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日的清晨，我站在意大利佛羅倫薩的領主廣場（PiazzadellaSignoria），等待遊客到來。周圍一片甯靜，一名駕駛着贊博尼磨冰機的清潔工開車繞着圈，石頭鋪成的道路上留下一圈又一圈水迹，一個小販正從白色貨車後廂裡打開裹着紀念品的油布。來自日本、中國、德國、西班牙的旅行團很快占領了廣場，人頭攢動。人們在雕塑前自拍，幾輛電動平衡車從面前經過，有人放聲高唱着歌劇。
我注意到來自美國亞利桑那州的一個旅行團（他們的衣領上别着徽章）靠近了米開朗基羅的大衛像。聳立在基座上的雕塑正對着的就是市政廳。一名遊客指着它，用充滿玩笑的語氣喊道：“這就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雕塑，他們竟然把它擺在這裡。這也沒什麼大不了—就是淋淋鳥屎的槍林彈雨嘛。”
他的意思很明白：意大利是個不斷衰落的國家，沒有保護本國文化遺産的能力。說句實話，這個遊客不是第一個這麼說的。路吉·巴茲尼（LuigiBarzini）曾在《意大利人》中寫道，意大利為遊客提供的最基本享樂之一，就是“比本地人高出許多的道德優越感”。我有時也會生出類似的感覺。意大利官僚的惰性，無論是他們想賣給你一張郵票，還是修整街道，都讓你很難對它視而不見。事實上，那個男人指着的雕像的确在戶外飽經日曬風吹，大理石上落滿了灰塵。
不過至少有相當關鍵的一點，這名遊客弄錯了。
他指着的，并非大衛像的真迹，而是同比例的大理石複制品。真正出自米開朗基羅之手的那一尊，的确在此豎立過，但出于保護，在143年前就被移走了。真迹目前正保存在城市另一端的博物館裡，萬無一失。
或者說，至少我們是如此以為的。我們總是想當然地以為藝術品能夠免遭俗世污垢的沾染。我們絕不是随手把《蒙娜麗莎》這麼一挂，而是将它放置在一座守衛森嚴的堡壘中：高牆、安檢站、激光、警衛、防彈玻璃。學者、教科書、海報構建了一種共同的迷思，它是永垂不朽的。然而，萬無一失不過是一種假象，一種永恒的虛構：我們經曆王朝的傾覆，火藥落下城池，走向極端的教徒毀滅古老的寺院。毀壞無處不在，原因各有不同，總會有那麼一天，即使是無限的敬畏也無法阻止這種毀壞。
（一）
關于這一點，佛羅倫薩人比世界上大部分人都要明白得多。他們與衰敗之間，伴生着一種割舍不斷的親密。這座城市是歐洲文藝複興的中心—文藝巨匠如喬托（Giotto）、菲利波·布魯内列斯基（Brunelleschi）、多納泰羅（Donatello）、貝紐維多·切利尼（Cellini）和達芬奇（LeonardodaVinci）的故鄉—那個時代遺留下來的，或多或少都經曆過災禍。1497年，狂熱的教徒吉洛拉谟·薩伏那羅拉（GirolamoSavonarole）下令挨家挨戶收集城裡一切與宗教無關的藝術品、書籍、樂器、衣物，在市中心的廣場堆了50英尺高，然後付之一炬。這把“虛榮之火”在當時收效甚佳，以緻第二年舊事重演。1895年，佛羅倫薩遭遇強烈地震，由于後怕，人們徹夜露宿在大街上。20世紀迎來了納粹和黑手黨的汽車炸彈。2016年11月，意大利将迎來1966年史上最大洪水的50周年紀念，這場大水幾乎吞沒了整個市中心，數十人喪生，諸多大師傑作毀于一旦。
直到今天，毀壞絲毫沒有消退的迹象。它最新瞄準的，是整個文藝複興的象征、人類軀體的完美呈現，這個城市或者放到任何城市都是最輝煌奪目的藝術品—米開朗基羅的大衛像。
