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SuzyHansenjuly編譯蕭東兮
法蒂赫區位于伊斯坦布爾老城，得名于早年的穆斯林征服者。Karagumruk社區建在古老的拜占庭式圍牆裡，開在那裡的“金剪刀”理發店店面狹窄，淺綠色的工作台面泛着亮光。6月末，我在齋月期間的夜晚到了那裡，所有的椅子都被占滿了。
今年的齋月，穆斯林整整17個小時不能吃東西，不能喝水，不能抽煙。于是，到了當日齋戒快結束時，太陽落山，周遭湧起一陣瘋狂。街上，女人們提着鼓鼓囊囊的購物袋；細胳膊細腿的男孩身上散發着過剩的荷爾蒙，不停地往牆上扔球，有時也直接扔向人們的腦袋。“金剪刀”裡，40多歲的穆拉特（Murat）在給男人們理發或是修剪胡子。穆拉特神采奕奕，留着筆直的長胡須，穿深色褲子，戴着土耳其氈帽。他談論着昨晚發生的事，在伊斯坦布爾機場的那場爆炸。
“我們很難過。”穆拉特說，“除此以外就沒什麼了。恐怖分子襲擊的是國際航站樓，不是針對我們。”
（一）
理發店的一扇窗戶上裝飾着《古蘭經》開篇的英譯文字—“以真主之名，至仁至慈的主”（“InthenameofGod,themostMerciful,themostCompassionate”）—窗外是社區主幹道，ProfessorNaciSensoy街。它與Karagumruk社區的其他街道一樣狹窄擁擠，蒼白黯淡的公寓樓、搖搖晃晃的房子和臨街屋相互緊挨着。街道兩邊擠滿賣蔬菜和水果的小攤販，草莓、黃瓜和香蕉堆得老高。男人們聚在一起，坐在凳子上。每個人似乎都要經過這條主幹道，彙聚起的眼神裡透着一股怪異的防備。不過，Karagumruk社區也因它的民族主義、黑幫、吸毒者和零星爆發的夜間槍戰而出名。
Karagumruk社區所在的法蒂赫是伊斯坦布爾最大的行政區，也是“正義與發展黨”（AKparty,AdaletveKalkinmaPartisi）的要塞。這裡的人們忠于他們的領袖、土耳其總統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剛發生不久的軍事政變中，宗教事務部給各個阿訇傳達了文件，特地要他們召集祈禱者，幾乎所有的法蒂赫住戶都湧上距離Karagumruk社區僅幾個街區遠的瓦當大道。穆拉特放下剛出生的兒子加入人群，各個年齡的男人都在那裡，包括小男孩。
當一架直升機靠近“正義與發展黨”總部大樓時—距Karagumruk社區約有10分鐘路程的地方，示威者從各個方向湧來，阻止它降落。直升機駛離時，朝人群開了槍，造成至少一人死亡，數人受傷。
在“正義與發展黨”主政的市政局，法蒂赫的居民遵循着埃爾多安倡導的伊斯蘭式生活方式。法蒂赫清真寺經常舉行伊斯蘭主義的遊行抗議。這裡的土耳其人幾乎無條件地站到埃爾多安身邊，盡管他正陷于内憂外患之中—不僅是軍事政變，還有他與俄羅斯之間的分歧，與美國的焦灼關系，與庫爾德人的殘酷沖突，對取道土耳其投身叙利亞内戰的聖戰分子的寬容，以及在叙利亞難民問題上與歐盟的讨價還價。土耳其在中東扮演的這個新角色，令它疏遠了政府中的反對派，也包括一部分土耳其軍隊。
過去5年，埃爾多安默許了超過100萬叙利亞人進入土耳其，其中多數是阿拉伯人。新移民對土耳其人而言是陌生的，但兩者還是能在曆史中尋找到一絲共同記憶：100年前，土耳其人在奧斯曼帝國統領着阿拉伯人，當帝國分崩離析，土耳其國父阿塔圖克（Ataturk）試圖将新國家引向阿拉伯國家的反面—西化。阿塔圖克以阿拉伯人低土耳其人一等的言論著稱；而阿拉伯人或許對土耳其長久以來的專橫還存有一絲留戀。如今，他們已經幾乎無法交流：土耳其人不說阿拉伯語，叙利亞人不說土耳其語。他們住在一起，卻無法彼此融入。2012年以來，ProfessorNaciSensoy街上一間接一間地開起了叙利亞商店，幾乎占到總數的三分之一。在理發店，我問他們發生在機場的爆炸有沒有像在西方國家一樣，激起當地人對難民的憤怒。一位正在給客人剪頭發的叙利亞理發師對這個話題格外謹慎，整間理發店都陷入沉默。于是，穆拉特提高聲音說：“叙利亞人跟你沒有關系，是吧！他們被迫離開自己的國家—怎麼可能是恐怖分子呢？一個人兩個人犯的事，不是整個國家的問題，是吧。這種無知的說法必須住嘴。”
