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誓詞
《中華民國大總統孫文宣言書》那是一個堪稱“天崩地解”的年代。維新人士梁啟超慨歎：“19世紀與20世紀交點之一刹那頃，實中國兩異性之大動力相搏相射，短兵緊接，而新陳嬗代之時也。”巨變的中國社會誕生了兩位偉人——孫中山與毛澤東，他們宛如深邃天幕中的璀璨星座，照亮了中國曆史進程。他們的思想和實踐是相通的，貫串了舊民主主義革命階段與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青年毛澤東曾經積極關切和投入孫中山領導的正規民主革命，孫中山則在捍衛共和的“艱難頓挫”中迎接了民主革命新階段；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他們彙合于國民革命的大潮，奮力戰鬥；毛澤東繼承和發展了孫中山的未竟之業，完成了民主主義革命，并開拓了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時期。
他們面對着嚴峻與複雜的形勢。以1840年鴉片戰争為發端，中國社會從封建末世入于近代時期。然而新階段的到來既非由于社會生産力的飛躍，亦非因為波瀾壯闊的革命運動，竟然是被英國發動的侵華戰争所拉動。這種強烈的外铄作用，深切影響了近代中國社會的基本性質和發展過程。中國固有的封建主義依然嚴重存在于社會各個領域，因為帝國主義在促進中國殖民地化的同時竭力保存中世紀的腐朽事物，甚至與之相結納，互為靠山和牆腳。這種極端反動的聯盟，嚴重束縛了近代中國社會的發展。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開國大典上，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近代中國社會的基本性質和矛盾決定了中國革命必須分兩步走：第一步隻能是民主革命，第二步才是社會主義革命；前者是後者的必要準備，後者是前者的必然趨勢。作為第一步的民主革命又分為新舊兩個階段。舊民主主義革命持續了80年，建立了不朽的業績；但是，包括辛亥革命那樣正規的、全國範圍的鬥争都以悲劇告終。事實證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資産階級不可能在帝國主義時代引導革命走向勝利；隻有新民主主義革命才能完成曆史使命，因為它是由無産階級領導的新式民主革命。作為第二步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則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深化和拓展，它将把新生的人民共和國導向光輝的彼岸——富強的、民主的、文明的、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從備受壓榨的、貧困落後的舊中國上升為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中國，必須繼舊民主主義革命之後，在理論指導上攀登兩個台階，即實現兩次馬克思列甯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曆史性飛躍”。找到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是實現了第一次飛躍。形成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則是第二次飛躍。中國共産黨和毛澤東領導各族人民繼承和發展了孫中山的未竟之業，用28年完成了第一次飛躍，然後，不停頓地為實現第二次飛躍而繼續奮鬥。曆史證明，“馬克思列甯主義的普遍真理一經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面貌為之一新”。隻有社會主義（包括作為它的必要準備的新民主主義）才能拯救和發展中國，乃是實踐所檢驗的颠撲不破的真理。其他的救亡圖存和振興中華的理論和方案，總是難以實現和不可避免悲劇性的命運。
孫中山的“一個加半個弧形”
從19世紀90年代開始政治生涯起，孫中山以近40年艱苦卓絕的革命活動在廣闊的時空舞台上演出了多幕悲壯史劇。他的戰鬥曆程延伸過兩個世紀，貫串于近代中國民主革命的新舊階段。他的足迹遍布亞洲、歐洲和美洲。他力圖使自己的祖國掙脫殖民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枷鎖，從中世紀入于近代化。他始終站在曆史潮流的前面，給時代留下了自己的鮮明印記。
孫中山的思想和實踐是多方面、多層次而又内涵豐富的。他幾次環行世界，能操數種語言；他求索于古今中外的思想寶藏以熔鑄救國拯民的真理，并在難得的間歇中思考宇宙、人生和價值取向的真谛；他始終與時俱進，從不在奔騰的“世界潮流”中故步自封；他感受過勝利的歡欣，目睹共和制誕生于封建君主制的廢墟上；他經曆了更多的頓挫，疊遭通緝和綁架；他一度有過“槁木死灰”的心境，卻又能夠“愈挫愈奮”……當然，他的形象并非完美無缺，因為他不是光環籠罩的神祇，隻是承擔了曆史使命的“大寫的人”。
在近代中國的曆史舞台上，孫中山扮演了民族英雄、革命先驅的重要角色。嚴峻的現實是：無論波瀾壯闊的農民戰争，還是資産階級維新運動，都不能拯救和發展中國。孫中山積極響應時代的召喚，勇敢地超越了前行者：制定具有比較完全意義的民主革命綱領、建立革命政黨、開展反清武裝鬥争，從而使近代中國民主革命運動由準備階段臻于正規階段。當革命的新時期——新民主主義革命到來後，他積極地迎接時代大潮，将自己的思想和實踐經由檢驗和揚棄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确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孫中山一生攀登不停，奮進不已，聲望、威信或年齡的增長，都未曾導緻思想的僵化和盲目。他從滿懷愛國情懷和社會變革熱忱的青少年，成長為民族民主革命領袖；又從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積極推動了國民革命。在不同的曆史階段，一直是時代潮流的引導者。
孫中山建樹了不朽的豐功偉績：高舉民主革命的旗幟，領導了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國的辛亥革命，又為捍衛共和持續鬥争，曆盡艱辛；實行了第一次國共合作，促成了“大革命”的澎湃浪潮。他的全部政治生涯形象地呈現為一個加半個的“弧形”：第一個“弧形”是他在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活動的寫照，從興中會到同盟會構成升弧，辛亥革命為其頂點，二次革命、中華革命黨反袁鬥争和護法運動則顯示為降弧；第二個“半弧形”反映了他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業績，其頂點為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弭平廣州商團叛亂和北上。他的不幸逝世，中斷了“弧形”的繼續上揚。
