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張愛玲的小說，故事大抵發生在兩個地點，一個是她的出生地——上海，這自然無需多言，另一個便是香港。張愛玲對香港有着特殊的感情，以至于不自覺地把書中的人物安插到香港這個大背景之中。
但是，她對香港太過了解，這種了解是深入骨髓的，所以她看到的不僅僅是香港的燈紅酒綠，男歡女愛，在張愛玲的眼中，香港在它的華美背後是悲哀，是無奈，是世态炎涼。
在《茉莉香片》的開篇張愛玲就說：“香港是一個華美的但是悲哀的城。”在張愛玲的心中早就給香港下了一個定義——悲哀。所以她筆下的香港傳奇“也是一樣的苦”。
無論是《茉莉香片》，還是《沉香屑第一爐香》、《沉香屑第二爐香》、《傾城之戀》……張愛玲的筆下香港永遠是個悲傷之地。
首先，從她的人生經曆中便可以略見端倪。
1939年，因為“歐戰”爆發，她以倫敦大學的錄取通知書，改到香港大學注冊入學，在港大的兩年零三個月期間，“發奮用功了，連得兩個獎學金，畢業之後還有希望被送到英國去”；未曾想，1941年12月8日“港戰”又起，打翻了所有的計劃和努力，張愛玲不得不回上海，開始了她的“賣文”生涯。
1952年7月，張愛玲第二次赴港，香港對她也不暇款待，重新報讀港大竟然未果，以至不歡而别，終于在1955年8月赴美，走上了她遠離故土的“逃難”歲月；1961年11月為了生計張愛玲再到香港，1962年3月由于丈夫賴雅病重回到美國。算起來，整個五六十年代，張愛玲前後居留在香港有三年半時間。
不難發現，香港這座城市對于張愛玲來說，并不是一塊生活的“福地”。但是，香港對于作家張愛玲而言卻至關重要，特别是那個兩次戰争夾縫中的“香港”，不僅僅提供了她成為一個作家的機緣，而且還形成了張愛玲穩定的世界觀、文學觀的基礎。
“香港”還要在實際生活中，給張愛玲刻骨銘心的親身體驗。“港戰”的突如其來，的确是應驗了“人生無常”的老話，當然更讓張愛玲不相信“計劃”式思維，“想做什麼，立刻去做，都許來不及了。人是最拿不準的東西”，還妄談什麼未來?“戰時香港的所見所聞，……對于我有切身的，劇烈的影響”，戰争的十八天裡，目睹了“我們的自私與空虛”，讓張愛玲認定“去掉了一切浮文，剩下的仿佛隻有飲食男女這兩項”，而“生在現在，要繼續活下去而且活得稱心，真是難，就像‘雙手劈開生死路’那樣的艱難巨大的事，所以我們這一代的人對于物質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夠多一點明了與愛悅，也是應當的”。
所以，戰争所“照亮”的那個張愛玲的“香港”，給了她寫作的諸多題材及靈感，誠如張愛玲所言：“我與香港之間已經隔了相當的距離，距離了幾千裡路，兩年，新的事，新的人。戰時香港所見所聞，唯其因為它對于我有切身的、劇烈的影響，當時我是無從說起的。現在呢？定下心來了，至少提到的時候不至于語無倫次。”可見，那些交織着種種人生矛盾、愛恨情仇的場域是經過了感情沉澱與時間過濾後的深思與熟慮的。
其次，從當時上海的社會環境中可以窺見張愛玲對香港的情結。張愛玲由香港大學回到上海開始賣文為生時正是1942年，抗日戰争最艱難的時期，不少上海的有錢人遷往香港，但在他們看來，這是無奈之舉。上海是故鄉再怎麼不好也生活了那麼多年，自是不願離去的，那裡有親戚、朋友，有十裡洋場，有寬寬窄窄的弄堂……有一切的生活習慣。
在張愛玲的香港傳奇中，作者總是以一種他者的眼光，在審視、評判香港。誠如她自己所言：“我為上海人寫了一本香港傳奇，包括《沉香屑第一爐香》、《沉香屑第二爐香》、《茉莉香片》、《心經》、《琉璃瓦》、《封鎖》、《傾城之戀》七篇，寫它的時候，無時無刻不想到上海人，因為我嘗試用上海人的觀點來察看香港的。隻有上海人能懂得我的文不達意的地方。”
所以，張愛玲的香港情結從某一方面看也是上海人的香港情結，無奈而悲傷。
第三，從當時香港的社會狀态可見一斑。
戰前，香港屬于一個畸形社會，英國人處于完全統治地位，有錢人，攀附權貴，縱情聲色，小市民則始終要為生計發愁，為了生活甚至要出賣一切。在那種社會環境中，人與人交往荒誕可悲。