問題出在大衛的腳踝上，那裡出現了裂縫。意大利人早在19世紀就發現了這個弱點，現代科學家采用各種方法描繪了裂縫的存在，但至今都沒有人真正知道那隻腳踝究竟有多脆弱。
轉機出現在2014年。幾位意大利地質學家共同發表了名為《通過小規模離心實驗對米開朗基羅大衛像倒塌機制的模拟》的論文。論文記錄了一項旨在用全新方式測試大衛像腳踝耐受度的實驗：他們複制了幾座縮小比例的大衛像，将它們置于離心機上，以不同角度旋轉，模拟來自真實世界的各個方向上不同程度的壓力。研究人員得出的結果相當殘酷：隻要大衛像稍稍傾斜15度，他的腳踝即會折斷。
核心問題是雕像設計時一個微小的瑕疵，基座上的核心承重點與整個雕像的核心承重點沒有對齊。換句話說，即使基座處于水平，大衛的身體還是存在細微的失衡。論文使用的字眼是“重力負荷的偏心距”，這給大衛像最細弱的部分造成了額外的壓力。隻要雕塑保持完全豎立，這種重力負荷的偏心距不會有什麼大問題，但能夠容忍錯誤的空間極其有限。隻要基座傾斜一點點，腳踝所承受的壓力就會直線增加。
這種局面已經保持很久了，在它被移動到這個戒備森嚴的博物館之前，大衛就一直保持着極其細微的傾斜。沒有人知道為什麼。他就這麼站立着，度過了300多年，就在那個亞利桑那州遊客對着髒兮兮的複制品發出一陣嘲笑的位置。流行的說法是，傾斜始于1511年的一場雷暴，佛羅倫薩人将之視為一場血腥政變的前兆。然而，更可能的原因是地面下沉，就是很平常的、導緻著名的比薩斜塔傾斜，或是令威尼斯不斷沒入海平面之下的日積月累的土地沉降。
幾百年來，大衛像都保持着微小傾斜的姿勢。這聽起來沒什麼，但如果算上過去每個世紀、每一年、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這尊重達6噸的軀體都承重着細微的角度偏差，就不是無足輕重的事了。石頭内部，細小的裂縫緩慢地發生着改變，右腳的狀況比左腳糟糕得多。雕像哪怕再多傾斜一點，壓力就會不斷朝右腳聚攏，直到那一刻到來—右腿膝蓋以下完全折斷。
什麼情況會讓大衛發生傾斜呢？最大的擔心是震顫，各式各樣的震顫：交通的隆隆聲，附近軌道上駛過的高速列車，不斷傳來的遊客的腳步聲—最糟糕的是地震。佛羅倫薩位于數條活躍的地質斷層上，城市中不時會傳來震感。2014年12月，約250次小地震襲擊了佛羅倫薩的郊區，絕大多數都是十分輕微的，然而佛羅倫薩還是受到波及。
佛羅倫薩的學院美術館裡，參觀者對着大衛像拍照
我完全無法擺脫這樣的想象。一場地震襲擊了佛羅倫薩市中心，地表之下，暗流湧動：教堂的鐘聲突兀地響起，瓦片從屋頂滑落；烏菲齊美術館的牆上，價值連城的畫作搖搖欲墜。此時，學院美術館（AccademiaGallery）裡，大衛像的基座傾斜了。剛開始，隻是不易察覺的弧度，令大衛的目光偏移了幾分，可足夠讓它移開他永恒注視着的對手—歌利亞（Goliath），轉而滑向他已經站立134年的大地。
地面持續震動，大衛的傾斜越發明顯。5度、6度、7度……重力不再單單作用在大衛的頭部，而是移向背部，使他的身體漸漸前傾，10度、11度、12度……
終于，他的腳踝達到所能承受的極限。細小的裂縫開始蘇醒—眼前的地震引發了另一場内部震顫—大衛的腿和腳踝因為身體的重量而折斷。他真正地倒下了。
最先撞向地面的，是他曲起的左肘，那隻舉着投石帶的胳膊，它觸發了“舊傷”，那是在16世紀的一次暴徒事故中留下的。接着，整具大理石摔向地面。至此，所有物理現象的發生都清晰而迅捷：作用力、阻力，方解石晶分崩離析。米開朗基羅的大衛像支離破碎。
（二）
