囗楊玉珍高芳整理1945年4月25日，聯合國制憲會議在舊金山隆重召開，來自50個國家的代表共282人參加。在這次大會上，作為新的國際安全與合作組織的聯合國誕生。聯合國大會在1947年專門通過決議，把每年的10月24日定為“聯合國日”。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戰争勝利70周年。紀念戰争勝利，是要緻力和平，希冀人類永不再戰。聯合國的成立，就是緻力于這樣一個理想。中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一向是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正如習近平主席指出的：“中華民族曆來愛好和平，無論發展到哪一步，中國都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永遠不會把自身曾經經曆過的悲慘遭遇強加給其他民族。”1949—1971：不懈鬥争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由于美蘇兩大陣營之間的冷戰等原因，美國極力遏制新中國重返聯合國。新中國的外交政策是維護國家主權和獨立，堅決捍衛自己的一切正當權益，所以堅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人民在國際上的唯一合法代表，要求把非法占據聯合國席位的台灣當局代表團從聯合國中驅逐出去。經過22年的不懈鬥争，1971年10月，第26屆聯合國大會以絕對多數票通過了恢複新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決議。
北京語言大學聯合國研究中心主任、中國聯合國協會理事李鐵城
李鐵城：美國代表布什被迫承認，反西方國家第一次擊敗了美國1949年新中國誕生後，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理所當然地應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周恩來總理兼外長曾就此一再緻電聯合國秘書長賴伊和聯大屆會主席，申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要求立即取消‘中國國民政府代表團’繼續代表中國人民參加聯合國的一切權利，并由我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合法代表出席聯合國會議和參加聯合國各機構的工作”。作為國際法上的主體，中國隻有一個。新中國擁有繼承解放前中國在聯合國的一切權利的全部合法性。這是因為：第一，中國是《聯合國憲章》簽字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不存在重新确認會員國的資格問題，即不存在重新加入聯合國的問題。第二，中國在聯合國隻能有一個代表。新舊政權更疊，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是符合國際慣例的。這一問題與會員國是否承認新中國并無必然聯系。第三，聯合國對會員國政權更疊的承認，完全屬于代表認證的程序性問題，大會不需要2/3多數通過，在安理會不适用否決權。
1941年8月，美國總統羅斯福（中）和英國首相丘吉爾（左）在大西洋北部紐芬蘭阿金夏海灣的奧古斯塔号軍艦上舉行大西洋會議，簽署《大西洋憲章》，最早提出了建立聯合國的設想
1950年3月8日，聯合國秘書長賴伊将《聯合國代表權問題所引起的若幹法律問題備忘錄》分發給除國民黨集團代表外的安理會全體成員國的代表，并向新聞媒介公布。《備忘錄》中提出，把對一個會員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與對該會員國的承認問題聯系在一起，“從實際上來看是不幸的，從法律觀點上看是錯誤的”，并指出，“在中國問題發生之前，聯合國各機關關于會員國代表權的慣例，始終是一貫認為代表權問題與國家承認問題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對中國問題，賴伊提出的解決原則是，“應該看兩個政府中哪一個事實上能夠運用資源，命令該國人民履行會員國的義務。本質上，這就是說，應該查明新政府在該國境内，是否有切實統治的權力，是否為大部分人民所經常擁戴”。《備忘錄》發出兩個小時後，國民黨集團代表蔣廷黻就向秘書長提出抗議。顯然，這是因為台灣當局從賴伊《備忘錄》中看到了它在聯合國的下場。4、5月間，賴伊出訪華盛頓、倫敦、巴黎、海牙、日内瓦和莫斯科，其中一項重要事宜是為中國代表權問題進行斡旋活動。5月18日，賴伊在莫斯科還與中國駐蘇聯大使王稼祥進行了會談。