我花了更多時間遊蕩在Karagumruk社區，想了解普通的土耳其人怎麼看待難民危機—這裡的難民數量遠甚于歐洲。叙利亞人想在這兒住下去嗎？看起來土耳其人已經為此做好了準備：軍事政變爆發前不久，埃爾多安表示正在考慮為一些難民提供土耳其身份。某種程度上，叙利亞人符合埃爾多安對土耳其遠景的構想，而他的人民對此又不怎麼排斥。我感受到，不斷湧入的難民正令Karagumruk社區的土耳其人重新思考該如何看待自己的國家，自己的曆史，甚至他們自己。
6月，叙利亞居民在ProfessorNaciSensoy街上艾爾諾糖果店門前分享晚餐
穆拉特（中）和他的雇員塞爾哈特在位于ProfessorNaciSensoy街上的“金剪子”理發店（二）
我第一次來Karagumruk社區是2015年10月，目的地是一間比兒童遊戲房大不了多少的白色小屋，它坐落在一排栅欄後，擁有一片少見的綠色草地。這是Karagumruk社區負責人的辦公室。負責人的工作類似村官，政治中立，公務繁忙：簽發出生證，解決鄰裡間的各種糾紛，出身可疑的男孩要娶女孩時，女孩的母親也會來問他的意見。
我拜訪的是伊斯瑪伊·阿爾提圖帕克，他長着一張寬大的肉臉，有着拳擊運動員一般的身材。夏天時，阿爾提圖帕克養了4隻母雞和1隻公雞，它們趾高氣昂地在院子裡踱着步，咯咯地叫，有時還走進辦公室來。阿爾提圖帕克今年68歲，擔任負責人一職已經30年。用他的話說，他的家族自1700年以來就定居在伊斯坦布爾。對君士坦丁堡，他總是很容易陷入冗長的回憶，以及有些沉重的懷舊情緒之中。
對這位負責人而言，舊式的Karagumruk社區是個充滿田園風情的地方：奧斯曼的木頭房子，碧綠草坪的院子和養着金魚的池塘，每次禱告時清真寺裡傳出的召喚聲如此美妙（而不是像如今這樣播着嘶啞的錄音），土耳其人與鄰裡和睦相處，尤其是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負責人自稱是鞑靼人的後裔，是穆斯林。不過他認為，基督徒和穆斯林曾有過一段十分甜蜜的時光，因為他們都是真正的城裡人，真正的伊斯坦布爾人。
“這是個希臘社區。”阿爾提圖帕克說，“人們說基督徒是穆斯林的敵人？你開什麼玩笑？總是有好人也有壞人。我可是從奧斯曼時代來的。在那時候，希臘人給街區裡的土耳其人取外号，叫阿列科（Aleko）—希臘名字，沒有人會介意。現在呢，如果你說，‘嗨，佩特羅（Petro）！’沒準兒有人會射死你。”
上世紀50年代，暴亂、襲擊與偏見幾乎吓跑了所有留在這裡的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同時，數以百萬計的土耳其人從東部地區湧入伊斯坦布爾。也有外來的移民：保加利亞人、波斯尼亞人、馬其頓人。照那時“想象的共同體”的看法，所有的初來乍到者都可以被看作“土耳其人”。不過，對新來的阿拉伯人就不是這麼回事了—原先的奧斯曼臣民，如今又回到古老的帝國尋求新的庇護。
住在Karagumruk社區的叙利亞人告訴我，這裡令他們想起大馬士革。他們大都住在法蒂赫的蘇魯庫勒地區，那裡曾是世界上最早的羅馬人定居點之一。2000年前後，由于沖突，蘇魯庫勒進行改建，建起了政府資助的住宅。這些看起來非常洋氣的房子并沒有吸引土耳其人租住。
房子有不少問題：窗戶打不開，管道總是阻塞，陽台建得怪異而且不怎麼安全。叙利亞人來的時候，房東不懷好意地提高了租金，但一些人還是在單人間裡塞進盡可能多的床鋪，把蘇魯庫勒當成落腳地。