為了變革和建設祖國，孫中山奉獻了自己的一切。在追求“新世界”誕生的戰鬥曆程中，他的精神狀态一直保持在“悲劇的高度”——為崇高的理想而獻身，雖然壯志未酬。在這種意義上，他不愧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兒子。同時，他的思想和實踐體現了人類進步的必然趨向，“世界大同”乃是他的終極奮鬥目标，因之獲得了不同社會制度和發展層次的國家、民族和地區的人們的認同。所以，他也理所當然地屬于世界。
毛澤東和兩次“曆史性飛躍”
毛澤東踏上社會政治舞台時，正值舊民主主義革命的高潮和退潮期，他深切感受和敏銳思考着現實。毛澤東在辛亥革命大潮中曾經一度參加了新軍，卻目睹革命黨人、新任都督焦達峰被舊勢力殺害後陳屍長沙街頭。稍後，随着形勢的嚴重逆轉，出現了帝國主義支持下的軍閥割據與混戰。其間，還穿插了袁世凱帝制自為和廢帝複辟的兩幕醜劇。民國社會的慘淡狀态，使得一些人由希望堕入失望。先進人士則執着地追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并未停息自己的步伐。毛澤東曾經生動、精确描述了這段艱苦的思想曆程：1924年5月5日，中國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在莫利愛路29号孫中山寓所舉行慶祝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三周年紀念會。圖為部分成員合影（三排左二為毛澤東）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很奇怪，為什麼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多次奮鬥，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環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懷疑産生了，增長了，發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震動了全世界。俄國人舉行了十月革命，創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人和全人類對俄國人都另眼相看了。這時，也隻是在這時，中國人從思想到生活，才出現了一個嶄新的時期。中國人找到了馬克思列甯主義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中國的面目就起了變化了。
五四運動和中國共産黨的誕生标志着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發端。從此，中國革命面貌煥然一新。在近30年的峥嵘歲月中，新民主主義革命經曆了四個時期——三次國内革命戰争和一次民族解放戰争。革命進程跌宕起伏，曲折頓挫，既有大革命的澎湃高潮、土地革命的深入農村、抗日戰争的燎原烈焰和解放戰争的輝煌勝利，也有“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五次“圍剿”、皖南事變和全面内戰。既有正确的路線、方針、政策所導緻的勝利，也有“左”、右傾機會主義造成的深重危害。中國革命的舵手——中國共産黨正是在鬥争實踐中逐步成熟，從幼年時代進入成年階段。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方能引導運動走向勝利。在這個革命事業成敗攸關的問題上，科學地認識和把握國情即社會性質，具有重要意義，因為國情是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的出發和歸宿。毛澤東指出：“中國缺少的東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兩件東西：一件是獨立，一件是民主。”同時，又多了“兩件東西”：“一件是帝國主義的壓迫，一件是封建主義的壓迫。”對于社會性質的這種正确判定，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隻有這樣“才能認清中國革命的對象、中國革命的任務、中國革命的動力、中國革命的性質、中國革命的前途和轉變”。
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的基本内涵，毛澤東作了這樣的綜述：“革命的對象一個是帝國主義，一個是封建主義”；“革命的動力，有無産階級，有農民階級，還有其他階級中一切願意反帝反封建的人，他們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但是這許多人中間，什麼人是根本的力量，是革命的骨幹呢？就是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農民”；“目的就是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建立一個人民民主的共和國。……中國将來一定要發展到社會主義去，這樣一個定律誰都不能推翻”。毛澤東把新民主主義道路概括為一個著名的公式：無産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大衆的、反帝反封建的新式的民主主義革命。