6月6日，賴伊向各會員國發出公函，指出國際形勢的嚴重性，并強調“在中國代表權問題獲得解決以前，要取得重大的改進是不可能的”。甚至連美國駐聯合國代表也表示，美國反對北京進入安理會，但美國的反對票不構成否決。然而，1950年6月下旬朝鮮戰争的爆發，使國際形勢發生急劇變化。中國代表權問題也随之變得複雜化。此後，由于美國等西方國家敵視新中國，不顧公認的國際法準則，長期加以無理阻撓，中國代表權問題被拖延了22年之久。在衆多與中國友好國家的不懈努力下，形勢終于出現了不利于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根本性變化。1971年召開的第26屆聯大，從10月18日開始辯論中國代表權問題。盡管美國等國代表四處遊說，對有關國家極力威脅利誘，但已無法挽回敗局。經過約一周的辯論，10月25日晚，大會以76票贊成、35票反對、17票棄權的壓倒多數票通過了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23國的提案，并正式成為聯大第2758号決議。美國代表布什被迫承認：“這是聯合國曆史上的轉折點，反西方國家（包括共産黨國家）在美國威信動搖時第一次擊敗了美國。”第2758号決議“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并決定“恢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它的政府的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并應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占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
新中國首批駐聯合國代表團工作人員、原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政治顧問趙維
趙維：團結世界上廣大的維護民族獨立的第三世界國家重返聯合國是新中國外交戰線的巨大勝利，也是世界上主持正義國家的巨大勝利。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為此歡欣鼓舞，它們認為，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的聯合國，将是一個極其不完整的國際組織。當時，我國代表團出席聯合國大會時受到許多國家的代表長時間的熱烈鼓掌歡呼，場面空前。
1945年舊金山會議期間，中國共産黨代表董必武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
在這種形勢之下，連美國和日本都開始改變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積極同我國發展外交關系。我國在聯合國各種會議和場合中，也積極支持、響應亞非拉民族主義國家提出的關于維護民族獨立和主權的主張與倡議，得到了第三世界國家的高度評價。例如，我國支持印度洋和平區的倡議；支持巴拿馬關于巴拿馬運河的主張；支持非洲人民關于納米比亞獨立的要求；支持南非人民反對白人種族主義的鬥争，等等。所有這些，都使廣大第三世界國家人民發自内心地感受到：中國是主持正義的國家。1971年——改革開放前：探索之路從1945年聯合國成立到1971年新中國恢複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26年間，台灣當局占據聯合國席位，在國際事務上唯美國馬首是瞻。這種現象一直持續到1971年第26屆聯合國大會通過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第2758号決議為止。新中國代表在聯合國的登場，使曆史揭開了嶄新的一頁。然而，新中國在聯合國地位的提升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經曆了一個曲折發展的過程。
全國政協委員、前駐英大使、中國公共外交協會副會長馬振崗
馬振崗：初登國際舞台我國是建立聯合國的主要發起國之一，從一開始就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但因當時我國綜合國力總體軟弱，并且在“二戰”之後又陷入了三年内戰，實際上并未能發揮應有的作用。此後20多年，竊踞我國合法席位的台灣當局為了保住在聯合國的地位，處處追随美國，基本成為美國的附庸，不能也不敢有任何獨立性的作為。我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剛剛恢複後的一段時期，中國在聯合國的作用和形象并不十分鮮明，原因有以下幾點：一是國内政治處于特殊時期（“文革”期間至打倒“四人幫”），主要精力用于國内而非國外；二是綜合國力有限，難以發揮重大國際影響力；三是初登聯合國舞台，經驗和知識都尚欠缺。