2012年，叙利亞内戰爆發一年後，一個年輕的叙利亞人在ProfessorNaciSensoy街開了一間咖啡店。他在一隻盒子裡賣叙利亞人喜歡的泛着光澤的黑色咖啡豆，在另一隻盒子裡賣土耳其人喜歡的棕色幹咖啡豆。每個月，他都會給小混混付一小筆錢，好繼續待下去。接着，街上陸續開起了贊恩理發店，叙利亞人開的艾爾諾糖果店，土耳其人開的埃爾津詹肉店。老家很重要—土耳其人總是先問“你從哪兒來的”—不過很少會聽到土耳其以外的地方。短短3年，ProfessorNaciSenoy長長的街道上，幾乎每間商店都挂起阿拉伯名字的招牌。有一間咖啡店取名Al-Helebi，來自叙利亞城市阿勒頗（Aleppo）。
“很多人都做起了生意。”一天，負責人在他的辦公室裡告訴我。土耳其人既對叙利亞人展現出來的自信感到歎服—他們從不抱怨自己的國家，又對他們感到憤怒。“他們從不互相幫忙！相反，他們總是找土耳其人幫忙……去外面看看，至少有5個孩子在讨錢。”
阿爾提圖帕克的這番話似乎提醒了一個正在等他辦事的女人。“他們很髒。”女人說，“祈禱前，他們還在廚房裡洗洗涮涮。我住在一家叙利亞人旁邊，他們在同一個地方做飯和吃飯，他們甚至在祈禱文旁邊洗腳。”
土耳其人很看重清潔。廚餘不可以放進洗碗機；女人們冒着生命危險探出身體，擦着5層樓公寓的窗戶。土耳其人很容易用髒不髒來評價人。土耳其人認為，當他們随着阿塔圖克一起逐步西化，已經把中東國家的其他人遠遠抛在身後。
那個女人還在談着洗腳的事，一個穿戴整潔、土耳其語說得十分流利的男孩走了進來。他最近才有了跟人高聲講話的勇氣。
“Salaam-alaikum（“你好”的意思，是阿拉伯人最常用的問候語—譯者注），别那麼緊張。”男孩說，“哥們兒，你知道……我讀不懂這個……”他遞上了一張紙。
負責人抓住他：“你是叙利亞人嗎？”
“伊拉克人。”
負責人打量他一番，才接過紙，在上面塗塗畫畫，給出詳細又耐心的指示。
“謝謝了，哥們兒，我會這麼做的。”男孩說。他的土耳其語說得十分地道，我花了好幾年時間才掌握到那種程度。
負責人望着男孩離開的背影，就好像那個彬彬有禮，講着土耳其語，也講着salaam-alaikum的阿拉伯男孩從不曾存在過。
“他們甚至從不說‘salaam-alaikum’！”阿爾提圖帕克說，“如果你找我幫忙，為什麼不說聲‘你好’呢？”
這種抱怨如果繼續—比如叙利亞人導緻房租上漲，叙利亞人導緻工資減少，叙利亞人不繳稅，叙利亞人搶走了我們的工作—好像根本看不到什麼融合的空間。不過至少在伊斯坦布爾的這個小地方，叙利亞人不可避免地“參與”了當地人的“閑話”—誰都逃不過被說閑話，不過常常是新來的人被八卦得最多。
沿着阿爾提圖帕克辦公室所在的街往下走，一位店家開玩笑：“如果叙利亞人不停地湧到這裡，很快我們就要搬到他們那兒去住了。”接着，他正了正神色：“我之前雇過幾個叙利亞人，他們太懶了。他們為什麼不好好工作呢？你到一個新國家，要養家糊口，要有點鬥志才行。不過，他們不是。他們總是不停看表，問什麼時候可以下班。”
一位不太能講出身份的顧客詢問是否能加入談話。“也不是所有人都這樣，”他說，“他們在打一場硬仗。穆斯林為什麼要為難穆斯林？他們總是受騙。他們想在這工作，但從來拿不到公平的薪水。”
那位店家琢磨起來。“為什麼他們不把家人送來這裡，自己留在叙利亞打仗？”他問。
一種在Karagumruk社區很平常的說法是，很多土耳其人相信，正是因為他們投入了戰鬥，在一戰後才能從西方人手裡解放了自己的國家。所以叙利亞人也應該留在那裡，為自己的國家而戰。
“雖然你這麼說，但我們國家的仗打了快30年。”那位顧客說，“你們跟庫爾德人打過仗嗎？”
一片沉默。顧客離開後，店家和他的夥計嘀嘀咕咕。有人說，“我猜他可能是叙利亞人？”
“肯定是。”另外一個人說。
（三）
