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周用宜周用仁
東京審判法庭現場
二戰結束後，為懲罰戰犯，消除戰争策源地，維護世界和平，在德國紐倫堡和日本東京分别舉行了兩場世紀大審判。我的姑父向哲濬（字明思，1892—1987年）代表中國出任檢察官，參加了東京審判的全過程；父親周錫卿（原名世正，1915—2004年）任中國代表團翻譯。他們與同事一道，不畏艱難，在對侵華日本戰犯的審判工作中作出了重要貢獻。為收集犯罪證據，代表團殚精竭慮1946年1月19日，遠東最高盟國統帥麥克阿瑟根據同盟國授權，公布《遠東國際法庭憲法》，宣布成立國際軍事法庭，審判二戰期間的日本戰犯。法庭由中、美、英、蘇、法、荷蘭、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菲律賓11國代表組成，美國人季楠為檢察長兼任美國檢察官，澳大利亞人韋伯任首席法官。按法庭的組織結構，東京審判法庭由上述11個盟國各派一位法官、一位檢察官參加審判，由盟軍統帥統一任命。根據盟國各方約定，28名甲級戰犯将在東京受審，乙、丙級戰犯則被押往其主要犯罪場所所在國受審。中國方面，中華民國政府司法院長、外交部長王寵惠向蔣介石推薦，由向哲濬組團前往日本。據向哲濬的夫人、我的二姑周芳回憶，當時他們讓姑父挑選是當法官還是檢察官，姑父認為，東京審判按英美法系審理，被告無罪假定，檢方和辯方平等提出人證物證，由法官選擇後量刑，所以檢察官責任特别重大，所以他選擇擔任檢察官。同時，他向政府推薦了清華的學弟梅汝璈擔任法官。中國代表團的成員前後有17位，除向哲濬、周錫卿外，有法官梅汝璈、劉子健、高文彬、張培基等，檢察官顧問倪征燠、桂裕、鄂森、吳學義，檢察官秘書裘紹恒等，還有年富力強、學有所長的青年專家法官秘書言福樞、楊壽林。這是一支優秀、精幹的團隊，集中了中華民族的精英。他們克服了重重困難，完成了堪稱有史以來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一次國際審判。周恩來曾對梅汝璈法官說過：“你們為人民做了一件好事，為國家争了光。”作為代表團赴日第一人，向哲濬于1946年2月7日飛往東京，開始了審判戰犯前的準備工作。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籌備組建時，與其他國家特别是與美國擁有龐大的檢察官陣容相比，中國相差甚遠。中國當時隻有檢察官向哲濬和首席顧問裘劭恒兩人。不僅如此，令中國代表團倍感壓力的是：去東京時，向哲濬僅僅帶去一份中國政府提供的12人的戰犯名單。根據英美法系，沒有大量的有說服力的确鑿證據，對日本罪犯的定罪簡直是不可能的。而在當時，因為抗日戰争剛剛結束，中國國内局面混亂，很難開展證據收集工作；再加上日本無條件投降後銷毀了大量證據，所以取證十分困難。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向哲濬頻繁往返于日本和中國之間。3月下旬，向哲濬等陪同盟軍總部檢察處處長兼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檢察長季楠及其屬員一行來到中國，在南京、上海“實地調查戰犯證據及征詢證人”，略作逗留後，他們又一同飛往重慶，“晉谒蔣主席緻敬”。據向哲濬夫人回憶：“蔣介石用了三刻鐘接見了在法庭工作的中國人共十餘人。蔣介石對遠東法庭人員的辛勤工作緻以慰問，并希望法庭對日本戰犯予以應有的懲罰。季楠對中國取得抗日戰争的偉大勝利向蔣介石、宋美齡表示敬意。同時，稱贊向檢察官和中國工作人員的敬業精神和職業水平。”5月，受國際法庭檢察處的委托，征得政府同意，向哲濬回國招聘既有專業知識、又精通英語語言、年富力強的青年擔任翻譯，并加以考核。父親周錫卿較早得知這一消息，立即離湘赴滬參加考試。父親20世紀30年代留美時獲賓夕法尼亞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因此順利地通過考試。