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阿富汗，存在着兩種相互糾纏的迥異時間維度：一者屬于曆史，它将現代化轉型失敗的一切殘渣推擠到了這個大陸深處的“窪地”；另一者屬于當下，它意味着掙紮、逃離以及一切為生存而進行的艱辛搏鬥。全球化時代治理失敗的一切後果在阿富汗都能找到映證，而這一切就發生在中國的西部邊境線另一側。
“黑鷹”當空
“準備好去往戰場了嗎？”在登機口附近吵吵嚷嚷的人群裡，一句清晰的美式英語從我前方猛的飄來。
這裡是迪拜國際機場2号航站樓的一個角落，乘坐FZ305次航班前往喀布爾的乘客們正亂哄哄地擠作一團。你可以直觀地從他們的穿着和舉止辨認出每個人的身份：大腹便便、身着立領佩拉罕襯衫（Perahan）和寬松湯班系帶褲（Tunban）的是普什圖族貿易商人，他們會把護照和鼓鼓囊囊的錢包揣在襯衫外加着的西裝布馬甲口袋裡，并且呼朋引伴地尋找着可以交談的對象。年紀稍長、用特本（Turban）頭巾一圈圈包住腦袋的是出生在白沙瓦一帶的中下層勞工，他們在阿聯酋和沙特阿拉伯的餐廳、寫字樓以及“血汗工廠”裡忙碌經年，終于可以帶着一小筆積蓄返鄉休假，因此少不了會提上幾樣大件電器和玩具禮盒。與皮鞋锃亮的商人不同，勞工們通常光腳趿拉着拖鞋。也有放暑假的留學生和出國公幹的政府職員夾雜其間，他們的表情嚴肅而憂慮，服飾風格更接近阿拉伯人，但外套因為未經熨燙而顯得皺皺巴巴，并且絕不會露出金光閃閃的名表。
然而，我身前這幾個在用英語交談的夥計顯然無法歸入其中任何一類。發問的是個扮相酷似普什圖人（Pashto）的老年男子，佩拉罕襯衫外罩着一件藍色西裝上衣，腦袋上還扣着一頂阿富汗人喜愛的羊毛圓頂帽（Pakol）。這身行頭或許可以唬住對阿富汗不甚了解的外國人，但幾個細節卻出賣了他：以粗犷為傲的普什圖人絕不會把胡須梳理得如此整齊，更不會有一張缺少高原陽光炙烤的白人臉龐和滿頭金發。至于他提問的那兩個對象，一望即知乃是退役的美國軍人——在青少年發育不良比例超過40%的阿富汗，健壯的肌肉屬于一種特權。上圖：在喀布爾南郊的奧瑪拉汗山貧民區，兩名男孩在家門口的山路上玩耍
下圖：2016年12月，喀布爾西南方一座什葉派清真寺内懸挂着在最近一次自殺式爆炸襲擊中遇難的亡者照片三分鐘過後，答案自然揭曉：白人老者掏出一本美國護照，氣定神閑地通過了登機口。兩個小時的旅程中，他一直在向那兩名肌肉壯漢介紹在阿富汗操作武裝直升機的細節：第一批“黑鷹”已經完成交付，但日常訓練仍須使用俄羅斯生産的米-17來完成；俄制火箭發射巢和機炮吊艙在适配美國生産的“黑鷹”時存在諸多問題，但為了節約成本隻能勉強忍耐；大多數本地飛行員不具備在山區抵近作戰的能力，美籍教官除去負責訓練課程外，還得親自帶隊出擊……飛機降落之前，我已經完全弄清了他們的身份和來意：為了壓制重新開始活躍的塔利班武裝，阿富汗空軍剛剛從美國訂購了151架“黑鷹”型直升機，計劃将其投入到反遊擊作戰中。那名扮作普什圖人的白人老者是政府軍負責招募“黑鷹”教官的顧問，他從美國搜羅到兩位退役飛行員，并親自迎接他們前往戰地。“局勢不妙”——一種對阿富汗安全環境的悲觀看法立即浮現在我腦海中。
武裝直升機之于阿富汗的象征義，可以追溯至1979～1989年的蘇聯入侵。整整10年時間裡，臃腫醜陋的米-24“雌鹿”型直升機盤旋在潘傑希爾以及其他山谷和小徑上空，用機關炮和火箭彈摧毀一切潛在的遊擊隊藏身地，也不加預警地射擊民宅和村莊。2002年之後，來自美國的“黑鷹”取代了“雌鹿”，成為維持阿富汗日常治安秩序以及進攻塔利班控制區的最有力工具。在索馬裡、阿富汗和伊拉克，“黑鷹”發動機的轟鳴聲成為後“冷戰”時代全球局部沖突以及美式單邊主義幹涉的直接化身，并最終融入了喀布爾的日常生活：在我逗留于當地的一個多星期裡，每當清真寺敲響晨禮的鐘聲，從北面飛來的一組“黑鷹”便會自低空掠過整個城市，循環往複以至午夜時分。它的存在明明白白地宣示：盡管以“北約”武裝為主體的國際安全支援部隊（ISAF）在2014年12月就已宣布從阿富汗撤軍，但仍有多達1.6萬名外國軍人和2.6萬名軍事承包商雇員留駐在這個國家的土地上。喀布爾北面60公裡外的巴格拉姆（Bagram）空軍基地依然是“北約”武裝盤踞的國中之國，進出那裡的外籍軍人和他們的“黑鷹”一樣不受阿富汗海關管轄：從蘇軍入侵之時起便是如此。
