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暑假，北京大學基礎醫學院的大五學生朱肖琪沒有回到老家山西的窯洞，而是在北京忙活兩件事。
一是科研，一幢綠蔓爬滿紅牆的二層動物實驗室成了他的主戰場。白口罩、白大褂、白色橡膠手套，他全副武裝地投入到為大鼠做手術的實驗中，接連幾天，都忙到深夜。下半年就直升博一了，朱肖琪有一種不由自主的緊迫感。
二是拜訪醫學界大牛，撰寫醫學行業咨詢報告。做功課，約采訪，把自己捯饬得“精神點兒”—攏一攏頭頂的卷發，換上藍白細條紋襯衫、卡其色休閑褲，再背一個黑色商務雙肩包，他出發了。
如果不是朱肖琪主動提及，很難意識到他是來自農村的大學生，倒更像是時下興起的創業者或投資人士。他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要成熟很多，熱愛交際，性格開朗，說話聲音不大但中氣十足。路上不時遇到他的同學或朋友，隔着數米遠，他熟練地跟他們打着招呼。
這是7月下旬的北大校園。雖是暑假，但不失熱鬧，各主幹道被望子成龍的家長、叽叽喳喳的中小學生參訪團及聲音嘶啞的導遊占滿了。唯有在位于南邊的最美時光咖啡館，我們才找到一方清靜。
“我是我們班最大一匹黑馬，制造了一個大烏龍。”朱肖琪告訴《博客天下》。5年前，他以658分的成績從呂梁的貧瘠農村考入北京大學基礎醫學院。他是當年山西太谷二中考入北京大學的五名學生之一，更是30年來家鄉的第一個北大博士生。
現在的他，自信、大方、熱情，似乎完全融入了眼前的大學生活。然而幾年前，剛剛走出窯洞大門的他并不這樣。
2011年，當他披着“天之驕子”的光環，懷着對大學生活的美好想象，載着親人、朋友的無限期待，踏進北大校門時，迎接他的不是意氣風發，反而是失落和種種不适應。過往的應試教育和農村經驗，不足以讓他應對精英的大學生活和繁複的人際交往。
“在高中你是風雲人物，來到這兒什麼也不是。”朱肖琪回憶。他的同學大都來自城市，衣食無憂，多才多藝，見識廣博，不管學業還是日常表現，處處都比他顯得要優秀，這種強烈的落差讓他一度變得自卑乃至自閉，“大一那年很痛苦，學習跟不上，沒有一點兒社交”。
咖啡館對面就是朱肖琪曾住過的宿舍，20平方米的小小空間見證了這個年輕人的失意與苦悶。喝了一口果汁，他補充道：“我常常想，如果當時去一所稍微普通點的大學，我能夠适應得更從容。”
“我不屬于北大”
北大最南邊的38号樓，一層東北角113室，是朱肖琪入學後住的第一間宿舍。按照培養方案，基礎醫學院大一新生第一年的學習與生活都安排在北大主校區。
眼下正值新生開學，118歲的北京大學迎來了3365名2016級陌生面孔。受國家高等教育政策向農村地區的有意識傾斜，他們中有20%左右來自農村。
而在5年前，朱肖琪入學的年份，北大農村學生的錄取比例僅有10%。重點大學農村學生比例不斷滑落的背後，是中國城鄉教育資源及财富資源嚴重的多寡不均。傳統按分數從高到低錄取的大學招生制度，及自主招生、特長生、保送生等多元化選拔，惠及的更多是擁有優質教育條件的城市考生，農村學生很難從中分得一杯羹。
