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俄兩大帝國在19世紀展開的中亞“大博弈”，使阿富汗第一次被卷入世界近代史，從而永久性地改變了這個山地之國的命運。然而來自大陸方向的對沖力量以及過于高昂的治理成本，使得英國終究無法在此地建立穩固的殖民統治，最終抱憾而去。“日不落帝國”在阿富汗的失敗，為日後蘇美兩國的折戟埋下了伏筆。2.著名考古學家奧雷爾·斯坦因于1943年病逝于喀布爾，随後安葬在喀布爾英國人公墓（李亞楠攝）
3.喀布爾英國人公墓正門（李亞楠攝）常年門庭冷落的阿富汗英國人公墓（BritishCemetery），距離我在喀布爾的住處僅有一街之隔。抵達舍爾浦的當天傍晚，我便尋訪而去，在那扇黑色木門跟前徘徊良久。盡管慵懶的守墓人早已閉門離去，盡管我要到兩天之後才能入園一窺究竟，但那個傍晚，我已經确知：那扇門背後，藏着引領我抵達這裡的一些原因。
這處懸挂着“英國人公墓”銘牌的小小墓園，安葬的遠不隻是魂歸異鄉的英聯邦諸國公民。你甚至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個特殊的外來者共同體：160多年以來，凡是亡故于此且無意接受伊斯蘭教喪葬習俗（非穆斯林安葬後不得立碑憑吊）的外籍人士，無分種族、膚色、年齡，經協商後皆可埋骨于此。從死于劫匪槍下的美國商人到德國醫生早夭的幼子，從丹麥旅行作家到俄國外交官，基督徒與無神論者、曆史名人和白丁之士，在世界盡頭的這處小園内承當了相同的命運。那堵不算高大的院牆則将他們和周圍的街道隔離開來，從而标定了“本地人”與“外來者”的界限：盡管他們魂歸于此，但終究仍是和阿富汗格格不入的異鄉人。
我真正踏入院牆背後，是在一個烈日灼人的下午。守墓人馬哈茂德神情嚴肅地告訴我：這塊小小墓地并不歸阿富汗政府所有，而是英國大使館直接管理的特殊地産。90多年前，馬哈茂德的曾祖父從英國使館雜役的工作上退休，接過了看守和維護墓地的日常任務，最終把它變成了一項代代相傳的家族性使命。通過觀察墓碑上銘刻的死者國籍、職業以及去世年份，幾乎可以彙總成一部19世紀以來的阿富汗對外關系史。起初入葬于此的隻有英國軍人、探險家和外交官，随後出現了形形色色的醫生、商人和記者；病故聯合國援外專家和蘇聯人的數量在20世紀60年代以後開始陡然增加，最後則是2001年以來的沖突中戰死的外國軍人。
在一堆堆字迹黯淡的碑銘中，奧雷爾·斯坦因（AurelStein）爵士立有白色十字架的墓穴無疑是憑吊者數量最多的。這位偉大的中亞考古學先驅、敦煌學奠基人在1943年秋天抵達阿富汗，意欲一窺當地巴克特裡亞文明的究竟，卻因中風意外病逝于此，并最終入葬英國人公墓。5年後，另一位丹麥籍中亞考古學家亨甯·哈斯隆-克裡斯琴森（HenningHaslund-Christensen）同樣在此長眠，成為斯坦因的“鄰居”。但保存學者的遺骸顯然不是英國大使館開辟整個墓園的初衷；在和斯坦因墓遙遙相對的院牆上，一塊黑色大理石紀念碑上的文字闡明了全部要義：“此碑謹敬獻給所有在19世紀和20世紀的阿富汗戰争中殒命的英國軍官及士兵。”
