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東京迪士尼樂園舉行的女孩節活動中，大約300名女性穿着五顔六色的公主服飾慶祝節日（法新社供圖）
2.收藏迪士尼公主服的女孩（視覺中國供圖）
3.美國大學生打扮成《冰雪奇緣》中的公主艾莎（視覺中國供圖）她們為何穿上粉紅公主裙？
在出版于1985年《女性主義者詞典》（AFeministDictionary）裡，“公主”這一詞條下列出了獲得這一頭銜的幾種傳統途徑：身為女性統治者，嫁給王子為妻，擁有一個王座上的老爸或祖父。
但有趣的是，詞典的編纂者也用背面敷粉的方式，給出了成為公主的另一種可能。引用美國女性主義研究者凱西·米勒（CaseyMiller）和凱特·斯威夫特（KateSwift）在其1976年出版的代表作《語言與女人：新時代的新語言》（WordsandWomen:NewLanguageinNewTimes）中的一個例子，該詞條指出，“公主”這個詞在現代語境下越來越多地被用于貶義——當一位老師談及自己最優秀的女學生時，她總是會說：“這孩子可真是個王子！”盡管将一個男性稱謂加在女孩子頭上有點荒謬，但在她的潛意識裡，與“公主”這個詞聯系在一起的，是那種搔首弄姿、任性刁蠻、嬌生慣養、習于奢華的女孩子，用來形容一個好學上進的女學霸，實在無論如何無法接受。
對于出生在70年代、身為獨生女卻一直被當成男孩養大的我來說，這個邏輯，并不陌生。然而，就在幾個星期前兒子學校的圖書周化裝遊行上，我的這種“70後”的“公主觀”，卻遭到“00後”新生代的一次巨大沖擊。
要說明的是，在這個半數以上家長處于澳洲收入水平前四分之一分位的中産街區公立小學，以《哈利·波特》中赫敏·格蘭傑為代表的精明強幹款，多年來一直都是女生們的首選。受歡迎程度排在其次的，則不是《綠野仙蹤》裡抱隻小狗的多蘿西，就是《神奇女俠》裡持劍張盾的亞馬遜女戰士。但出乎意料，今年，迪士尼公主風卻一瞬間成了高年級女孩子中的主流，而這其中，就包括一直被兒子魯貓貓暗中崇拜的學霸班花——這個向來有些書呆子氣、此前幾年一直雷打不動赫敏裝的10歲女孩，居然穿了一身亮粉亮粉的閃緞公主裙，配全套鑽冠、星星手杖和亮粉漆皮高跟鞋。再仔細看看，原本亞麻色的頭發上噴了層金色發膠，嘴唇上是本季大熱的玫紅漆光唇彩，指甲上也貼着耀目的水晶亮片。
到底發生了什麼？
我回頭，在家長群中找到她的媽媽——一個在第三個孩子出生後忍痛放棄土木工程師職業生涯的前學霸。和往常一樣，承包了家中舊房改造從出圖紙、打地基、鋪房頂、做保溫到裝櫥櫃、安馬桶、刷牆漆、鋪地闆幾乎所有活計的她，潇灑地穿着一身沾滿油漆木屑的卡其布工裝站在那裡，臉上帶着一絲無可奈何的微笑。看到我的疑惑，她聳聳肩：“你知道嗎？我最近剛從一本書裡看到，一個女人一生中要面對兩個最糟糕的年份，一個是她自己13歲的時候，另一個是她女兒13歲的時候。可能我們家人都比較早熟吧！”
幾天後，整理家中的可回收垃圾時，我從之前一掠而過的折扣目錄上發現了本年度校園公主裝大火特火的部分原因——原來在圖書周前的那一星期，本地的幾大生活用品賣場，都在搞公主裙的5折促銷。一身“小公主”行頭，少說也要比正裝範兒的“精英名校女學霸”款省上二三十澳元。在今年澳洲總體經濟疲軟、消費者信心指數持續走低的背景下，這未嘗不是“口紅效應”的一種體現。
此外，借助搜索引擎，我也找到了學霸媽那句話的出處——澳大利亞青少年心理學家邁克·卡爾·格雷戈（MichaelCarr-Gregg）關于如何養育女兒的暢銷書《婊子臉公主綜合症》（ThePrincessBitchfaceSyndrome）。在這本書裡，格雷戈指出，原本乖巧的女孩在10歲左右進入青春期後，因為生理心理上的急劇變化，來自同伴和社交媒體的影響會漸漸超過父母的管控，從而表現出一系列叛逆行為，故意與家長的審美趣味對着來。