毛澤東對中國近代民族資産階級作了科學的、全面的分析，認為它乃是帶有“兩重性的階級”：一方面，民族資産階級受到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封建主義的束縛，所以他們同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有矛盾，成為革命力量之一，曾經表現過一定的反帝國主義和反官僚軍閥政府的積極性；另一方面，由于他們在經濟上政治上的軟弱性（這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主要特點之一），由于他們同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并未完全斷絕經濟上的聯系，所以他們又沒有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氣。無可争辯的事實是：民族資産階級曾經領導過舊民主主義革命（例如辛亥革命），但是，不能也不可能把革命引向徹底勝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他們不再能夠充當革命的領導者，因為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規定了他們的軟弱性，他們缺乏遠見，缺乏足夠的勇氣，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衆”。毛澤東關于中國民主革命動力的論述，具有極其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解決了革命動力問題，也就找到了克敵制勝的物質力量。
認識毛澤東倡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時，必須十分重視他關于革命必須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毛澤東認為，中國民主革命隻能以武裝鬥争為主要形式，因為近代中國“不是一個獨立的民主的國家……因此，無議會可以利用，無組織工人舉行罷工的合法權利”。加以反動統治階級掌握着大量的反革命武裝，對革命運動采取血腥鎮壓手段，迫使無産階級和革命群衆不得不以革命的武裝去反對反革命的武裝。共産黨人的任務“基本地不是經過長期合法鬥争以進入起義和戰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後取農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國内外反動勢力盤踞着中心城市，在敵我力量懸殊的情況下，與反動派争奪城市是不可能的。農村中反動勢力的統治比較薄弱，加以幅員廣闊，許多地區的農民經受過革命的洗禮，并有相當的組織基礎。此外，更為重要的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是農民，革命的武裝不可能缺少廣大的農民。因此，共産黨人必須深入農村進行土地革命。以武裝鬥争為主要形式，以農村根據地為依托，以土地革命為基本内容，以農村包圍城市，最終奪取城市——這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制勝途徑。
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既是立足于中國的實際，科學地解決了中國民主革命的諸課題，又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發展，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特别是在農民問題、資産階級問題、中國革命的形式與道路問題、革命的轉變問題和黨的建設問題上，更是作出了創造性的貢獻。正是由于找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人民共和國才能夠在1949年建立，揭開了中國曆史的新篇章，實現了孫中山的遺願和未竟之業，并對世界産生了重大的積極影響。
毛澤東是革命轉變論的積極倡導者。還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全國勝利的前夕，他主持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就已提出“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國家轉變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構想。随着國民經濟的恢複和發展、土地改革的完成和國民經濟建設的展開，中共中央于1952年根據毛澤東的倡議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内，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總路線的基本内涵是：在積極發展社會生産力的同時，改造生産資料私有制，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确立社會主義制度。總路線的制定和提出，反映了毛澤東對中國國情的把握和對革命轉變課題的堅持。在短短的幾年中，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既實現了深刻的社會變革，又推動了國民經濟的發展。正如《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所指出：“從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56年，我們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有步驟地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總路線的貫徹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創造了許多寶貴的經驗（社會主義改造與社會主義建設并舉、對民族資産階級的贖買政策以及“三大改造”中一系列從低級到高級的過渡形式，等等）。盡管過程中也存在着不足與缺點，但終究是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重大探索，應當給以實事求是的評價。
生産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在1956年基本完成，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業已實現，我國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空前宏偉的社會系統工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任務擺在黨和人民面前。黨必須解決由階級鬥争轉向集中力量發展生産力，即由革命轉向建設的課題，以适應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後的新形勢。同時，國際共産主義運動中發生了波蘭、匈牙利事件，東歐暴露出來的矛盾，迫使黨認真考慮從本國國情出發建設社會主義。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踐表明，對蘇聯經濟建設的理論和實踐不能照搬——因為它的一些經驗是不成功的，而彼時彼地的成功經驗也決非完全适合于中國。總之，黨必須在新形勢下吸取國内外建設社會主義的正反面經驗，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密切結合起來，找到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這是曆史的使命，也是時代的要求。中國面臨着“第二次曆史性飛躍”，它比“第一次曆史性飛躍”具有更為廣泛和深刻的内容。