2018年夏天的阿富汗，正處在最近10年最動蕩的狀态中。在10月的議會選舉日到來前，一切黨派和集團都在動員自己的力量，并對潛在的競争者發起示威抗議和暴力襲擊。加尼總統與第一副總統杜斯塔姆之間的權力博弈，則使烏茲别克人和普什圖人之間的沖突頻率急劇上升。另一方面，依然控制着10%以上國土的塔利班武裝以及活躍在“阿富巴”邊境地區的“伊斯蘭國”（ISIL）恐怖組織正在重新轉入攻勢。從2018年1月到6月，累計有5122名平民在自殺式爆炸行動和武裝沖突中死傷，系2009年以來的最高紀錄。束手無策的政府官員在電視講話中明确承認，“僅在喀布爾市内就有上百名自殺式襲擊者在四處遊走”，而政府的應對策略是“建議居民減少在人流密集區活動”。如同那兩位“黑鷹”飛行員一頭紮回了這個巨大的戰場，我和攝影師李亞楠也抱着緊張和警惕的心理，開始了在一個“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陌生世界中的曆險之旅。
“過去現在時”
在啟程前往喀布爾之前，我閱讀了10餘種外國探訪者留下的關于阿富汗的文字記錄，其中既有19世紀初東印度公司軍官的個人回憶，也有前英國外交官羅瑞·斯圖爾特（現任該國司法部副大臣）在2002年徒步穿越阿富汗中部的經曆。其中最特殊、也最具參照意義的，則是威廉·夏伊勒（WilliamL.Shirer）的一份手記。
1930年秋天，26歲的夏伊勒還隻是《芝加哥論壇報》派駐歐洲和印度的一名年輕通訊員，還沒有寫出他的著名代表作《第三帝國的興亡》。在印度的一場宴會上，他意外邂逅了年僅16歲的阿富汗王太子查希爾·沙阿（ZahirShah），并應邀前往被“文明世界”所遺忘的喀布爾，參加查希爾的父親納第爾·沙阿（NadirShah）的加冕典禮。這一事件被阿富汗人視為本國現代曆史的開端，但它給夏伊勒留下至深印象的卻是一系列不祥的征兆：英俄“大博弈”的殘留影響在喀布爾依然足夠昭彰，開伯爾山口和首都北面的山區活躍着殺人越貨的部落武裝，巴拉克宰王室嘗試的一切現代化改革都留下了被破壞的痕迹，并且與普通人極度疏離，農民、商隊和婦女的生存方式則與幾千年前毫無二緻。他還提到了在查希爾身邊遊走的王室成員達烏德·汗（DaoudKhan）親王，這個年輕人“出奇地幹練、狡猾、野心勃勃”，似乎總在等待機會幹出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來。1.日落時分，喀布爾市民在貝貝馬羅山公園俯瞰市區全景
2.在喀布爾舍浦爾的哈吉·穆罕默德·達德山貧民墓地，一名前來掃墓的小女孩手持一隻卡通氣球
3.在喀布爾老城著名的雙劍王清真寺，一群鴿子從狹窄的街道上空飛過
4.在曆史悠久的喀布爾大巴紮門口，一名身穿波卡罩袍的婦女懷抱幼兒向路人行乞
5.在喀布爾大學附近的一家女性美容院，一位準新娘在等待造型師為她設計婚禮妝容夏伊勒給他的手記起名叫《1930年：喀布爾的插曲》，但以後的事實證明，那不是插曲，而是伏筆。在他離開喀布爾之後3年，納第爾·沙阿死于一場暗殺，年不及弱冠的查希爾倉促繼位，成為阿富汗末代國王。在40年的統治時光裡，他曾竭力為阿富汗争取國際地位和來自海外的财政援助，試圖使這個閉塞的中亞小國轉型成真正意義上的“文明”國家，但始終無法擺脫北方強鄰蘇聯和“冷戰”的影響。1973年，查希爾被一場宮廷政變推翻，主謀是達烏德親王。後者宣布改行共和制，并自封為總統，開始了進一步的經濟和土地制度改革。1978年，不滿達烏德奉行中立政策的蘇聯指使代理人将其處死，從此開始了長達40年的持久動蕩。
對我而言，夏伊勒的手記提供了一種評價标準。它自帶一項疑問：如果說在現代阿富汗曆史開啟之初，查希爾和他父親的改革事業就面臨外國幹涉、傳統社會的抵抗和地形造成的阻礙這三項不利因素，那麼随着時間推移，它們是否已經被有效鏟除？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在一個由“黑鷹”直升機把守領空、教育普及率嚴重滞後、公路和現代通訊體系不曾延伸到鄉間的國家裡，物質層面的進步僅僅是淺表性的。“國家”雖然作為一種表現形式存在着，但它無法為自己的多民族、多種文化背景和多元經濟結構提供一個清晰整全的框架。一個正常的現代國家不會容忍賈拉拉巴德的邊境走私商人和赫爾曼德省的罂粟種植農民自行其是，但對那些為了利潤和生存一次次铤而走險的普通人來說，這不過是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從查希爾的王國到蘇聯人，從塔利班當局到卡爾紮伊和加尼領導的“阿富汗伊斯蘭共和國”，頂層政治結構的觸角從來都沒能延伸到遙遠的鄉間。對喀布爾以外的民衆來說，周期性現身的稅吏和警察就是他們關于“國家”的全部概念，而稅吏和警察是不涉及意識形态的（并且很容易被收買）。至于“法制”和“地區穩定”，更隻是一些空洞的大詞。