土耳其人對阿拉伯人的偏見深植于曆史，尤其是一戰的痛苦經曆。正是土耳其人，當時的奧斯曼人統治了阿拉伯人數百年。接着打起了仗，帝國分崩離析，相繼成立了獨立國家—土耳其在1951年簽署聯合國《關于難民地位的公約》時，堅持必須有“地域限制”，土耳其隻會對從歐洲來的難民提供庇護—這點實在很奇怪。不過，對那些有土耳其血統和文化傳承但不算土耳其人的，也有過例外。這種難民政策符合土耳其20世紀的大外交策略：以防禦為主，将自己剔除出中東國家，并且不歡迎移民。土耳其在保存自己領土的“純潔性”上，付出了極大的努力。
埃爾多安改變了一切。他對老派的世俗化民族主義抱持批判态度，更願意以地區龍頭老大的姿态向伊斯蘭身份和中東融合靠攏。出于民族主義情緒，土耳其一直拒絕與庫爾德人和平共處；不願開啟對亞美尼亞大屠殺的反思；一旦涉及奧斯曼時期的事，比如阿拉伯人，就不斷鞏固大土耳其主義（HighTurkish）。整個20世紀，土耳其從來不是東方與西方之間的“橋梁”，反而是阻擋雙方的一堵牆。然而，2009年前後，取消簽證限制與一系列優惠政策吸引了大量阿拉伯商人和遊客。進入21世紀，土耳其前所未有地敞開了限制。2011年，埃爾多安宣布，土耳其将對叙利亞難民—“我們的兄弟”，開放邊境。
2011年年底，約有2.4萬名叙利亞難民住在土耳其。僅僅5年後，這個數字蹿升至300萬人，其中也包括非叙利亞難民。270萬名叙利亞人在土耳其無處不在。僅有30萬生活在難民營，其他人在全國各地安家，找工作，結婚生子。在土耳其的小型邊境城市基利斯，叙利亞人的數量已經超過土耳其人；在大一些的邊境城市，如加濟安泰普和烏爾法，叙利亞人的數量與土耳其人相當。在那些地方，叙利亞人既有存在感，又不堪一擊：IS可以在叙利亞記者的家裡襲擊對方。叙利亞人甚至住到安納托利亞的小鎮，那裡長期處于民族沖突之中。
埃爾多安被看作崇尚放任的人道主義者。難民營幾乎得不到援助，叙利亞人的身份是“臨時庇護”。很多叙利亞人，尤其是孩子，最後隻能落腳在伊斯坦布爾數以千計的地下紡織作坊裡，縫紐扣，糊鞋子，一天工作12小時，有時還領不到薪水。理論上他們跟土耳其人一樣，可以免費上學，免費看病，但實際上卻很難。學校和醫院的負責人根本不懂阿拉伯語，而且已經不堪重負，對難民他們總是抱有歧視。大量叙利亞人選擇了歐洲。土耳其成了資本主義的前線。隻有兩種人留在土耳其，要麼實在太窮沒錢離開，要麼足夠富裕易于落腳。
伊斯坦布爾的群衆注視着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7月1日，在阿塔蒂爾克國際機場發生自殺式炸彈襲擊後，埃爾多安發表公開演講在伊斯坦布爾，叙利亞人想了各種方法，開設了約50間叙利亞學校。它們有的開在租來的辦公樓裡，有的開在公立學校—土耳其孩子放學後，那裡就成了叙利亞孩子的課堂。走在法蒂赫的街區，我經過一間臨街房，一位叙利亞婦女正教三個孩子念書。她把這個閑置的地方變成學校，就好像突然冒出來的藝術畫廊。我聽過很多土耳其人的捐助故事：面包、舊衣服、錢，它們都來自非營利機構，多少改善了難民的生活。
人們能做的恐怕也隻有這些了。每個禮拜，報紙上都充斥着聳動的标題：“博斯普魯斯海峽尋獲4歲叙利亞男孩屍體”“13個叙利亞人在埃斯基謝希爾省死于一氧化碳中毒”“叙利亞牧民被擊中大腿”“叙利亞婦女死于貝特曼”。
還有關于嫖娼，土耳其男人娶叙利亞女人當第二個老婆，孩子被凍死的報道。今年，難民營的一名清潔工被指強奸了30個孩子。2014年夏天，加濟安泰普發生的兩件事震驚了當地。一件是，一位叙利亞司機—他的車子挂着印有“S”的牌照—在路上襲擊了一家土耳其人；另一件是，一個憤怒的叙利亞人一刀捅死了要把他趕走的房東。憤怒的土耳其年輕人發起暴動，攻擊帶有“S”字樣的汽車，朝叙利亞商店的窗戶猛投石子。
7月初，在伊斯坦布爾機場的一次自殺式襲擊事件後，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前往清真寺發表講話（四）