黨的“八大”召開前後，毛澤東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進行了有益的探究。還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前夜，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已經對經濟建設等問題作了較為系統的調查研究。1956年4月，毛澤東作了題為《論十大關系》的報告，提出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根本方針，論述了處理好重工業、輕工業、農業等十大關系的準則和措施，以蘇聯的經驗教訓為借鑒，并總結了建國以來我國的實踐經驗。9月，毛澤東主持了中國共産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在這次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大會上，毛澤東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會議的各項文件和毛澤東的講話，确認了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國内階級關系和主要矛盾發生了重大變化，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産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群衆的需要之間的矛盾。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要從革命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産力，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其次，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和綜合平衡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要求把計劃放置在既積極又穩妥可靠的基礎上，保證國民經濟的均衡發展。對于現行的經濟管理體制，确定國家和集體經營是工商業經營的主體，又以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作為補充；計劃生産是工農業生産的主體，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許可範圍内自由生産是補充。再次，提出了必須大力發展科學文化教育衛生事業，堅持促進科學和藝術繁榮的“百花齊放，百家争鳴”的方針。最後，要求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從五個方面強化民主政治建設；還指出了黨必須根據自身地位的變化而加強自身建設。“八大”在探索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作出了重大貢獻，隻是由于黨對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思想理論準備不足，以緻不久發生反複，未能将這一科學的理念與論斷貫徹和發展下去。
“八大”以後的一段短暫時間裡，毛澤東繼續探索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他在1956年底提出可以允許若幹私營經濟存在：“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同時，黨的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改進工、商業和财政管理體制的若幹規定，嘗試突破襲用蘇聯的高度集中的經濟模式。毛澤東《關于正确處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則是吸取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的經驗教訓，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科學地解決當前形勢下的重大理論與實際問題。毛澤東确認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着矛盾——貫串所有社會形态的基本矛盾，即生産關系同生産力之間的矛盾和上層建築同經濟基礎的矛盾依舊存在，但其性質與舊社會根本不同，必須承認、認識和解決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由此推動社會的發展。他還指出，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着兩類社會矛盾，即敵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後者處于突出的地位。兩類矛盾的性質不同，解決的方法也不同，所以，必須正确區分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處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針，總的公式是“團結—批評—團結”，即運用民主的、讨論的、批評的、說服教育的方法，而不能采取專政的手段。毛澤東還申明革命時期大規模的、疾風暴雨式的群衆鬥争基本結束，但階級鬥争并未完全消弭，在意識形态領域中的鬥争，仍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稍後，毛澤東又提出“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