英國人公墓的初創，始于1842年第一次英阿戰争結束後建立的戰死者臨時墓地；而它更重要的背景，則是19世紀英俄兩國在中亞展開的劃分勢力範圍的競争。圍繞着阿富汗、波斯以及中亞各土著汗國的歸屬，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海洋國家和最強大的陸上國家進行了整整一個世紀的對抗。史學界沿用著名詩人吉蔔林創造的一個術語，稱這場角逐為“大博弈”（TheGreatGame）。從1839年到1919年，英國曾三次入侵阿富汗，皆以抱憾撤軍而告終，使阿富汗最終作為海陸兩強之間的緩沖帶存在了下來。但這并未阻止日後蘇美兩國步英國的後塵，在1979年和2001年興兵攻入阿富汗。如今，這三個曾經遠征阿富汗最終又飲下苦酒的國家都在墓地的院牆内為自己的戰亡者立下了紀念碑：燃起野心之地，最終也埋葬了帝國和它們的戰士。
吹響号角
1798年初夏，履新不久的英屬印度總督韋爾斯利子爵（威靈頓公爵的長兄）在加爾各答聽到了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初露鋒芒的法軍統帥拿破侖·波拿巴已經率大軍出征埃及，意圖不明。不止一個英國人揣測，拿破侖将從陸路穿過叙利亞和土耳其，随後經阿富汗或者俾路支斯坦來進攻印度。盡管這種預測随後被證明是一場虛驚，但拿破侖在1800年又聯絡上了俄國沙皇保羅一世，唆使後者派出騎兵征服印度。這項密謀由于保羅一世的神秘遇刺再度告吹，卻使東印度公司董事會和英屬印度總督府的神經緊張到了極限。從安全角度出發，隻有在和英屬印度接壤的波斯高原、阿富汗乃至更北方的布哈拉、希瓦等地建立廣泛的軍事和政治存在，印度的安全才能獲得确保。但英國駐印軍隊的規模不足以完成此項任務，他們隻能退而求其次，向這些地區的汗國派出使者，說服當地的封建王公與英國政府建立友好關系，使其成為拱衛印度的屏障。
1810年，第五孟買步兵團的查爾斯·克裡斯蒂上尉（CharlesChristie）化裝成馬販子，穿過俾路支斯坦的荒原和錫斯坦沙漠，成功到達了哈裡河畔的阿富汗古城赫拉特。這座城市坐落在通往印度的西北門戶開伯爾山口和波倫山口之間，具有不可低估的戰略意義。克裡斯蒂對當地的風土人情做了了解，并觀察了古城的防禦設施。他的戰友亨利·璞鼎查中尉（HenryPottinger，日後成為第一任香港總督）則化裝成伊斯蘭教徒，向西潛入波斯腹地，會見了幾位地方王公。這是英國派出的第一批中亞探險家，也是“大博弈”的先聲。
對這一切，俄國人并沒有袖手旁觀。從1804年進軍亞美尼亞開始，他們就對整個中亞垂涎不已，斷然不能容忍他人插足。1812年，俄國軍隊在阿拉斯河擊敗了英國支持的波斯軍隊，逼迫波斯恺加王朝簽署《古裡斯坦條約》，聲明放棄對格魯吉亞、達吉斯坦、明格裡等半獨立汗國的主權要求。1825～1828年，另一次俄波戰争又帶來了影響深遠的《土庫曼恰依和約》，波斯王國被迫将阿拉斯河以北的全部領土（包括東格魯吉亞、東亞美尼亞和北阿塞拜疆）割讓給俄國，并賠償價值150萬英鎊的黃金。而在倫敦，當英國掌玺大臣埃勒巴倫男爵力主立即出兵波斯、抵擋俄國人的攻勢時，他驚訝地發現：自從1810年克裡斯蒂和璞鼎查的那次中亞之行以後，英國已經有整整20年沒有對中亞進行過成功的偵察和測繪了。他們對未來的戰場一無所知。
