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戰狼2》票房近57億元，同比增幅達67%，2018年春節檔電影票房再破紀錄，而整個2月票房最終突破100億元，單月超北美電影票房成為全球第一，其中博納影業投資拍攝的《紅海行動》票房口碑雙豐收，總票房破35億元列曆史票房第二位。
回望過去，從2015年中國電影票房的爆發增長，2016年突然進入低迷，再到2017下半年開始的複蘇，奇迹的醞釀可謂一波三折。
相比于狗年春節，雞年的賀歲檔電影無論是在票房還是口碑上，都相差甚遠。今年春節，《紅海行動》、《唐人街探案2》、《捉妖記2》三部電影的豆瓣評分分别為8.5、7.1和5.2；而去年春節檔票房前三位電影《西遊伏妖篇》、《功夫瑜伽》、《大鬧天竺》的評分分别為5.5、5.1和3.8。由此可以看出，電影觀衆日趨成熟，人們越來越重視口碑效應，優秀的内容是催生今年春節檔票房奇迹的核心因素。
不可否認，資本、觀衆與影視公司都是造就奇迹的重要參與者。
博納影業集團有限公司（簡稱博納影業）董事長于冬在接受《英才》記者采訪時認為，中國電影市場從沸騰到低谷、再回歸繁榮，與資本、觀衆都密切相關，而更重要的，則是中國電影人的執着——“好萊塢的幾大電影公司都是華爾街的金融家在背後掌控，中國電影公司靠着一批有理想、有情懷且奮鬥在一線的電影人的努力，奮起直追，迎來中國電影黃金10年發展期。”
“10年後呢？”
“十年之後中國就超過好萊塢了嘛。”于冬說。
從《湄公河行動》到《紅海行動》
8.5的高分，32.6億的票房，無論對于《紅海行動》的觀衆，還是電影的投資方、發行方，乃至中國電影市場，都是好消息，有影評人甚至将《紅海》看作中國軍事題材電影的裡程碑作品。
于冬介紹說，《紅海行動》的導演林超賢堪稱“軍迷”，癡迷于各種軍械和武器，甚至不遜色于一名軍事顧問。為了拍攝這部電影，他還經常在香港參加軍事課程，拍攝《紅海》林導算是發揮到了極緻。
實際上，《紅海行動》本應在2017年上映，由于制作太過龐大，推後到了2018年的春節檔，開局票房、排片雖不優，正如“局座”張召忠在微博上預測那樣，《紅海》憑借着良好的口碑，在春節假期的後半段票房一路攀升，最終票房破30億，上映至今以來，《紅海》票房破35億，成為中國曆史票房第二高的電影。
對于博納影業來說，這部電影延續了其近年來一貫的主旋律與現實題材。在采訪中，于冬始終在說，這樣的電影才是拍給中國觀衆的電影——貼近中國人的生活、能夠直指人心的電影。他舉了一個例子，為什麼《星球大戰8》的票房卻輸給了一部小成本的愛情喜劇《前任3》，“脫離現實、虛幻的，這些内容觀衆已經審美疲勞了。”
更不必說去年《芳華》票房大熱。導演馮小剛曾說，自己的電影拍出來至少有2000萬人看。如果再能吸引新的觀衆，票房一定是成功的。根據貓眼電影的統計，2017上半年，超過79%的觀影者為“85後”，以年輕人為主，而這與北美電影市場有着非常大的差距。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中國互聯網用戶的年輕人占比與觀影人群的有着較高的重合度：截至2017年6月，10-39歲網民占比數量達72.1%（CNNIC），這在某種程度上意味着，中國的電影觀衆，更易于受到互聯網文化的影響，甚至通過用戶線上的行為偏好以及相關數據，定向為粉絲拍電影。
而這，也從側面反映出前兩年資本的狂熱與冷卻。
于冬曾在2014年的上海國際電影節上，做出“電影公司未來都要給BAT打工”的判斷，引來業内熱議，“那一年也成為互聯網進入電影産業的元年，從IP孵化、大數據，到流量粉絲推送乃至後端電商售票平台的搭建，他們稱之為閉環生态圈。”于冬一時間，IP的價格被一路炒高，而中國互聯網企業進軍電影，已成為業内的常識性布局。