同時被錄用的還有高文彬、張培基、劉繼盛和鄭魯達先生。5月10日左右，他們一行五人從上海江灣機場，乘美國軍用滑翔機出發到達東京。父親當時心情非常激動，撰文寫道：“1946年5月，一個晴朗的早晨，我們懷着激動的心情，由上海乘美國軍用飛機去東京，擔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翻譯……日本軍國主義者從甲午戰争開始就欺負、侵略我國，‘九一八’事變以來，更是大規模地侵犯我國領土，殘殺我國人民。而他們終于戰敗投降了，我們能參與對軍國主義罪魁的審判，心情十分激動。”向哲濬和中國檢察組成員抵達東京後，工作人員很快開始着手工作。他們被安排在中國檢察組住所——東京帝國飯店内。這裡辦公條件十分簡陋，僅一個套間，一大一小兩個房間。檢察官在裡面小屋，一桌一椅，一張沙發，幾位秘書安排在外屋辦公。為擺脫材料匮乏的被動局面，他們冒着酷暑，到處查閱材料：到已封閉的日本禦前會議、内閣會議檔案庫查閱日本關東軍與陸軍省來往密電及外務省報刊；到内閣圖書館查閱所謂敵國材料以及汪僞檔案；整理盟軍提供的材料；有的人還不辭辛苦地到戰犯犯罪地點進行調查，夜以繼日地篩選、摘抄、翻譯。能參加對戰犯的審判，大家覺得很榮幸，更感到責任的重大。據我父親回憶：“我們整天埋頭工作，餓了就啃幾片三明治。同住一屋的美國朋友好奇地問：‘周，你整天抄抄寫寫，忙什麼呢？’我隻簡單地回答一句：‘我在工作。’”中國代表團成員除認真準備充實的材料外，還常常一起研究對付美國律師的策略，有時還在住所内做法庭上的模拟演習。除此之外，他們還要防備日本侍者的竊聽。倪征燠顧問曾回憶說：“我們代表團成員多來自上海和江浙地區，會說上海話。為了防範日本侍者竊聽，我們以‘土老二’、‘土匪源’來蔑稱土肥原，用上海話‘闆老四’、‘闆完’（闆定完吉）代替闆垣。”經過七個月的準備，中國代表團上下精誠團結，終于收集到了足夠給罪犯定罪量刑的确鑿證據，主要是書證、人證，也有照片、影片等。據姑父向哲濬說，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證據，截止到1946年10月27日，僅南京臨時參議會就已整理、提供了各種材料2784件，出庭作證的證人100多名。最後檢方挑選了11名證人出庭，其中有受害者代表、見證人代表，特别有三位美籍醫生、教授和神父。他們做好了開庭申辯的各項準備。
向哲濬
美國主導軍事法庭，中國代表團遇到諸多麻煩和挑戰
東京審判正式開始時，國際形勢正發生巨大的變化，戰勝法西斯的同盟國之間産生了分歧，冷戰開始形成。世界上出現了美蘇兩大陣營對立的局面，中國也進入國共兩黨大決戰時期。與此相應，東京審判也出現了非常複雜的情況。從1946年5月3日起，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檢察處以八國的名義，提出對28名甲級戰犯被告的起訴，内容共列55條。審判分為起訴、舉證、辯論和終訟四個階段，至1948年11月12日終結，共計兩年半的時間。與紐倫堡法庭四國（美、英、法、蘇）平等審判不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由美國主導。出于冷戰考慮，美國讓天皇逃脫起訴，并包庇了731部隊細菌戰的罪行，這些都使中國代表團遇到了諸多麻煩和障礙。尤其是因為在極短的時間内收集人證物證，所以在法庭駁斥辯方律師的強詞方面困難很大。但中國代表團成員義正詞嚴，據理力争，克服了一個個困難和刁難，維護了國家的尊嚴，取得了勝利。東京審判按日本侵略者進行侵略事件的先後順序來安排。那麼，日本侵華時間如何确定？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日本律師竟否認中日之間存在戰争，其理由是“日本從未向中國宣戰”。有的國家則主張，應該按照1941年太平洋戰争爆發後的事件來安排。但實際上，日本侵略中國早在太平洋戰争爆發前就已經開始了，中國人民受害最為深重。為了客觀地說明這一段日本侵華史，向哲濬本着事實和正義，提出應将1928年關東軍策劃炸死張作霖的“皇姑屯事件”作為起訴的起點，将對日軍侵華罪行的清算時間提前了九年多。