對這種現象，阿富汗人有自己的解釋。70年代畢業于喀布爾大學、後來撰寫過《阿富汗簡史》的女學者沙伊斯塔·瓦哈蔔告訴我：“和典型的單一民族國家不同，從古典時代起，作為共同體的阿富汗就是由一系列含混不清的差異性雜糅而成的。”最初從波斯文化圈中分離出來的普什圖人群體保持了他們獨特的遜尼派伊斯蘭教信仰，随後又接納了因為蒙古帝國西征和中亞版圖變動遷徙來的哈紮拉人（Hazara）、塔吉克人和烏茲别克人，從而将“阿富汗人”的外延擴大到了不同的種族、語言和地形範疇。倘若這種情形自然延續下去，或許可以形成一個普什圖人占絕對多數、主體民族和社會特征相對明晰的國家。但“大博弈”改變了一切：為了阻止普什圖人集結在一個單一國家内、繼而為俄國人所利用，英屬印度當局在1893年人為劃定了一條2430公裡長的“杜蘭德線”（DurandLine），将普什圖族人口的絕大多數留在了印度（今屬巴基斯坦）版圖内。從那時起，盡管普什圖裔群體依然占據阿富汗總人口的相對多數，但已經無法建立絕對支配地位——根據世界銀行2013年的統計數字，盡管普什圖人在阿富汗總人口中占有42%的份額，但小于塔吉克人（33%）、哈紮拉人（9%）和烏茲别克人（9%）之和；在中部和北部的廣大領土上，幾乎沒有普什圖人存在。
地理因素可以作為解釋這一問題的另一項視角。盡管阿富汗那總面積65.3萬平方公裡（略小于青海省）的國土同時與7個國家接壤，卻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天然地理邊界。高聳的興都庫什（HinduKush）山脈作為帕米爾高原的一部分，從阿富汗國土的東北角陡然隆起，繼而沿對角線方向朝西側的伊朗延伸，最終在赫拉特附近與東波斯高原的邊緣融為一體。這條山脈的諸多支系又像哥特式教堂一般從阿富汗東部和中央的土地中探出，在事實上把整個國家分割成了三大闆塊：北方各省與并入蘇聯版圖的中亞三國唇齒相依，西側處在伊朗文化和經濟圈的輻射範圍内，東南部則與巴基斯坦境内的普什圖人聚居區保持着密切聯系。假使19世紀那場“大博弈”最終升級為英俄之間的全面戰争，阿富汗或許已經不複存在，其領土将分别并入波斯、沙皇俄國和英屬印度。但這種情形最終沒有出現，最終留下的是一個勉強拼湊起來的分裂國度，靠慣性黏合在一起。
如果說伊拉克和叙利亞的動蕩反映的是傳統社會被強勢國家機器霸淩之後的茫然狀态，那麼在阿富汗呈現的就是弱政府管制下前現代社會的不受規訓：過去即現在，存在即合理。查希爾國王在他的40年統治期内做出的那些勉為其難的努力，經過随後40年時光的摧殘，不僅蕩然無存，而且使人們越發樂于按照本能複歸到數千年一以貫之的自然狀态中。全世界或許很少能有第二個地方給人這樣的感覺：除去智能手機、柏油馬路以及“黑鷹”的轟鳴聲外，它與夏伊勒筆下那個1930年的國度幾乎毫無二緻。時間以另一種方式停止了。
在巴布爾的陵墓
“我從未到過此地”，哈迪·阿茲米嘟囔了一句，“聽本地人說，無所事事的閑漢喜歡在這裡打劫遊客”。
我們正在走進樹木成行的巴布爾園（Bagh-eBabur）。在空中常年飄蕩着浮塵和黃土的喀布爾，這裡是少數幾處擁有良好綠化環境和整潔外觀的公共空間之一。據說，奧薩馬·本·拉登的某任妻子就曾在附近住過許多年。整個花園建造在一座小山坡下方推平的谷地裡，平直的大理石步道在2003年以後已經重修，兩旁栽上了數千株楓樹、柏樹、山楂樹和野櫻桃。查希爾在位時期建造的全國第一個電動噴泉池沒有被修複，但在裝飾一新的宣傳欄裡貼上了50年前的曆史照片：末代國王曾希望将這裡開辟成全國第一個公共公園。
對哈迪這樣出生于加茲尼農村、在喀布爾度過短暫大學時光後又出國謀生的年輕人來說，巴布爾園代表的是一段遙遠而陌生的曆史，一種“非阿富汗式”的印記。他沒有去過印度，無從得知5個多世紀以前，莫卧兒帝國第一位皇帝巴布爾（Babur）和阿富汗曾經有過的淵源。公元16世紀初，操着一口突厥語的蒙古人後代巴布爾從北方古城撒馬爾罕出發，越過興都庫什山攻下了喀布爾，從“心髒地帶”開辟出一條通往恒河流域的大道。1526年，巴布爾的穆斯林大軍攻入印度，在随後4年裡所向披靡地征服了南亞次大陸的大部分地區，使其和阿富汗一起成為了莫卧兒帝國的核心領土資産，并且在名義上維持了将近300年之久。
對喀布爾這座象征了人生中輝煌篇章的城市，巴布爾有着由衷的喜愛。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裡，他在老城附近一處正對哈紮拉賈特雪峰的谷地裡種下了幾棵梧桐和無花果樹，并囑咐下屬要在這裡修築一條長長的步道，以便效仿先知穆罕默德、騰雲登霄而去。在他去世之後，梧桐樹之間的那片土地便成為他的安息之所，在身旁陪伴的還有他的一個妹妹、一個兒子和兩位孫輩的靈柩。随後的幾十年裡，巴布爾的白色大理石陵墓下方又添築了一座清真寺、一座涼亭和巴拉克宰王室的小型消夏别墅，并且有一道由巴布爾的曾孫親自起草的碑銘：“此地長眠着蒙真主寬恕的天使之王、征服者查希爾丁·穆罕默德·巴布爾。它是天堂之光明園。”