2015年，在資本、流量與平台的極速擴充當中，中國電影在那一年的票房同比暴增62%，什麼概念？“行業内外一篇歡欣鼓舞，資本談并購重組的、發基金發債的，都在大規模地開動生産，一片繁榮景象。”
與那一年的“雙創”熱潮裹挾在一起，電影人變成了“産品經理”，想着在接下來的一年票房“趕英超美”，“一股浮躁之風”。
有一個場景，于冬始終記得。2015年6月的長春電影節上，主題為“中國電影新力量”。于冬和電影導演曹寶平坐在台下，曹導看着台上一位位電影導演、演員輪番上台推介自己的電影，猶如創業項目的路演一般，轉頭向于冬“吐槽”道：“于老闆，你看這一場推介會像不像賣天橋大力丸的？賣狗皮膏藥的？”
于冬心裡很不是滋味兒，“感覺我們是不是被邊緣化了，像曹導這樣幾年才拍一部戲的導演是不是以後就沒飯吃了？”他說，“特别是看到凱歌導演在台上和一批流量明星站在一起，喊口号式地推介，對他來講是多麼的不甘？但是沒辦法。”
而2016年，這種浮躁得到了延續，市場也很快予以彙集。從豆瓣平台上看到那一年的國産電影，隻有1部超過7分的電影，就是博納影業投資拍攝的《湄公河行動》。
這一年，中國電影票房的增速從62%突然下滑到了3.7%，倘若不是接近年底臨時增加幾部進口片的拍檔，票房甚至可能出現負增長，而電影行業的長袖善舞者仿佛聽到了音樂在慢慢停止。
而資本也猶如“電影結束後散場一樣”，迅速離開了這個行業，“在喧嚣過後尋找下一個風口去了。”而憑借《湄公河行動》的成功，于冬再次堅定了對主旋律、現實主義題材電影的方向。
“一部《湄公河行動》達到了将近12億元的票房，同檔期有《爵迹》這樣的流量+明星式的IP電影，《湄公河行動》在國慶檔期憑借7個月的拍攝加一年多的後期制作，發揮了工匠精神，最終逆襲。”于冬說，“一掃過去熒幕上的浮躁、陰柔之風。”
而《湄公河行動》的導演，也正是《紅海行動》的導演林超賢，一以貫之的風格和對電影質量的要求和對于院線電影的堅持，“技術我們可以借鑒，但是情感共鳴是我們需要在國内的熒幕上講好中國股故事、塑造好中國人物的形象。”
全産業鍊模式
2017年，中國電影正是通過内容實現了票房的回暖，同比2016年增長13.5%達到559億元。統計2015、2016、2017三個年度國産電影票房前30電影的口碑可以發現，2015年票房TOP30電影豆瓣評分為5.95，2016年更差為5.46，2017年為6.05。
電影行業回歸理性，内容質量與票房呈正相關趨勢，流量明星+IP的模式正在失靈。
如果看美國電影産業的發展，資本、技術與内容三者缺一不可。如今，奧斯卡頒獎典禮已經舉辦了90屆，美國電影産業也已經從“散兵遊勇”走向了巨頭壟斷。
根據好萊塢研究所發布的報告數據顯示，好萊塢“六大電影公司”（迪士尼、華納、環球、福克斯、索尼、派拉蒙）2017年票房占總票房比率高達80.4%，其中，迪士尼占比高達21.4%為“六大”之首，倘若再加上其剛收購的福克斯12%的比率，占比超過30%。然而，從2017年影片的數量來看，“六大”發行為79部、非“六大”為46部，影片的頭部效應可見一斑。
而這一趨勢在國内也正在加速：2017年中國排名前十的影片票房達202億元，占總票房比率36%，而2016年，這一數字為31%。在資本的催動下，近兩年，随着電影熒幕數量的增長以及院線向4、5線城市的快速下沉，使得國内觀影人群規模、觀影次數均得到提升。
相比于北美市場，中國電影公司有着更為明顯的優勢：中國并沒有美國“派拉蒙法案”這種禁止電影公司運營影院條款的限制，可以通過布局制作、發行、院線乃至最終電商銷售端打造電影産業的“全産業鍊”。
與派拉蒙法案之前美國電影産業“五大三小”格局頗為相似，人們用“5大+5小”來概括中國電影公司的格局，其中，“五大”分别指萬達、華誼、博納、光線和樂視，而這5家公司市場份額逐年攀升，2017年五大之和份額幾乎達到了90%（不含《戰狼2》）。