正因為此，近年來各重點高校有意擴大了農村學生的招生比例。2016年4月初，教育部“陽光高考平台”公布全國重點高校針對農村學生的單獨招生計劃。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9所在京重點高校為照顧農村生源，最高可降至一本線錄取。
這意味着将有越來越多的農村學生憑此渠道進入中國一流大學深造。同時，這也意味着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将迎來和朱肖琪一樣可能尴尬的大學生活。
其中，清華大學2016年通過自強計劃和國家專項計劃錄取348名農村考生，占總招生規模的10.2%。加上基礎實力強勁的“裸分”考生，清華大學錄取的考生中，完全屬于農村考生（農村戶籍、農村中學就讀、父母俱在農村）、貧困考生（含城市貧困考生）的比例接近20%。
“從教育公平性角度，專項計劃具有巨大的正向意義。但是培養成效幾何，暫且得打一個問号。”朱肖琪說，“一下子來到頂尖大學，農村孩子會遇到很大落差，要跨過心裡那道坎很難。”
他記得，高中畢業那年暑假，自己通過做家教、申請國家貸款、學校助學金以及高中複讀學校的一萬元獎勵，沒花家裡一分錢就解決了學費問題以及短暫的生活之虞。這給他即将開始的大學生涯帶來了很大的自信。
但他跟城市同學之間的差距并沒有因此得到緩解。新生報到第一周，坐在靜園草坪上，來自大山深處、隻會做題、渾身上下冒着土氣的朱肖琪，面對一個個衣着時尚、見多識廣的城市同學，搜腸刮肚想着該如何展示自己，最終發現“實在沒什麼好講的”，不到10秒就匆匆結束自我介紹。朱肖琪的同班好友朱奕彰出生在城市，父親是醫生，母親是老師，生物競賽保送，二胡十級—這不過是一名北大本科學生的普通“配置”。
類似的局促感嚴健也有體會。他和朱肖琪同齡，同年高考，一樣出生在山西農村，目前是中國人民大學研一學生。5年前，他剛進入中央财經大學時，頭幾個月總覺得和同學們“接不上話”。且不說旅行見聞，同學們嘴裡蹦出來的一個個網絡流行詞，他都沒聽說過，更别提其中埋含的梗。
城鄉大學生之間這種次元牆似的隔膜，某種程度上也是“文化資本的弱勢地位”的産物。兩年前，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學者秦惠民深度訪談12名北京某985高校的農村學生，發現他們處于大學校園文化中的弱勢地位，面對居于支配地位的城市學生及其文化背景會感到窘迫。
2011年，朱肖琪從山西農村初入北大時，迎接他的不是意氣風發，而是失落和各種不自信于是，朱肖琪很期待上課—農村學生唯一拿得出手的可能就是學業了。而學業也确實讓他和家人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名縣高中的風雲人物經過複讀被北京大學基礎醫學院錄取後，朱家處境得到立竿見影的改善—高複學校每年獎勵一萬元，大學生活費基本無憂；朱肖琪被舅舅工地的包工頭看中，以吃住全包、優厚家教費的條件請去輔導他的孩子；每年近4000元的助學金與6000元的助學貸款，能夠解決每年的學雜費。