對這一切，俄國人并沒有袖手旁觀。從1804年進軍亞美尼亞開始，他們就對整個中亞垂涎不已，斷然不能容忍他人插足。
作為亡羊補牢之策，1829年秋，第六孟加拉輕騎兵團的阿瑟·康諾利上尉（ArthurConolly）從波斯邊境出發，穿越高加索和開伯爾山口之間的無人區卡拉庫姆沙漠，花費一年半時間詳細偵察了阿斯塔拉巴德以南俄軍的駐防狀況、當地統治者的态度以及可資利用的要塞。他正确地推斷出：俄軍要從陸路入侵印度，或者需要經過希瓦、巴爾赫和喀布爾抵達開伯爾山口，随後在阿托克渡印度河入境；或者需要先奪取赫拉特，以之為兵站向達波倫山口挺進。無論采取哪一路線，都必須經過四分五裂的阿富汗。對英國人來說，最可取的方法是扶植一個勢力範圍足夠覆蓋阿富汗全境的統一政權，對其加以武裝，使之成為南亞次大陸的保護傘。
在康諾利的建議下，1832年初，東印度公司印度政治處的亞曆山大·布爾内斯中尉（AlexanderBurnes）前往喀布爾，會見了阿富汗名義上的埃米爾、巴拉克宰家族的多斯特·穆罕默德（DostMohammad）。英國人承諾幫助這位普什圖王公統一阿富汗，并在喀布爾派駐一個常設代表團。這次會面也标志着“大博弈”開始由個人英雄主義的冒險升格為國家之間的全面對抗：在黑海，英國扶植奧斯曼土耳其蘇丹抵禦俄國的瓜分行動；在波斯高原，兩國競相争取波斯國王的友誼；在阿富汗，英國支持多斯特·穆罕默德的擴張企圖，以此對俄國在布哈拉和希瓦的野心加以遏制。海陸強國之間的對抗，開始在裡海和波斯灣之間的整個中亞全面展開。
但倫敦對多斯特·穆罕默德的支持并不是無條件的。1837年，這位可汗請求英國人幫助他奪取錫克帝國控制下的白沙瓦，但被英屬印度總督奧克蘭伯爵所拒絕。伯爵的如意算盤是在普什圖人和錫克帝國的統治者蘭吉特·辛格之間玩弄平衡，避免一家坐大。他給多斯特·穆罕默德送去了一封語氣傲慢的信函，對後者大加嘲諷。火上澆油的是，俄國沙皇尼古拉一世恰好在此時派揚·維特科維奇上尉出使喀布爾，聲明支持阿富汗人的領土要求。多斯特·穆罕默德與倫敦之間的友誼在短短6年之後就宣告破裂了。
奧克蘭伯爵喬治·伊登在1836~1842年擔任英屬印度總督，由他策劃的扶植杜蘭尼王室複辟的陰謀直接導緻了英國在第一次英阿戰争前期的慘敗（視覺中國供圖）
出身巴拉克宰王室的多斯特·穆罕默德在1839年被英軍以武力廢黜，但僅隔6年便再度複位，成為第一次英阿戰争的最終勝利者（視覺中國供圖）當然，俄國人的真實意圖并不在于擁戴多斯特·穆罕默德：他們要利用這位國王與英國人翻臉、無暇他顧的機會，奪取半獨立的阿富汗西部重鎮赫拉特。1838年11月，即英國代表團被從喀布爾驅逐之後第七個月，已經與俄國結盟的波斯國王穆罕默德出兵圍困了赫拉特。出人意料的是，英屬印度政治處的一名中尉正在當地搜集情報，并意外地卷入了這場圍城戰。此人名叫埃爾德雷德·璞鼎查（EldredPottinger），正是28年前潛入波斯的亨利·璞鼎查的侄子。在他的組織下，當地守軍構建起了堅固的防禦工事，抵擋住了波斯人長達一年的圍困。1839年11月，在英國的壓力下，波斯被迫從赫拉特撤軍，俄國人的陰謀遭到了挫敗。喀布爾的血與火與此同時，在遙遠的加爾各答，
奧克蘭伯爵