我第一次親眼看到大衛像時，腦海中唯一出現的詞是“完美”。為什麼從沒有人告訴我它如此完美？那時我20歲，第一次遠行，對世事愚鈍無知。我現在明白，作為對這尊雕像的最初反應，“完美”這個詞算不上拙劣，也毫不精确，但是那一刻，它充滿我的腦際。就好像一場革命，迅疾、根深蒂固、充滿活力、無比真實。
站在大衛像前，我前所未有地感受到藝術迸發的能量。雕像無比巨大：高17英尺，是常人的3倍，接近一頭成年的長頸鹿。這是又一個從未有人向我提起的事實，在我的想象中，大衛就是普通人的身材。我腦中一些存在已久的東西開始崩塌，包括相對價值和這個世界所有物體比例的突然調适，也包括我自己。
在我面前，他保持着具有象征意義的姿勢：後腳平坦地踩在地面，前腳略微伸出，肩膀聳起，左臂提起，握着投石帶，右臂垂在身體一側，頭顱雄心勃勃地朝向熠熠閃光的未來。他是一座巨型大理石的神，盡管他并不是神；他是個男人，但顯然他又不單單是個男人。他是白色的巨石—然而石頭卻帶着一絲柔軟，好像肉體一般。這具栩栩如生的軀體上，每一處肌肉、血管都天衣無縫地接合在一起。我的目光不斷上下掃視，尋找哪怕一絲瑕疵，然而沒有。我的腦子飛速運轉，唯一出現的詞語、一再浮現的詞語隻有那兩個字—“完美”。
那時我隻有20歲，和女友正展開長達6周、但預算捉襟見肘的歐洲之旅。我們睡在路邊随處可見的便宜旅館，在公園裡用手抓着吃肉。然而為了這一刻，所有的一切都值了。在這一刻，我相信了完美的真實存在，就好像幾小時車程外的火車站，等一會兒我就會确定無疑地向那兒趕去一樣。
大衛的周圍迅速擠滿了人，有人出神地望着，有人低聲交談，可我完全沉浸在面前的雕像世界中。我和女友在博物館逗留了很久，直到人群散去，我們才依依不舍地離開，動身前往下一個博物館，下一座城市，回到家鄉。
（三）
一天下午，我來到了學院美術館的“禁區”。穿過迷宮般的樓梯和通道，在建築物最深處的一間面積不大的辦公室前，我停住腳步。這裡是博物館館長安吉洛·塔爾杜費裡（AngeloTartuferi）的辦公室—大衛的官方守護者。塔爾杜費裡穿一間茵寶Polo衫，看起來很放松，談話風趣且率直。
我們談到大衛腳踝上的裂縫。這無疑是塔爾杜費裡相當熟悉的話題。
我提起那篇地質學家發表的論文。他翻了翻眼睛，“那不過是一種賣點”。他指出，早在100年前，我們就知道裂縫的存在，而狀況并沒有持續惡化。大衛現在正完美地站立着，它是這個世界上受到最嚴密監控的藝術品之一。我們不僅握有裂縫的詳細繪圖，還知道大理石表面的每一處污迹的位置，甚至知道灰塵降落的軌迹。學院美術館的每位訪客都會注意到大衛身後那塊明顯的、粗糙的玻璃監控屏，上面囊括了一切關鍵訊息：溫度、傾斜的角度，可能的運動軌迹。在它的标簽上寫着：“智能屏幕。全新、迅捷、簡易、智能。”
塔爾杜費裡承認，他還是擔心地震，甚至有時會做噩夢。所有的高科技監控隻可以發出警示，對于保護卻無能為力。盡管裂縫沒有惡化的迹象，卻也沒有好轉。隻要它們存在，大衛就是脆弱的。
事實上，一個相對簡便的、能夠解決腳踝問題的方式早已存在。盡管我們無法修複裂縫，卻可以緩和它的壓力。有一種特殊的抗地震基座，能夠令大理石雕像對結構性幹擾作出相應的調整。這與舊金山大樓采用的技術類似。諸多處于地震帶上、不那麼著名的雕塑正在接受這種基座的保護。它并不十分複雜；考慮到大衛可能面臨的毀滅，它也不算昂貴：需花費約250萬歐元。據塔爾杜費裡透露，這隻占大衛每年給博物館帶來的巨額盈利的一小部分。
2014年，佛羅倫薩郊區發生地震後，全世界媒體的目光都投向岌岌可危的大衛像。意大利文化部長聲稱，大衛像會在一年之内安裝抗震基座。然而一年過去了，什麼也沒有。當我2015年9月拜訪博物館時—部長發布聲明的6個月後—多少期待着會在這裡看到圍着大衛基座作業的工人。然而，充斥着的隻有遊客。大衛正保持着一直以來的危險姿勢，在每一次震顫前防不勝防。