巴布爾園代表的是屬于古典時代的浪漫色彩：中亞式審美趣味、伊斯蘭教建築風格以及阿富汗傳統的制磚工藝在這裡融為一體，并由他的騎兵進一步傳播至恒河流域。那時節，從遙遠的費爾幹納盆地到季風吹拂的印度洋沿岸，亨廷頓劃定的“文明斷層線”還沒有誕生；阿富汗作為古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地理節點，分享了從希臘、羅馬、佛教、印度教、波斯直至阿拉伯在内的一切近鄰文明的藝術成果：盡管往往是以軍事征服或殖民的形式。“心髒地帶”的宗教傳統和突厥、蒙古文明的餘緒，也是通過這裡才得以進入南亞次大陸。但對像哈迪這樣的本地年輕人來說，這一切不過是碎片化的遙遠過往。他們所熟悉的那個世界——那個将現代政治觀念和國家形式強加在古老的質料上，随後又雜糅進“全球化”之類新詞的世界——在20世紀以前并不存在。盡管他本人所屬的哈紮拉民族正是蒙古征服者留下的混血後裔，是古典文明複雜融合的最鮮活産物。
“普什圖人就是塔利班”，哈迪時常這樣向我抱怨。父輩向他描述過的1992～1995年喀布爾圍城戰的血腥細節，以及每年返鄉探親時所見的加茲尼地區塔利班與哈紮拉人沖突的近景，都傳遞給了他這樣的信息：哈紮拉人不過是勉強和普什圖人共存在一個困頓窘迫的國家裡；遲早有一天，阿富汗會經曆新的民族自決，會出現獨立的“普什圖斯坦國”和“哈紮拉共和國”，塔吉克人和烏茲别克人也将複歸到屬于自己的單一民族國家裡去。這是一種在巴布爾時代聞所未聞的奇特想法，也是現代史留下的觀念印記。盡管普什圖人本身即是帝國主義政治和“大博弈”的頭号犧牲品，他們卻不得不模仿自己的仇敵來建立那個抽象的“現代民族國家”的框架。結局令人沮喪：古典時代最醜陋的種族仇殺和等級制度，在“國家”的名義下得到了複活，并且愈演愈烈。在90年代喀布爾圍城戰中傷亡慘重的哈紮拉人，幾乎是憑着本能搬離了他們與普什圖人世代混居的社區，着手抱團取暖。民衆自發的族群隔離現象，在最近20多年的阿富汗境内變成了司空見慣的常态。
一名喀布爾市民在巴布爾園内的白色大理石清真寺門口做禮拜（法新社供圖）離開巴布爾園之後，哈迪陪同我去往阿富汗國家博物館修葺一新的展館大樓。我當然知道，那些象征着悠久曆史和古老文明的最珍貴寶藏早已不在館中——2006年，為了避免喀布爾日漸惡化的安全形勢使那些捱過了塔利班統治時代的文物再遭破壞，經卡爾紮伊總統批準，巴黎吉美東方藝術館專家從國家博物館的藏品中仔細挑選出231件（套）藝術價值最高的精品，帶往海外做長期巡展，以構成一種保護措施。2017年，這批國寶運抵中國，先後在北京和成都對外展出，一度吸引了超過50萬人次的參觀者。我的來意，便是向館方轉知阿富汗國寶在中國備受重視和關注的情形，并了解自2015年以來，博物館主樓大規模重建的進度。
博物館代理館長穆罕默德·馬赫布紮達（MohammadYahyaMohebzada）在他簡陋的辦公室裡接待了我。據他介紹，在德國、意大利、荷蘭等國文化基金的贊助下，90年代被火箭彈炸毀的二層展館已經獲得了全面修複，從希臘化古城阿伊哈努姆和蒂拉丘地考古遺址發掘出的部分石像、木雕和小型佛教造像經過修複，已經重新對外展出，平均每天能吸引300多人次的本地遊客。“我們希望這一代年輕人、尤其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能認識到阿富汗在人類文明交流史中曾經扮演的角色”，馬赫布紮達信心十足地表示，“我們也了解到阿富汗國寶文物在中國備受歡迎的盛況，并希望它們能早日歸國。我們有充分的信心保障它們的安全”。
遺憾的是，他的兩項承諾都顯得那麼經不起推敲：就在我們離開國家博物館之後不久，通往展館的達魯阿曼大街就發生了一起人體炸彈襲擊事件，死傷10餘人。而在那個風和日麗的下午，在博物館大樓内饒有興緻地四處參觀的，隻有兩對老年夫婦和跟随他們的一群幼童。對這些老人和孩子來說，奇特的佛像、石雕以及古代金飾都是他們從未了解過的全新事物，和他們當下所處的世界毫無關聯。文明變成了它自身的棄兒。
上圖：在阿富汗國家博物館翻修一新的展廳内，屈指可數的幾位參觀者正在端詳展品
下圖：阿富汗國家博物館代理館長穆罕默德·馬赫布紮達兩座王宮的故事
“可否帶我們去往南面的塔吉别格宮（TajbegPalace）？”太陽初升之時，我在路旁攔住一名待客的順風車司機。“塔吉别格宮？聞所未聞。我隻知道一處舊王宮，就是達魯阿曼大街盡頭那堆破爛，空無一物。”