然而，正如尼爾·波茲曼在他的經典著作《童年的消逝》中一針見血地指出的：“現代童年的範例也是現代成人的範例。當我們談論我們希望孩子成為什麼的時候，其實是在說我們自己是什麼。”如果說這些女孩的中産階級父母隻是為了幾十澳元的小便宜和在家中息事甯人減少沖突，就選擇——或允許自己的孩子去選擇——與自己價值觀大相徑庭的裝扮，那卻也未免過于輕巧。
原本乖巧的女孩在10歲左右進入青春期後，因為生理心理上的急劇變化，來自同伴和社交媒體的影響會漸漸超過父母的管控。
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粉紅色的公主文化，至少在大衆流行層面，早已洗掉了女性主義者一度加諸其上的那種貶義色彩。如果說在2001年的美國喜劇片《律政俏佳人》（LegallyBlonde）中，總是以粉紅小公主形象出現的主角艾麗，還需要通過高分考入哈佛法學院、作為實習生打赢刑事重案等重重考驗，才能證明自己不是徒有色相的“瑪莉蓮”而是可以輔佐夫君功成名就的“傑姬”的話，在網紅經濟火遍全球的今日，像金·卡戴珊（KimKardashian）這樣的芭比娃娃真人版，卻隻需要做一個豐乳翹臀、bling-bling的自己，就足以名利兼收。而當從這一角度考察2017年在全球創下票房奇迹的迪士尼真人版電影《美女與野獸》時，選擇曾在《哈利·波特》中扮演赫敏·格蘭傑，又在擔任聯合國婦女署親善大使時發表過著名的針對性别歧視演講的艾瑪·沃森（EmmaWatson）來出演新一代的“迪士尼公主”，從某種意義上講，簡直就是在宣揚着一條“學而優則公主”的新道路。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雖然象牙塔裡的文化學者一直在喋喋不休地批判着公主文化對女孩産生的負面影響，但一個不争的事實是，數據顯示，消費者——女孩和她們的父母——卻在用自己的真金白銀為公主風投票。2001年，當時的迪士尼消費産品部門總銷售額不過是3億美元，但到了2012年時，光是“迪士尼公主”這條産品線，在全球就為迪士尼公司帶來了30億美元的收入，把以16億美元銷售額排在第二位的“星球大戰”系列産品甩下了一大截。此外，因為在2014年打敗美泰（Mattel）成為迪士尼公主系列商品的授權制造商，孩之寶（Hasbro）公司的女孩線産品收入在随後的8個季度裡連續上升，更是在2016年第三季度創下了57%的驚人增幅。與此相對應，該公司男孩線産品的同期增長幅度僅有2%。
毫無疑問，消費主義的百般誘惑，在公主風的大行其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同樣毋庸置疑的是，這是一個自由市場的時代，商家在花樣百出的營銷手段之外，不能脅迫我們做出主動的選擇。在他人眼中再感性沖動的選擇，對于做出選擇的那個個體——即便隻是10歲的小女孩——往往也有着充分的、理性的思量。因此，要回答“她們為何穿上粉色公主裙”這個問題，我們有必要把視野放得更遠一點，去考察一下，到底是什麼令粉紅色公主風在新一代女性的眼中，相對于其他顔色其他風格而擁有了更大的吸引力？又到底是哪些因素，阻止了她們去選擇粉紅之路以外的其他路徑？
在紐約舉辦的芭比娃娃夢想壁櫥雞尾酒會（MichaelLoccisano/GettyImagesforBarbie攝）粉紅的崛起與輪回