我問塔爾杜費裡，抗震基座到底怎麼了。根據他的說法，拖拉是政府的官僚作風。很久以前，他就跟有關公司讨論過加固工程。塔爾杜費裡告訴意大利媒體，工程正在進行。基座極有可能在任何時候到位。
都怪意大利政府，塔爾杜費裡說，他們拒絕了此項工程。意大利正着眼于重新打造國内的博物館系統，并計劃任命新的負責人（“超級經理”）入駐佛羅倫薩最知名（也就是最賺錢）的博物館。所以，塔爾杜費裡說了根本就不算。意大利政府不會允許他—這個即将被剔除出博物館的老頭，來執行如此重大的拯救大衛的工程。
問題是沒有人知道權力交替何時才會發生。即使後來完成了交接，也不知大衛何時才能裝上基座。塔爾杜費裡離職時告訴我，他準備把防震基座工程交給他的繼任者。他說，這是下一位負責人的當務之急。
塔爾杜費裡告訴我，大衛身後的那塊高科技監控屏已經關掉了。如果隻是監控的話，已經沒有太多意義了。他說，每個人都知道真正該做什麼，隻不過需要執行下去而已。
佛羅倫薩街頭售賣的彩色大衛雕塑複制品塔爾杜費裡不是第一個跟我說起類似故事的人。我結識了佛羅倫薩藝術界最有影響力的人物西蒙内塔·布蘭多利尼·達達伯爵。早在18年前，伯爵就成立了“佛羅倫薩之友”非營利組織，資助以及監督了多項瀕危藝術品的修複—從中央廣場上的塑像，到烏菲齊美術館裡波提且利（Botticelli）的油畫，再到15世紀地方教堂裡的風格主義（Mannerist）壁畫。這個組織填補了意大利的一項關鍵空白，在整個國家的文化遺産堕入無法逆轉的惡化時，補救了意大利政府的無能。2014年，“佛羅倫薩之友”籌集了50萬歐元，以資助和修複大衛像，他們還持續為大衛的日常維護出資。我聽說，在大衛頭發的縫隙間發現了“蜘蛛的一家”。每隔幾個月，他們就會給雕像罩上防塵網，進行真空吸塵作業。
“佛羅倫薩之友”相當樂意為大衛像的防震基座籌款。然而意大利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堅持，國家會對它負責。就好像他們相信，隻有他們才是拯救大衛的正規軍。布蘭多利尼是個務實的女人，每當提到這件事，她都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副挫敗的樣子。對于意大利官方這種壓倒一切的民族驕傲，她無能為力。
（四）
損害的發生可以有各種形式，不單單是突如其來的毀滅性的倒塌，也可能來自雨水、風或是冰雪的腐蝕。毀滅也可能來自不作為，來自忽視。同時，也存在一種毀滅，來自紀念品商店裡漫不經心的羞辱。大衛像的盛名将我推入另一種“重力負荷的偏心距”：切實存在的、舉世無雙的雕像和它無處不在的形象間的張力。大衛以各種形式被大量複制。我們實在太了解它了，我們對于我們了解它這件事又太确信無疑了，這令我們幾乎無法看到大衛的全部。佛羅倫薩的商店裡販賣大衛像複制品和其他紀念品我的身體裡有一部分—那個部分，我從未在博物館負責人、伯爵或是佛羅倫薩的任何人面前表現出來—渴望着大衛被毀滅的可能性。那是一種持久的、青春期式的、偶像破滅般的怪物，或多或少地存在于我的意識之中。
存在于我内心的怪物不是大衛像，而是大衛像腳踝上的裂縫。它們，如同緻命的缺陷，散發出一種迷人的氣息。我的怪物說，大衛的命運不是屹立，恰恰是倒塌。