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聯合國協會常務理事錢文榮
錢文榮：“棄權大使”的苦衷我第一次被派到紐約聯合國總部擔任新華社聯合國分社記者是1978年，工作了三年。第二次去聯合國常駐是1987年，擔任分社社長，直到1992年初回國，又在那裡工作了将近五年，親眼目睹了我國在聯合國地位和作用不斷增長和擴大的曆程。我國政府代表團剛進入聯合國時，雖然受到廣大發展中國家空前熱烈的歡迎，但我們畢竟對聯合國事務很不熟悉。毛主席在接見即将前往聯合國的中國代表團時，囑咐他們要多聽、多學習。因此，對聯合國讨論的很多問題，我們發言不多，即使發言也主要是講一些原則和基本主張；對于一些我們不同意或不太了解的議題，在表決時常常采取不參加投票的表達方式，這是聯合國議事規則上沒有的。這種不參加投票與棄權的性質不同。投棄權票意味着你已經卷入了這個問題的讨論，但采取中立立場，既不贊成，也不反對。而不參加投票則意味着你與讨論的問題根本不發生任何關系。我們有一段時間投棄權票相對較多，有的西方媒體挖苦地稱我們的大使為“棄權大使”。其實我們是有很多政治上的考慮。改革開放後：初綻光彩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綜合國力不斷提升壯大，不論在雙邊外交領域，還是在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多邊領域，都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績。中國作為一個公正無私、負責任、愛好和平的大國形象越來越顯現出來，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地位越來越高。代表中國形象的中國外交官們，在縱橫捭阖的國際舞台上，堅決維護發展中國家利益，不畏壓力，仗義執言，受到普遍稱贊。
前常駐聯合國亞太經社會副代表、中國聯合國協會理事楊冠群
楊冠群：處處想的都是維護國家尊嚴聯合國有兩個主要機構：一個是負責和平與安全的安全理事會，另一個是支持戰後重建、後來轉為援助發展中國家的經社理事會。聯合國亞太經社會是經社理事會下屬的五個區域委員會之一。1987年，我奉調曼谷，擔任副代表，主持我國常駐聯合國亞太經社會代表處的工作。我們在泰國工作，不論是涉及雙邊還是多邊問題，有一條原則必須遵循，那就是維護國家尊嚴。小分歧難以避免，但是大的問題不可繞開。1988年4月，亞太經社會年會在印度尼西亞雅加達舉行。開會的前一天，中國代表團駐地懸挂的五星紅旗突然被一名身穿軍服、不明身份的男子扯下。此事非同小可，我們立即聯系亞太經社會執行秘書基勃裡亞，要求幹預。當時，我國與印尼處于斷交狀态，我們不便與印尼當局直接打交道。基勃裡亞當即借機向印尼總統兼三軍司令蘇哈托面陳此事，并轉達中國代表團的嚴正立場：如果中國國旗不能恢複懸挂，代表團就不出席次日的開幕式。此事後來得到圓滿解決。次日清晨陽光初升時，五星紅旗高高飄揚于雅加達上空，意氣風發的中國代表團昂首闊步步入了開幕式大廳。維護國家尊嚴的另一個事例，是促使聯合國糾正了它的各種機構對台灣的稱謂。那些年，台灣是亞洲“四小龍”之一。聯合國的文件和報告提及台灣時，有的稱“台灣”、“台灣省”，有的稱“台灣，中國省”等。它把台灣作為一個主體，給人的印象是一個同中國大陸并列的實體。為了澄清觀念，代表處通過亞太經社會把問題提交到聯合國總部。總部後來發出通知，根據我們的要求，将台灣的稱謂定為“中國台灣省”，此名延續至今。隻不過，我們當時提的英文譯名是“TaiwanProvinceofChina”，後來聯合國做了點小手腳，加了個标點，文件上改成“Taiwan，ProvinceofChina”（台灣，中國省）。不太容易的“機構”改革按照聯合國的區域劃分，美、英、法、荷、蘇都不是亞太國家，但由于它們或者原來就是亞太區域殖民地的宗主國，或者是有影響的大國，所以也擠進了亞太經社會。憑借它們的财力（捐款）和語言上的便利（英文、法文），它們反客為主，在會議上總是指手畫腳，好像它們才是亞太區域的主人。亞太區域國家的代表看在眼裡，氣在心上。1988年底，執行秘書基勃裡亞雄心壯志，想在任期終了前做件大事——改變這種不正常狀況。為此，他找了印度、日本大使和我本人開了個小會，提出要搞機構改革，成立一個隻限本區域成員國參加的“經濟合作理事會”。會後，我們分别找區域成員國代表醞釀（我當時就找了韓國副代表，當時兩國雖未建交，但我們有私交，工作方便）。絕大多數區域國家的代表支持此建議。誰知，非本區域國家的代表聞訊後大為惱火。為了防變，1990年的亞太經社會年會，美國破天荒從華盛頓派出國務卿級的代表壓陣（通常都由駐泰國外交官代表），美國的盟友澳大利亞也出人意料地在會上抛出“提高亞太經社會效率”的提案。與此同時，報上出現了指摘聯合國是Papermill的文章（Papermill是“造紙廠”的意思，語帶雙關，也可譯作“文件制造廠”）。基勃裡亞領導的龐大秘書處裡，也是流言蜚語滿天飛，說他私用公物、任人唯親雲雲。各方的攻擊目标都對準他，目的不言而知。