法國人類學家和文學批評家勒内·吉拉爾（ReneGirard）提出過一個著名的理論，即人類欲望的本質，是相互模仿。人們出自本能地堅信，各自的欲望是私有且特有的，正是這些欲望将“我們”與“他人”區分開來。但真相卻可能是，我們都不過是在渴求他人所渴求的對象而已。通過模仿那些欲望的“模範”或“中介”——小時候是父母和照料者，接下來可能是偶像、英雄或神祇——我們實現了對自我和他者的塑造。但這種對欲望的模仿，也很容易便轉向無休無止的競争、敵對和沖突，因為一個時代與另一個時代的欲望，即使擁有相似的表達形式，也可能存在着本質的不同。
作為一種欲望投射的粉色公主風，顯然并不例外。
在衆多時尚教科書中，梅米·艾森豪威爾（MamieEisenhower）在丈夫德懷特·艾森豪威爾（DwightEisenhower）1953年就任美國總統儀式上穿着的那件鑲有2000多顆人造鑽石的粉紅閃緞公主裙，被指認為現代粉色公主風的起源。不過，隻需回溯一下曆史，便不難發現，這身被《時代》周刊評價為給白宮帶來了一縷“社交複古的氣息”、給軍人出身的艾森豪威爾的總統任期增加了幾分“嶄新的溫暖感覺”的粉紅公主裝，與2000年後出生的Z世代女孩身上的粉紅公主裙，反映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氣質。
對于曾經在“二戰”中大規模走入工廠、農場、辦公室、實驗室和軍隊的50年代美國女性，這抹粉紅色所傳達的“居家”“娛賓”信息，本質上是一種犧牲：那個政府以軟硬兼施各種手段逼迫她們回去的家，并不是一個比工作崗位更輕松的選項。
在洗衣機、冰箱和各類小家電尚未普及的50年代，一個西方社會家庭主婦平均每周花在做家務上的時間，高達77.5小時。在澳大利亞廣播公司制作的《穿越時光共進晚餐》（BackInTimeForDinner）系列紀錄片中，身為現代職場女強人的三子之母卡羅爾隻體驗了一天50年代初家庭婦女的生活，就累得哭了鼻子。除此之外，她們還被期待多多生兒育女，以及在經濟拮據、生活物資仍十分短缺的情況下體面且精心地照料她們的丈夫，所謂的“老爺和主人”（lordandmaster）。他們通常需要長時間工作，除了睡覺幾乎沒什麼機會與家人共處，很多人仍帶着戰争留下的身心創痛，用酗酒、藥物濫用和家庭暴力的方式加以發洩，而他們的妻子，便是首當其沖的受害者。
而當時57歲的梅米之所以成為美國女性心中的偶像，是因為她雖然擁有一個物質上豐裕無憂的童年，但在19歲嫁給身為軍人的艾森豪威爾之後，卻一直過着随軍妻子颠沛流離的生活，一生之中搬了28次家，直到丈夫退休後才擁有了此生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固定居所。她經曆過頭生子的早夭、嚴重的産後抑郁症和消化系統疾病，丈夫多年郁郁不得志時的隐忍，和伴侶一朝成名後馬上随之而來的鋪天蓋地的桃色新聞。她籌建過醫院、育兒中心和學校，充分展示過自己的組織才能，但當家庭和丈夫的事業有需要時，她又馬上退居照顧者、陪伴者以及幫助争取女性選民支持的拉票者的角色。事實上，根據她的孫女蘇珊·艾森豪威爾（SusanEisenhower）在《艾克夫人》（Mrs.Ike）一書中披露的細節，梅米本人日常最喜歡的顔色，其實是黃色。在公開場合下經常穿粉色衣裙，一是因為這個顔色與她的白皮膚和藍眼睛更相稱，但更重要的原因還在于，在她成長的20世紀初，藍色才是上層階級衆所公認屬于窈窕淑女的顔色，而粉色則是充滿叛逆的、十分男子氣的。
正因如此，當這一代女性用自己的犧牲換來她們的女兒更平等地接受高等教育、更自由地進入職場的機會之後，完成曆史使命的粉色公主風曾一度讓位給灰、藍、黑、白、褐等中性色，轉入一個長達幾十年的沉寂期。然而，恐怕令50年代的這些粉紅先驅者們始料不及的是，就在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漸有超出男性之勢，而男女收入的差異也正處于有史以來最低水平之時，剔除掉曾有的那層巾帼不讓須眉的叛逆氣質而成為赤裸裸的“浪漫”“夢幻”“甜美”“順服”“嬌俏”和“誘惑”符号的粉紅公主風，竟然會在新世紀變本加厲地卷土重來。