在巴布爾園曾經遭遇過的那種困境，僅僅相隔一天又再度出現了。盡管司機自稱本地人，并且已經在喀布爾市區開了10多年的無牌出租車，他卻從不知曉在達魯阿曼大街南面的小山上還有另一處廢棄王宮。我也隻能将錯就錯，從這座更加廣為人知的達魯阿曼宮（DarulAmanPalace）開始追溯阿富汗的現代史。實際上，前一天傍晚，我已經從“電視山”上俯瞰到了它那布滿腳手架的殘破穹頂，以及四周圍起的混凝土防爆牆。
在1930年的那份旅行手記中，夏伊勒留下了英語世界關于達魯阿曼宮最早的描述：“這座文物複興風格的豪華宮殿，最初是被當作阿富汗的凡爾賽宮加以設計的，但在建成之前就失去了它的主人。如今，宮殿的窗戶已經被木闆封死，石膏闆也從牆上脫落下來，孤零零地被遺棄在野草叢中。”耐人尋味的是，這幅情景和如今的達魯阿曼宮幾乎相差無幾：在上世紀90年代初那場令喀布爾蒙受浩劫的圍城戰過後，被坦克、火箭彈和大口徑榴彈炮反複攻擊的達魯阿曼宮就變成了一處難民收容所。2005年，卡爾紮伊政府一度打算将它改建成新的國民議會大廈，但在破土動工之前被塔利班的一連串襲擊所阻止。最終，到了2017年，阿富汗政府宣布已經籌集到2000萬美元的資金，将對達魯阿曼宮進行整體修複，以迎接2019年阿富汗獨立100周年紀念日。從那時起至今，已經有600噸混凝土、玻璃和石膏殘片從廢墟中被清理了出來，裝飾作業也開始啟動。
在普什圖語中，“達魯阿曼”一詞意為“和平之家”；興建這座宮殿以及周邊的整個政府街區，是出自現代阿富汗的締造者、1919～1929年短暫在位的阿曼努拉·汗（AmanullahKhan）國王的手筆。這位勵精圖治的明君曾派出代表前往巴黎和會，意圖為阿富汗争取到徹底獨立的資格；又發動了事半功倍的第三次對英戰争，迫使倫敦當局放棄在阿富汗的外交和貿易特權。在他的設想中，未來的阿富汗應當是一個擁有現代化工商業和進步主義氣息的君主立憲國，而對首都的重新規劃則是最重要的樣闆工程。在舊城以南的丘陵地帶，阿曼努拉親自選定了一處台地作為新王宮的基址，并聘請法國和德國建築師為他設計了達魯阿曼宮的初始方案——一座富麗堂皇的新古典主義建築，擁有在當時的阿富汗還屬于新鮮事物的自來水和集中供暖系統。600個大小房間中，一層作為國民議會的日常辦公場所，二層以上供王室成員使用。除此以外，從喀布爾老城中心到達魯阿曼宮的沿途還将修建一系列包豪斯風格的政府辦公樓、别墅和度假酒店，使其成為“中亞的慕尼黑”。全國第一條窄軌鐵路會把喀布爾的新老兩個城區徹底連通起來，而國王本人随時可以從空中俯瞰他的傑作。
然而終其一生，阿曼努拉也未能在這座新宮中度過哪怕一個晚上。他的悲劇，屬于随後幾十年裡在阿富汗反複上演的那種版本：國王推動的社會改革影響到了神職人員對學校和土地的控制，要求婦女脫去面紗、走出家族院牆的敕令更是在保守的普什圖人中掀起了軒然大波。在一夥教士和宮廷貴族的煽動下，1929年1月，賈拉拉巴德的山地部落首先發動叛亂，國民軍按兵不動，迫使阿曼努拉倉促退位、出走印度。緊接着，獲得蘇聯支持的塔吉克部落首領卡拉卡尼一度占據首都、自封為國王，但迅速被英國支持的宗室成員納第爾·沙阿打垮。夏伊勒1930年在喀布爾見證的，便是納第爾的加冕大典。達魯阿曼這座不祥的舊皇宮随後被改造成了國防部大樓，在70年代的一系列政變中疊遭摧殘。至于那條8公裡長的鐵路，它僅僅存在了10年。
“見鬼，看上去我們得走路爬上那個山頭”，在達魯阿曼宮牆外的警戒線附近四處張望時，我終于發現了那座被本地人視若無睹的塔吉别格宮。它就在南面兩公裡外的某座山頭上，但地勢更加孤立，沒有直路和達魯阿曼建築群相連。盡管肉眼已經可以清晰瞥見宮殿被炮火擊穿的穹頂和院牆外拉起的鐵絲網，找到山頭的确切位置卻花費了我們整整半個小時時間。氣喘籲籲爬上山頂之後，鐵絲網後方探出了三個士兵的腦袋和三支AK-47型突擊步槍——山頭西側的一塊平地正作為臨時直升機升降場使用；為防止可疑分子實施偵察或破壞，任何人都不得進入塔吉别格宮的建築主體。我們三人就這樣被阻擋在了距離曆史地标僅僅10多米處。
如果說達魯阿曼宮折射出的是現代阿富汗第一場開明改革的夭折，那麼塔吉别格宮濃縮的曆史無疑更令人五味雜陳。納第爾·沙阿意外遇刺之後，年輕的查希爾國王發起了一場更加柔和、也更有策略性的改革運動：1947年，第一所本土高等院校喀布爾大學正式誕生；兩年後，阿富汗舉行了第一次全國性議會選舉。到1964年，王國議會又通過了一部允許婦女投票和參政的新憲法。盡管依賴畜牧業和羊毛制品出口的經濟結構沒能獲得根本性變化，但查希爾力主引進聯合國技術專家和美蘇兩國的援助項目，有效改善了全國的公路網絡和灌溉系統，并一度成為不結盟運動的重要領袖之一。問題在于，這位國王始終無法處理好他和野心勃勃的達烏德親王之間的關系：1963年，查希爾以“王室成員不得幹政”為由，将達烏德逐出了政府。10年後，達烏德在親蘇聯的人民民主黨以及激進派軍人支持下，廢黜了正在意大利就醫的查希爾，宣布改行共和制。
