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中的東方明珠廣播電視塔。該建築于1991年7月興建，1995年5月投入使用，承擔上海6套無線電視發射業務，地區覆蓋半徑80公裡。本刊資料
2012年7月15日，規劃高度632米的上海中心大廈開始幕牆安裝。攝影鈕一新/新華社
2007年9月29日，直徑11.58米的國産泥水平衡盾構掘進機在施工人員操作下向浦西方向掘進。西藏南路隧道為上海市區一條南北穿越黃浦江的城市道路隧道。2011年2月1日，西藏南路隧道正式向社會車輛開放。新華社供圖“如果深圳是破冰之旅，浦東就是攻堅之役；如果深圳是中國向世界打開的一扇窗戶，那麼浦東就是拉開了一扇大門。”謝國平說。
謝國平是一位資深媒體人，編輯記者是他的重要标簽。2002年，謝國平進入當時的《浦東新區周報》（現《浦東時報》）工作。從那時起，他便開始記錄、思考浦東的開發和變遷。他先後完成了《财富增長的試驗：浦東樣本》《浦東故事：這樣的夢想更中國》和《中國傳奇：浦東開發史》三本以中國改革開放的象征地之一——浦東為題材的著作。
原國務院新聞辦主任、浦東新區管委會首任主任趙啟正評價謝國平，“是一個新聞記者，也是一個‘舊聞記者’，他不僅僅記錄現實，也研究曆史”，他是浦東開發的“同代記者”，寫出的浦東開發的“原始的曆史”，為後繼研究者的“反省的曆史”和“哲學的曆史”提供了可靠的原始根據。
《人民畫報》：如果請您概括一下對浦東開發開放28周年的總體感受，這種感受是怎樣的？
謝國平：我的感受是，改革開放這條路中國人走對了。浦東在其過去的千年曆史中，沒有多大變化；但在過去的28年裡，浦東卻經曆了歐洲發達地區用兩個世紀才完成的同樣程度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其原因是什麼？不要說西方人看不懂，我們自己有時也“不識廬山真面目”。
在開發開放前，浦東是一個“落鄉”（落鄉，上海方言中意為落後、不發達）的地方。當時浦東市政建設落後，道路狹隘，居住條件簡陋，文化設施稀少，水陸交通極為不便。道路大多按照縣标準設計，路面較窄，等級較低，且沒有一座立交橋。如今貫通浦東北部東西向、8快2慢道路的楊高路在20世紀50年代僅是一條3.5米寬碎石煤屑路面的小路，被戲稱為“羊羔路”。浦東的公交基礎更為薄弱，1990年底，浦東新區僅有公交線路48條、出租車35輛。更難的是過江，長期以來，沒有大橋、隧道、地鐵。而兩岸企業的越江運輸難度更甚于普通居民，高峰時段非常擁堵，車渡前每日長龍排隊，有時過一次江需等候十來個小時。一旦遇大霧天，矛盾更為突出。而如今，浦東的發展變化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
記得，中央宣布開發開放浦東後，西方媒體和一些政治勢力都說這是中國的一個政治表态，是一個口号，不是一個實際行動。當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弗裡德曼來過上海，說浦東開發可能是“波将金村”。沙俄時代，大臣波将金為了使女皇葉卡捷琳娜對他領地的富足有個良好印象，在其必經的路旁建起一批外表華麗的假村莊，以糊弄女皇。之後，“波将金村”成為大騙局的代名詞。但是若幹年後，弗裡德曼傳記作者蘭尼·艾本斯坦說，弗裡德曼當時的看法可能是錯的，如果他還健在，定會重新考慮自己的觀點。
而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納德·科斯說，中國走向市場經濟的過程是一個非凡的故事，即使事先有人講述這個故事，也不會有人相信，但奇迹就是這樣發生了。
《人民畫報》：浦東的改革探索，于上海、于中國、于世界有怎樣的意義？其與深圳改革的不同之處有哪些？
謝國平：對上海來說，浦東的開發開放不僅解決了上海城市基礎設施落後、産業結構單一的狀況，同時推動了上海整體轉型。浦東開放之前，上海是個單一的工業城市。而現在，上海是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科創“五個中心”，也就是說浦東開發驅動了上海整體轉型，上海成為了一個多功能中心城市，成為能夠與紐約、東京等在經濟上平等對話的城市。20世紀80年代，上海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後衛”，但浦東開發開放後，變成“前鋒”，驅動整個上海進入中國經濟的黃金時代。
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經濟面臨着重重困難，可以說當時的改革走到了十字路口，而在這個關鍵時期，浦東開發啟動。所以浦東開發有着極大的示範效應，當時有一句話“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東”。浦東開發開放是在國際上樹立我們更加改革開放的旗幟，按照鄧小平同志的說法，是向世界打出來的一張王牌。
深圳在20世紀80年代是改革開放的排頭兵，殺出一條血路。如果說深圳是改革開放的第一棒，那麼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走到十字路口的時候，浦東就是第二棒；如果深圳是破冰之旅，浦東就是攻堅之役；如果深圳是中國向世界打開的一扇窗戶，那麼浦東就是拉開了一扇大門。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政府以“摸着石頭過河”的務實态度，一步一步地在各種特定的區域内進行政策和制度試驗，這真是一場偉大的試驗。回過頭看，從經濟特區到新區，到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再到自貿試驗區的這一曆史過程中，可以發現有着一根紅線：改革開放的大試驗。
《人民畫報》：浦東開發開放給人們的思想意識帶來了哪些影響，思想上的改變又對浦東開發開放帶來哪些助力？
謝國平：我們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浦東身上一直有個标簽——試驗，比如，2005年浦東成為全國第一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2013年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落戶浦東。而自貿試驗區的英文為China(Shanghai)pilotfreetradezone，英文pilot一詞，既有試驗的含義，也有先鋒的意思。鄧小平同志曾對上海要求：“思想更解放一點，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上海要“大膽試，大膽闖，自主改”。也因此，浦東開發建設者就有了一種敢為人先、銳意進取、奮發有為的精神狀态，逢山開路，遇水搭橋。在“大膽試、大膽闖”中，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排頭兵中的排頭兵，創新發展的先行者中的先行者。比如，浦東正在以自貿區理念來改造地方的一級政府，倒逼政府職能更大轉變，這就需要擔當，需要大膽試，大膽闖。
《人民畫報》：在逆全球化思潮泛起的當下，浦東堅持不斷地擴大對外開放有着怎樣的意義？
謝國平：浦東開發開放是中國改革開放中的一個成功案例。今天的浦東證明了實施對外開放戰略意味着什麼，證明了融入世界經濟是曆史大方向。當年鄧小平同志對上海領導提出了要在國際上樹立我們更加改革開放的旗幟，而因為開放，浦東的GDP從1990年的60億元到2018年有望突破1萬億元，翻了160倍。可以說開放是浦東的基因，不拒衆流，方為江海。當下，逆全球化思潮泛起，我以為，浦東案例對其他國家和地區，尤其是“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經濟與社會發展應該是有參考意義的。
20世紀90年代，建設中的浦東新區。本刊資料
2018年2月，俯瞰陸家嘴夜色。視覺中國供圖2014年12月5日，上海楊浦大橋遠眺。一向被認為是開發浦東難題的黃浦江過江交通問題，如今已經不是問題。南浦大橋、楊浦大橋、盧浦大橋等多座跨江大橋及越江隧道，正在連通着黃浦江兩岸。視覺中國供圖
《中國傳奇：浦東開發史》作者謝國平攝影喬振祺/人民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