琵琶一直有“唐物”和“和物”的來源争議，但另一個側面佐證是，正倉院裡同時期的大量日本仿制唐代的精美琵琶，工藝技巧已經可以與唐朝的精美絕倫抗衡。輪島塗的盛行不過是明治維新以後的事，到現在也不過是100多年。現代社會裡，匠人們的自豪是借助什麼存在的？
注重形式感的日本以各種儀式、祭典，以精神的方式将匠人們的物質文化，保存了下來。第二輯我選擇了更廣闊的行走，深入山與海的文化，想弄清楚一個截取了中國文化片段的異國，何以有了如此清晰而堅定的文化面貌的。我去了一個舉行文字祭的京都周邊的小城池田，和日本大多數小地方一樣，這裡早已遍布現代化的街道、軌道交通和車站商店，還是世界上最早的方便面的誕生地，有一個方便面博物館。然而就是山上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小神社，每年一度的火祭卻是當地人自己的信仰，像我一樣慕名而來的遊客隻是少數。本地壯漢們在酷暑中汗流浃背，認真地背着四五米高的燃燒的火把，每走幾米就要放下休息，還要小心被掉落的火燙傷，一隊隊小學生手持滅火工具和小樂器，沿着并不平坦的山路，一路熱熱鬧鬧地走下來。日本地方這種商業屬性很弱的祭典非常多，而本地人樂此不疲地參與其中，拿小籃子撿拾掉落的灰渣，都顧不上擺攤賣飲料。
為了弄清楚這種“心”的源頭，我造訪了空海大師從大唐取回密教經典之後營建的日本佛教聖地高野山。一條偉大的路，應該連通一個人的外部故鄉和内心故鄉。我走在世界遺産的“參道”上，身邊都是日本曆史上赫赫有名的英雄人物，想起的卻是我的家鄉西安。空海在高野山的僧房裡，多幅屏風上繪制了長安圖景，曲江流飲，灞橋送别。當時的空海前往長安取得大乘密法，成就了電影《妖貓傳》裡那個奇彩絢爛的故事。而看到這些熟悉的中國符号，不由會心一笑。我曾經采訪過台灣烘焙烏龍大師詹勳華，他居于台灣多年，對于目前我們對日本、台灣地區的文化探尋熱情的理解，仍是源于中華文化太博大精深。無論曾經在美學上達到過何種高度，我們都沒有忘記制造這些器物的人，就是在真實的生活中尋找到了心靈去處，并且努力地把自己的生命附加到一個看起來平凡的事物裡去。
在我進入三聯生活周刊的十幾年裡，去過很多地方，也有非常多采訪寫作人物的機會。在文化傳承、美學探訪、尋覓美食的過程中，總能遇到一些觸動我内心的采訪對象。我們經常戲談，說三聯就是一個作坊，每個人都是碼字工。但實際上随着信息時代的來臨，我們時常被動地審視自己所擁有的手藝，和變化的讀者市場。我常常覺得，如果我的文字能過很多年以後，看起來仍能對當時的真實情況有客觀的記載，厚着臉皮說，也許能成為曆史的參照物。後來我采訪李健，他說聽自己很多年前的歌，覺得不臉紅，就夠了。
感謝這些映照出我内心價值的匠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