按照目前電影産業鍊的盈利模式，上遊為制片公司，負責内容制作、資金等方面；中遊為發行公司，負責推廣和拷貝；下遊為院線+影院，院線負責排片和影片的管理，而影院負責衍生品銷售、電影放映。
因而，一部電影的票房，由上中下遊的各家公司分配，通常來講，影院和院線合計分賬淨票房（扣除電影專項資金、增值稅以及數字代理費還剩總票房的90%左右）的57%、剩餘43%歸制片方和發行方，發行方通過收取制片方10%作為服務費。
從上述分賬比例來看，院線拿的比例要高于制片和發行，相比于北美電影幾大電影公司在衍生品上獲得的不菲收益，中國單純的電影制作公司并沒有掌控産業鍊盈利的能力。甚至可以說，優質内容+強勢渠道，将是中國電影産業未來必然要比拼的兩大核心競争力。
以院線為例，國内“五大”電影公司中，萬達、博納和華誼均在積極布局線下影院。但院線的重資産模式必然對資本有着更為充分的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其他四家公司，無論是票房還是發行的市場份額，博納近5年幾乎均保持在“前三”之内，無論電影市場是“大年”還是“小年”，博納的業績十分穩定。
于冬告訴《英才》記者，這一核心原因在于博納是發行出身，這意味着能夠通過相對缜密的排片來保證當期票房收入，“比如《紅海行動》本來是要放在國慶檔，但由于制作規模太大、制作周期長而延後，我們可以立即把《追龍》調整過來。”
這與美國電影公司的模式十分類似，通過發行及早确定周期，也可以和其他公司期間影片錯開，分别保證票房，“你永遠看不到《變形金剛》與《蜘蛛俠》放在一年。”于冬判斷，國内的電影公司也正朝着這一方向發展。
關鍵變量
相比于過去幾十年好萊塢發展規律，中美電影産業都在面臨着一個新“變量”——互聯網。奈飛（Netflix）市值的暴增與營業收入的連年增長、亞馬遜剛進軍電影産業就祭出奧斯卡獲獎影片，對于傳統的巨頭來說意味着什麼？
反觀國内，阿裡巴巴、騰訊強大依托龐大的用戶群體和數據挖掘能力，是否能産生下一個奈飛？于冬認為，互聯網公司在經曆了過去兩到三年的調整，已經開始逐步成熟，“還依然對電影産業充滿了敬畏”。同時，通過投資入股的方式，也為國内的電影公司帶來了互聯網的基因。
“互聯網可以颠覆售票系統、颠覆宣傳和營銷模式，但唯一颠覆不了的就是内容産業。”于冬告訴《英才》記者，“當經曆了大IP+粉絲模式的失敗教訓後，發現真正有價值的還是好的内容。”
于冬認為，互聯網公司對内容的投資應該并不隻是“包養式”的，而是助力的方式。比如，以往影片發行預告片，在影院電影上映前的推廣，10億票房的電影僅能覆蓋到300萬-400萬觀衆，轉化率非常低；而通過互聯網，10億票房的電影在24小時内點擊能達到200多億人次，“這是過去不可想象的到達率”，而且更精準。
更為重要的是，互聯網的高效，使優質影片的頭部效應更加明顯，也加速淘汰劣質影片，比如豆瓣曆史低分的《純潔心靈：逐夢演藝圈》——排片率僅有0.2%，最終以6萬元票房成績草草收場。
院線的下沉、市場回歸優質内容以及互聯網推廣、傳播的高效，使中國電影市場擁有了前所未有的客觀條件。于冬判斷，未來十年将是中國電影的黃金十年，十年之後甚至可能超越好萊塢。
“有一批熱愛電影，有情懷的電影人還奮鬥在一線，驅使着中國電影企業盡快壯大，拍出深入中國觀衆人心的電影。”于冬說，這也是中國電影能夠超越好萊塢的核心因素。
相比之下，好萊塢的幾大電影公司都在被華爾街的金融家和資本“包養”，“生活好了、也沒有創作的源動力”，不敢犯錯的他們隻能靠拍超級英雄電影的續集來過日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