從1957年到“文化大革命”前，毛澤東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中繼續探索。這個過程有着曲折頓挫。毛澤東從對尖銳的現實反思中作出許多正确的論斷，比如肯定繼續發展商品生産和堅持按勞分配，認為這是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兩個“重大的原則問題”，強調遵守價值規律和等價交換原則，指出價值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隻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的幾千萬幹部和幾萬萬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否則一切都不可能”。在1962年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重申了實行民主集中制和在黨内外發揚民主等問題，這些論述不僅大有裨益于調整工作，也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積累了豐富經驗。但是，也有一些錯誤的論斷，比如認定“無産階級和資産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而在經濟建設指導思想方面，也出現了急于求成的“左”的錯誤傾向。這種理論、方針和政策，給實踐帶來了嚴重消極後果，于是有嚴重擴大化的反右派鬥争、大躍進和農村人民公社運動、反右傾運動。“左”傾錯誤沒有及時得到克服，反而有所發展，以緻導緻“文化大革命”的發生。
毛澤東完成了近代中國民主革命的“第一次曆史性飛躍”，他在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并且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進行了認真的探索，取得了豐富的經驗，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訓。無論是成就還是失誤，都對後繼者有重要的啟示。正是由于科學地總結了這些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才有可能比較快速和順暢地開拓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不應苛求于已故的偉大曆史人物，因為毛澤東和所有傑出人物一樣都為客觀環境所局限。他在近代中國曆史進程中起了無與倫比的先導作用，而其影響也遠超出了中國。但是，他無疑受到曆史和社會條件的制約。他的思想和實踐的局限性不應過多地從個人方面去尋找，更為重要的是——還是用毛澤東評論孫中山時所指出的：“要從曆史條件加以說明，使人理解。”
令人欣慰的是毛澤東的事業後繼有人。他的戰友、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和20世紀中國的第三位偉大人物——鄧小平承擔起他的未竟之業，實現了偉大的曆史轉折，找到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開創了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新局面。如果說黨在28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曆程中取得了輝煌的勝利，根本原因在于毛澤東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實現了“第一次曆史性飛躍”，即找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那麼30餘年來取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巨大成就，根本原因也在于鄧小平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實現了“第二次曆史性飛躍”，即找到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捍衛和推進孫中山革命事業
孫中山與毛澤東共同戰鬥的時間不長，主要是1924年初風雲際會的短促階段。其時孫中山第三次開府廣州，決心“另為徹底之革命運動”，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确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實行國共合作，把廣東建成為國民革命策源地，準備北伐統一戰争。
毛澤東于1923年6月代表湖南地區共産黨組織到廣州出席了中國共産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他提前到達廣州，參與相關的籌備工作。這次大會的主要議題是讨論國共合作事宜，特别是關于國共合作的組織形式——黨内合作。對于共産黨員全體加入國民黨的問題，存在着不同的意見，毛澤東在大會上堅持了同國民黨結成民族民主革命統一戰線的主張，批評了張國焘等不願與國民黨合作的“左”的錯誤意見，并指出工人加入統一戰線的必要性，要求在工人中間發展國民黨黨員。同時，他不同意陳獨秀和共産國際代表馬林的“一切工作歸國民黨”的右傾意見，确認共産黨必須保持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大會通過了《關于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決定共産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但是，仍然保持和擴大共産黨的組織。毛澤東在會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并被中共三屆一次執委會推舉為中央局五名成員之一，任中央局秘書，協助委員長陳獨秀處理中央日常工作。