1971年10月25日，在第26屆聯大通過恢複新中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和立即把台灣當局的代表從聯合國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的提案後，台灣當局代表退場當中國代表團走進聯合國大廈會議廳時，全場起立，長時間熱烈鼓掌
基勃裡亞任滿離職後，群龍無首。我國也隻能從旁推動，我外長和副外長都在年會發言和談話中強調“亞太意識”的存在和重要意義。後來，在各方努力下，機構改革雖有些進展，非區域國家的影響有所削弱，但基勃裡亞最初的設想沒有實現。繼任者不完全同意他的理念，基勃裡亞功敗垂成。公安部維和警察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你們才是真正的大使”2000年1月12日，經黨中央、國務院批準，中國維和警察前往東帝汶，首次執行聯合國維持和平任務。15年來，中國維和警察在遙遠的異國他鄉，在艱苦而危險的戰亂地帶，頑強拼搏、忠誠履職，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赢得聯合國、駐在國政府和人民以及國際警界同仁的廣泛贊譽。派遣維和警察，是我國履行國際義務、發揮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作用、展示負責任大國形象的重要體現，也是我國公安機關史無前例的警務實踐。執行維和任務過程中，中國維和警察遵循聯合國“正直、專業、文化包容”的工作理念，在各維和任務區認真履行打擊犯罪、保護人權、重建當地執法力量等職責，積極承擔執勤巡邏、要人警衛、社區警務、偵查破案、處置群體性事件和培訓當地警察等工作，大量參與收繳武器、遣散非法武裝人員、協助救濟安置難民等專項行動。他們嚴格遵守任務區有關規定和當地法律法規，針對任務區特點大膽探索、不斷總結，提高了警務技能和整體戰鬥力，提升了駕馭複雜局勢的能力，磨煉了意志和品質，積累了寶貴的實戰經驗。15年來，中國維和警察還不斷發揮自身優勢，利用獨特身份，積極配合我駐外機構開展工作，為保障中國公民的海外利益發揮了應有的作用。他們向使領館提供當地政局動向信息和安全預警信息，定期向中資機構和華人華僑發布有關安全信息，傳授安全防範知識；協助使領館解救被困同胞，救助生命垂危的僑胞；積極參與涉及華人華商利益的突發事件處理，保護華人華商的合法權益；為中資企業保駕護航，為其正常運營提供必要協助，有效減少了侵害中資企業利益的案件數量，體現了中國警察對海外同胞的骨肉深情，赢得了當地華人、聯合國機構和我使領館的廣泛贊譽。在實際工作中，中國維和警察把在國内開展群衆工作的好傳統、好理念和好方法也帶到了任務區，建立起融洽、和諧的警民關系，為聯合國開展社區警務活動樹立了典範。他們當中，有的為無助兒童和受困民衆送去關愛和溫暖；有的組織各國維和警察開展義務勞動，幫助當地居民重建家園；還有的出資捐建警局，改善當地警察的辦公條件（駐在國政府最終将該警局以我維和警察的姓名命名以示紀念）。他們積極開展對外聯絡活動，加強與聯合國各部門以及各國際組織、外交機構的溝通和交流，以實際行動和優異表現塑造了中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中國駐聯合國前大使王光亞曾在接見我維和警察時動情地說：“你們才是真正的大使！”今非昔比2006年，《紐約時報》曾發表過一篇采訪時任我國駐聯合國大使王光亞的文章，題目是“TheWorldAccordingtoChina”，譯成中文是《世界在按照中國的意願行事》。這當然是過分誇大了中國的作用。然而，它也多少反映了今天我國在聯合國和整個國際社會的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的顯著提升，而且也說明我國的多邊外交特别是聯合國外交，無論是在思想理念上，還是在多邊外交能力上都已趨向成熟，今非昔比了。馬振崗：當前國際局勢已發生複雜而深刻的變化當前國際局勢已發生複雜而深刻的變化，以中國為突出代表的一批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逐漸改變着國際力量的對比，成為影響世界格局變革的重要因素，不斷地重繪着國際政治、經濟版圖。随着實力的迅猛加強，我國國際地位和影響大幅提升，最大程度走進世界舞台的中心。我國已成為世界上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任何全球性問題，沒有中國的參與都難以根本解決。