然而，開學後的第一節高數課，他就蒙了，“這講啥啊”。第二堂化學課，一堂課老師嘩嘩翻過去幾十頁書，還是蒙。C語言課，從頭到尾他基本沒聽懂過。還有英語，他一開口，同學們就暗自發笑，“說我的發音有濃濃的山西方言味兒”。最簡單的思想品德修養課，他苦惱制作PPT的作業，“從來沒用過PPT，一點不會”。下課鈴一響，同學都圍着講台向老師提問，他隻能站在一旁聽，可他連同學問的問題都聽不懂。“我害怕開口，怕老師覺得我的問題特别低級。”他告訴《博客天下》，自己曾和室友一起去自習，室友很快就把一整頁習題做完了，他則盯着題目，握着筆不知道怎麼寫。
支撐他自信的最後一根稻草就此在北大校園裡沉沒。學業打擊來得迅速又猛烈，以至于幾乎沒有任何掙紮，朱肖琪就繳械投降，自暴自棄地自我定位為“學渣”—上課總是坐在教室的最後一排，睡個覺，發個呆，一節課就過去了。
朱肖琪變得敏感。走在校園路上，他總覺得行人投來異樣的目光；同學再正常不過的一句話，他都會忍不住往嘲笑自己的層面揣測。
偌大的北大校園，隻有20平方米的宿舍讓朱肖琪覺着舒服、安全。除了睡覺，更多時間他處于一種天地混沌、此間唯我的放空狀态，眼睛感受不到室外光線的明暗變化，耳朵自動過濾室友外放的遊戲背景音、鍵盤敲擊聲、絕殺一局時的興奮叫喊聲。朱肖琪用“像成仙一樣”形容這種狀态，“仙境”并沒有什麼具象畫面，隻有千萬種想法呼嘯湧入又倏爾消失。朱奕彰印象裡，那時的朱肖琪就是個“呆子”。
嚴健或許能理解朱肖琪内心的崩潰，入學之初，他的微積分與英語也學得磕磕絆絆。同此涼熱的還有新東方創始人、北京大學85級畢業生俞敏洪，《在絕望中尋找希望》一書中他坦承，當年也因為學業成績不佳，“不相信自己，我總要揣摩别人是怎麼想的，看别人的眼神、動作……”
大一上學期是朱肖琪最煎熬的一段時間。兩個月過去，期中考試來了。全校三千多個新生，隻有朱肖琪挂了科，三門裡頭挂兩門。輔導員告訴他，期中成績加權到期末考試，要是期末考試再不及格就有可能被勸退。
十一長假回家，朱肖琪向高複班主任訴苦，“我不屬于北大，那兒不是人待的，我要回來重新高考”。班主任罵他：“瞎想什麼呢，那麼好的學校不好好念。”罵完，看着他一身松垮的舊衣服，又領着他去商場購置了一副新行頭。家裡人也跟着着急，爺爺奶奶在村子宗祠跪求祖先庇佑，姥姥去廟裡上香拜佛。這些，朱肖琪都記在心裡。北京大學基礎醫學院博一學生朱肖琪，主攻神經科學方向，科研時光多在動物實驗室度過學業成了他的一塊心病，最終也激發了他的鬥志。他鉚足了勁兒地學，實在搞不懂的就硬背。這讓他大學的第一個學期多少有了一個還算體面的結尾。
春節前夕，他接到了高數老師的電話：“朱肖琪，你的高數總評成績我給你過了。好好過年！”之後，其他幾科成績陸續公布，每一門都過了。朱肖琪紮紮實實過了個好年，還起了個大早跟着姥姥去廟裡還願。
自我改造
第一學年總算過去了，可接下來的路還長着呢。
朱肖琪下定決心要自我改造。大一C語言期末考試時的一個插曲讓他耿耿于懷。那天，他抄了鄰座室友寫在課本上的一道程序題。室友寫得很快，有一行程序語言末尾的“；”寫得像“：”。這門課程朱肖琪本就學得很糟，第一道程序題完全靠死記硬背砸中的，他并不太理解兩個标點符号的差異。輸入“：”提交，再提交，系統一直顯示“有一處錯誤”。
時間就要耗盡，心急如焚的朱肖琪聽到交卷起身的室友罵了一句“傻x”。聲音很輕，但落到朱肖琪心裡很重。他一回頭，正好看到室友輕蔑的表情。
純粹靠“考試”叩開北大校門的朱肖琪從沒遇到過這樣的不屑。接下來，他展開了絕地反擊。