我的腦海中，再一次浮現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影—那個在佛羅倫薩被遺棄的脾氣暴躁的靈魂。我的怪物很輕易就能化身成他筆下的角色。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力量，恰恰來自無論他筆下的角色如何不幸，作者本人看到的，絕不僅僅是不幸本身，而是救贖的、歡欣鼓舞的、全心全意的。人類總是如此令人着迷，常常陷于瘋狂，但又如此無私，充滿智慧與理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裡，我受到的根本性沖擊來自一種全新的、用比完美更完美的視角看待它的方式：一種能夠承托起整個宇宙的理解力。
漸漸地，我換了一種眼光來看待大衛，他不再是一個傳統的英雄，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角色。就像《白癡》（Idiot），他是不可能在這個世界上尋找到真實位置的理想化男性—總是充滿誤解，承受着庸衆的攻擊，被拖入各式的捉弄。天知道，那種瘋狂就如同我們正面臨的棘手狀況：無處不在的強迫症式的自拍，意大利官僚的惰性以及對大衛的狂熱。不過，就如同《白癡》裡講的：“想要達成完美，先決條件是對很多事保持無知。”
我在佛羅倫薩散步，身邊充斥着數以千萬計的大衛像複制品。某程度上，我竟喜歡起它們來。它們如此拙劣，卻透着一絲和諧—那種和諧，是完美性在米開朗基羅乖戾個性上的投射，是扭曲的曆史在無瑕雕像上的投射。大衛的不完美突然有血有肉起來，從它布滿細小裂縫的腳踝中生出，動搖了整個世界。佛羅倫薩領主廣場，遊客圍着複制的大衛像在家裡，我也保存着一些類似的小玩意兒：有綠色的搖頭玩偶、白色的小精靈……其中的一隻，是一串鑰匙鍊，它不久前被摔壞了，腦袋掉了下來。我拾起掉下的碎片，把它和其他玩偶收到一起。
（五）
一個月後，我又見到了安吉洛·塔爾杜費裡，他已經不再是學院美術館的負責人了。抗震基座的計劃依舊沒有實施。接替他的，是佛羅倫薩新近招募的“超級經理”之一、來自德國的中世紀研究學者塞西莉·霍伯格（CecilieHollberg）。6月，我在一間俯瞰阿爾諾河的豪華酒店拜訪了她。
我以為我會見到一個嚴厲又呆闆的女人，實際上，霍伯格相處起來很随意，透着一股謙虛，談話間有些俏皮的幽默。她似乎很樂意離開長久生活的德國小鎮，來到這裡照看全世界最著名的雕像。談到大衛時，她開玩笑說，那就像她的丈夫。我們喝着香槟酒，度過了相當愉快的時光。
我問霍伯格，你丈夫的腳踝怎麼樣了。在你的照看下，有沒有什麼新進展？那座抗震基座呢？那時距霍伯格就任已經6個月，距意大利文化部長最初承諾更換大衛像基座過去了一年半。
沒有任何進展。霍伯格看起來相當的平靜。總之，比起存在于假想中的地震，她要處理的前任遺留下來的爛攤子太多了。博物館的屋頂破了洞，雨水不斷滴落下來；非法攤販總是不斷煩擾排隊的遊客；她還需要在捉襟見肘的佛羅倫薩市中心尋找空間擴建博物館。
霍伯格說，就職後，人們從四面八方湧來，告訴她該怎麼拯救大衛像。每個人都說自己是專家，每個人好像都身懷絕技。但霍伯格說，她需要時間來考慮各個選項。她想要的是最佳解決方案，而不是最快的，或是最簡單的。她說，将來的某個時候，她或許會啟程去洛杉矶，見見蓋地藝術中心的專家，聽聽他們保護雕像的方式。
與此同時，霍伯格說，如果一場大地震直接襲擊了佛羅倫薩，那裡的每一間博物館都會遭到不同程度的毀壞，不僅僅是學院美術館。這一點又加重了我的憂心。不過現在，在可以預見的将來，我們隻能堅信大衛能夠憑借一己之力，保持站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