聯合國前副秘書長、中國聯合國協會名譽會長金永健
金永健：“見微知著”的聯合國副秘書長我曾經當過中國駐聯合國副秘書長，我的體會是，從副秘書長在聯合國的位置、職責的變化就能明顯看出中國地位的變化。中國駐聯合國的第一任副秘書長是唐明照，他在聯合國中負責的是非殖民化，從第二任起直到第四任，畢季龍、謝啟美、冀朝鑄，都是分管技術合作。我是第五任，當時向秘書長提出，希望能安排一個管實質性工作的部門。安南秘書長當選之後，就安排成立了一個大會事務部讓我主管，聽起來好聽，實際上就是聯合國大會的秘書處，并無實權。2001年，中國第六任副秘書長來接替我時，中方曾提出要求分管聯合國主要部門之一的經濟和社會事務部，安南以中國副秘書長人選在國際經濟領域聲望不夠，拒絕了我們的要求。一直到第七任的沙祖康，才開始分管經濟和社會事務部。從中可以看到中國在聯合國地位的變化。
聯合國高級政務官、中國聯合國協會常務理事萬經章
萬經章：我國使用否決權的經典案例1992年，聯合國就利比亞問題進行安理會磋商。那時，美、英、法三國堅持認定利比亞卡紮菲政府策劃并實施了1988年發生在英國洛克比的空難和法航爆炸案，為此大力推動在安理會通過決議，對利比亞實施懲罰性制裁。但當時它們還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證據。安理會内部不同意見頻現，大約有1/3的國家認為美、英、法對利比亞的指控還不足以構成對利實施制裁的合法依據。中國時任常駐聯合國代表是李道豫大使，我是參贊，從維護國際法權威、主持公道和正義出發，我們不贊成安理會倉促通過美、英、法起草的決議草案，并在非正式磋商中對決議草案提出了不少修正意見。期間，安理會舉行的多輪非正式全體磋商一直不能取得一緻意見，由五個常任理事國的大使和參贊參加的五國小範圍核心磋商也難以達成共識。由于安理會内部分歧嚴重，美、英、法對利比亞的指控缺乏堅實的法理依據，我們據此向國内建議，如果提案國不接受我們的修正意見，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強行在安理會表決包含制裁内容的決議草案，中國可投反對票。這個建議獲國内批準，外交部稱之為一次重大的外交行動。中國反對決議草案的風聲一出，西方三國都傻了眼，以美國常駐代表皮克林大使為首的提案國立即幾次主動約見李道豫大使，幾乎是用請求的口吻要求李大使重新考慮中國的投票立場。在不能得到中方積極回應的情況下，皮克林幾乎哀求李大使，說美國理解中方對決議内容的關切，并不奢求中國支持，隻要中國棄權，不阻撓決議通過，就是對美國的最大支持。中國的一句話産生了巨大的威力，讓美國人坐卧不安。我本人參與了磋商的全過程，此情此景，至今記憶猶新。後來，形勢發生了一些變化，綜合考慮各種多雙邊關系并權衡利弊之後，國内決定适時調整對策，指示代表團改投棄權票。中國的投票态度雖然有所調整，但中國的舉動已經引起各國的重視，我們主持正義的聲音已經傳遍了世界，中國的一次威脅使用否決權的舉動就把超級大國美國搞得忐忑不安，幾乎亂了陣腳。在得知中國将不再阻止安理會通過決議後，美、英、法代表如釋重負，在後續磋商中，他們不得不在中國和其他理事國修正意見的基礎上對決議草案進行了必要的修改，最終以10票贊成、5票棄權得以通過，成為安理會第748（1992）号決議。以上是威脅使用否決權的案例，後來則實實在在地投了否決票。
1971年中國重返聯合國時，中國代表團被各國記者包圍
在聯合國曆史上，除中國之外的其他四個常任理事國使用否決權少則幾十次，多則上百次。對負責任的新中國而言，否決權是我們綜合國力的一個組成部分，為了維護《聯合國憲章》的尊嚴，捍衛國家利益，否決權不可多用，但也絕對不能不用。中國對否決權的使用慎之又慎，是投否決票最少的常任理事國，迄今隻有個位數的紀錄。這裡隻講一個我目睹的典型案例。由于中美洲的危地馬拉長期與台灣當局維持“外交”關系，并每年在聯合國聯署所謂要求台灣“重返”聯合國的提案，1997年初，中國果斷地否決了安理會關于向危地馬拉派遣聯合國軍事觀察員的決議草案。當時，為了監督危地馬拉和平協定的實施，危方急切希望聯合國軍事觀察員入駐。中國雖然也支持危和平進程，但危地馬拉與台灣當局的關系以及執意邀請台灣代表參加和平協定簽字儀式的做法嚴重破壞了中危在聯合國合作的政治基礎，對中國支持其和平進程的努力造成了嚴重障礙。中國多次向危方及有關國家表明立場，要求危方撤銷對台灣的邀請、停止支持台灣“重返”聯合國的活動，但危方對我敷衍應付，錯誤地認為中國不敢來真的，繼續一意孤行。