一門貫穿大二整學年的醫學必修課程ProgressBasedLearning逐步幫助朱肖琪擺脫了舊有的“遇到問題先問人”的慣性思維。這門課上，授課老師不講授具體知識，隻負責維護秩序，學生被分成若幹個小組，每組圍繞一個經典醫學案例讨論。
首次上課，聽到老師說“每個小組推選一名主席”時，朱肖琪第一個舉起了手。他當選了。課上，他調動小組同學積極讨論；課下，他一頭紮進圖書館查閱文獻，吃透書本上沒有講透的知識點。再次上課時，成效顯著，大家拿來讨論的都是自己抽絲剝繭、反複内化後的新知識。
當主席的成功嘗試讓朱肖琪重新建立起久違的自信。正循環開始了。他加入了大牛導師的課題組，參加校級文獻報告、全國科研比賽，居然都獲了獎。
大二時，朱肖琪第一次加入社團—“北醫三晉文化研究會”，一個為山西籍北大學生提供交流聚會、互幫互助的社團。一路做到會長的朱肖琪，陡然間打開了自己的社交圈，面對一衆學弟、學妹、同鄉、校友，應付得得心應手。他有了自己的愛好—攝影，并用家教攢的錢買了一台入門級賓得相機，冬天拍雪中故宮，夏夜拍高樓霓虹。“拍故宮一定要等到冬天下雪，起個大早去。”他說，并遞過蘋果手機，展示他鏡頭下的白雪紅牆之美。手機是2014年冬天，朱肖琪從倒賣手機的高中同學處購入的港版iPhone6，3000多元。
“5年的光景，從骨子裡改變了一個人。”2016年1月，朱肖琪在朋友圈曬出自己入學和本科畢業的兩張證件照，然後配了這樣一段文字。
“北大人不喜歡不思考直接發問，相應地也不喜歡不思考就跑來問自己的人。”朱肖琪說，這不是清高或者傲慢，“他們真是運用各種方法去琢磨透，大部分問題也都能獨立解決。”
同朱肖琪一樣，嚴健也是在大學期間刷新了原有的思維模式。在他上完高一的2009年，百度CEO李彥宏出資，請老家陽泉市期末考試排名前六十的高一學生暑假來北京長見識。兩輛大巴車，把嚴健等一群少男少女從陽泉載到北京。7天的行程裡，他們遊覽了天安門、故宮、頤和園等名勝，還在百度大樓聽李彥宏講他年輕時候的故事。
高中階段，李彥宏代表陽泉市去省會太原參加計算機比賽，居然一道題都不會做。自覺水平不錯的他特别懊惱，去了一趟太原市新華書店，看到齊全新潮的書籍品種，李彥宏什麼都明白了—陽泉隻有一家小書店，賣的全是教輔，唯一一本計算機書本出版多年，早就被淘汰了。基于此，他以過來人與成功者的口吻激勵同鄉後輩：“外面的世界很大，眼界決定命運。”
嚴健記住了。大學填志願，他首先選擇了北京，然後選擇了從小喜歡的經濟專業。從陽泉到北京西站，再繞過中心城區抵達位于昌平的中央财經大學新校區，“特荒涼，出了學校就是西瓜地，常能看到放羊人”。好多女同學哭嚷着想退學，嚴健也挺失望，“怎麼拓展眼界嘛”。
頭兩年，他不散漫也不勤奮，遵循高中學習理念與習慣，按照授課老師的教學步驟，一項項跟上完成—唯一區别大概在于，這種教育不再是“保姆式”。
轉折始于大三時參加“金融博物館書院”的活動。這是一個由任志強牽頭定期舉辦的公益分享會，每期邀請知名人士交流讀書心得。嚴健在微博上無意間刷到後，從校門口坐公交、再轉地鐵，要折騰近一個半小時才可抵達活動地點西直門。他樂此不疲，幾乎每期不落。