從1973年到1979年，塔吉别格宮取代不祥的達魯阿曼宮，成為了阿富汗政壇鬥争的焦點。早在查希爾登基後不久，他就将第一家庭遷入了這座波斯語意為“大王冠宮”的敞亮别墅。與北面不遠處的達魯阿曼宮相比，塔吉别格宮地勢險峻、易守難攻，在阿富汗風雲詭谲的政局中能對國家元首起到更好的保護作用。但意味深長的是，共和時代阿富汗的前三位最高領導人卻都在這裡死于非命：自負高明的達烏德由于試圖在美蘇之間玩弄平衡，于1978年4月27日被人民黨發動的政變推翻，全家遭到槍決。繼任國家元首的塔拉基滿以為徹底倒向蘇聯就足以鞏固自己的位置，卻在執政到第15個月時被自己的副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碩士哈菲佐拉·阿明（HafizullahAmin）趕下了台。而阿明在塔吉别格宮中居住的時間甚至比塔拉基更短——1979年12月27日入夜後，蘇聯發動了對阿富汗的全面入侵。一支蘇軍特種兵分隊乘坐20多輛步兵戰車沖上塔吉别格宮所在的丘陵，開火将阿明及其4個妻子、24名子女悉數打死。一個長達近40年的血腥時代開始了。
而我當時還不知道，就在塔吉别格宮那座小山的山腳下，我将遭遇阿富汗之行期間最意外的一段經曆。
阿富汗式奇遇
“要在這個地方找車，恐怕隻能碰運氣”，氣喘籲籲地走下塔吉别格山之後，我的心情開始略有些忐忑。這裡已經是距離喀布爾市中心整整32公裡的郊野，極目所見唯有貧瘠的農田和土黃色的丘陵，即使走回到達魯阿曼宮附近也還有很長一段路。正在這時，一輛風塵仆仆的白色“豐田”轎車從旁邊的小路蹿了出來。
我們一行就這樣搭上了沙克爾“科科”（普什圖語“叔叔”）的順風車。但至少在第一分鐘，大家彼此的印象都相當不妙：沙克爾的服裝特征和腦袋上扣着的圓頂帽明白地顯示他是一位普什圖人，這讓哈紮拉人哈迪感到很不自在。而在聽到我們的目的地之後，沙克爾也毫不猶豫地要了一個高價。外籍遊客被普什圖人聯絡幫派分子，甚至塔利班綁架勒索的案件在阿富汗時有發生，使得我們多少有些緊張和戒備。車裡的氣氛僵持了整整10多分鐘，為了不至于顯得尴尬，我請哈迪幫我轉述了一個問題：“您曾經參加過戰争嗎？”
沙克爾過于滄桑的皺紋和連成“一”字的眉毛容易讓人誤判他的年齡；假使我一開始就知道他的年紀剛滿40歲，大概根本不會提出那樣空泛的問題。但他随後的回答差點讓我從座位上跳了起來：“參加過。最初是和馬蘇德的部隊作戰，接着又與他們聯手對付塔利班。你聽說過希克馬蒂亞爾将軍嗎？我曾是他的保镖。”
老天爺，他說的可是古勒蔔丁·希克馬蒂亞爾（GulbuddinHekmatyar）！那是過去40年裡阿富汗最有影響力、也最兇殘狡詐的政治人物之一。在1979～1989年的反蘇戰争中，希克馬蒂亞爾領導的“伊斯蘭黨”武裝是反蘇遊擊隊中實力最強的一支。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英美等國曾經給予過他整整6億美元的财政和軍火援助，撒切爾夫人在唐甯街10号秘密會見過他，也正是他把年輕的奧薩馬·本·拉登帶進了阿富汗。蘇軍撤退之後，希克馬蒂亞爾在1993年自封為阿富汗總理，随後發兵圍困喀布爾，成為内戰的始作俑者。長達4年半的喀布爾圍城戰中，至少有5萬名平民死于非命。待到昔日的戰友兼政敵拉巴尼和馬蘇德終于接受他的要求、允諾由他登台組閣之後不久，蓬勃興起的塔利班勢力将這些昔日的遊擊隊領袖們一股腦地趕去了北方。希克馬蒂亞爾擔任阿富汗總理直至1997年8月，随後流亡到伊朗，2007年之後又躲藏到了“阿富巴”邊境的鄉村。直到2016年，加尼政府承諾不會追究其戰争罪行，這位“喀布爾屠夫”才重新在前台亮相。
沙克爾在路邊停下了車，從馬甲的衣兜裡掏出幾張皺巴巴的舊照片：“這一張是我和希克馬蒂亞爾在‘北方聯盟’政府流亡地的合影，這一張是在伊朗的藏身處……”随着他的講述，一部關于最近20多年阿富汗軍事和政治沖突的個人口述史開始浮現出來：在希克馬蒂亞爾圍攻喀布爾的倒數第二年（1995年），17歲的沙克爾加入了他的武裝，并因為盡忠職守獲得了那位大軍閥的青睐。在某一次馬蘇德部隊突襲伊斯蘭黨總部的交火中，沙克爾的手臂被打傷，這更增進了希克馬蒂亞爾對他的信任。“北方聯盟”政府成立後，他曾經陪伴上司與昔日的敵人馬蘇德握手言和，随後繼續護衛希克馬蒂亞爾度過了漫長的流亡歲月。直到2012年前後，他才短暫離開那位大軍閥的黨派；不過當希克馬蒂亞爾重新出山之後，他又重新回歸，兼任信使和助理。
“我女兒就讀的那所小學就在塔吉别格山腳附近。你們下山時，恰好碰到我從學校離開。”沙克爾這樣解釋我們的不期而遇。這時，我突然産生了一個大膽的想法：“您能幫助我見到希克馬蒂亞爾先生嗎？”