張愛玲是一個早熟的作家，在香港的兩年時間裡她所經曆的、看到的，使她清楚地了解到了在華美背後香港人的悲哀，看到了事情的險惡、人情的冷漠。于是激發她提筆繪制香港的“風俗畫”。
張愛玲關于香港的小說可以分為三類，一類是上海人由上海去香港的故事，如《傾城之戀》等。第二類是上海人生活在香港的故事，如《茉莉香片》、《沉香屑第一爐香》等。第三類是香港本土或者異國居民的故事，如《沉香屑第二爐香》等。但是，無一例外它們都在華美中透露出強烈的哀傷。
在張愛玲所有小說中，《傾城之戀》的結局應該算比較圓滿了。在家忍辱偷生的白流蘇為了成功地逃離了白公館，“用她的前途來下注”和範柳原從上海來到香港。他們的婚姻本是無可救藥的，一場戰争拯救了白流蘇和範柳原，槍炮聲中，他們一起逃難，過着匮乏的生活。“他不過是個自私的男人，她不過是個自私的女人，在這兵荒馬亂的時代，個人主義者是無處容身的，可是總有地方容得下一對平凡的夫妻。”說到底，白流蘇和範柳原都是現實生活中的可憐蟲，他們都沒有足夠的力量去超越自己，尋回真正的自我，而隻能是變回一對“平凡的夫妻”。傅雷在《論張愛玲的小說》中說：“籠統的感慨，不徹底的反省。病态文明培植了他們的輕佻，殘酷的毀滅使他們感到虛無，幻滅。同樣沒有深刻的反應。”
在這篇不朽的經典中，張愛玲将她蒼涼的人生觀都融入了香港的山山水水中，她眼中的香港風景，處處都充滿了生命的啟示。淺水灣那一面灰磚砌的牆，暗蘊的是一種超越時光的存在地老天荒的形而上的存在，它屹立在這個兵荒馬亂的、“錢财、地産、天長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的世界，見證着人生的悲涼。
《沉香屑第一爐香》中的葛薇龍是一個從上海來到香港的學生，在浮華社會的堕落、淪陷，又是一個拼命追求愛，追求幸福的平凡的女子。
張愛玲在《沉香屑第一爐香》的微微的熏香中娓娓道來，道出人生的那種無奈，人性中更深的不為人所理解的情緒，什麼是正常，什麼是不正常，難以定論。怎樣的人生才是滿意的人生，如何選擇一生的道路，要用怎樣的犧牲？薇龍把她自己的一生賣給了她的感情，正如她看到有個十多歲的妓女被幾個海員粗暴的拉走卻仍要嬉笑時對着丈夫說的“其實我和她一樣，不一樣的隻是她是被逼的，而我是自願的。”這是何種的沉痛？明知喬琪喬是一個浪子，明知他的追逐隻是源于她的不妥協，她卻甘心陷落。她對喬琪喬所作的一切，隻是因為對愛毫無尊嚴的渴求。現實是這樣的，容不得她清高，容不得她淡泊，她沒有等着皇親貴裔追逐的命，她隻能做一朵交際花，但交際花就沒有權利得到愛麼？她隻能自己騙自己，但她又是明白的。即使她愛着喬琪，他對她，也不過是這一時罷了。可她心甘情願，她不惜一切。
小說《金鎖記》裡的姜長安和曹七巧
小說《心經》裡的許小寒和許峰儀
小說《茉莉香片》裡的丹朱與聶傳慶在這篇小說中，香港成為一個“被看”的對象，薇龍姑媽家的那座花園大宅更成了香港殖民身分的意符。站在那座半山花園大宅的走廊上，薇龍看到的景觀“處處都是對照，各種不調和的地方背景，時代氣氛，全是硬生生地給雜揉在一起，造成一種奇幻的境界。”而這座大宅的東方色彩，顯然是為了“取悅”外國朋友的，“英國人老遠的來看看中國，不能不給點中國給他們瞧瞧。但是這裡的中國，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國，荒誕、精巧、滑稽”；“香港社會處處模仿英國習慣，然而總喜歡畫蛇添足，弄得全失本來面目。”薇龍姑媽家的園會，“渲染着濃厚地方色彩”，草地上遍植五尺來高的福字大燈籠，“正像好萊塢拍攝‘清宮秘史’時不可少的道具”，“未免不倫不類”。
《沉香屑，第一爐香》中淪落為妓女的不止葛薇龍，香港本身是一個急于去魅惑她的妓女，作者強調葛薇龍與香港的命運如此的相似。
而《沉香屑，第二爐香》，則勾畫出了香港殖民地上層社會西方男女的群像，筆飽蘸着譏諷的墨汁。
小說《琉璃瓦》裡姚源甫的女兒琤琤與曲曲