每到自由交流環節，參與者都被鼓勵着勇敢說出自己的看法，無論意見是否相近，嘉賓都保持笑意。歌手李健關于“如何度過低潮”的回答一下子擊中了嚴健，“他說沒有覺得自己的生活有低潮，雖然沒有頻繁演出曝光，但他很享受掌控生活的狀态，在家欣賞、創作作品很充實”—這種不被世俗眼光綁架、順應内心意願的生活态度，正是他之前所欠缺的。
“大學不僅僅是來學知識的，更重要的是改變你的思維方式，形成屬于你自己獨特的世界觀、價值觀。”嚴健開始重新審視大學的意義。沒有講座可聽的日子，他就泡在圖書館裡。閱讀嘉賓們的推薦讀物，涉獵物理、心理、科普、外國文學等領域的著作，僅一學期看了100多本，邊看邊寫心得。堅持讀書與思考，漸漸形成了一套獨立理性的思維邏輯，并逐漸讓他融入農村以外的世界。
“我曾經沒有質疑意識，更沒有質疑能力，看到媒體爆出一個社會新聞就全盤接受”，現在他自有一套思維邏輯。5月，“人大雷洋”事件在網絡上沸沸揚揚，要是再早兩年，嚴健就是敲字參與舌戰的千萬網友中的一員。“微博讨論都在于有沒有嫖娼，嫖娼就應給被打死嗎？這個問題的本質是警察執法是否正當、合法。”嚴健告訴《博客天下》，如今自己更願意思考，不願意争執。
相對而言，紹興姑娘孫晨穎的大學生活要适應得更快。她的父母都在鎮工廠上班，家庭條件還算寬裕，這讓她沒什麼包袱，更易打開和釋放自我。第一年，孫晨穎修了很多覺得好玩的課程，一口氣參加校學生會、校學生實驗電視台等4個社團，周末基本耗在電視台，觀摩前輩如何使用快捷鍵，琢磨着怎麼拖片拉片剪片。
“大一我很忙的，經常來不及吃飯，隻好啃面包，那也是我最瘦的時候，才90斤。”她說，“進入大學，就好比打開一扇新世界的大門。”
農村印記
通過不斷追擊、自我調整以及勤工儉學，農村學生跟城市學生在學業、見識、經濟上的差距越來越小。
然而，無論他們怎樣讓自己脫胎換骨，都很難抹掉身上的農村印記。從少年時代的成長，到大學生活，再到畢業後開啟自己的新人生，農村出身所塑造的某些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一定程度上會長期伴随他們。
朱肖琪在黃土高坡上的村子裡長大，爸媽務農、務工，小他3歲的弟弟天生智力低下，一家4口至今住在一口窯洞裡。
初二之前，他經常跟着父母一起下地幹活。家裡種過土豆、玉米、黃豆、向日葵，埋頭收割很累，背着這些沉重的農作物從小溝走到大壑，再裝上推車拉回家，更累。“要用功讀書，考上好大學”，這是朱肖琪打小被家人灌輸的觀念，也是他從艱辛勞作中體悟到的改變個人與家庭命運的唯一路徑。
2015年電視劇《平凡的世界》熱播時，他深有感觸。熒屏上發生在黃土高原上的故事，也曾在他的家鄉上演，他骨子裡有一種典型的孫少平、孫少安兄弟式的自我奮鬥基因。
當年，全班第79名的中考成績讓朱肖琪免費就讀重點高中的打算落空後，他們全家人躺在炕上不吃不喝不動，“就是心裡難受”。此後五十多天，朱肖琪閉門不出，關在房間裡魔怔似的盯着中考對題本，揪着心無數次問自己：“為什麼考這麼差？”
為了省下一千多元學費，他隻好去呂梁市最差的高中念書。讀了一年，他想退學，媽媽不同意；想轉學，交不起昂貴的學費。萬念俱灰的當口，學校聘請一批優秀教師任教新高一，朱肖琪決定留級重讀。
2010年，朱肖琪高考成績超二本線30分左右，但喜悅感沒有持續太久，他沒上第一志願，網上補錄也出了問題。