在多方交涉無果的情況下，中國頂住多方壓力，在那年年初舉行的安理會上果斷地行使了《聯合國憲章》賦予的權力，一票否決了向危地馬拉派駐聯合國軍事觀察員的決議草案。當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秦華孫大使在投票表決時高高地舉起右手對決議草案表示反對時，安理會大廳内一片愕然。一個平時多以溫良恭儉讓形象示人、即使有不同意見也往往選擇棄權的中國，一下子站到了世界的聚光燈下，這多麼讓世人震驚！在展示力量的同時，中國有理有利有節，對事态的後續發展留有餘地，對問題的解決仍敞開大門，明确表示如果危方确有誠意，能采取行動排除障礙，中國還是願意重新考慮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的。後來的事态發展完全證明了中國當時做法的正确性。這次否決是中國在1/4世紀裡的第一次否決，它向世人表明：中國是一個認真負責的大國，在涉及維護《聯合國憲章》和捍衛我核心利益問題上，中國的立場是堅定不移的，中國人決不會猶豫含糊，中國人說話是算數的。盡管中國的這一舉動在當時讓一些人不理解，甚至遭到少數西方國家的非議，但這次光榮的孤立讓世界清楚地看到了中國的決心和力量。任何重大國際問題的解決都繞不開中國的同意和參與，中國在聯合國的份量更顯得實實在在，影響力也更大了。理智看待，積極期待聯合國是“二戰”後國際秩序的确立者，截止到2015年，共有193個主權國家成員國，是當今世界上代表性最廣泛、影響力最深遠的綜合性權威組織。與70年前相比，當前國際形勢已發生巨大、深刻的變化。面對新形勢，我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應發揮怎樣的作用，是我們在紀念聯合國成立70周年時需要深入思考的問題。
1971年，美國代表喬治·布什與中國首任常駐聯合國代表黃華握手
金永健：聯合國既有積極作用，也有局限性聯合國是二戰的産物，應該說，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秩序确立的标志，它的憲章、宗旨仍然是當今國際關系基本準則的核心，這是公認的。所以，70年來，它确實在國際事務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聯合國的宗旨主要有三項：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保障人權。在維護和平與安全方面，聯合國積極處理世界各地的突發事件，在各成員國的要求和大國的支持下，從戰後到現在，維和部隊的數量、維和行動的次數不斷增加。另外，聯合國秘書長在重大國際問題上的一些斡旋、調解，都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方面更是明顯。就中國來說，我們剛改革開放的時候，經濟發展水平比較低，1979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開始給中國提供多邊發展援助，這些援助都是無條件的。當時開發計劃署給中國每年價值5000萬美元的援助，不是給錢，是給技術與項目，推動我們引進技術和專家。這在當時對我們的經濟發展、改革開放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不但開發計劃署，其他一些專門機構也是如此。比如過去我們根本沒有知識産權的概念，世界知識産權組織給我們提供了很多法律上、技術上的支持。1992—1995年我在日内瓦擔任常駐代表期間，曾經跟這個組織打過交道，它們的總幹事是個美國人，他就對我說過，中國過去沒有這些，現在搞得這麼好了，很不錯了。還有一點就是聯合國在制定國際規章、規則方面應該說最有權威性。許多國際法律都是聯合國制定的，而且取得了積極作用。像《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各國都在用，我們也參加了，作用是很突出的。當然，聯合國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許多國際事務不可能靠聯合國解決。聯合國的各種會議和決議，除了安理會按照《聯合國憲章》規定，它的決議有約束力，還有第五委員會關于行政預算的決議各成員國都要遵守外，其他的都是有政治上和道義上的效力，并沒有法律上的效力。而且，安理會的決議如果影響到有的大國的利益，那是根本就通不過的。比如美國，以色列是美國要保護的，阿拉伯國家提出了多少決議草案，都沒有通過。萬經章：一個不成文的标準聯合國秘書處内部普遍認為，一個國家的公民在聯合國秘書處任職的多寡，特别是其職位的高低和重要程度，能直接折射出這個國家對聯合國秘書處的影響力，可以間接用來衡量這個國家在聯合國享有的威望以及在國際事務中的總體位置。這是一個不成文但被普遍接受的标準。正因為如此，一些國家為了在聯合國秘書處得到某些位置而争得你死我活，往往由國家或政府高級領導人親自出面向秘書長遊說，政府相關部門和常駐聯合國代表團也會不遺餘力地開展工作，私下向秘書處施加壓力。這種“潛規則”例子比比皆是，在聯合國人事問題的實際運作中司空見慣。