小說《傾城之戀》裡的白流蘇這是一個洞房花燭夜的悲哀故事。故事中的女主角愫細在與羅傑結婚的當晚“逃離”了他們的洞房，并大叫“我受不了”、“他是個畜牲”、“我要回家”。羅傑的厄運也因此而開始了，一夜間，這個“安分守己”的大學教授，被視為一個色情狂，以至于失去教職，遭到社會的遺棄。但是，這個悲劇的産生，并非錯在羅傑和愫細，如果說他們有甚麼錯的話，那就是羅傑太愛愫細，而愫細又是一個稚氣的、心理發育也還沒有成熟的女孩，是“他的過度的熱情把他們隔絕了”。羅傑本來是這不幸婚姻的受害者，可是卻得不到人們的理解，他從此被釘死在人生的恥辱架上。面對茫茫前路，他怎能不發問為甚麼愫細不讓他像過去那樣活下去？他無路可走，無家可歸，最終走上了絕路。
這個内容看上去似乎沒什麼普遍意義，但卻表達了作者對所謂“英式淑女教育”的否定。這種否定在短篇小說《封鎖》中也有體現。有“張學”的研究者指出，《沉香屑，第二爐香》中的蜜秋兒太太的形象其實和《金鎖記》中的曹七巧十分相似，都是對子女有一種變态的占有欲。曹七巧是給兒子娶了媳婦又不讓兒子與媳婦培養感情，同時破壞女兒的婚姻；而蜜秋兒太太則是在把女兒嫁出去之前故意不對女兒進行婚前的性教育，故意讓女婿在結婚之後丢臉，直至女婿因想不開而走上絕路，這樣她的女兒就可以回到她的身邊。女主角愫細的姐姐靡麗笙（她的丈夫也是因丢臉而自殺）就已經被她的母親成功地“回收”了，愫細的命運最終也隻能如此。所以男主角羅傑在自殺之前終于明白，其實靡麗笙的丈夫和他是一樣的。相比曹七巧公然的霸占，蜜秋兒太太的手段則要隐蔽的多，更讓人防不勝防。《金鎖記》結尾，當曹七巧似睡非睡的橫在煙鋪上，她明白兒子女兒恨毒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的人恨她。可以說她弄了個衆叛親離的下場。然而在《沉香屑，第二爐香》中，盡管所有的悲劇都是蜜秋兒太太一手造成，可是人們并不明白個中原由，甚至不自覺得成為蜜秋兒太太的幫兇，人生最可哀之處莫過于此。另外，小說也揭露了在香港占絕對統治地位的英國紳士階層的僞善醜陋的一面。
在叙述方式方面，它有别于我們習見的域外題材作品，作者強調了中國女孩，中國文化。她說：我們的小說在性知識方面的明智，比殖民者的優越直爽。
所以，《沉香屑，第二爐香》是在香港這個特定地理環境中才能發生的事件。這篇文章在中西文化沖突上突破了中劣西優的慣常模式，西方人反而處在天真未齒的文化層面。中西文化的強烈沖突中，我們認清了文化和教育的差異，看到了一出西方的悲劇。
張愛玲是一個悲劇意識很強的作家，她的生命中固有一種悲劇感，以緻于她的心中充滿悲哀，這促使她以似乎冷酷的現實主義手法揭破了人性的自私、卑陋與扭曲，揭示了芸芸衆生的孤獨飄浮感、命運的困頓和生命的虛無幻滅感。
張愛玲終其一生都是封閉、孤獨的。雖出生命門望族，但從小就過着孤寂而凄涼的生活；曾在上海名噪一時，卻又遭遇了刻苦銘心的愛情悲劇；晚年獨居海外，杜門謝客直至在故鄉的中秋月明之夜客死他鄉。孤獨與寂寞成為她生活中最重大的情感體驗，這些不可避免地出現在她的作品中，張愛玲的小說幾乎無一例外地籠罩着孤寂的氛圍，作品中的人物都生活在孤獨的陰影裡。
夏志清認為張愛玲是一個深刻描寫“頹廢中的文化”的“徹底的悲觀主義者”而張愛玲自己也說過“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子，爬滿了虱子。”“世上沒有一樣感情不是千瘡百孔的。”……
在她筆下的女性是實實在在的：自私、城府，經得起時間考驗。就是這些近人情的角色的永恒性加重了她文字裡蒼涼的味道，反複地提醒着人們所有現今的文明終會消逝，隻有人性的弱點得以長存于人間。
她在所有的作品中都加注了悲傷的代碼，所以在本來對她就含有悲傷意味的城市——香港逃不出悲傷的色彩自然是理所當然的。
在這些傳奇中，張愛玲真是将香港看了個透。你可以強烈地感受到香港的風景再美，都不屬于你和我。像《沉香屑，第二爐香》的羅傑，在香港做了十五年教授，最終落得個身敗名裂的下場，沒有了立足之地，在他打算離開這個傷心地的時候，才意識到“昨天他稱呼它為一個陰濕、郁熱、異邦人的小城”，才是他“唯一的故鄉”。他在香港栽的這個跟鬥，實在“比别處的痛”。
在張愛玲眼中的香港，就是一個如此令人心碎的地方，在她華美的外表下，其實埋藏了許多悲涼的故事。