這個農村少年的求學之路，注定像黃土高坡一樣，千溝萬壑，崎岖不平。他決定再次複讀。坐在駛往複讀學校的大巴車上，朱肖琪“認命”了，高複目标定得很低，“考上今年沒去的學校就行”。正是這樣的心态，讓他特别踏實地投入學習，第二年意外考進北大。
朱肖琪并非孤例。幾乎每一個進入重點大學的農村考生，背後都埋伏着一段曲折的求學故事。
如果不讀書，家住四川涼山山村的彜族男孩沙爾鵬大概過着放牛、養娃的生活。父親在外打工，母親操持3個孩子的成長，根本無暇關注他的學習。因為母親生病，他還曾在四年級、高二辍學。求學的驅動力主要源于艱苦的童年生活：5歲開始放牛羊掙錢，由此換來8歲入學的機會；上小學，每天來回得走4個小時山路，晚上寫作業靠亮光微弱的煤油燈；節假日必須賺取學費，幹農活、搬磚、提水泥漿、挖草藥，樣樣都幹過。
2013年去華中科技大學報到是沙爾鵬第一次出遠門。長年重負荷的勞動令他皮膚黝黑、手臂粗壯，一位熱情的新生誤認他為長輩，搬來一把椅子說“叔叔，你坐”。沙爾鵬沒有覺着郁悶，反而被逗樂了，将錯就錯故意大聲問路人：“你看到我兒子了嗎？”
暑假60餘天，今年沙爾鵬沒有回涼山幫家裡幹活，将全部時間與精力放在下半年的考研事項，清華大學研究生專項計劃是他的目标。3年前，沙爾鵬也是通過專項計劃考入華中科技大學水利專業。
來自甯波農村的程瑩瑩進入大學前的壓力，更多來自内心的恐懼。她如今是同濟大學金融專業研一學生。六年級時，母親堅持讓她進入縣城最好的私立初中念書，為此這個以種植茭白為營生的家庭每學期要多交至少4000元的學費。
不是一筆小支出。彼時，程瑩瑩的小弟弟才兩歲。“你負擔這麼重，大女兒一般培養就好了”，她常聽到串門的姑母向父親洗腦。她的姑姑初中時學習成績很好，卻被奶奶逼着辍學打工，以支持跛腳的小叔叔蓋房娶妻。生在這樣一個“重男輕女”的家族，不重蹈姑姑覆轍成為程瑩瑩刻苦求學的一層隐秘動力。
而坎坷的學習經曆，往往又衍生出獨特的生活方式。身材瘦小的艾笑，笑起來憨憨的，給人莫名的信任感。他已經從蘭州大學新聞系畢業3年，在北京做過報社記者、互聯網運營，收入不菲，但他還是不肯給自己奢侈的機會。他用的電腦還是大一時買的，邊緣磨損厲害的iPhone4s已用了兩年半。
2016年十一，他打算回湖北老家參加叔叔兒子的婚禮—這個叔叔在他上學時給予了很多幫助。網上訂票時，艾笑照例隻關注T字頭火車。下手晚了幾分鐘，硬座售罄。在6小時車程、520.5多元的高鐵二等座與耗時12小時、售價152元的T字頭站票之間，艾笑猶豫了一秒，“我還是心疼那點兒錢”。訂了站票後，他準備買個小闆凳帶上火車。
坐火車硬座是艾笑大學起養成的習慣。盡管他強調這隻是一種“消費習慣的差異”，但不可否認，習慣養成與他早年艱苦的生活環境密不可分—小學早飯吃得最多的是水煮白薯，初中常背着一周的米和飯菜步行50分鐘去上學，零用錢隻有5元。
對城市學生來說，這樣的經曆很難體會，伴随他們一路長大的，是鋼琴、舞蹈、美術、外語等興趣特長班，涵蓋身心的素質教育，以長見識為主的四處旅行，足夠的零花錢，以及各種優渥的生活條件。這使得他們一開始就赢在起跑線上。
性價比
嚴健本科班級中總共40個學生，包括他在内，隻有4個來自農村。班裡富二代很多，大三時有同學拿了家裡幾百萬學習投資，寝室3個室友的父母全都是城市公務員，有人曾一周内花完7000元，相當于一學年的學費，這讓他完全不敢想。嚴健當時加入了一個團購創業團隊，他沒錢注資，就承擔起大部分市場拓展工作，一天要給學校周邊潛在的合作商家打100多個電話。
