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有時和困頓擁有不解之緣。1962年，約瑟夫·海勒憂心忡忡地坐在小火島一幢屋子的平台上，他當時從事撰寫廣告之類的工作，感到索然無味。他的小說《第二十二條軍規》銷量較為穩定，每星期能賣800到2000本，但這并沒有讓他賺到很多錢，因為這本書始終沒有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榜。海勒要養活妻子和兩個孩子，他對小說家謀生之艱難沒有一絲一毫的幻想。他靠教書補貼家用，在大學創作班開課時他就告訴學生：一個作家即使把他寫出來的每個字都發表了，也絕對需要其他收入來補貼生活，一般來說無非是通過教書或者跟有錢人結婚來彌補。
約翰·歐文也靠教學賺錢糊口。在他寫前四本書的那些年裡，教學是一種既體面又不太耗費時間的謀生方式。但授課和做教練還是讓他感到不滿，并不是因為他不喜歡授課或者做教練，而是因為那樣一來，他就沒時間寫作了。他說：“賺到足夠的錢，讓自己可以專職寫作，由此帶來的一大好處，就是我可以一天寫上八九個、十二個小時了。”
菲利普·羅斯在1962到1967年間沒有出版作品，這是他成為職業作家以來，最長一段時間沒有作品出版。他說：“離婚之後的贍養費以及反複出現的訴訟費用吸幹了所有我靠寫作和教書能夠掙到的錢；我還沒到30歲的時候，已經欠了我的好友和編輯喬·福克斯好幾千美金。那些貸款就是用來支付精神分析的；我當時隻是因為一段沒有孩子的為期兩年的婚姻就引發了那麼巨額的贍養費和訴訟費用，要是沒有心理輔導我可能就出去殺人了。那時反複糾纏我的一個畫面是一列轉到錯誤軌道的列車。”
威廉·斯泰倫同情那種賺錢不多、因而生活不夠舒适的作家，他指的是舒适，而非不必要的奢侈，因為他本人就不時地深陷嚴重的貧困潦倒之中。他認為，在美國，作家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寫，隻要不觸及違法或者色情的題材。同樣，在美國，作家也不見得就會挨餓，很少有作家在經濟上困頓到無法正常寫作的地步。他說：“事實上，一些年輕作家——而且是不錯的作家——都已經快成百萬富翁了。”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曾經有過一段非常窮的日子，為了吃飽肚子，她必須對錢小心在意。但她的貧窮和真正的貧窮不一樣，她認為當她身在其中時，還是有方向感的，并未被真正困住。她很小的時候就開立了銀行賬戶，并學習如何使用它。她說：“我知道我必須保持經濟獨立，而且我一直都是如此。錢對女人很重要，因為當你在經濟上依賴一個人的時候，你的想法改變之大會讓你自己大吃一驚。真的，任何人都不例外。”她的圖書銷量在加拿大作家中是最高的，但她有點眼紅地說：“如果我在美國賣的書和在加拿大一樣多，我已經是億萬富翁了。”但如果她生在美國，可能就沒那麼女權主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