這一代女性用自己的犧牲換來她們的女兒更平等地接受高等教育、更自由地進入職場的機會。
公主，你去哪兒？
當然，我們這個時代，并不缺乏對公主病的批判者，然而，這種批判很多時候就是對公主文化的另類認同，或是充滿優越感的偏見。
比如周傑倫，在他2011年的MV《公主病》中，曾對公主文化的各種符号大加模仿戲谑嘲諷之能事，從而為中文世界裡各路宅男和吃瓜群衆提供了群嘲公主病的必備武器之一。但有趣的是，考察一下周董的曆任女友，則無論是蔡依林、侯佩岑還是後來終成正果的昆淩，雖然各自風格有細微差異，但大體上都可歸入甜美公主系。而他2015年在英國古堡裡為小自己14歲的未婚妻舉行的那場從服裝、場地、布置都按照童話故事中王子與公主标準操作的豪華婚禮，更幾乎成為公主夢成真的完美模闆。
這樣一來，對“公主病”的嘲笑，頓時變成一種“成則王侯敗者寇”的功利邏輯。反對的不再是公主文化本身，而是下注公主風而賠上老本的那些運氣不好的輸家。但隻要看一眼博彩業的曆史，就會發現，在回報足夠豐厚炫目的情況下，十賭九輸的高風險率，從來不會阻擋賭徒們的踴躍下注。
另一個例子，則來自美國媒體研究者瑞貝卡·海恩（RebeccaHains）的《公主問題：引導我們的女兒走過迷戀公主的那些歲月》（ThePrincessProblem:GuidingOurGirlsThroughThePrincess-ObsessedYears）。當初吸引我翻開這本書的，除了它的标題，還有書評中的一段話：“一個須臾不可離的工具包，充滿了紮實、可操作性的建議。”而在300多頁的篇幅裡，瑞貝卡也的确引經據典、盡力分析了公主文化的各種弊病，不厭其煩地列出了家長可以與女兒們詳加讨論的與公主風相關的話題、影視作品和參考書籍。
然而，這本略帶雞湯味的書對我而言最有價值的一部分，卻在于前言中交代的一段看似與正文無關的轶事。寫這本書時，瑞貝卡是個3歲男孩的媽媽，靠一點微薄的津貼讀着博士學位。為了把補貼家用和自己的學術研究結合起來，平時慣以仔褲套頭衫形象出現的她，接了份兼職工作——扮成迪士尼公主，在城中中産階級父母為女兒舉行的生日派對上發糖講故事送禮物。她坦承，這份工作收入不錯，内容輕松愉快，時間相對自由，對于她當時的處境，可能是個最佳的選擇。
是的，套用波伏娃在《第二性》中的那句名言，女人不是生來就是公主，而是男人與社會使她成為公主。對于學者瑞貝卡來說，成為公主，不是一種消費選擇，而是一種職業選擇——也許不是最佳的選擇，但依然是一種選擇。那麼，對于其他的女性呢？選擇穿上粉紅公主裙的她們，是否也有着各自沒有機會和渠道言說的苦衷？又或者，這一身粉紅色的公主裙，隻是她們為自己争取經濟權和話語權的一種工具？
梅米·艾森豪威爾在丈夫德懷特·艾森豪威爾1953年就任美國總統儀式上，穿了一件鑲有2000多顆人造鑽石的粉紅閃緞公主裙（視覺中國供圖）毫無疑問的是，不管選擇穿上怎樣的衣飾，她們面對的，都不是一個粉紅色的童話公主世界。
世界經濟論壇2016年發布的《行業性别差距報告》指出，由于第四次工業革命帶來的自動化和中介環節的減少，到2020年時，全球預計将有510萬個淨工作崗位消失，其中男性受影響比例為52%，女性為48%。但因為大部分最容易被替代的中産階級工作，目前主要由女性承擔，而在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等未來可能快速創造就業崗位的領域，女性的參與度卻相當低，這就導緻了女性每失去20個其他職業的崗位，隻能獲得一個新的就業機會，而男性的對應數字，卻是4∶1。這種趨勢，加上女性在職場中所占的比例本來就比較小且主要集中于中低級崗位的現狀，可能會導緻男性和女性的收入差距在未來進一步擴大。
