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元濟
2017年2月11日，商務印書館迎來了120歲的生日。120年前，我們從上海走來，成為中國現代出版事業的開啟者，成為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早期推動者。
這都源自夏瑞芳和張元濟們懷揣着教育救國的理想和抱負，抱持“昌明教育開啟民智”的使命，以世界的眼光，以現代學術和現代文化的方法，從教育和人的現代化入手，把中華民族拉入人類現代文明的主航道。
這一時期的我們不僅出版以漢字書寫的中國文化圖書，如《馬氏文通》、《新字典》和《辭源》等，還在中國率先出版外文圖書，如《華英初階》等；我們不僅翻譯出版如《天演論》之類的外國先進思想學術名著，還翻譯出版影響社會風化的現代小說如《茶花女遺事》等。
我們不僅出書，還辦報刊，創刊的諸多雜志等與後來創刊出版的100餘種雜志成為商務出版史上的重要篇章；我們不僅做出版，還做文化，做實業，商務發明的第一台中文打字機榮獲萬國博覽會大獎。這些開創性的事業，為中國培養和造就了後來成為中華民族文化脊梁的一代代文化新人。
90—100年前，我們經曆了黃金時代，被譽為中國文化大本營或文化高地。文人志士，會聚于此；科技賢才，紛至沓來。我們的經營規模和業績不僅在亞洲首屈一指，而且跻身世界前三；我們建成了亞洲第一圖書館——東方圖書館，創建了中國第一家電影制片廠。出版李大钊《史學要論》、胡适《中國哲學史大綱》、趙元任譯《愛麗絲漫遊奇境記》、魯迅《阿Q正傳》英譯本和亞當·斯密《國富論》等流傳後世的佳作。
我們還邀請印度詩人泰戈爾、英國哲學家羅素和美國哲學家、教育家杜威等到中國講學，成就了一個個中外學術與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話。所有這一切奠定了商務在中國近現代文化史上難以匹敵的突出地位。
80餘年前，我們成為國難的受害者，同時也成為“為國難而犧牲，為文化而奮鬥”的勇者。我們在遭受了第一次浩劫，即日本法西斯的第一次摧毀後，并沒有屈服，災難更激發了我們的文化報國之志。就是在這一時期，我們繼續對自己提出了日出一書的要求；就是在這一時期，1936年，我們在全國的市場占有率仍然保持52%的壟斷地位。“一·二八”事變後，時任商務印書館《東方雜志》主編的胡愈之編發了大量宣傳抗日的文章；1933年初，《東方雜志》刊發“新年的夢想”特輯，發表了100多位名人撰寫的關于中國和個人生活夢的文章，夢想一個自由、平等、幸福的新中國。東方圖書館
商務印書館70餘年前，我們成為了颠沛流離的文化堅守者。1937年，随着抗日戰争的全面展開和上海淪陷，我們再遭日本法西斯重創，總管理處先遷長沙後移重慶，其間主要出版工作曾轉至香港辦事處。大災之下，必圖大志。商務立即發出啟事，重申學術報國之志，在戰争災難困難重重的條件下仍然砥砺前行，不僅應戰時之需出版了“抗戰小叢書”、“戰時常識叢書”、“戰時經濟叢書”和《戰時手冊》等圖書，還出版了張元濟的《中華民族的人格》、陳寅恪的《隋唐制度淵源略稿》、錢穆的《國史大綱》、金嶽霖的《論道》、王力的《中國文法學初探》、《辭源》正續編合訂本、《馬可波羅行紀》、但丁的《神曲·地獄》、羅曼·羅蘭的《約翰·克裡斯朵夫》，還在香港出版了《萬有文庫》簡編一二集等。商務人用自己的文化堅守向世人證明，國破不僅山河在，與山河同在的，還有文化，還有精神。
60餘年前，我們來到了北京，成為新中國新文化的重要建設者。我們把東方圖書館的藏書全部捐獻給了百廢待興的新中國。出版了《縮印百衲本二十四史》、《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而亞裡士多德《政治學》、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孟德斯鸠的《羅馬盛衰原因論》、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凱恩斯的《就業、利息與貨币通論》等外國學術名著則成規模出版。堪稱重中之重的是承載深厚大國文化、擔當新中國國民教育和推廣普通話與現代漢語規範化重任的《新華字典》新一版的出版和印出《現代漢語詞典》試用本送審稿。
50餘年前，我們成為了不幸年代的萬幸者，成為那個特殊年代文化沙漠中少有的一片綠洲。以“東方紅出版社”名義出版俄文版和英漢對照本《毛主席語錄》。全體幹部到湖北鹹甯參加“文化部五七幹校”。1971年，受重修承載大國文化的《新華字典》的使命召喚，我們返回北京遷入了王府井大街36号，出版了《新華字典》（1971年修訂版）；與全國14家出版社聯合翻譯出版國别史；與全國17家出版社聯合出版國别地理等。
40餘年前，我們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春風，成為改革開放的見證者和踐行者，結集出版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不僅成為改革開放的最重要成果，還成為一個時代的标志。正式出版《現代漢語詞典》，出版《辭源》第二版等。創建第一個中外合資的商務印書館國際有限公司。
約10年前，我們站在了信息時代、文化時代和轉企改制市場化時代的門檻前，我們必須回答新時代給我們提出的新課題。為此，我們實施了以紙電同步為标志的全媒體出版戰略，開始了以内容創新為驅動的産品結構調整，開始了跨地區、跨行業、跨媒體、跨所有制和跨國的“五跨”經營，實施編印發一體化管理、版權一體化經營、财務一體化管理，實施科學化、精細化、标準化的經營管理戰略，強化了文化就是生産力、向文化要效益的企業文化新理念。
繼承“昌明教育開啟民智”的使命，明确了“服務教育引領學術擔當文化激動潮流”的企業宗旨，明确了“品質、責任、創新、合作”的核心價值觀，以及“在商言商，文化當先；創意無疆，品牌至上”的核心經營理念。
今天，我們站在了一個新的曆史時間節點上，開始新的旅程。必須牢記，我們所走的每一步都留有先輩的足迹，我們所到之處都有先輩相伴的身影。同時，我們的腳步必須充滿新的精神、時代的精神，屬于這個時代商務人特有的創造精神。我們的事業是一代人接一代人的事業，是始終與國家和民族命運緊密連接在一起的事業。我們必須擔負起屬于商務人的責任，屬于我們這代人的責任，做好我們這代人的傳承與創造，讓我們的努力和成果不僅凝聚成民族文化的片刻記憶，還能成為後來人可以接續的事業。唯此，我們才能上不負古人，下無愧來者。
讓我們向夏瑞芳和張元濟等先輩們，向所有支持、陪伴和關注我們走過120年曆程的人們緻敬。
(作者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