“當然可以！隻需要打幾個電話。但我不能保證他會接受你們的采訪，那需要經過一番審核和考察。”
傳統普什圖人社會的實用屬性，在這一刹那顯示出了它的能量。與現代社會中基于職務劃分的上下級關系不同，即使希克馬蒂亞爾本人曾是70年代初喀布爾大學的精英學生之一，他所依據的行事法則依然是極度複古的。在阿富汗軍界和官場，上下級之間的彼此信任并非基于責任意識，而是取決于兩人是否出自同一民族、同一鄉土背景，是否有過危難時刻的效忠行為。将這種信任關系繼續向外延展，則獲得信任之人的親屬與朋友，也會更容易分享這種私人關系帶來的便利。恰恰是在這一點上，忠厚的沙克爾對我伸出了援手。
但在前景不明的采訪安排妥當之前，我還需要沙克爾幫助我完成另一項工作——探訪潘傑希爾山谷。
在1979～1989年那些風雲激蕩的歲月裡，位于喀布爾以北150公裡處的潘傑希爾山谷（PanjshirValley），和毗鄰巴基斯坦邊境的“阿富巴”地區一道，構成了反蘇“穆賈希丁”（Mujahideen，阿拉伯語“聖戰者”，往往特指反抗蘇聯入侵的阿富汗遊擊隊員）的主要活動基地。希克馬蒂亞爾的伊斯蘭黨武裝主要活躍在易于獲得外援補充的邊境，潘傑希爾地區則是塔吉克人領袖艾哈邁德·沙阿·馬蘇德（AhmadShahMassoud）建立傳奇的地域。相當巧合的是，兩位“穆賈希丁”都曾是喀布爾大學工學院的校友，也都曾深受賽義德·庫特布宗教激進主義的影響，早在青年時代就因為反對達烏德政府被迫流亡國外。而區别在于，希克馬蒂亞爾的普什圖人民族性天然無法容忍風頭被馬蘇德這個塔吉克人奪走，因此還在抗蘇戰争期間，兩人的部隊就曾多次發生火并。而當他們握手言和的1996年，“穆賈希丁”之間的殘酷内戰已經持續了整整4年多了。
前往潘傑希爾谷地的路程平靜而枯燥。事實上，在和平時期，這裡完全稱得上風光如畫。隻有在經過恰裡卡爾和巴格拉姆空軍基地附近時，堆積在曠野之中的蘇制坦克殘骸和裝甲車零件會顯示：這裡曾是20世紀後半葉人類最殘酷戰争之一的發生地。馬蘇德選擇家鄉潘傑希爾作為麾下遊擊隊的活動地，同樣是基于傳統邏輯：隻有聚居在這片山谷周邊的塔吉克人會給予他無條件的支持，幫助他從蘇軍“雌鹿”式直升機的掃射和特種部隊的清剿中脫身。塔吉克人部隊在遊擊戰中的出色表現，以及馬蘇德部隊相對較好的軍紀，為他在歐美世界赢得了“潘傑希爾雄獅”的美譽。但從另一個方面看，他和希克馬蒂亞爾并無本質區别：兩位“穆賈希丁”的部隊都曾經緻力于種植和出口罂粟，都汲汲于奪取全國政權。他們是知識分子軍閥，不是聖徒。
在今天的阿富汗，馬蘇德低頭沉思的大幅照片幾乎被張貼到了喀布爾的每一個角落。在卡爾紮伊國際機場的進門處，“潘傑希爾雄獅”的畫像與加尼總統的照片并列，上方用多種文字寫着“阿富汗國家英雄”。這位“穆賈希丁”在“9·11”事件之前兩天被“基地”組織派出的刺客暗殺，未能看到塔利班政權垮台，因此意外成為了全民懷念的偶像。相比之下，麾下部隊曾成批向塔利班倒戈、本人也一度與塔利班和“基地”組織暗通款曲的希克馬蒂亞爾永遠無法指望獲得如此崇高的聲望：喀布爾人至今還記得他在四年圍城中的所作所為。
但從另一個角度看，無論是馬蘇德還是希克馬蒂亞爾，都沒能承當起在蘇軍撤出之後重整阿富汗河山的使命。遊擊戰時代形成的竭力搶奪資源、不顧平民性命安全的慣性，被原封不動地移用到争奪新政府控制權的内戰中，不僅令阿富汗千瘡百孔的經濟再度遭遇重創，而且直接令阿富汗民衆對“穆賈希丁”群體徹底失望。塔利班組織遲至1994年秋天才在“阿富巴”地區的難民營中興起，不到兩年時間即告奪取全國政權，直接原因恰恰是“穆賈希丁”們的暴虐、腐敗、朝令夕改使他們早早喪失了民意基礎。當希克馬蒂亞爾在1997年黯然下台出國避難時，昔日他麾下的伊斯蘭黨武裝已大部分轉頭塔利班陣營，正是“人心思變”的證據。
不僅如此，一個吊詭的巧合是：希克馬蒂亞爾、馬蘇德以及蘇聯入侵時代最後一任傀儡政府總統納吉布拉，都曾是70年代初喀布爾大學的激進學生領袖。而他們當時的老師之一布爾漢努丁·拉巴尼（1992～1996年任阿富汗總統，後成為北方聯盟政治領導人），正是60年代末最早将庫特布的宗教激進主義著作帶回阿富汗的傳道者。四位在少年時代即已熟稔的精英知識分子，或者基于偏執的理念狂熱、或者出于一己私欲，在“冷戰”謝幕的轉折時刻，使阿富汗陷入了一場浩劫，直接導緻了塔利班勢力和“基地”組織蓬勃興起。何其慘痛的代價！而在20多年之後，四人之中隻有希克馬蒂亞爾依然在世，并且繼續在名利場中沉浮。
逃離阿富汗
等待希克馬蒂亞爾的電話是一段漫長的時光。在這個間歇期，一輛小貨車悄無聲地穿過塔利班出沒的公路，把我們送到了曆史名城巴米揚（Bamyan）。緊接着，我們又轉赴赫拉特（Heart），來到了伊朗邊境線。