和他的幕僚正在策劃一個石破天驚的計劃。在和多斯特·穆罕默德決裂之後，東印度公司找到了被巴拉克宰家族推翻的前杜蘭尼王室繼承人舒賈·沙阿（ShujahShah），并和錫克帝國締結了三方盟約：英印軍和錫克人出兵幫助舒賈推翻巴拉克宰王室；待他複國之後，即宣布阿富汗為英國的保護國，并協助英國人對抗俄國。1838年10月，奧克蘭勳爵還發表了一份火藥味十足的《西姆拉宣言》，把多斯特·穆罕默德描繪成一個背信棄義的惡棍，同時盛贊舒賈為“忠誠的朋友和合法的王位擁有者”。宣言稱，隻要多斯特·穆罕默德在位一天，“周邊地區就沒有希望獲得安甯，印度帝國的利益就無法避免遭受侵害”；英國出兵阿富汗是為了匡扶正義，幫助舒賈·沙阿“建立合法政府，對抗國内亂黨”。
1838年12月，約翰·基恩中将（JohnKeane）指揮的印度軍團離開旁遮普，揭開了第一次英阿戰争的序幕。這支部隊包含1.5萬名英國和印度籍官兵，分為步兵、騎兵和炮兵，後方還有總數達3萬人的挑夫、馬夫、洗衣工、廚師、蹄鐵匠以及大批駱駝提供後勤支持。1839年春，英軍部隊抵達奎達，穿過80公裡長的波倫山口，啟程前往喀布爾。4月25日，英軍進入棄守的坎大哈，舉行了盛大的閱兵式。7月22日，在固若金湯的加茲尼要塞跟前，孟加拉工兵團引爆了埋藏在喀布爾門下的炸藥，步兵随即蜂擁而入，奪取了這座重要的補給站。此役英軍僅有17人陣亡，165人負傷；阿富汗方面至少戰死500人，士氣大受影響。1.第一次英阿戰争期間的喀布爾老城鳥瞰圖。由于被暴動者在巷戰中分割擊破，英軍在這次戰争前期蒙受了巨大的人員傷亡（法新社供圖）2.第二次英阿戰争期間，一名俄國軍官造訪毗鄰阿富汗邊境的土庫曼人部落，要求部落領袖監視阿富汗境内英軍的動向（視覺中國供圖）
3.1839年初，入侵阿富汗的英印軍團主力穿越波倫山口（法新社供圖）加茲尼失守之後，多斯特·穆罕默德一度從喀布爾派出5000名騎兵南下，企圖決一死戰；但面對英國人的火力優勢，這支精兵不戰而潰。多斯特·穆罕默德父子被迫逃往北方的布哈拉汗國，後于1840年11月向英軍投降，随即被流放到印度。基恩的軍團全速挺進，奔向160公裡外的喀布爾。1839年8月，舒賈在英國大使威廉·麥克諾頓爵士（WilliamHayMacnaghten）的陪伴下進入王宮，宣告杜蘭尼王室複辟成功。
對奧克蘭勳爵來說，統一阿富汗的大業已經完成；但事實證明，麻煩才剛剛開始。去國多年的舒賈在這片土地上毫無政治根基，每項政策都要靠英國人的武力和金錢才能推動。随着部署在阿富汗的英軍減少到不足8000人，到處都開始爆發反對新政權的叛亂。俄國則派兵逼近北方的希瓦汗國，随時有可能發動攻擊。盡管惡劣的氣候阻擋了俄國人的推進，但英方派去布哈拉與當地可汗商讨結盟的查爾斯·斯托達特上校以及阿瑟·康諾利上尉——也就是1829年那位傑出的冒險家——卻被關進地牢，于1842年6月遭到斬首。
在南方的喀布爾，麥克諾頓和已經升任中校的亞曆山大·布爾内斯被一種虛假的樂觀情緒籠罩，全然不曾意識到危機正在身邊醞釀。多斯特·穆罕默德的兒子阿克巴·汗（AkbarKhan）此時已經被地下抵抗力量擁戴為盟主，并在巴米揚建立了據點。1841年11月1日夜間，喀布爾城内阿克巴的支持者發動暴動，包圍了布爾内斯居住的新兵營。駐軍司令威廉·埃爾芬斯通少将（WilliamElphinstone）和麥克諾頓處置遲疑，錯失了派兵前去解圍的良機。最終，布爾内斯及其弟弟、副官以及30多名警衛被砍死碎屍，情形慘不忍睹。