當然，在這個總體上凄風苦雨的大趨勢下，也有例外。倫敦經濟學院的人類學教授大衛·格雷伯（DavidGraeber）就在他的《狗屁工作論》（BullshitJobs:ATheory）一書中指出，因為統治階級已經明白，受過教育、效率高而又無所事事的人是很危險的，所以會人為地制造出一些“狗屁工作”（bullshitjobs），讓從事這些工作的人得到很好的待遇、受到相當的尊重、保持一種中産階級的體面。被他排在第一位的“狗屁工作”，就是那些存在的主要目的是讓其他人看起來很重要或感覺自己很重要的“仆役式”（Flunky）工作——比如銷售員、美容博主、美妝顧問、育兒師、英式管家、總裁助理等等。因為這類工作本質上是為了裝點門面，所以會對從業者的外貌有着更高的要求，與此同時，也要求他們——或是她們——更順從當下的權力結構、更發自内心地接受一種炫耀主義的價值觀。
而在2011年出版的《為什麼美麗的人更成功？》（BeautyPays:WhyAttractivePeopleareMoreSuccessful?）一書中，雖然在開篇時還遮遮掩掩、欲說還休，但身為勞動經濟學教授的丹尼爾·哈默梅什（DanielHamermesh），在書的後半本幾乎已經忍不住要像《華爾街之狼》裡的主角那樣發表一席針對女性的洗腦演講：盡管因為顔值高低而帶來的收入差距，在女性身上不如在男性身上體現得明顯（7%～8%相比較于10%～12%），但對于在職場上本來就處于劣勢的女性來說，夠不夠好看，越來越決定了一個人會不會得到面試和錄用的機會。此外，雖然受教育水平以往會對個體的經濟社會地位産生重要影響，但在高等教育日益減少其篩選機制的功能，而成為一種消費方式時，就業不足（underemployment）和越讀書越窮的問題，會在包括女性在内的弱勢群體中越來越明顯地體現出來。總而言之一句話：你有什麼資本，可以不當顔值黨？
事實上，當從這些角度把公主文化與女性這個時代所面對的挑戰與誘惑聯系起來時，一度以自己70年代的公主觀而頗懷優越感的我，突然對那些選擇成為公主的女孩或女人們，達成了一種更深刻的理解與同情。
然而，這種“因為沒能生為公主，所以隻能成為公主”的解決之道，以及對從這條注定白骨累累的粉紅之路上敗下來的“公主病患者”們的嘲笑，真的是我們——無論有沒有女兒，是不是女性，身處哪一年齡階段、哪一階層——能給予這個時代的最有想象力的回答嗎？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真未免太讓人遺憾了。
也許，我們應當重新熟悉一下18世紀的英國女性主義作家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Wollstonecraft）在面對她所處的那個時代時給出的答案。她說，雖然提高受教育水平對女性來說至關重要，但卻絕非包治百病的萬能鑰匙，而當時代變化資源緊張的時候，女性的權利永遠會被最先推出來當成替罪羊。她還說，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在很大程度上都必須接受自身所處社會的觀點和行為方式的塑造，如果沒有激進的社會變革，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女性解放——而這種變革，和人類曆史上所有改變了不公現狀的變革一樣，往往始于寬容、互助與犧牲，而不是鹬蚌相争，更不是以鄰為壑。
統治階級已經明白，受過教育、效率高而又無所事事的人是很危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