埃爾多安與其他正為難民危機焦頭爛額的領導人不同，他總是有辦法讓人民聽他的話。隻要埃爾多安出現在電視上或者電台裡，再三重申某件事，檢察官就會采取行動，拍政府的馬屁。這也是為什麼在這個國家于一個世紀中第5次政變的晚上，土耳其人采取了史無前例的行動：隻要埃爾多安發出指示，他們就湧上街頭，抵抗坦克和士兵。當埃爾多安談論叙利亞人，反問“難道我們要在炮火中抛棄這些人嗎”時，他的人民毫不遲疑地回答：“不，當然不。”
也有宗教認同的因素。與埃爾多安的人民相同，大部分叙利亞人是遜尼派穆斯林。叙利亞人在土耳其是“外人”，但對很多歐洲人或是美國人來說，所有的穆斯林全是“外人”。與西方領袖不同，埃爾多安可以把叙利亞難民危機當成人道主義問題而不是安全問題來處理。
更值得引起關注的是，直到去年，埃爾多安都不願稱這是安全問題：難民從南方湧來；決心與叙利亞政府抗争的聖戰分子總是取道伊斯坦布爾的主要機場；邊境全線開放。過去數年間，我不斷詢問埃爾多安的擁趸，他們是否會擔心聖戰分子途經土耳其進入叙利亞。他們害怕IS嗎？他們總是聳聳肩說，埃爾多安知道該怎麼辦。這個世界上，沒有人比埃爾多安更有手腕。他們這樣說，也願意相信這點。
去年11月的選舉，埃爾多安所在的政黨輕易取得了第4次連任。政變發生後，有人暗示他的權力或被削弱，然而那晚被憤怒點燃的街道卻講述了一個截然相反的故事。人民對他的擁護來自他的人格魅力，不過最開始，他也是通過競争才得以鞏固自身地位的。近來，我與一名40多歲的男性交談，他本人不是埃爾多安的支持者，但他跟我回憶起上世紀80年代的伊斯坦布爾，那時每周人們隻能用上幾次自來水。“你知道是誰改變了這一切嗎？”他邊說邊歎了一口氣，“正是埃爾多安在1994年當上市長之後。”
對埃爾多安的支持者而言，他是權勢的象征，并且在大型工程、伊斯蘭身份認同、國家的繁榮與榮譽中樹立着自己的威嚴。解決了土耳其最大城市用水問題的市長，無疑也會對整個國家的橋梁、機場建設産生興趣。埃爾多安是個擴張主義者，他的種種施政措施不免令人想起野心勃勃的帝國勢力，總是渴望更廣闊的土地、更豐沛的資源，以及對自身成就更直接的證明：最後往往走向戰争。
“我們是個穆斯林國家。”Karagumruk社區的一名屠夫告訴我，“我們追求精神上的不斷進取。政府和飽受不公平攻擊的穆斯林站在一起，它捍衛了我們的信仰。它和全體穆斯林，和土耳其人站在一起。”
整整一個世紀，土耳其人都在争論身為土耳其人意味着什麼。熱烈的讨論分化出世俗派與宗教派，導緻土耳其人與庫爾德人之間的沖突。新的阿拉伯-土耳其公民會維持阿拉伯人身份，還是會成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是否是埃爾多安“想象的共同體”圖景中的一員？
庫爾德人和其他西方人會一直觀望，任憑埃爾多安将300萬名脆弱的難民作為道德“要挾”，使自己的政策合理化—包括壓迫庫爾德人，囚禁異見分子，用總統個人取代議會體系嗎？至少從一戰以來，和平總是伴随暴力，對一個民族的拯救總是意味着對另一個民族的迫害。中東國家的人民依舊是西方人眼中的“交易品”：成為追求帝國繁榮與秩序幻想的籌碼，盡管“帝國”的說法早就過時了。
然而，這種幻想依舊有美好的一面。在Karagumruk社區每個禮拜的趕集日，小販們支起木頭桌子，上面堆着誘人的橘子，翻開鮮紅魚鰓的海鲈，來自不同城市的泛着光澤的橄榄。跟着母親一起來購物的叙利亞女孩裹着白色的頭巾；賣草莓的小夥子是庫爾德人，賣辣椒的是土耳其人，賣白幹酪的是從土耳其很東邊的地方來的。人群熙熙攘攘，伊斯坦布爾的日光柔和地撫摸着他們的面龐。附近，在那間狹窄的白色屋子裡，負責人一邊對人們作出指示，一邊懷想着他的君士坦丁堡。
土耳其安全衛隊在自殺式襲擊發生後保衛機場（本文翻譯自《紐約時報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