在暴動之後的喀布爾，每個小時都有新的普什圖人加入叛亂者的行列；4500名英軍和12000名随軍雜役被困在城市東北方一個四面環山、布滿沼澤的營地裡，既無法突圍，又難以還擊。阿克巴指揮的6000名阿富汗正規軍随後開始進城，并在制高點架起大炮向英軍轟擊。英軍廓爾喀營在抵禦進攻的過程中悉數死難，另有300多人死于阿富汗人的炮火。此時埃爾芬斯通已經無法控制部隊，舒賈則龜縮在堅固的巴拉·希薩爾城堡中自保。暴動者和阿富汗正規軍的總數超過3萬人，占據7∶1的兵力優勢，英軍實際上已經無力再戰。
11月21日，雙方實現了臨時停火。阿富汗人要求英軍交出舒賈并釋放多斯特·穆罕默德，換取殘部安全退出阿富汗國境。但自作聰明的麥克諾頓玩弄了一個花招：他派一個中間人去遊說阿克巴，承諾向後者提供30萬英鎊的賞金以及每年4萬英鎊的資助，并承諾由阿克巴出任阿富汗維齊爾（宰相），以換取保留舒賈的王位。英軍同時承諾将逐步撤出阿富汗，但須在次年開春之後，以保全顔面。阿克巴假意允諾，當麥克諾頓在12月23日興高采烈地帶着随從前去簽約時，卻被阿富汗人扣押槍殺，屍體懸挂在大巴紮示衆。
至此，英國人已經喪失了一切讨價還價的資格。1842年1月1日，意志渙散的埃爾芬斯通按照阿富汗人的要求締結了停戰協議：英軍宣布放棄對舒賈的支持，交出大部分火炮，經開伯爾山口撤離阿富汗。阿富汗人承諾派部隊保障英軍及其家屬沿途的平安。1月6日，不足4000名殘軍（其中700名為英國人）和12000多名後勤人員、家屬離開喀布爾，開始朝目的地、邊境城市賈拉拉巴德進發。從他們開拔的第一天起，阿克巴就背棄了諾言，開始不間斷地襲擊英軍的殿後部隊和偵察兵。埃爾芬斯通的殘軍已經放棄了所有重型火炮，又要掩護大批婦孺，每天隻能前進8公裡。在阿富汗的寒冬之中，大批印度兵被活活凍死。1月8日，當英軍開始進入山口時，占據兩側制高點的阿富汗人開始了密集的射擊，整個情形最終演變成了一場大屠殺。
19世紀80年代，阿富汗國王阿布杜爾·拉赫曼（中坐者）結束在巴拉·希薩爾高地的射擊比賽後，由衛隊簇擁着返回王宮（法新社供圖）1842年1月8日這一天，有3000多名英軍士兵和平民被打死在開伯爾山口6.4公裡長的入口處。其餘人被迫徒步涉過冰冷的溪流，冒着槍林彈雨繼續前進。到9日日落前，所有正規軍隻剩下750人幸存，12000名平民則死難了2/3以上。12日晚間接近山口末段時，一行人隻剩下不到200名官兵和2000位平民。埃爾芬斯通在前去和阿克巴談判時被扣押，幾個月後死在了戰俘營裡。15名僅存的騎馬者決定加速向賈拉拉巴德飛奔，第44東埃塞克斯團的20名軍官和45名士兵則決定在甘大麥村稍作休整。入夜之後，阿富汗人圍了上來，英國人排成一個方陣，用20支步槍和佩劍進行了慘烈的抵抗，最終隻有4人被俘，其餘悉數死難。
1月13日午後，賈拉拉巴德要塞的英軍哨兵突然發現有一匹馬正從地平線處孤單地走來。馬背上馱着一個頭部和手背布滿刀傷的人，他是31歲的軍醫威廉·布賴登（WilliamBrydon），是那15個騎馬脫逃者中唯一一個活下來的，也是撤出喀布爾的16000名英國軍民中，唯一一個抵達目的地的人。在那之後的許多個夜晚裡，為了給穿行在荒野之中的可能的幸存者引路，賈拉拉巴德的喀布爾門之前一直燃燒着一團熊熊的篝火，城牆上亮着燈光，軍号定期吹響。然而再也沒有哪怕一個人到來。