近年熱議的“寒門難出貴子”現象，嚴健将其歸結為兩條公式：城市孩子所取得成就＝（智力＋努力）＊父母幫助；農村孩子所獲得成就＝智力＋努力。“城市學生天然享受‘父母幫助’帶來的乘數最大化效應，而農村孩子隻能靠自己，他們要想達成與城市孩子相同的成就，必須擁有更高的智力或付出更多的努力。”嚴健說。
“兩個資質差不多的農村孩子和城市孩子，因為父母知識水平、社會關系的不同，未來的路就會有很大的差别。我覺得農村學生高考前的努力，性價比其實很低。”同濟大學金融專業研一碩士程瑩瑩告訴《博客天下》。她舉了身邊的一個真實例子：
本科時程瑩瑩意外得知，為自己授課的年輕女老師，從小學習一般偏上，高考分數隻剛剛超過一本分數線。女老師的爸爸是一位教授，他把女兒送去一所普通大學的金融系，并要求女兒每年力争獎學金，考知名高校的研究生。後來，教授的女兒成功申請國家公派留學獎學金，回國後也成為教授。程瑩瑩對此深為感歎，農村家長隻看重能否考上好大學，最大期盼無非是畢業在城市有個穩定的白領工作，“大學之後的求學、職業規劃問題，他們既不看重也無能為力。相對來說，城市家長眼界廣，資源多，能給予孩子更多遠的選擇”。
程瑩瑩目睹父母長期以來的辛苦，會主動産生“讓家裡負擔小一些”的想法，并在日後加固成一道無形壓力。上大學第一天起，她就在考慮工作問題，前三年她的生活繃得很緊，拿獎學金、考各種證書、實習，經常向關系不錯的專業課老師打聽就業前景。問得多了，連老師都察覺到程瑩瑩的焦慮，反過來勸她“放輕松”。
本科宿舍夜聊時，來自城市的室友常常抱怨父母對自己人生計劃限定太多，程瑩瑩完全不能理解，她反倒一直希望在自己成長的重要時刻，能有人幫着做參謀。
農村出身帶給他們的影響，也體現在就業上。紹興姑娘孫晨穎有一份極為漂亮的在校履曆：本科就讀南京航空航天大學，曾任校園實驗電視台台長，江蘇省優秀本科畢業生，後以四年專業課績點第一的成績，被保送至浙江大學，擔任過學院兼職輔導員，獲得過國家獎學金和浙江省優秀研究生榮譽。
拿着這份簡曆，孫晨穎或許能輕松PK掉她的研究生室友，可惜并不存在PK機會。她同寝室的3位女生來自優渥的城市中産家庭，兵荒馬亂的求職季，室友A心無旁骛申請澳洲學校，打算再攻讀一個碩士學位；室友B早早定下職業目标，暑期在上海互聯網公司實習期間就站穩腳跟成為骨幹；室友C在父親安排下直接入職家鄉一知名公司實習，不出意外畢業即轉正。
孫晨穎隻能穿着西裝蹬上高跟鞋，四處跑招聘會、參加面試。漫長的求職季，她的體重降了10斤，例假一度推遲40天。盡管“焦慮”是求職過程中唯一的腳注，但孫晨穎始終相信，“該有的，最後都會有”。2016年4月她一路過關斬将，最終入選一家大型央企的核心管培生培養計劃。
大學教育一直被認為是農村學生實現階層晉升的跳闆，然而要真正起跳并非易事。往往是他們好不容易跳起來，卻發現腳下扯着一根來自家鄉的線。
畢業3年，艾笑攢下了十幾萬元，卻“被家裡蓋房子全掏空了”。他發來一張攝于2016年春節的照片：一幢三層半、紅瓷磚灰柱子的樓房撐滿了鏡頭，艾笑微低着頭站在一樓鋁門正中央，渺小的身軀仿佛下一秒就要被房子壓倒。