毛澤東會後并未在廣州逗留，他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和時任國民黨本部總務部副部長的共産黨員林伯渠的委托，以國民黨籌備員名義于9月回到長沙，籌建湖南省國民黨組織。10月上旬，國民黨長沙支部成立。這年年底，毛澤東根據中共中央通知經上海再赴廣州，出席1924年1月由孫中山主持召開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他被大會主席指定為《中國國民黨章程草案》審查委員，還在會上作了多次發言，給孫中山留下了深刻印象，後經孫中山提名被大會選舉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執行委員。孫中山與毛澤東首次——也應是最後一次會面，就是在具有曆史意義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稍後，毛澤東即赴上海。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決定他擔任中央組織部長，他在從事中共中央有關事務的同時，還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執行委員身份兼任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委員，“協調共産黨和國民黨的行動”。他緻力于鞏固和發展革命統一戰線的任務，團結國民黨左派，同國民黨右派進行了堅決的鬥争，對葉楚伧的分裂行為給予尖銳的揭露。由于工作十分繁重，毛澤東積勞成疾。中共中央同意他暫時回故鄉休養。但他并未停止工作，從1925年初開始在韶山推動農民運動，組織秘密的農民協會和反帝雪恥會，旋為地主豪紳所不容，他們勾結湖南省長趙恒惕派兵拿辦。毛澤東隻得離湘赴粵。
1925年9月，毛澤東到達廣州。随即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部長，并參加了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再次當選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執委，繼續代理中宣部長。他主編《政治周報》，并在《革命》半月刊發表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然而，孫中山已經在半年前逝世于北京。就在人們還處在萬分沉痛中時，陰影卻在革命運動蓬勃開展中襲來。1926年5月，國民黨右翼分子在中央二屆二中全會上提出了限制共産黨和篡奪國民黨黨權的“整理黨務案”。由于陳獨秀、張國焘采取退讓方針，緻使提案通過。主張“堅決頂住”的毛澤東不得不離開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但他還是接受了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的聘請，就任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年底，毛澤東擔任了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并離穗赴武漢參加了中共中央召開的特别會議，倡導土地革命。他又于翌年初赴湖南實地考察迅猛發展的農民運動，寫出了回答黨内外對農民運動曲解和責難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提出了解決農民問題的重大理論和政策，并在武昌創辦了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在4月召開的中國共産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提出開展土地革命、發展農民武裝和建立農村民主自治政權的議案，但未為陳獨秀、彭述之操縱下的大會給予充分關注。馬日事變使得湖南處于白色恐怖中，毛澤東在獲得中共中央批準後返湘任臨時省委書記，積極恢複共産黨、工會、農協組織，開始轉入地下活動。他于7月初赴武漢參加中共中央擴大會議，強調保持武力，主張“上山”，因為“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
然而，逆轉的局勢難以挽回。繼蔣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武漢汪精衛集團在7月15日相呼應。甯漢合流，轟轟烈烈的大革命為孫中山革命事業的叛徒們的倒行逆施所斷送。第一次國共合作遭到破壞，國民黨反動派瘋狂地屠殺先前的戰友。毛澤東在事變前後的應對方針和實踐，無疑是正确的必要應對，也是對孫中山革命事業的捍衛和推進，更是對革命新時期到來前的準備。
這是嚴重的頓挫，但第二次國内革命戰争階段開始了。共産黨人揩幹身上的血迹，拿起武器，領導民衆，總結經驗與教訓，深入廣大的農村，踏上新的征程！經過了22年的艱苦卓絕的戰鬥，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起中華人民共和國，終于實現了孫中山的遺願。
永遠的旗幟
在論及孫中山與毛澤東的關系時，應當關注後者在前者逝世後繼續奮戰達半個世紀。在長期的、複雜的和曲折的革命實踐中，毛澤東成為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思想則被接受為革命與建設事業的指導思想。業已逝世90餘年的孫中山，始終是振興中華、統一祖國的一面旗幟。他的愛國思想、革命毅力和與時俱進的精神遺産仍然是實現偉大民族複興所必需。毛澤東未能與孫中山長期攜手合作，他能夠做到的是對逝者予以恰如其分的分析和評論：充分肯定孫中山的重大曆史地位和作用，把他的光輝一生視為不停頓的發展過程，傳承他的先進思想，對其時代的局限性結合曆史條件加以說明。毛澤東出色地完成了這樁重大任務，既無愧于先驅者，也使後繼者深刻地、正确地了解和繼承發揚孫中山的思想和業績，投身于當前的戰鬥。
“人物是曆史的鍊條”，因為曆史是由人們所創造的，傑出人物往往是社會思潮和運動的代表，對曆史進程具有不可忽視的意義和作用。當前，習近平總書記要求我們在擔當偉大曆史使命的征程中提高“曆史思維能力”。“曆史思維能力”就是以史為鑒、知古鑒今，善于運用曆史眼光認識發展規律，把握前進方向，指導現實工作的能力，“曆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中國革命曆史是最好的營養劑”。“提高曆史思維能力，就要加強對中國曆史、黨史國史、社會主義發展史和世界曆史的學習”，在對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現實工作，更好地走向未來。在紀念孫中山誕辰150周年之際，重溫中國20世紀兩位偉人的不朽業績，當會對我國各族人民共鑄中國夢的偉業大有裨益。
作者張磊系中國孫中山研究會顧問，廣東省社科院原院長，廣東省社科聯原主席，中國曆史學會原副會長；張蘋系廣州市社科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