危機再起
喀布爾潰敗之後第二個月，中風的奧克蘭伯爵被鐵杆鷹派埃勒巴倫勳爵所取代，後者決心實施一場恐怖的報複行動來挽回顔面。喬治·波洛克少将奉命指揮一支大軍從白沙瓦出發，于3月31日穿過開伯爾山口，用猛烈的火力給予阿富汗人以重大殺傷，随後和賈拉拉巴德守軍會合。威廉·諾特爵士的部隊則擊退了圍困坎大哈的阿富汗人，并在周邊地區實施堅壁清野。1842年夏天，兩支軍隊沿着埃爾芬斯通撤退時的傷心路殺向喀布爾，沿途四處劫掠、濫殺無辜。9月15日，波洛克的部隊進入阿克巴·汗棄守的首都，發現舒賈·沙阿已經在幾個月前被殺死，93名被俘的英國人質則在巴米揚附近獲得了解救。作為懲罰，波洛克用炸藥毀滅了富于盛名的喀布爾大巴紮，夷平了城内的大部分建築和商鋪，随後在10月12日宣布撤軍。
諷刺的是，盡管代價重大的英阿戰争完全是因為東印度公司和多斯特·穆罕默德父子的矛盾而起，但英國在1842年最終承認：繼續扶植杜蘭尼家族已沒有任何成功的希望。多斯特·穆罕默德随後被釋放，他軟禁了張狂的兒子阿克巴，在1846年重新登上王位。這位狡猾而善變的君主繼續在倫敦和聖彼得堡之間折沖樽俎，一直執政到1863年。而他的後代對阿富汗的統治又維持了一個多世紀，直到1973年才被一場政變推翻。
第一次英阿戰争的結束中斷了英國在中亞的擴張企圖。盡管英印軍先後占領了信德和旁遮普，但不列颠最傑出的五位中亞事務先驅布爾内斯、麥克諾頓、康諾利、斯托達特以及小璞鼎查在幾個月内相繼死于非命，沉重打擊了鷹派的意志。現在，輪到俄國人出招了：克裡米亞戰争爆發之後，聖彼得堡不斷唆使波斯新王納賽爾丁向東進攻，以緩解俄軍在黑海面臨的壓力。1856年秋，波斯再度出兵赫拉特，很快攻下了這座城市。英屬印度總督坎甯馬上以強硬手段予以回擊：12月10日，英軍波斯灣分艦隊占領了波斯的布希爾港；次年3月，一支陸戰隊在霍拉姆沙赫爾登陸。經過法國斡旋，兩國最終達成協議：英軍撤出波斯，波斯軍隊撤出赫拉特，并放棄對阿富汗一切領土的宗主權要求。曆史名城赫拉特由此重新被納入阿富汗埃米爾國的版圖。
但俄國人并不會就此罷休；相反，他們要以在中亞的領土擴張來彌補在克裡米亞的失利。1865～1868年，俄軍先後出兵浩罕和布哈拉，逼迫這兩個汗國承認聖彼得堡的宗主權。1873年，希瓦也被一支遠征軍攻下。兩年後，俄軍借鎮壓浩罕國民衆起義為名，正式吞并了這個中亞小國。就這樣，短短10年間，面積相當于半個美國的廣袤領土落入了俄國沙皇的統治之下。在西起高加索、東至固勒紮（今新疆伊甯）的中亞腹地邊緣，俄國已經建立了一道完整的防禦屏障。1881年，納賽爾丁統治下的波斯也與俄國簽署《阿哈爾條約》，宣布永遠放棄對阿姆河以東地區的主權。圍繞英屬印度和作為英國保護國的阿富汗，俄國人正在建立一個包圍圈。
俄國人并不會就此罷休；相反，他們要以在中亞的領土擴張來彌補在克裡米亞的失利。