1974年4月10日下午，鄧小平在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别會議上發言
我們不得不承認，由于曆史、文化、教育等多方面原因，中國在聯合國秘書處任職的人員數量和職務還明顯低于西方大國，甚至還不如印度、巴基斯坦等傳統人才輸出國。在聯合國總部衆多的高級别官員中，中國公民更是屈指可數。在部門分配方面，除了少數中國公民在聯合國實質性部門（如秘書處辦公室、政治事務部、維和部等）工作外，大多數中國職員都分散在一些邊際性的技術或服務性部門。近年來，随着中國國力的提升，中國人在聯合國秘書處的任職狀況有了明顯的改善，但總體上與中國不斷提升的國際地位還有差距。希望國内有關部門再接再厲，繼續努力創造條件，讓更多的中國公民進入聯合國等多邊機構工作，并積極争取拿到更多高級别職位。已經進入國際機構工作的中國公民在做好本職工作的同時，也應該兢兢業業，注意維護國家形象，在可能的範圍内為國家多作一點貢獻。錢文榮：三個方面下功夫今天聯合國面臨的和平與發展兩大問題遠比聯合國成立時複雜得多，遠遠超出了聯合國創始人的預見。聯合國不僅要應對種種新舊挑戰和問題，更必須在構建新的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中擔負起中心作用，它的工作的戰略重點正在轉移到主導全球政治、安全和經濟體制的治理方面。對我國來說，我國的聯合國外交同樣也應該把重點放在積極參與全球政治、安全和經濟金融體制的治理方面。為此，我們應在以下三個方面多下功夫：理念創新。我國進入聯合國以來先後三次提出了重要的理念。70年代，我們在聯合國内首次提出了毛主席的三個世界理論，提高了發展中國家在聯合國的地位；80年代，鄧小平同志先後提出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和國際政治新秩序的倡議，給國際秩序改革指出了基本方向；2005年，胡錦濤主席在紀念聯合國成立五十周年大會上提出建立和諧世界的理念。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主席在2013年和2014年先後提出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和“共同安全、綜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續安全”的新安全觀等一系列新的理念。這些不僅正在對聯合國自身的發展方向，而且對整個國際秩序、國際體系的發展方向産生了日益重大影響，同時也大大提高了我國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今後，我國應繼續根據國際格局和國際形勢的變化以及時代的需要，提出新的全球治理理念。制度創新。随着我國綜合國力的顯著增強和國家利益的不斷向外擴展，美國副總統拜登最近在中美第七次戰略與經濟對話開幕式的講話中也不得不表示歡迎中國參與制定規則，這與今年年初奧巴馬所謂“規則隻能由來美國制定，不能由中國來制定”的說法形成鮮明對照。希望拜登說的是真心話。自從我國全面參與各類、各領域國際組織的活動以來，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在國際組織的制度創新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但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們還遠遠不夠，尤其是在各具體領域的具體規則和制度的創新方面，我們的差距還很大，需要大力追趕。提高參與包括聯合國在内的國際組織領導和運作的能力。在聯合國内，我國參與的人數明顯不足，與我國的大國地位顯然不相稱；我國占有的關鍵領導職位也明顯少于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今後應努力争取增加我國在聯合國内的人員，獲得更多高級職位。同時，在全球範圍内，雖然我國在世界銀行、國際貨币組織、世貿組織和世界衛生組織等全球性國際組織内取得了幾個高級領導職位，進入了決策層，但總體來看，我國進入全球性國際組織高層領導的人員還太少。這一切都與我國缺乏具有世界水平的參與國際組織領導人才和制度規則創新人才不足密切相關。我們應該加快培養這樣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