“别看外觀挺像一回事兒，内部是空的。一萬多的兩門實木衣櫃是最值錢的家當。”蓋房子是艾笑拍闆的，他下面還有兩個“沒讀出來”、打着零工的弟弟，“全家傾盡全力供出我一個大學生，幫襯家裡是應該的”。他原先以為十幾萬元就夠了，可父母鐵了心“什麼料都要用最好的”，後來他還向高中好友開口借了兩萬。就這還不夠，耗時一年房子建成後全家背上了十萬餘元外債，艾笑還得幫着還。
反哺家庭，艾笑沒有意見，但父親的态度他不是很能接受。他發現，自己大學畢業後，父親的責任心沒那麼重了，把什麼都寄托到他身上，“我爸存有這種思想，覺得當初花了這麼多錢供我讀書，現在我應當無止境地補貼家裡”。
離博士畢業還有3年的朱肖琪腳下也有一根線。2015年3月，母親被确診為癌症晚期，朱肖琪随即成了家裡的頂梁柱。他視母親為精神支柱，接到舅舅的告知電話時，一度驚慌失措。辦完住院手續，舅舅遞給他一張銀行卡，裡面是10萬塊錢，說“就這麼些，用完就沒了”。
這張卡朱肖琪隻刷了一次。當晚他就在朋友圈發起求助，同學們紛紛轉發幫忙籌款。在校的、畢業的北大學生都參與到了這場愛心接力中，捐款與關注度都像滾雪球一樣越來越大。母親一生隻有兩個願望，頭一個大兒子考上大學已實現了。而今無法預測時日多少，母親放不下“為小兒子留座房子”的念頭。為此，朱肖琪接受山西媒體的采訪，希望從家鄉企業家中募集一筆資金，特意表明“不用于治療，全部用來蓋新房”。
報道出來，一時嘩然。北大同學、老師都無法理解這個乍看缺少人情味和道德感的決定。接下來幾天，朱肖琪頂着巨大壓力，但并不過多解釋自己的決定，相反他能理解這種不理解。相隔多日，家鄉一位陌生阿姨彙給他這筆錢，特意打來電話，表示想幫朱肖琪圓他母親最後的心願，“（讓她）心情好些，對于她的病也是有好處的”。
病魔降臨至今，朱肖琪沒有說過一次“媽媽我愛你”，母親也從不用語言表達“兒子辛苦了”。但母親聽到類似“您隻管放心治病，賺錢的事我來解決”的話時會露出寬慰笑容，朱肖琪看着母親身體一天天恢複、穩定，心裡也有說不出的幸福感。
未來3年，朱肖琪仍将在實驗室度過多數時光。拿到博士學位後，他計劃轉入咨詢行業工作。朱肖琪發現醫學專業背景在咨詢行業比較受歡迎，“北京大學”這一名校标簽是“優秀”代名詞，容易獲得面試官青睐，提高考核通過率。
即使背負着償還母親治療費用的擔子，朱肖琪也覺得未來充滿希望。他的朋友圈背景圖，是一張攝于本科畢業禮的合照。大紅色簽名闆前，他身着黑西裝紅條紋領帶，右手摟着女朋友的肩膀，微微擡着下巴，自信地笑着。
（應采訪對象要求，程瑩瑩、嚴健、艾笑均為化名）
自強計劃
2011年，清華大學率先啟動。之後，南京大學、西安交通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加入、上海交通大學、浙江大學相繼加入。2016年，清華大學自強計劃共錄取104名農村學生，6年來錄取總人數達300餘人。
築夢計劃
2015年由北京大學啟動。今年有工科實驗班類、人文科學實驗班、工商管理類等27個招生專業參與了此項計劃。
圓夢計劃
2012年由中國人民大學啟動。該計劃今年錄取了360餘名農村考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