這樣就使得對罪犯，特别是對28名甲級戰犯的審判，超越了所謂的“勝利者的制裁”的實力邏輯，而更具有“文明制裁”的規範色彩和正當性，擴大了正義實現的範圍，更對日本右翼勢力在戰後乃至今天鼓吹否定東京審判論調的翻案行徑預設了最後的防線。向哲濬還提出，在審理侵華問題時，不僅僅要把“殺人”，還應把“殘虐行為”作為訴因。這樣一來，南京大屠殺事件就可以作為違反交戰法的乙級戰犯來問責，還可以對悖逆人道的丙級戰犯加以制裁。更重要的是，把日本在中國廣州、漢口、長沙、衡陽、桂林和柳州六地區的殘虐行為都納入到起訴範圍之内。這一建設性的意見，被認為是一項具有法理意義的貢獻。他的訴因提案建議得到其他亞洲國家的贊同，并為法庭所采納。這是中國代表團的重大勝利。東京審判的訴因增加到55項，還對傀儡政權侵犯主權、販毒等問題進行了追究。這比紐倫堡審判提出的四項訴因增加了許多内容。1946年5月3日，東京審判首次開庭。父親曾激動地向我介紹了這場舉世矚目的盛況。他說：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安排在日本陸軍省，也就是戰犯往日策劃陰謀、發号施令的中心之一（進行）。與以往不同的是，這些往日不可一世的戰争狂人已成為階下囚，接受正義的審判。盟國各檢察官在季楠率領下，就座于法庭中間。當執行官梅德宣稱“全體肅立，法官入座”後，由審判長韋伯領先，多國法官依次就座于大廳正面各盟國國旗之下。中國法官梅汝璈就座于審判長韋伯之後第一位，身着黑色法官服，莊重，嚴肅。這個重要座位可是梅法官代表國家力争而來的呀！法庭上法官排列順序，體現所在國在審判中的地位。中間座位是庭長韋伯的。開庭審判彩排時，韋伯突然宣布按美、英、中、蘇……的順序入場。梅法官對這一不合理的安排提出強烈抗議，并憤怒地脫下象征權力的黑色法袍，不僅拒絕彩排，還要回國請辭。韋伯當即召集法官表決，最終入場順序和法官座次完全按日本投降時受降國簽字順序來安排，中國安排在審判長之後第一位。梅法官為中國争得了應有的位置，取得了開庭的第一個勝利。法官對面是被告席，坐着兩排被告。這些犯人面無表情，已無昔日的“威風”。後面排立憲兵，被告出入都有憲兵監押。廳内左右兩旁分别為盟國人員旁聽席和日本人旁聽席。檢察處為直觀證明被告陰謀起見，13日還特别制作了巨幅地圖13幅，懸挂于兩壁，标示自1931年到1945年日本投降為止的日本侵略中國領地的路線。審判長韋伯首先宣布開庭。季楠将多國檢察官逐一介紹給各法官。首先介紹的就是中國檢察官向哲濬。中國檢察官引起了在場人員的特别關注，“皆予以深刻之注意，尤其引起了日本各戰犯的注視”……這是中國以戰勝國的名義參加對日本侵略者的審判。我們在場的中國工作人員都感到特别痛快，喜悅的心情真是溢于言表。姑父向哲濬對于東京審判付出了大量心血。在對戰犯起訴的安排上，作了周密的部署。以審判狡猾多端的土肥原賢二為例，此犯多次被派往中國從事情報收集工作，制造多起分裂中國的事件（如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1931年8月的“果籃事件”、溥儀從天津經塘沽到大連再到長春的劫持事件等）。由于他在幕後策劃指揮，罪行不外露，中國軍政部門和司法部門都找不到他的材料，罪證不易收集。于是，中國檢察組到東北調查，檢察官顧問鄂森、倪征燠赴華北收集日本戰犯罪證，并從日本《奉天特務機關報》中查到該報首頁蓋有土肥原賢二印章及在中國的陰謀活動的記載證據。最為關鍵的是，向哲濬安排召喚僞滿洲國傀儡皇帝溥儀作為證人出庭。父親對此印象極為深刻。他說：“溥儀是蘇聯進軍中國東北時被俘的，開庭審判前由蘇聯派人送至東京。向哲濬去看他時，溥儀緊緊握着對方的手，痛哭失聲……這說明他還是懷有悔罪之心的，也有眷戀祖國之情。”中國代表團勸他打消“被作為戰犯”的顧慮，讓他出庭作證。8月16日，溥儀出現在法庭上，11時27分，登入證人台，東條、土肥原、闆垣等人頓時顯得十分緊張。溥儀前後出庭八次，提供了十分有力的證據。土肥原自知罪惡深重，難以抵賴，沉默寡言，僅說一句“主張無罪”。中國代表團窮追不舍，終于取得勝訴。