不是所有人都喜歡乘坐簡陋的貨車在盛夏的巴米揚高原上做長途旅行，尤其當你不得不在淩晨出發、緊張地瞪大眼睛審視公路兩側時。經驗豐富的司機給出了他的解釋：盡管在2018年初夏，塔利班僅能直接控制阿富汗大約10%的領土，但全國至少有1/4的地區存在效忠于他們的流動武裝人員。在喀布爾周邊的普什圖人村莊中，塔利班士兵會像農業耕作一樣日出而起、日落而息（他們中的許多人原本就是年輕農民）。盡管大部分公路主幹道名義上有政府軍巡邏隊負責日常守護，但賄賂他們的成本可以說微乎其微。在阿富汗這樣一片特殊的文明“窪地”，你必須抛卻在和平國家形成的固定思維，信任最樸素的自然力量——黑夜的掩護。
對非考古學愛好者來說，審視被塔利班破壞殆盡的巴米揚大佛遺址并不具有多少曆史意義。它是一場不折不扣的現代悲劇：生活在16世紀的巴布爾可以容忍多種藝術風格、甚至宗教信仰在阿富汗并存，21世紀的宗教極端分子卻已不再具備類似的寬宏大量。當然，塔利班有他們的邏輯——在2001年春天簽署摧毀佛像的法令之前，塔利班最高領導人奧馬爾宣稱：“近來有一些外國人前來拜會我，宣稱巴米揚大佛因為暴雨沖刷而出現了受損的迹象，他們希望前往當地進行修複。這個說法實在令我大感震驚。這些冷酷無情的家夥并不關心成千上萬活生生的人類——在阿富汗有無數人掙紮在饑餓的死亡線上——卻對幾尊死了的佛像格外上心。這太令人遺憾了。因此我決定下令毀滅佛像。假使那些外國人是來從事人道主義活動的，我絕不會這麼幹。”
這番看似有理的論證，恰恰回避了最重要的問題：在2001年初，是塔利班政權控制着阿富汗90%以上的領土，并且已經獲得了少數外國政府的正式承認。自1996年攻克喀布爾時算起，這個新興極端組織已經在阿富汗執政近5年之久，然而依舊無法解決糧食供給問題，依舊令“無數人掙紮在饑餓的死亡線上”。他們對外國政府進行了連篇累牍的宗教和道德審判，同時依舊指望獲得無條件的人道主義援助，好使他們把自己控制的社會資源用在實施文化禁令、處決“背教者”以及對北方聯盟的軍事行動中。在塔利班統治下，阿富汗鴉片産量處于節節上升的狀态，然而從未有迹象顯示他們曾經用任何非法貿易和洗錢的收入去赈濟國内饑民。
同樣令人遺憾的還有本地居民缺乏共情意識的冷漠感。在巴米揚佛像遺址附近的一處村莊，一位當地居民告訴我：他曾親眼目睹塔利班分子使用大口徑火炮、火箭發射榴彈（RPG）以及反坦克地雷毀滅兩尊大佛的整個過程，但從未嘗試制止。對他們來說，佛像不過是巴米揚高原上“古已有之”的一道景觀，與日常生活毫無聯系，包含的文化價值和審美趣味也不為他們所理解。反倒是塔利班安放的地雷在半山腰炸出的孔洞，可供他們作為簡易地窖和儲糧洞之用。這大概是1700多年前，大佛的建造者從未料想過的一種奇特結局。
類似的情形也發生在邊境小城赫拉特。當我和兩位普什圖女孩一同漫步在著名的穆薩拉宣禮塔（MusallaMinaret）遺址附近時，竟驚訝地發現她們從未到過這裡。在人口不過40萬之衆、日常娛樂手段極度匮乏的赫拉特，宣禮塔遺址以及附近的要塞博物館差不多是僅有的文化古迹，然而她們對此毫無興趣。随着交談的深入，我發現了隐藏在冷漠背後的秘密——兩個女孩已經是第二代出生于海外的阿富汗難民後裔，她們對自己的民族所屬的這片土地知之甚少。在1979年之後漫長的動蕩歲月裡，已經有整整三代阿富汗人選擇逃往周邊的伊朗、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土耳其等國家，在那裡安家立業，有的在晚年葉落歸根、有的則永不返回。
這兩個出生于90年代初的姑娘，她們的父母在“穆賈希丁”們開始火并的時代舉家遷往伊朗，在那個相對安甯和富裕的國家生育了第二代，又在塔利班政權垮台之後返歸故土，以為和平終究已經降臨。然而在短暫的複蘇迹象消逝之後，貧窮、短缺以及層出不窮的安全隐患再度降臨到他們頭上。那些出生于國外、對故土毫無概念的年輕人首當其沖成為踴躍的逃離者：他們在童年時代的異鄉體會過和平的滋味，他們想活着。
因此，你完全可以理解喀布爾街頭那些出現頻率遠遠高過北京的英語培訓班廣告——在一個識字率低于四成、“黑鷹”的轟鳴聲和彈片碎裂聲此起彼伏的國度，那些胼手胝足的父母正心甘情願地拿出他們的積蓄，把年輕的一代送進外語培訓班，以便為下一次逃離做準備：或許是合法出境，或許是暗中偷渡。你無法站在道德制高點上指責他們，因為他們并無多少貪念，僅僅是希望活下去——像一個正常的人一樣活下去。（感謝王秋紅為本文提供的幫助）
在前往潘傑希爾谷地途中，虔誠的“沙克爾”在餐廳一角做禮拜，“沙克爾”在阿拉伯語中意為“勇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