1878年，即俄土戰争落幕的同一年，危機再度在阿富汗爆發。多斯特·穆罕默德的第三個兒子謝爾·阿裡（SherAli）在1868年從哥哥阿紮姆手中奪得王位之後，試圖在英俄兩國之間維持一種不偏不倚的狀态。但随着英俄兩國在土耳其問題上的矛盾趨于激化，倫敦和聖彼得堡都迫切要求喀布爾當局在站隊方面做出決定。俄國少将尼古拉·斯托列托夫奉命前去遊說謝爾·阿裡，試圖“借道”開伯爾山口出兵印度，并宣稱3萬俄軍已經嚴陣以待，随時樂意為阿富汗人阻擋英國的威脅。謝爾·阿裡對此深信不疑，立即拒絕了英國派代表團前來斡旋的建議。英屬印度副王李頓伯爵對此大感惱怒，派出三路大軍入侵阿富汗，引發了第二次英阿戰争。
3.5萬名英軍從三個方向湧入阿富汗，奪取了開伯爾山口、賈拉拉巴德和坎大哈。謝爾·阿裡向俄國人求救，俄方卻以“嚴冬季節不宜出兵”為由，輕易地卸脫了承諾。這位絕望的國王随後逃往巴爾赫，于1879年2月在那裡絕食而亡。他的長子穆罕默德·雅庫布（MohammadYaqub）繼承了王位，與英方達成了一份苛刻的停戰協定，承諾将阿富汗的外交權讓渡予倫敦，同意英國在喀布爾和其他地區建立常駐機構，并把包括開伯爾山口在内的緊鄰印度的地區割讓給英國。作為回報，英國承諾保護阿富汗不受俄國和波斯的入侵，每年還給王室6萬英鎊的年金。1879年5月26日，雙方在甘大麥村這個具有特殊意義的地點正式簽署了文件。
無奈的尾聲
僅僅3個月過後，事情就發生了180度的逆轉：喀布爾的3個阿富汗衛戍團在向穆罕默德·雅庫布追讨欠薪未果後，沖進了新近抵達的英國外交使團的駐地，将所有成員悉數殺死。已經折返的6500名英印軍遂于10月初重新打進喀布爾，絞死了100多名嫌疑犯，并将穆罕默德·雅庫布廢黜。這一舉動引發了阿富汗境内各部落的普遍憤怒，十幾萬起義軍擁戴謝爾·阿裡的另一個兒子、赫拉特省總督阿尤布·汗（AyubKhan）為領袖，在12月23日淩晨向喀布爾發起了總攻。英軍總指揮羅伯茨（FrederickRoberts）依靠9磅野戰炮、7磅山炮、加特林機槍以及新型後膛槍的火力，在半天内打死了3000名阿富汗人，但仍未能突破包圍圈。
危急時刻，羅伯茨決定把賭注壓在謝爾·阿裡的侄子、頗富才幹的阿布杜爾·拉赫曼（AbdurRahman）身上。1880年7月22日，這位在阿富汗北部頗有影響力的貴族在喀布爾加冕為王，英軍在他的調停下順利自首都撤出。但阿布杜爾·拉赫曼還需要面對堂兄阿尤布·汗的挑戰：後者剛剛在邁萬德擊敗了一支英軍偏師，打死969人、打傷177人，勢頭正猛。羅伯茨中将不得不再度回師，疾馳500公裡，在坎大哈迎戰阿尤布·汗的主力軍。1880年8月下旬，1萬名英軍與數額相等的阿富汗軍隊在坎大哈附近決戰，阿尤布·汗的部隊在白刃戰中被沖垮，丢下1000具屍體後逃走。這位王子随後潛往波斯流亡，終生也未能返回故土。
到這時為止，阿富汗的危機尚未徹底解除：繼扶植謝爾·阿裡失敗之後，俄國重新恢複了“大棒政策”，開始通過吞并裡海東岸的土庫曼領土來威脅阿富汗的安全。1885年3月31日，俄國軍隊在土庫曼名城梅爾夫（Merv）和赫拉特之間的偏遠綠洲潘傑（Panjdeh）襲擊了當地的阿富汗守軍，打死600人。英國首相格萊斯頓視之為公開的挑釁，發動議會批準了一筆1100萬英鎊的緊急撥款，準備對俄國開戰。皇家海軍也做好了進攻黑海和海參崴的準備。俄國則援引1881年締結的“三皇同盟”條約，要求德奧兩國在戰争爆發時給予自己援助。關鍵時刻，反倒是阿布杜爾·拉赫曼國王這個配角顯得格外冷靜：他呼籲英印軍隊萬勿輕易動武，并表示願意忍辱負重，将綠洲潘傑的地位中立化。在此之後的幾天裡，德、奧、法、意各國外交代表接連在倫敦和聖彼得堡之間進行斡旋，最終平息了這一風波。1887年，俄阿兩國簽署勘界條約草案，俄國正式取得潘傑綠洲（今屬土庫曼斯坦）。作為交換，潘傑以西一個較小但具備一定戰略重要性的山口被納入阿富汗境内。