梅汝璈
1947年2月起，法庭進入控方訴狀和舉證階段，由被告提出辯護和舉證。依照英美法系，每個戰犯可以自選一名日本律師和辯護人，還可以配備一名美國律師。這一階段長達22個月之久。日美籍律師一百多人，召喚證人三百餘人。辯護人和證人中有些是當年直接參加戰争的侵略者，本人就是該受審的罪犯，如關東軍司令兼任駐“滿洲國大使”植田謙吉、指揮侵略東北的日軍大隊長和聯隊長等。檢方與辯方在平等提出人證、物證的基礎上展開了激烈的交鋒與鬥争。由于檢方材料準備充分，罪證确鑿，辯方無法否定，戰犯隻得低頭認罪。向哲濬檢察官自始至終參加了審判過程的全部414次庭審。除多次臨時插話外，他共有20次重要發言。1946年5月14日第一次發言時，他以十分流暢、簡練的英語，對日方律師所稱“中日之間在1941年前無戰事”加以駁斥。他說：“我們精通法律的辯方律師說中國和日本之間不存在戰争，因為日本從未向中國宣戰。當然，這是一個關于戰争正确定義的問題。然而，從1931年9月18日以後，日本在中國采取了戰争性的行動，殺死了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包括士兵和平民。1937年7月，日本在盧溝橋發動戰争，一個晚上殺死數百人。随後，日本向全中國出兵，殺死了數以百萬計的中國士兵，還有兒童、婦女和無助的平民——非戰争人員。我認為，那些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實。如果這不是戰争，我想問，還有什麼是戰争！從1931年起，在中國方面沒有任何挑釁的情況下，日本派兵到全國，到各個省份，我主張這就是戰争。”他還說：“在我們的抵抗戰争發生一段時間以後，最高統帥蔣委員長曾說過，未來的曆史學家将把中國的抗戰作為當今世界上發生的最非凡的事件之一記載。通過抵抗，中國不僅為自己而奮鬥，而且通過維護和平也為人類作出了貢獻。”姑父為人辦事極為認真，他曾對我們說過：“代表國家發言，來不得一點馬虎。每次發言我都要做充分的準備，從文章的邏輯結構到文字的使用，都要反複推敲；要熟讀或背誦重要内容，力求完美。”父親也多次說過：“你姑爹1917年在遊美肄業館（清華大學前身）學成後，被公派到美國耶魯大學文學院、法學院學習，他的演講潇灑自信。他娴熟的法律造詣、外交手段和英語水平，連美國人都自認不如，不得不佩服。”戰犯受到應有的懲罰，但也留有遺憾經過雙方反複辯論，1948年11月4日，法庭開庭作出宣判，父親與代表團部分成員參加了宣判大會。首席法官韋伯開始宣讀長達1800頁的法庭宣判書，判定全體被告有罪。判決書莊嚴指出，被告犯有陰謀發動戰争和實行侵略罪，犯有違反戰争法規和違反人道罪，應被繩之以法。12日，宣判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闆垣征四郎、松井石根等七名甲級戰犯絞刑；荒木貞夫等16名乙級戰犯無期徒刑；另有2名戰犯被判有期徒刑。被判絞刑的七名罪犯于1948年12月23日零點在東京巢鴨監獄秘密執行絞決。這些罪惡多端的日本戰犯終于受到了應有的懲罰。東京審判在取得成績的同時，也存在着一些缺點與不足，如對于戰犯清查不徹底，甲級戰犯豈止28名！岡村甯次等戰犯一直逍遙法外，參與戰争的日本财閥未被受審，對于戰犯判刑過輕。就在對七名甲級戰犯行刑的第二天，麥克阿瑟就下令釋放在押的19名甲級戰犯，有的不僅恢複公職，而且重返政壇。曾任僞滿總務廳廳長的岸信介（今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外祖父）被釋放後，爬上高官，擔任首相，頑固堅持右翼立場，繼續與中國人民為敵。法庭對日本國家元首的戰争責任也做了回避，還掩蓋、包庇日本戰犯使用化學武器（毒氣），對俘虜、勞工使用生化武器等種種罪行。盡管東京審判存在着不少遺憾，但它仍具有重大的曆史意義。它奠定了二戰後的國際秩序，同時伸張了正義，懲辦了戰犯。鐵證如山的日本侵華罪行是永遠不能篡改和抹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