到這時為止，歐亞大陸腹地的均勢已經基本形成。英俄兩國再也無法覓得可以輕松攫取領土的區域，每獲得一分利益都須冒發生全面戰争的風險。而對兩國政府來說，其戰略重心顯然并不在亞洲：俄國在1905年對日戰争失敗之後，需要優先确保在歐洲尤其是巴爾幹的利益不被奧地利蠶食。而英國由于經濟規模的下降，隻有集中資源于歐洲、全力擴充海軍，才能應對德國這個頭号假想敵的挑戰。這種情形下，雙方最終于1907年8月31日在聖彼得堡締結了《英俄協約》，對兩國在中亞和近東的勢力範圍做了全面劃分：波斯北部約79萬平方公裡的領土為俄國勢力範圍，東南部35萬平方公裡的沿海地區為英國勢力範圍，兩者之間為中立地帶。俄國放棄對阿富汗的領土和政治要求，承認其為英國勢力範圍，英國則保證不妨礙沙皇在中亞各汗國的統治。雙方共同約定不幹涉西藏事務。曆時一個多世紀、波瀾壯闊的“大博弈”，至此終于落下帷幕。
到這時為止，阿富汗的危機尚未徹底解除：繼扶植謝爾·阿裡失敗之後，俄國重新恢複了“大棒政策”。
1919年，阿布杜爾·拉赫曼的孫子阿曼努拉·汗（AmanullahKhan）為了取得主權和外交方面的完全獨立，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對英國發動了全面戰争。盡管英方在軍事行動中取得了總體勝利，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結束、人心思定的背景下，倫敦當局被迫在當年8月簽訂的《拉瓦爾品第和約》中接受了阿曼努拉提出的條件，承認阿富汗内政和外交徹底獨立，并與其建立公使級外交關系。而新設立的英國駐阿使館的第一項任務，便是尋訪1842年建立的第一次英阿戰争死難者的埋葬地，并将其擴建為封閉的英國人公墓。從那時起直到今天，一代又一代探險家和遠道而來的征服者都埋骨于此，成為“帝國墳場”的實體标志。
而那些生活在公墓院牆之外的本地人，似乎從未為這種反複的争奪和統治所降伏。他們依舊保持着自己獨特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并且不放過每一個驅逐外來者的時機。粗犷、野蠻、不可預測，但同樣構成一種強大的生命力，綿延萬年而不絕，提醒着每一個潛在的入侵者：他們能留下的隻有墓碑，同時什麼也帶不走。
（參考資料：PeterHopkirk,TheGreatGame:TheStruggleforEmpireinCentralAsia;AjayPatnaik,CentralAsia:Geopolitics,SecurityandStability等）
1919年第三次英阿戰争期間，阿富汗軍官準備舉行軍事會議（視覺中國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